扼杀了祖先 就是扼杀了自己

黑人文学大发展的最后 30 年（节选）

1931：作为起点的写作

1993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是 20 世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一位美国黑人作家。作为 20 世纪第一位获得此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和第八位获得此奖的女作家，莫里森克服了性别和种族的双重障碍，成就来之不易。

她的双亲曾是美国南方亚拉巴马州的佃农，为了摆脱贫困，来到俄亥俄州的钢铁工业小城雷恩。莫里森是四个孩子中的老二，出生于大萧条时期的 1931 年。她 12 岁就开始打工挣钱，同时顽强地坚持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读完高中，进入华盛顿市只收黑人的霍华德大学，1953 年获得了英美文学学士学位，后来深造于康奈尔大学，对福克纳和伍尔夫等作家颇有研究，于 1955 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她开始了教书生涯，先在南得克萨斯大学，后回母校霍华德大学执教。在霍华德大学任教期间，莫里森开始试笔，并常和一批诗人及作家聚会，尤其在她婚姻出现裂痕后，更以写作来求得精神之寄托。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莫里森 1964 年离婚后离开了霍华德大学，受雇于兰登书屋做教科书编辑，三年后到总部任编辑。也是在此时，她认真地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活动。她从 1970 年第一部作品出版并蜚声美国文坛起，迄今已创作了七部小说：《最蓝的眼睛》《苏拉》《所罗门之歌》《沥青娃娃》《宠儿》《爵士乐》和《天堂》。除写小说外，莫里森还发表了不少文学评论，收入文集《在黑暗中表演：白色性和文学想象》，并且编辑了《黑人之书》。

莫里森的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和深刻的政治意义。瑞典学院在授予她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决定中，称赞莫里森“在她的以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充满诗意为特征的小说中生动地再现了美国现实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莫里森的作品反映了黑人在美国社会中，在他们各自生活的环境和集体中，在被种族歧视扭曲了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对自己生存价值及意义的探索。莫里森通过人物的命运表明，黑人只有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才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所罗门之歌》：一首歌谣的情感密道

莫里森的第三本小说《所罗门之歌》在内容和所反映的现实方面比前两部作品（《最蓝的眼睛》《苏拉》）都更为深广，人物也更为复杂。

小说描写了麦肯·戴德第三自我认识发展的过程。他离家去找寻父亲和姑姑早年发现、但后来不知去向的黄金，结果寻到了自己的根，了解了有关自己祖先的传奇般的历史。

麦肯的经历象征了黑人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吸取精神力量，充分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莫里森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意图时指出：“我的作品就是要说明，这（即保持与祖先传统的联系）正是我们的任务。一个人要是扼杀了祖先，就是扼杀了自己。我想指出这样做的危险性，表明那些完全依靠自身、不去自觉地与历史传统接触的人不一定有好下场。” 

对待不公正的社会，《所罗门之歌》中的黑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麦肯第三之父和白人有杀父之仇，为报此仇，他杀死了一个偶遇的白人老头。此后，他对白人世界的报复全部反映在他不断聚集财富的努力上，而且千方百计要儿子也和他同心合力地赚钱。

这种认为只有通过物质财富的积累才能保证黑人得到真正自由的信念，使麦肯第二逐渐丧失了天良。他甚至用枪逼着贫苦的黑人房客交房租。

他的妻子露斯更是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牺牲品。作为一个有钱的黑人医生的独生女，母亲又很早去世，她孤零零地长大。作者在露斯身上表现了把自己作为男人的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的女人的可悲可怖的命运。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生活的麦肯，只有和姑姑及好友，一个名叫吉他的穷苦黑人在一起时才有欢乐。

对现实的不同认识逐渐使这两个朋友之间出现了不和。麦肯不愿正视黑人在美国社会受歧视的现状。他反正有钱，可以自由地到美国的任何地方，去寻找一个金钱可以买到的“黑人天堂”。

吉他在亚拉巴马州度过童年，父亲死在锯木厂电锯下。他到北方后在汽车厂做工，住在黑人贫民窟，对黑人的处境强烈不满。特别到 1950 年代末、1960 年代初，不断传来各地都有黑人被种族主义分子杀害的消息，吉他的变化更为明显，最后他参加了“七日社”，这个组织专门对付残杀黑人的白人。此后，两人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

麦肯和姑姑之间感情很深，受到姑姑很大的影响。他从姑姑嘴里第一次听到了《所罗门之歌》这首歌曲，它最终帮助他和黑人文化认同。姑姑和麦肯的父亲完全不同，莫里森在她身上集中表现了不受物质社会腐蚀而注重人本身的价值的观念，是所罗门家庭传统的继承者。

《所罗门之歌》 /  [美] 托妮·莫里森 著 / 胡允桓 译 /  新经典 | 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

生活在美国社会中的黑人和黑人群体不可能不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大量黑人离开半封闭的黑人社区，受教育机会的增加使相当一部分黑人青年进入父辈们不敢想象的行业。这一切会给黑人民族、黑人群体和个人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宠儿》：无数死去黑奴中的一个

在一个真实的故事（该事件收集在莫里森编辑的《黑人之书》）触动下创作的《宠儿》中，莫里森离开了当代美国，以 1873 年为轴心展开小说的情节。

在美国历史上，这是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南方重建时期，黑奴得到了解放，但是蓄奴制的恶果仍压在黑人的身心之上。三十几岁的女主人公塞斯和女儿丹佛住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蓝石街124号。作者一开始就告诉读者，这所房子里闹鬼，丹佛的两个哥哥已经不堪忍受，离家出走了。奶奶贝贝·萨格斯也已去世。

小说在两个层面上逐渐展开：一个是 124 号的现实，一个是生活在人物记忆中的蓄奴制下的快乐农场的过去。

塞斯在餐馆做工，丹佛独自在家，她没有朋友，谁也不愿到这个闹鬼的房子里来，因此只有寂寞的她欢迎这个鬼魂。这是一个怒气冲冲的小小的怨鬼，砸镜子，在蛋糕的糖霜上按上小手印，摔盘子摔碗，把家具晃得吱嘎乱响。

这时，当年快乐农场上的黑奴之一的保尔·D 走进了塞斯母女这平静又不平静的生活。他的到来，引起了塞斯对过去的记忆，展开了小说蓄奴制层面上的叙述，小说在现实和回忆的交叉中发展。

当年的快乐农场不大，主人加纳算得上是个善待黑奴的人。他有六个黑奴：保尔·D、保尔·F、保尔·A、西克索、霍尔和塞斯。他信任他们，从来不用侮辱性的语言称呼他们，因而常常受到其他奴隶主的攻击。

霍尔提出，他愿意用五年的星期日的劳动换取母亲贝贝·萨格斯的自由，加纳同意了，并通过主张废除蓄奴制的白人朋友波德温帮助贝贝在辛辛那提住了下来。霍尔和塞斯结婚，有了三个孩子。生活似乎还算善待他们。

加纳先生死后，他多病的妻子找来了被称作“老师”的亲戚为她经营农场。“老师”和他的两个侄子完全不把黑奴当人看待，任意欺凌，于是黑奴策划逃跑。在六个黑奴中，保尔·F 已经被卖。在出逃过程中，保尔·A、保尔·D 和西克索被抓回来，一个被吊死，一个被活活烧死，保尔·D 被带上镣铐、嘴里上了铁嚼子卖掉。

塞斯在约定的地方没有等来丈夫霍尔，只得把三个孩子交给秘密来接应他们的人，自己回去找霍尔。孩子被秘密通道的人送到了奶奶贝贝·萨格斯处，但是塞斯不但没有能够找到霍尔，自己也被“老师”的侄子蹂躏毒打。她惦记着已送走的一岁多的女儿需要吃自己的奶，就挣扎着拖着怀孕又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身体逃离了农场。她在俄亥俄河旁的树林里临产，多亏遇见了一个离家出逃的贫穷的白人姑娘艾米救了她，生下了孩子。为了表示对艾米的感激之情，塞斯用艾米的姓丹佛给女儿取了名字。

母女二人被一个专门在俄亥俄河上偷渡逃奴的自由黑人“付讫”救过河，到了没有蓄奴制的俄亥俄州，再由黑人女子爱拉送到婆婆贝贝家中。不料没过多久，“老师”带人持枪追到了124号。塞斯远远看到“老师”那顶熟悉的帽子，就一把将两儿两女拉进院中的小棚子里。等到人们找到她时，她已经用手锯杀死了一岁多的女儿“宠儿”，正要把丹佛往墙上摔。她宁愿杀死孩子，也不愿他们落入“老师”之手。

塞斯因杀婴罪被捕，在波德温和废奴协会的帮助下，塞斯案的性质从杀婴变为对蓄奴制的反抗，因此她不久就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她给这个被自己杀死的还没有名字的女儿立了一块刻有“宠儿”字样的小墓碑，而家里从此就有了小姑娘幽灵的出没。

《宠儿》/ [美] 托妮·莫里森 著 / 潘岳 | 雷格 译 / 新经典 | 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

在《宠儿》中，蓄奴制下的生活是通过人物的回忆表现出来的。触发回忆的是保尔·D 和宠儿的出现。

宠儿的到来使塞斯产生要这个被自己杀死的女儿理解自己的行为的渴望，从她的内心独白中，读者才得知一个母亲杀死自己心爱的女儿的前因后果。保尔·D 也是在重见塞斯后，才向这个共同经历过苦难而他一直爱着的女人说出了连自己也不愿再想的一切：他如何戴着镣铐和口嚼子被卖，如何和其他黑奴一起企图杀死恶毒的新主人而被捕并在用铁链锁在一起的“囚犯”队里干活，如何逃跑后因印第安人相救而活下来。

蓄奴制的残酷和恐怖以及对黑奴身心的摧残在倾诉和内心独白的交错中被揭示了出来。这是塞斯和保尔·D 的故事，也是所有黑奴的故事，它们的具体细节可能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莫里森没有给死去的小姑娘一个名字，而以“宠儿”来称呼她的寓意所在：她只是无数不为人知的死去的黑奴中的一个。 

“如果没有政治，就玷污了作品。”

综观莫里森的全部作品，可以看出，她是位对待创作极其认真严肃的作家。她重视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也重视如何以高超的艺术技巧使小说发挥这个作用。

在《根性：作为根基之祖先》（玛丽·伊文思编辑: 《黑人女作家：1950—1980》）一文中，她指出：“小说应该是美的、有力的，但同时也应该发挥作用。小说应有启迪性，应能开启一扇门，指出一条路。小说中应反映出矛盾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她进而强调，“作品必须具有政治意义，作品的力量必须在此。在当今文艺评论界中，政治是个贬义词：如果作品中有了政治，就玷污了作品；我认为，恰恰相反，如果没有政治，就玷污了作品。”

莫里森之所以如此重视作品的政治亦即社会意义、作品的启迪性，和她的出身有很大关系。在贫困中长大的她在离开故乡后，始终不忘黑人社区，不忘普通黑人群众的苦难。

她利用小说这个形式，因为她想到，在黑人大规模脱离土地流入大城市后，传统文化失去了民间口头传说这一载体，“我们在家里不再听到那些故事了，父母不再和孩子们坐在一起，给他们讲述过去我们听到的那些传统的民间神话故事和传说”。

莫里森认为，正因为如此，小说成了继承传播黑人民间文化传统的有力工具。她对黑人文学的界定也反映了这一思想。她说，黑人文学不只是黑人写的作品或有关黑人的作品或使用了黑人喜用的词语的作品，它还应该是同时包含了黑人民族与文化传统中特有成分的文学。

莫里森在追求作品的社会意义的同时，还十分注意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对她来说，作家的责任就是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既有鲜明的政治性，又有无与伦比的美。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

莫里森的艺术成就之一，是她在小说中成功地吸取和发扬了黑人文化传统中独特的魅力，把从黑奴时代起就开始流传的民间口头文学的传统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她要求自己的作品要适于朗读，要具有黑人传教士布道或黑人音乐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要留给读者参与的天地，不仅要打动读者，而且要他们和人物一起去哭、去笑、去思考、去变革，和作者一起进入叙述的程序，去填补作者刻意留下的叙述空白。

莫里森还善于利用群体背景话语，这和黑人口头文化的广泛流传也是分不开的。在黑人长期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的岁月里，知识的传播主要依靠口头媒介。读莫里森的作品时，总能清楚地感到这种存在于主话语之外但又和主话语相互作用的群体背景话语的存在。

莫里森作品的又一特点是它的魔幻色彩。她认为，黑人既现实又富于幻想，善于接受超自然的魔幻力量。一些在别人看来怪异难信的事情，在黑人民间传说中视为当然，为人们所接受。莫里森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但她却能使读者把疑问置于一旁，被故事本身的魅力所吸引，悟出怪异现象的寓意。

莫里森的作品中还常常出现这样的具有启迪性的老人的形象。他们往往是民族传统的体现者，作者称之为“祖先的存在”，认为这能反映出作家的历史感。她说：“我的作品就是要说明，（保持与祖先传统的联系）正是我们的任务。一个人要是扼杀了祖先，也就是扼杀了自己。”

莫里森的作品植根于黑人文化传统，同时在创作技巧上又广泛运用现代手法，十分讲究叙述角度的运用。她把黑人特有的传统表达方式和精湛的叙述技巧相结合，使紧扣美国黑人历史和现实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决定中也指出了莫里森的这一特点：“人们喜欢她无与伦比的叙事技巧。她在每本书里都使用不同的写作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

莫里森的作品正是由于在内容上反映了美国社会中黑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发展，表现了对黑人女子命运的关切，以及对黑人文化传统和独特的语言使用的继承，在艺术上的创新追求，因而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黑色火焰：20 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

王家湘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17 年 7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