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我们仍 需要向死而生

叛逆者，君主创之以恫喝天下之名。——《仁学》

除了名字，北半截胡同几乎形同消失。41 号，浏阳会馆，33 岁的谭嗣同 1898 年 9 月 24 日在此被捕，不久死于非命，为短暂的戊戌变法抹上最鲜艳的血色记忆。

相邻的南半截胡同看上去还是“胡同”模样，这里的 7 号绍兴会馆曾住过鲁迅。1919 年，他在这里写下一篇小说《药》：华老栓费劲买来的新鲜人血馒头，却没有治好儿子的病。在充满隐喻的文字里，作者感叹革新者为民众奋斗丧生，后者却不了解前者“牺牲”所为何事。戊戌年刑场看客的喧嚣，日俄战争中围观同胞被杀的热闹，如阴郁的历史暗流，渗入鲁迅敏感的神经。

一

南北半截胡同并非一条直线，这在北京并不罕见，却给找路的人带来不少麻烦。尤其是几座金融、电信大楼从中拔地而起，更令人不识庐山真面目。问了几位路边老人，我绕了几圈才知北半截胡同其实就在自己脚下，它已经消失。不过浏阳会馆还在，甚至比以前更加“突出”。城市改造把原本位于胡同深处的会馆推至醒目之处，端坐于菜市口大街路边，只有地理标记还坚持着“胡同”的称呼。周围的一切日新月异，让这里略显破败。

谭嗣同回忆八九岁时在此读书，这一片地绝萧旷，巷无居人，后临荒野。周围数十里苇塘麦陇，看起来一副乡村模样。向远处看去，收入他眼帘的便是“西山晚晴，翠色照地，雉堞隐然高下，不绝如带”。

谭嗣同故居——浏阳会馆

浏阳会馆门口刻着“谭嗣同故居”，但并不显眼。它立于 1991 年 3 月，那时这里还叫宣武区。谭嗣同笔下的“京师宣武城南”，一直是旧时京城会馆集中之处，不过宣武区和崇文区如今已被抹去，广大的内城腹地如今统称西城、东城区。除了定义方向，历史感似乎并不被欢迎。群居于浏阳会馆的居民们同样不欢迎莫名其妙的外来客，却也处之泰然。

院子里杂乱无章，屋顶衰草丛生。抬头看去，一棵巨树矗立院中，俯视着熙来攘往的街道，自有一番气魄。北面几间为谭嗣同旧居，9 到 13 岁时他住在这里，短暂的一生不少文章完成于其中一处书斋，他将之命名为“莽苍苍斋”，并以《莽苍苍斋诗》为名收集了自己 30 岁之前的诗作。1898 年，抱病回到北京的谭嗣同正是在此等待死神的光临。9 月 24 日被捕时，距离光绪帝接见仅仅过去 19天。一个月前，他从南方北上，满怀希望地投身一场令人激动的变法。

不远处的菜市口地铁站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交通中心，从地下铁钻出来走上几百米，便可抵达浏阳会馆。1898 年 9 月 28 日，谭嗣同与“军机四卿”中的其他 3 位杨锐、林旭、刘光第死于菜市口法场，杨深秀、康广仁同时遇害。就义之日，谭神闲气定，“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梁启超语）。

“中国所需要的是青年的血液，而我们在康有为和他的死义的诸同僚例子中，看到这种旺盛的精神是充沛的”。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愤愤不平，发出断言：“这些人的精神是继续存在很多人中间的，改革一日不完成，他们不会一日休止”。假以时日，13 年后谭嗣同是否会成为一位轰轰烈烈的革命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历史无法假设，留下的永远是冷冰冰的后见之明。谭嗣同之死虽然壮烈，后来却被人视为过度相信死亡刺激之效，不少人为之抱憾，认为谭只是死于他所期待的理想君主。持类似观点者包括钱穆和李敖。

谭嗣同

按照梁启超的回忆，谭嗣同确实说过：“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但他同样说过，死君者是一种“宦官宫妾之为爱”，因此“决无死君的道理”。可以肯定的是，1898 年的谭嗣同，已认定流血与国家革新之间存在某种确定的因果关系，从而抱定赴死决心。“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在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视死如归的情愫可能萌发已久。光绪二年，母亲和兄、姐 3 人在一场瘟疫中相继死亡，谭嗣同则几入地狱之门，昏迷3天竟幸运醒来，因此得赐“复生”之名。昏厥与白喉此前已多次光临这个少年，每次都差点要了他的命。实际上，直到清代，夭折仍是每个中国家庭最常见的可怕威胁，甚至皇家儿女。根据不同评估，大约20%—50%的儿童无法长大成人。鬼门关前几度徘徊，没人知道谭嗣同自此会如何看待死亡。“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这句体悟后来被他写入《仁学》，“好生而恶死”这种滋扰平常人的心态则被谭认为是“大惑不解”。人生终极难题也许在过早的假死体验中获得解答，不过对谭嗣同来说，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圣精神的开始，还是宗教救世精神的光临？则无人可知。

令谭嗣同死而复生的那场瘟疫，发生在帝都北京的一个春天。1865 年，谭嗣同出生于此，籍贯虽属浏阳，但父亲从生命之始已把他带出故乡，直接来到国家政治中心。他的出生地距离菜市口很近，短暂几十年的人生往返和变幻无常，竟完成于咫尺之间，生如夏花的人生轨迹始于一个绚烂的地名：烂缦胡同。

烂缦胡同，曾被称为“烂面胡同”。谭嗣同自述搬到库堆胡同（浏阳会馆）之前，他出生于“孏眠胡同”，或称“懒眠胡同”。清人赵吉士描述说：“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烂面胡同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悯忠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隅，疑为幽州节度使城之故壕也。”（《寄园寄所寄》）今天从烂缦胡同西拐仍可通往法源寺，即唐代悯忠寺所在地。清代这里因聚集6个会馆，其间山花烂漫故改此名。

懒眠胡同（今称烂缦胡同）

这是北京最古老的南北向胡同之一，穿行其中，传说中住过翁同龢的常熟会馆和住过康有为的东莞会馆均不见所踪，或许仍隐于大片民居深处。1831 年，龚自珍把住了几年的上斜街 50 号宅院卖掉，搬入距此不远的烂缦胡同。几年之后他南下丹阳书院，病死于鸦片战争爆发次年。龚自珍预感的时代风暴随后而至，国家自此面目全非，只得以腐朽之躯面对来势凶猛的新世界。24 年之后，谭嗣同在这里出生，波澜不惊的烂缦胡同就这样目睹两代求变者的归去来兮。龚自珍用批判和狂狷无法改变的老大中国，谭嗣同想用变法和鲜血一搏。

谭宅旧址位于何处已不可考，一位老人告诉我大约位于湖南会馆南侧。后者被修缮保存下来，因为毛泽东曾活动于此，它变为胡同里一处爱国教育场所。1919 年 12 月 18 日，毛和湖南代表团 40 人赴京，联络湖南籍官绅共同讨伐湖南督军张敬尧，此前毛创办的《湘江评论》被张查封。当年 12 月28 日，烂缦胡同湖南会馆人声鼎沸，“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在此召开，熊希龄等 3 位湘籍议员被推为代表，向北洋政府最高层主张湖南民意。

不知毛泽东有没有到过几百米外的浏阳会馆，不过他对谭嗣同尊敬有加，称这位湖南先烈“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与谭嗣同相似，毛对湖南感情复杂，既充满湘人的自信，也不满于保守之风。谭嗣同称湘人不幸处于未通商之地，“不识何为中外，方自以为巍巍然尊”。《湘江评论》以同样口吻写道：“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军阀派系之争令“驱张运动”终获成功，此后毛泽东走得更远。1920 年，他一边忙着筹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一边积极鼓动湘省独立。与李石曾、李大钊接触后的未来政坛领袖，头脑中混杂着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日益感到旧手段解决不了“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进而转变成一名更加激进的革命者。

《湘江评论》

五四运动此时刚刚落幕，这场从北京、上海发起的民族主义运动，裴士锋却看到了湖南的另一番景象：“国是湖南，侵犯湖南的帝国是中国”。五四运动在那里转变为另外一项运动：“完全不关心中华民国的存亡，其主要宣传反倒主张湖南自立为另一个国家。”曾任教长沙雅礼中学英文教师的裴是史景迁弟子，对湖南抱有浓厚兴趣。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里他将现代湖南人性格的源头追溯至17世纪的王夫之，称其为数代湖南行动主义者的精神导师。“透过他，他们能离开帝国传统，指出他们的湖南家乡独特的新思维模式。他们相信，他的反抗与蔑视当道的精神流淌在他们湖南人的血液里。”

辛亥之前，这些行动主义者包括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杨毓麟，以及此后搅动民国政局的黄兴、宋教仁和蔡锷。湘省本为多民族之地，却素有中华文化传承的强烈自觉，宋代之后北人南移，尤其如此。惟楚有材的文化自豪感令湖南为维护正统文明不遗余力，近代湘军对抗太平军、辛亥反抗异族统治，均可见这种激情。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老话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曾国藩、左宗棠等中兴之臣挽救清廷于既倒，让谭嗣同这样的后来者深感不安，甚至一度“耻恶湘军”。与主张“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的曾国藩相比，谭嗣同开始的新一代湖南知识精英，赋予了自身更多反叛者角色。

二

对很多中国人尤其是 1949 年前后的一代人来说，知晓浏阳并非因为谭嗣同，而是通过一首红色歌曲《浏阳河》，它改编自 1950 年代一首土改歌曲——花鼓戏《双送粮》。浏阳河流域堪称革命沃土，一批近代革命者诞生于此，如果从大湘江视野观之，这个群体的规模更为庞大。

位于浏阳河之北、名称源自“山水阴阳”传统的浏阳还有一个洋气的别名：“东方小瑞士”。小城四面环山，风景优美，不过谭嗣同故居才是市区最为知名的景观。“大夫第官邸”位于一条繁华的街边，古色古香的韵味使它格外突出，如今这里作为爱国教育场所免费对外开放。这处府宅和包括墓地在内的几处谭嗣同故迹，迄今已为当地吸引千万外来客。

不过直到 1877 年，12 岁的谭嗣同才第一次回到故乡。那时浏阳非常保守，人们在这个山谷里的小城耕植自足，不愿离开故乡，甚至几代人足不出城终老于此，以致本地从军者人数“视它县无十之一”。谭氏丁男也不例外，“尤惴惴不敢远出”，谭嗣同在《忠义家传》里描述说。不过先后考中举人、进士的谭继洵，仕途不断升迁，不仅将子嗣带出故土，也让他们很早脱离日常生计的泥沼，这或许培育了谭嗣同的早慧，使他在同龄人中过早成为一名思想者。

唐才常（ 1867 — 1900 ），字伯平，号佛尘，汉族，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领袖。

远游而归的少年回到祖居不久便认识了比自己小两岁的唐才常。这是 1877 年，谭嗣同 12 岁，唐才常 10 岁。“外似温柔，内实刚劲”，唐才常后来描述梁启超的这句用来形容他自己却很适合。体态颇壮的唐心怀锦绣文章，才气逼人。他和谭嗣同均拜在浏阳举人欧阳中鹄门下，在致先生的一封信中，谭嗣同把自己和唐才常做了一番比较：“才常横人也，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地球，视地球如掌上”。“纵人”谭嗣同喜欢远足，特别是 1883 年之后的那 10年，他驰骋诸省，鲜衣怒马，遍结豪杰，西至新疆，南到台湾。古典中国的游侠精神虽消失于精英阶层，却一直蛰伏于民间，千百年之下仍隐约可见，谭嗣同欣赏日本人带剑行游的悲歌叱咤，对那些视游侠为匪人的儒者则嗤之以鼻。

眼界大开的谭嗣同不安于现状，他慨叹中国困于君权，和唐才常一起在王夫之的著作里寻找本土“民权”脉络，共同成长为英气勃发的新一代湖南变革者，中日战争后这种渴求更加明显。1894 年的中国犹如德沃夏克这一年创作的《诙谐曲》，前半部分欢快，后半部分忧伤。年初忙于庆典的帝国，弥漫着皇太后六十寿辰的喜庆气氛，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却在下半年不期而遇。“蕞尔小国”的迎头痛击，如巨浪迎面拍来，紧接着便是一连串令人目瞪口呆的惨败，狠狠地在一代中国人心中划下难以愈合的伤口。失败笼罩之下的危机与反思，成为无人可躲的悲壮国运，它改写了无数人的生命轨迹，两位浏阳的年轻人亦在其中。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马关条约》签署一年之后，谭嗣同写出 1896 年无比真切的国家忧伤。这一年，力主变革的《时务报》横空出世，政改呼吁不久从上海吹向长沙，谭、唐二人加入新成立的时务学堂和《湘报》，并担以重任。1897 年，摩拳擦掌的梁启超奔赴长沙，幻想立即来一场中国版明治维新，他眼里的湖南堪比长洲、萨摩二藩，可以扛起强天下而保中国的重任。因《时务报》爆得大名，24 岁的梁入湘获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带来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热浪。在省内外新旧势力的不安目光和一片争吵中，湖南改革风生水起。时务学堂之外，《湘报》是改革者另一个重要平台。主笔谭嗣同忙着回复报纸上的读者提问，发问者包括官员和学生，内容则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不久，南学会在谭主导下成立，它看上去很像一个准地方议会，地位非同一般。1898 年 2 月首次聚会便吸引了包括巡抚陈宝箴在内的 300多名湖南精英。谭嗣同的口才自此有了新的舞台，集众讨论每 7 日举行一次，他常在此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

谭嗣同（左二）与时务学堂教习合影

“谭嗣同辈倡大义于下，全省沾被，议论一变。”入湘不久梁启超就发现了新战友的价值。事实上，湘省新学并非外来者开启，而是萌芽于小城浏阳，起步于 1895 年一个 16 人组成的“算学社”。它规模很小，成立却费了一番周折。谭嗣同得到湖南学政江标的支持，但后者将一所书院改为算学馆的决定还是遭到保守人士抵制。孕育改革火苗的算学馆最终开办起来，时间虽短却意义重大。其旧址位于浏阳文庙后山奎文阁，今天它属于浏阳一中，成为当地又一处谭嗣同纪念馆。不过它被校园包围因此不对外开放。无数本地精英面对它度过学生时代，离开故乡奔赴各地，其中包括胡耀邦，他的雕塑如今就立于“新算学馆”之前。

嗣同路延伸于小城河边，那里是烟花之都绝佳观景之地。轰轰烈烈的爆炸声里礼花呼啸而起，飞向高空，刹那间两岸亮如白昼，这便是浏阳司空见惯的寻常景象。除了两年一度的烟花节，平日常有外埠购买商试放于此。虽说年年岁岁花相似，每逢大事，漫天的灿烂仍吸引人们驻足仰望，特别如我这样的外来者。烟花之美，大概正是冲向黑暗刹那间炸裂的惊心动魄，围观者在此触碰浏阳的灵魂，也忽然读懂早逝的城市之子。

谭嗣同墓距离市区大约只有五六公里，出租司机小罗有点兴奋，他是地道的浏阳人，却没有去过那里。谭嗣同遗体从北京送回故乡后，1904 年迁葬浏阳牛石乡小水村，现在它已改名嗣同村。汽车凭借导航前进，开到一个小山坡的水泥台阶之前，眼前一片田园风光。拾级而上，“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府君之墓”赫然跳入视野。墓地不大，却气势不凡。墓前青草茵茵，立有华表与石虎、石马，累积的残香显示它并非一个被人遗忘之地。墓碑为谭炜所立，这个侄子被家族按旧例过给谭嗣同一脉继承香火。此前，谭嗣同夫妇生有一子，不幸一岁夭折。墓侧一个指示牌写着简单的小字，提示几百米之外是谭嗣同夫人李闰之墓。我独自穿过一条曲折的丛林小径，几个拐弯后来到那里。李闰出身湖南名门，丈夫去世后这位令人尊敬的女士投身于当地教育和公益事业。1913 年，她变卖部分家产为丈夫设立祠堂。60 岁生日之际，李闰收到康有为送来的横匾“巾帼完人”，至今悬挂于浏阳谭嗣同故居之内。

“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谭嗣同在一封信里这样告诉夫人，这句话被刻在故居一侧塑像身后的石碑上。那是 1898 年 6 月 21 日，写信的谭嗣同忙着准备北上，得旨进京入职真是出乎他的意外，个人抱负和国家命运或许就在即将展开的一场变法中绝处逢生。

三

谭嗣同没去过日本，却坚信变法急需效法的对象莫如东瀛。这种改革理念更多来自康有为，它可以追溯到“日本通”黄遵宪所撰《日本国志》。“我请皇上看一看日本在采用近代方法来改革之前，曾克服了一些什么困难。日本封建军阀的权力，较之目前中国这些顽固的大臣们是大多了，但明治天皇采用适当的政策，委任了一些年轻而精明强干的人以及下级官员们来辅助他。他命令其中一部分人在国内做改革的工作，另外一部分人则派赴西洋各国考察，因此他们回来之后，就把日本变得像今日这样富强。”政变发生后康有为逃到香港接受《孖剌报》采访时如此回忆。明治维新是戊戌变法者的理想，康认为政俗与中国相似的日本模式足可避免走冤枉路，因此“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他把记述日本维新变革的《日本变政考》提交光绪参考，宪法和议会是其突出之处。当1898年9月伊藤博文来到北京，光绪以亲王礼节接见，恳请日本人协助中国政改。皇上的改革决心得到知识精英和部分官员的支持，他们不满时局，是帝国最具危机感的一批人士。不过很多人始终把这次“维新”视为康有为主导的变法，而非合力之举，很大原因在于牺牲的戊戌六君子充满康门色彩，其中包括他的弟弟康广仁。后者之前已经感到事情不妙，称兄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

谭嗣同（右一）

算起来谭嗣同只能算康有为的私淑弟子，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与万木草堂正规入门弟子们不同，南下寻康有为不遇的谭嗣同对前者“理论”的认同，最初来自梁启超转述。梁的话令他为之感动、喜悦，从此自认入了康门。不过几年之后，谭嗣同在另外一篇文章里（《王志》），同样声称自己是王船山的私淑弟子。

南海会馆与浏阳会馆隔着一条马路，遥遥相对。2015 年这里变成一片瓦砾，一场巨大的拆迁重建正在进行。虽然我不是第一次来，却被规模浩大的施工搞得不知进退。走了几圈发现自己仍被挡在工地之外，不得而入。几番周折后，围挡中的一个缺口终于被我发现，穿过字牌，一片空旷的瓦砾堆迎面而来，几棵大树散布其中，它们孤独地立于废墟之上，满目荒凉竟生出一种后现代视觉。四处看去，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古树环绕的宣南读书之地。

米市胡同 43 号，南海会馆旧地，进来拐个弯走过残垣断壁和几个临时小卖部，便可见这处颓废的老屋，康有为曾给它起了一个浪漫名字：“汗漫舫”。1895 年，政治激情和不安弥漫北京，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此忙着策划出版一份新报纸。来京会试的士人们那时心情差不多，满脑子都是被日本打败的耻辱，跨越体制和地域的变法共同体由悲愤的心情迅速集结。康、梁从南海会馆登上了更大的舞台，却苦于人微言轻，没有机会把政见传递到最高统治者。“公车上书”正如其名，古韵有余，效果有限。此时他们想起读过的西人新报刊，特别是热衷政治讨论的《万国公报》。获得过该报征文六等奖的康有为和当过李提摩太秘书的梁启超，对这张经常批评中国政府的报纸很熟悉，并深受影响。因此他们的新报干脆冠以相同之名，后来才更名《中外纪闻》。

来到中国不久，广学会就认真搞起思想启蒙，主要手段之一便是出版《万国公报》。该报不少文章为梁启超看重，后来收入他的《西学书目表》。传教士使用书面汉语印刷报刊，除了突破传播上的方言局限，主要为影响中国士绅阶层，为此广学会曾一次将 1200 份《万国公报》分送给杭州、南京、济南和北京的科举试场。西方出版者并不满足停留于宗教劝吁，而是鼓励中国政治改良，从一个自负的旧帝国走向他们希望的文明开化。这张报纸存续28年，实际出版 677 册，新思想成功扩散于中国精英之中，读者既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孙家鼐等政界大员，也有王韬和孙中山这样的体制外活跃分子。林乐知和李提摩太的名字在不少地区几乎家喻户晓，一名叫利特尔的传教士甚至在四川内地发现，那里的人都知道《万国公报》。就影响 1898 年变法而言，《万国公报》居功甚伟，远非其他报刊可比。而对于康、梁来说，新报不仅是渠道，也是变法本身，因此梁启超直接在《戊戌政变记》中把林则徐当年创译西报之举，称为“实为变法之萌芽”。强学会被封后梁流浪于京，一时没有其他更好出路。好在 1896 年，《中外纪闻》的精神从北京传递至上海，《时务报》当年创刊便一纸风行，次年发行量一度高达 12000 份。这个规模为《万国公报》3 倍之巨。这得益于围绕报刊的众多知识同仁，其中也包括谭嗣同，他名列《时务报》董事，一度在南京等地为推广报纸四处奔走，下了不少功夫。

南海会馆的言论政治传统在米市胡同被传递下去，64 号泾县会馆后来一度变成《每周评论》编辑部。近代中国的政治失败令文化挫折感如影相随，与现实政治高度嵌合的儒家思想首当其冲。人们从谭嗣同的《仁学》已能读出不安的味道。知识精英对自身文化的疑虑与日俱增，终于激变为一场全面清算。五四一代的知识人继续以言论参政，虽然他们所讨论的很多话题，已被梁启超、谭嗣同们多多少少说过一遍。不过后人并非没有超越前人，至少有一点很明确，陈独秀们与传统的决裂，显得更加坚决和无情。

谭嗣同、梁启超的住处距离南海会馆只有 1000 米左右。穿过低矮的平房，他们可以随时来到“汗漫舫”讨论时局，密谋变法。梁启超住的是粉坊琉璃街新会会馆，那里和米市胡同本可以穿过一片平房曲折来往，如今隔着一大片拔地而起的新楼。新会会馆位于粉坊琉璃街路口 115 号，梁启超成婚于此。这条街道本在拆迁扩建之列，破落的小屋却凭借历史名人得以保留。尽管不仔细看，往来行人很难注意到门口文物标记上“梁启超旧居”几个字。我到新会会馆至少探看过3次，院里经常空无一人，只有几间破败的危房和一堵破墙面对访客。2018 年夏天，那间破败的老屋被一片蓝色工地挡板围起，看起来施工在即。院子南侧的临街马路围墙已焕然一新，画满了二十四孝这样的传统文化。

2018 年，南海会馆仍被临建围墙包围，看上去和几年前竟无变化，除了那个出入口已被彻底封闭，再次造访“汗漫舫”已无可能，它已彻底变成一片工地。北京内城不少建筑躲过了 1950 年代的国家改造，却难以摆脱开放时代的建设浪潮。拆除和保护，时而妥协，时而冲突。南海、新会和浏阳会馆终于在一片打打敲敲中保留下来，它们被夹在一片高档楼盘之中，旧貌即将换来新颜。

四

除了丁香花开，法源寺平常日子少有人至。与京城热闹之处不同，这里自有一番独特味道。它罕见地消解了规划感，踏入大门后几乎每一处庙堂前的花木都带着摇曳多姿的野趣，就连卖票的事也在很长一段时间由门口一个不起眼的杂货铺代理。此情此景和寺前广场上长年聚集的老人、京戏，一起散发着南城温和的平民气息。

《远去的足音》，作者：王京西。

谭嗣同故居近在咫尺，此处因此时常被人误为密会袁世凯之地，戊戌变法的命运与1898年9月18号那次会见密不可分。3 天之后，感到人身威胁的慈禧终止新政，从幕后重归前台掌握最高权柄，袁世凯则终身难逃告密嫌疑，尽管这种说法历来歧见纷纭。无论如何，谭、袁见面构成谭嗣同悲壮历史叙述的重要一幕，这一形象在他押赴刑场吟诗就义的一刻，臻于完美。垂死的国家、昏聩的统治者和麻木的看客，一起为早死的觉醒者完成先驱传奇，而那些后死者虽有更加漫长的故事和话语能力，却难免踩错节拍，或莫名其妙被命运抹上几笔油彩，扮相变得复杂、走形甚至滑稽。聪明如严复、孙中山和康有为，皆难避免。

戊戌政变之后，变法领袖康有为的形象日益复杂，政治行动变得犹疑而暧昧。不过所谓康党真的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吗？就 1898 年而言这似乎理所当然，以思想根脉和各自行动观之却令人生疑。这个团体立足于广东，依赖古典师门之义维系，较之派别林立的革命党人，至少在表面上显得更加团结，毕竟性格桀骜如章太炎那样公开叛出师门，总是罕见之事。但与广东诸弟子不同，谭嗣同身上始终弥散着一种壮烈气质和行动主义色彩，也因此和唐才常一起被称为维新派“左翼”，前者策划“围园杀后”于前，后者策动武装起义于后，终于前赴后继倒在血泊之中。

“最近慈禧太后在北京所处死的六个青年，无疑地，历史将以爱国者的名义给予他们，因为他们是为国家的利益而贡献了自己的性命。”“他们来到北京并不是希求高官显爵，以便搜刮人民而自肥，而是以发动和平的维新改革为唯一目的。”1898 年 10 月 8 日，《中国邮报》谴责北京杀害六君子。虽然这份报纸并不认为变法者的改革计划足够聪明，但仍对此给予敬意，赞扬“他们的动机是高贵的，他们光荣因此也是不朽的”。不过光荣与不朽尚待未来人书写，眼前等来儿子死讯的谭继洵却只能感受悲伤。这一年他已经75岁，白发人送黑发人，悲愤却不敢发作。一生谨慎的谭继洵对“变法”这种事一直敬而远之，此刻只能用挽联发泄自己的不满：“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谭嗣同死后湖南万马齐喑，“谣言四起，同人星散”。唐才常悲愤满腔地写下“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这并非虚言，他带着这种情绪走上更加直接的激烈行动。1900年8月自立军事败，唐面对审讯的郑孝胥仍是一句：“勤王事，酬死友，今请速杀！”

自立军起义号称“勤王”，却是一次复杂而充满矛盾的行动，期间不时上演偶发“事故”，策划者包括康有为，得到孙中山的支持，最后的镇压者却是张之洞。主导实际行动的唐才常试图借助保皇党、革命党双方之力，乘义和团之乱举事于长江沿岸，结果不幸事泄被捕。1900 年 8 月 22 日，唐才常从容被俘，慷慨求死，以从容姿态向好友谭嗣同致敬，紫阳湖畔则留下了张之洞杀士的恶名。后者一度观望犹豫，却终于下手。县、府、道三试第一名获得者唐才常曾是张氏两湖书院学生，在那里他度过了人生一段难得的“了无束缚”的时光。和谭嗣同一样，遇难时唐才常恰好 33 岁。

庚子年自立军烈士葬于武昌洪山之旁。2018 年夏初，大雨如注，这里变成一处泥泞的工地，需穿过一片瓦砾场才能找到，指引我的是一座巨大的牌坊，它仿佛从废墟里拔地而起。一座巨大的长方形水泥墓地被杂草和散发恶臭的垃圾包围着。此处正在兴建新的科研大楼，落成后墓地或可得到修缮。但雨中站在墓前目睹此景，仍令人无限伤感。自立军是戊戌变革的余绪、辛亥的前章。10 年之后，唐才常倒下的武汉三镇再次成为“反叛”之地，此时物是人非，张之洞已经故去，帝国摇摇欲坠。武昌新军工程营一次不无偶然的冒险，立即给貌似强大的王朝致命一击。

“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前时务学堂学子蔡锷在唐才常殉难之后写到。此后“浏阳二杰”被一再写入历史。不过即使在故乡浏阳，知道唐才常的人也比谭嗣同少得多。尽管市区有一个“才常广场”，但一位本地朋友告诉我，很多人并不知道那是纪念一个人的名字，甚至有人误以为“才常”意指“财常”。好在两条马路恢复了历史记忆，才常路、嗣同路纵横交会于浏阳城内，两个人的生命轨迹在此再次相遇，而建于 1913 年的谭嗣同专祠恰好位于才常路 91 号。

李礼 著

汉唐阳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