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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7夏天意味着酷热 孤独和捡狗屎
塞尔希奥·佳拉尔塞·普恩特
“对遛狗人的来说，夏天意味着：酷热、孤独和用来捡狗屎的黑袋子。” 作为“狗的雇员”，遛狗的人也会有窥探狗主人秘密的快感、穿行不同私密房间的自由，他们以一个特殊的视角，窥探着一座城市内部不同的秘密与细节。 在秘鲁作家塞尔希奥·佳拉尔塞·普恩特的处女长篇《遛狗人》中，详述了遛狗人快乐、灾难与幻想。下文即节选自《遛狗人》，译者张欣宜。
第八章
人们想起浣熊这种动物的时候总会忍俊不禁，尽管他们还不了解它。动画片灌输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没有攻击性的灵活动物的形象。后面一半确实没错，浣熊的每个爪子上有五根手指，因此它的熟练和敏捷是我们任何人都想拥有的；前面一半是假话：浣熊将陌生人看作是敌人。
我在做这份工作之前怕狗，所以很容易就能想到为奥多服务这事会让我多么惊恐。恐惧的罪魁祸首是我儿时一个邻居家的狗：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它咬过我，因为我当时特别迷恋去偷邻居奶奶的钱包，这样就能去商店买点破烂玩意儿了。奶奶总是在钱包里塞点钱去买面包，每次她去面包店，回来的时候总是带着比前一天更少的面包。她待在厨房里沉思，我走进去然后问她发生了什么。她跟我解释说，她不明白怎么可能会丢钱。奶奶，人总是会忘记一些事啊。我对她说。我的谎言将她置于彻底的迷茫，直到第二天。那狗在我拿着偷来的钱逃往商店的途中咬了我。我们小区的狗正如数量众多的狗主人一样，一天到晚都在街上徘徊，无所事事，要么在树下撒尿，要么就打一架，狗和主人都是如此。奶奶的狗是黑色的，好象一只巨型蝙蝠。它一边哼哼，一边把我逼到了车库的角落里。随后，当我佯装要逃跑的时候，它的尖牙就在我的右小腿上咬了一口。我没有哭，只是吓呆了。只有当我向着花园的方向扔了几块糖果它才松了口。我想这就是在奶奶的记忆里过早散步疑虑的惩罚。可是，我是那种从不吸取教训的小孩，于是我继续偷奶奶买面包的钱，然后给“蝙蝠狗”一点吃的，这样我好安全回家：因为自从它咬了我而我扔给它糖果之后，这就是它接受的模式了。
当我与霍塔应聘时，我跟他说，我和狗相处得很好，然后还告诉他一个有趣等事情：我在家里养了一只猴子。我妈妈的一个表哥从年轻时候起就一直住在美国，在一些假期中他会和他的合伙人一起来看我们。他们俩在迈阿密有一个机修车间，对于那些比起阳光却更爱霓虹灯的人（虽然迈阿密阳光十足）来说，那里就是个美妙的天堂。两人来这里度假，去丛林探险。此外，除了度过无休止而放纵的夜生活外，他们还决定留下一份更真实的纪念品：一只大约 30 多厘米高的黑色猴子。合伙人试图贿赂机场的海关，但是最后他们不得不把猴子留给我们。我爸爸将猴子的一条腿绑在厨房的一个储物柜上。学校的同学们不相信我家里有一只猴子，有些访客在进来前就问猴子是不是被绑好了。我奶奶朝它扔各种各样的果皮，喊它丑猴子，然后扔给它更多果皮，大笑起来。于是我告诉了霍塔我家里原来养过一只猴子，仅此而已。对我而言他没有引起我的任何信誉，没有任何欲望跟他说我人生中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那只猴子在两周之后自杀了。那是我爸爸想出来的理论。这个动物自己把自己吊死了。被发现的时候它的脖子上有一条绳子，挂在一个钩子上。爸爸说猴子实在太灵活，绝对有能力不小心把自己吊死。妈妈认同他的理论，而奶奶则问能不能买几只母鸡养在后院里。我已经忘记是否跟猴子一起玩过，它是不是很有趣。我只能记得一个冷冰冰的表情，好像蜡质玩偶般。那么，奥多如果也不小心自己把自己吊死怎么办？
我刚去波苏埃洛区的头几天，奥多一直沉默，也许它认为来人不是个简单的清洁工，而是与它未来获得解放息息相关的重要人物。后来，当奥多发现这人只是个臣服于自己爪子下的雇工之后，它就开始恐吓我。这是它树立尊严的方式，不过我吓得要死，就像“蝙蝠狗”咬我的时候一样恐惧。我的父母对这些冒险一无所知，只要工作结束后枕头没有把我牢牢困住，我就会给他们写一个月度总结：三行话，重复些套话，我会说我很好，聊聊一些关于天气的事情，最后是问候所有人。一开始，妈妈希望我能讲的更多一些。她坚持着恳求我，后来恳求变成了暴怒的控诉，因为几个月过去了，我还是没有理会她。再后来她就放弃了，因为看到距离赋予我彻底的无动于衷。不过，相反妈妈却一直告诉我他们的生活：爸爸报了个英语和电脑技术学习班，打发无聊到死的退休时光；妈妈还在想着做点出口手工艺品的小生意；我姐姐仍然与孩子们和一个没用的老公住在旧金山，消耗着因为一起意外导致昏迷获得的所有赔偿金。当我还在学校时，爸爸经常叫我去做牧师，这样就可以得到金钱、美食和女人。如果当时我有恋童倾向的话，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走上成为牧师之路；这样可以尽情享受孩子们日复一日的陪伴，只有人们发现我的床上藏着孩子，我的行为才可能被当作罪过。最多也就把我关在浣熊的笼子折磨折磨我而已。
我很快就要三十岁了。我姐姐 25 岁时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对我而言，成为父亲没有丝毫吸引力：假如成为父亲意味着我将不得不每天工作超过八小时，或当领导朝我大喊大叫的时候我只能保持沉默，因为我的首要任务是保住饭碗。如果我能遇到一个女人，她把家务委托给我，自己每天早上都出去上班赚钱，那么我肯定愿意抚养孩子。我会给他们换尿布，再说我并不怕被孩子咬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就像是照顾一只刚刚出生的浣熊。我会试着让他在成长过程中不变成个孤僻的动物，也不要被我们每个人内在的性本恶吞噬。我希望他不要像我一样有各种怪癖，比如希望他返工后不会因为没有一张被整理的有条有理的床铺而发愁，希望他在坚持自己的音乐品味（这些当然是从我收藏的音乐集子学来的）的同时不要贬低别人。比如，我将我很难理解他们将吉姆·莫里森（1943—1971，美国诗人、创作歌手）当作英雄去崇拜，因为我认为，莫里森应该是那些将少得可怜的天赋浪费在城市交通里的醉鬼诗人的英雄。走路，当然。因为诗人不管好坏总都是走路的。
提问：我最终会像老井区的老人一样躲开那个假设存在的儿子吗？
第九章
我们分开后，劳拉·宋找了个工作，向她的一位有房子的女性朋友租了一个房间。劳拉是公司里推销最多产品的电话售货员。她那嗓门终于带来了某种收益，用途已经超出了与我吵闹，或者抗拒我对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因为她实在天真了。劳拉不能接受那些因为维护人权和其他高尚值观而备受敬重的组织就像一家海鲜加工厂一样有各种缺点。她原来有一个女领导，最大的功绩就是身为一位秘鲁总统候选人的妹妹，但她会时常与侄子们打排球，而冷落自己应该“关心”的那些贫困农民代表。这件事情她有一回不得不低声承认。
劳拉的声音不再给我找麻烦因为她忙于卖手机和新千年人们喜爱的电子设备。她的那能把我驳倒的声音、让我感觉如棍击的一模一样的话，仿佛她有某种改变任何话的含义的天赋，如今居然能够说服许和拿下许多客户。我想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劳拉·宋声音的潜力。她应该去学心理学，操控她的病人；或者去流行音乐乐队里唱歌，虽然她那宽厚的背部与银铃般的声音非常不般配。我相信地铁艺术家们肯定会嫉妒她的天赋。
为什么所有的地铁音乐家都长得如此的丑？不管是阿拉伯人、罗马尼亚人、拉丁裔的、非洲人、偶尔也有一些迷茫的英国佬或中国人。阿拉伯人和罗马尼亚人唱的那些千篇一律的歌曲汇编非常恼我；非洲人敲着他们的鼓，或者学鲍勃·马利（1945—1981，牙买加唱作歌手，雷鬼乐鼻祖）的动作，像史提夫·汪达（1950— ，美国歌手、作曲家）一样在键盘后摇摆。拉丁美洲来的喜欢吹长笛和排箫，弹吉他和恰朗戈（主要在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等地流行的拨弦乐器。），或模仿超市商场那些流行歌手的某种伪存在主义，简直就是奉献一台可悲的表演。 当浪漫歌手或阿拉伯人和罗马尼亚人登上我所在的地铁车厢，我就会换到前一节去。他们的手风琴和小提琴尖叫着，像在磨一把为了杀我的刀。我敢打赌，他们所有人的声音聚集起来都无法与劳拉的声音相比有说服力。她当时没有一份合法的劳动合同，不然现在她早就发大财了，变成了百万富翁，也就是说她早就能支付得起她梦寐以求的背部手术。劳拉·宋的宽大的背部是她的一生中最大的创伤，她时常向我打听是否认识一个可以把她的背部磨窄小一点的医生。我说任何什么都无法安慰她。我本来希望她能相信我说她的背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宽。如果我此前写过她的背的确很宽，那只是因为我性格中有某种嘲讽他人的倾向，她也从没喜欢过我这点。她擅长发现别人隐藏的很深的仇恨。
第十章
在阿拉尔控为钠尼的服务已经结束了，但紧接着我又去接了一个在科斯拉达的另外一个个客户。科斯拉达本是一个偏远的城镇，如今也变成了一个城市，与阿尔科尔孔一样压抑：这个地方排满了用砖盖的大楼，和充满了尘土的，用粪浇灌了的公园，年轻人一边大声吆喝一边在大街上展示着自己的廉价首饰。女孩们像玩具娃娃，浓厚的化妆品让她们的脸显得畸形，紧绷绷的衣服裹着她们的身体，阳光照在她们身上像被摆在了玻璃橱窗的玩具娃娃，等待被融化。孩子们在街上用一种听似即奇怪即熟悉的语言乱叫，他们大多数长着金发和一副粗鲁的面孔。我预感，科斯拉达这个地方将是个折磨人的地方。为什么霍塔会接受这些客户？我为了去这些地区在路途中得花遛狗的双倍的时间。对于一名真正的企业家而言，这简直是疯了，是个赔钱的业务，把员工榨干，然后破产。但最荒诞的是，我居然从来不把我真实的想法告诉评霍塔。遛狗，喂猫和浣熊是我现实生活中唯一拥有的东西，而霍塔，他拥有随时解雇我的权利。这项工作中，还有一些我无法解释的东西阻止我冒险去找条新的出路。
科斯拉达就像所有马德里周边的小镇，是西班牙版的美国郊区，年轻人在过度无聊和幻想中逐渐死去。某些美国式“大屠杀”的幸存者门会来西班牙教英语，住在“老外”的地区，而西班牙人对他们嗤之以鼻，看不起他们那种过于天真的好奇感，好似刚从教管所逃出来似的。但科斯拉达可没有外国佬。
这个客户是一位女士，她的丈夫正因为糖尿病在客厅里垂死挣扎。他被截去了一条一直露在外的一条腿。他们的一个儿子和他们住在一起，但儿子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所以白天没人遛这些狗，柯尔特、塔拉哈和卢克。这三条狗是房子主人还完好无损时在街上捡来的。为了去科斯拉达，我首先要搭地铁 10 号线，然后换 7 号线，它可不像 2 号线那样有那么多漂亮女孩：在“西班牙银行”站，你总能看到一车厢知识分子法的美女，她们戴着名牌眼镜，翘起来的鼻子展示着她们所谓的优越感，而优越感与她们所看的书的标题成正比。 她们总是看一些流行和时尚的作品，在这条路线我从未发现过有人手里拿着那些被媒体冷漠的没有名气的作家的书籍。地铁把我放在离目的地还有一站的地方，一辆绿色公交会把我运过去。没错，我刚才说了“运”而不是“带”，因为那些司机在运乘客的时候仿佛是在开救护车。尽管这里我应该用的比喻是“仿佛在开垃圾车”，可是我从没见过哪辆垃圾车的速度会超过 20 公里每小时。每当极速拐弯时，老人们的抱怨丝毫不管用，他们像木偶般摇摇晃晃。司机毫不犹豫地继续踩油门前行。
柯尔特、塔拉哈和卢克住在七层，一个整天都有一股饭菜味一栋楼里。当我跨进电梯的时候小狗们就开始叫唤。柯尔特是只大黑狗，毛都黏在一起，胸口是白色的，眼睛上有两个水平方向的半月形；塔拉克是一只年轻的白毛母狗，身上有褐色斑点和半耷拉的耳朵。最小的卢克是团伙老大，它和塔拉克一样是白色的，但是它的毛看上去像磨损的电刷，它还有卷曲的尾巴和大眼睛，这让我怀疑它是不是一只猛兽的转世。原因是，虽然它们三个都与人为善，但只要有另一只狗出现，它们就会变成猛兽。这是后话，主人们当时忘记提醒我了。
遛三条狗本来就不是个简单的差事，更别提帮它们捡屎这种事了。当我觉得自己像个训练师一样驯服了他们时，我会轮流解开它们的绳子，让它们跑一跑。过了一段时间，我把它们成双的放开让他们随意跑，最后是三只一起放。严重的错误。人类压根就不懂狗。或许我知道的也不多，但是至少我清楚：永远不能信任一只陌生的狗。这是铁律。有一只金毛，之前我看到它一直在公园修剪得最考究的地方转悠，现在它靠过来了。我总是选择最远离公园的地方遛狗，避免和其他主人以及狗发生冲突，但那只金毛一边过来一边摇着尾巴，我已经发出警示了，可那女主人没有叫住它。柯尔特一声不叫就咬了它的耳朵。金毛尝试逃开，但是柯尔特哼叫着越咬越紧，卢克跑过来咬住了这无辜家伙的后腿，塔拉哈一边大叫一边跑到它们身边。金毛的主人是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士，大约50几岁，她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我看到柯尔特嘴里有血，于是我狠狠踢了它一脚。当它松开金毛后，我把它塞在我的膝盖间，把它和另两只拴在一起。我向那位女士道歉，她大哭着抱着她的狗，带着仇恨怒视我。我恳求她能接受我的道歉。金毛带着流血的耳朵呻吟。那位女士双手比画着向我泄恨。我不懂她的意思。她开始挥舞双臂，我终于明白了：她是聋哑人。我发誓，她怒气冲冲地就好像一只浣熊。
第十一章
遛狗或者照顾任何一种动物就像阅读它们家族的日记。当他们给了你一把房子的钥匙后，你就进入了回忆的荆棘丛，这一片墓地里，遗忘的力量试着要摧毁那些会把你引向深渊之路的石碑，因为过去是一个黑洞。在那里，有一位父亲养了一只浣熊作为对儿子唯一的思念，有一个缺条腿的垂死之人，还有一位每个礼拜都用一些新的心理鸡汤书籍来充实自己生活离异的女人，还有一些每天询问我明天是否会回来探望她们的奶奶们，有着乱糟糟的床和堆满了脏碗的水槽的房间。我的上司一直建议我和宠物主人们保持良好关系，他说公司的成就都寄托在我身上了，如果我能做好，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他就会任命我做“遛狗负责人”。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工作就是为了吃饭，而且我一直坚信，假如我碰到那些狗的主人们，他们肯定会莫名其妙的喜欢我。也许他们将我的沉默不语解读为温顺。我从来不和他们作对，因为面对每天源源不断的指令，疲劳已经彻底将我打败，一直到我石头般的表情让他们觉得滑稽可笑，然后安静下来。西班牙人总是重复一些事，像是犯了可卡因瘾一样。这是一种民族缺陷，西班牙是全欧洲消费可卡因最多的国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产业：训练狗为城市清理贩毒和吸毒的人。如真的能做成，马德里肯定会成为一座空城，就像放暑假时一样：普通人都特别向往这个季节。夏天就是假期的同义词。但是对遛狗人的来说夏天意味着：酷热、孤独和用来捡狗屎的黑袋子。
遛狗是一项孤独的工作，对于一个寻求平和的人而言，最具吸引力的莫过于孤独了。那些说一只帅气的狗有利于认识女生的人是错的。不管狗有多好看，我也没有偶遇过任何女孩并且要到电话号码。当其他狗主人允许他们的狗和我的狗一起玩时，我会跟他们聊天，不过在一天大部分时间里我总是一个人，我跟街上的人保持着最少的联系。狗的主人们也是孤独的。我跟老人们聊天比较多，那些奶奶们会给我倒杯咖啡，拿块吐司配橄榄油，再问我第二天什么时候来。那些老人们：他们待在家里唯一考虑的是这一天将如何度过，要么看报纸，要么喂狗或者忍受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有一位我完全不了解的老人他住在波苏埃洛。我尝试和他聊天的那几次用的都是常规模式，问他怎么样，谈谈天气，感叹时光飞逝，对政治闭口不谈，他会忽略我，好像我的存在对他是一种无声的攻击。我还能跟他说什么呢？我要跟他说我和女朋友分手是因为不想每天累的要死回家却看到一张没有整理过的床吗？我要跟他坦白讲我来马德里目的是寻找一个中心，我从这个中心可以去任何地方旅游吗？我要跟他解释我终其一生在逃避当个有上司的雇员吗？荒诞的是我却屈服在真正的主人——那些狗的独裁统治之下了。
一天下午，我替奥多清理完笼子后回家，在路上碰到了纳尼的女主人正在普林西比皮奥换乘站闲逛。我差点没认出来，因为她的头发凌乱，眼镜厚重，横扫马德里的干热也没有让她脱下厚重的大衣。她从一边走到另一边，观察地铁线路图，然后陷入良久的思考，她用大衣裹着自己，靠在柱子上，目光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管，因为她的大脑正在一个空药品的另一片银河里旅行。我坐 10 号线，然后自责为何未能帮助她，难道不是正确的选择吗？
我没有正确的答案，反而回忆起了劳拉·宋和她的那些精神分裂的朋友们。他们都有着钠尼主人一般的眼神，仿佛他们的疯狂是她选择交友的唯一的标准。多亏了劳拉，她总是批评我对于精神恍惚之人缺乏理解，我现在真的变成了一个发现精神疾病病人的专家了。我该如何让她明白我不需要和疯子或明智之人聊天呢？我即不是个义工，我遛狗是为了赚钱，我并不想听抱怨或是个人的隐蔽的悲剧。尽管如此，当我遛完狗回来，主人们总是请我喝一杯，我就倾听他们畅谈：有的说受不了丈夫的谎言了，不想让外人知道，觉得知道了不如去死，有的说没法集中注意力工作，因此恐惧会被辞掉的；有的说左派的政客比右派的还要坏，因为他们总是提到内战来分裂西班牙人民；有的口腔发炎了，于是就去拔牙，免得牵扯什么癌症并发症；还有一些说狗年纪大了，是唯一的丈夫留下的最后的回忆不想让狗死去的。我会听他们说话，因为有时狗叫声无法将我带离自己的烦恼，而且他们也不经常跟我说不幸的遭遇，我们也会向对方投去点头之交的微笑。可是即便这样，今天下午我也没帮钠尼的主人，她也没再要求我提供任何服务，因此我一直担忧她是否平安到家，还是她依然旅行于空药品中。
我心里清楚，我将来不会在街上遇到的是那位住在波苏埃洛的老人家了。伊蕾娜为他购物，而日报则是这个区域的园丁每天送来的，其实是伊蕾娜在跟园丁调情的时候从他那里偷来的。如果伊蕾娜不在，那么购物和拿报纸就是老人有可能出门的唯一理由。伊蕾娜告诉我，老人与任何家人都没任何有往来，他只是每月一次接待自己的会计。园丁是个成熟的西班牙人，他第一次见到我就觉得我不对劲，肯定是个危险分子。他喜欢 伊蕾娜不言而喻，因为这个单身的女人依然拥有紧致而闪亮的身体。我从不对她说什么。我几乎不跟她打招呼。园丁是这个区域工作时间最长的员工，他曾给伊蕾娜讲过这位老人的故事，她给我复述过，省略了很多细节：我非常肯定，如果我向园丁发誓伊蕾娜并不是我的菜，他会相信我。我并没有不喜欢中年妇女，霍塔年少时喜好中年妇女。我与劳拉·宋分手后性欲低了很多。打个飞机我就能踏踏实实地睡觉。
第十二章
每当手机里出现霍塔的号码，我就知道准没好事，对于一个专业遛狗人来最不好的消息就是要接一些临时安排的活。有一回他晚上给我打电话，说正在离我家很近。于是他给了我一个看猫的活。
“你可别告诉我猫的主人是你的前女友。你还与这个女人的闺蜜好过！”
霍塔没有理会我的笑话，他告诉我去毕尔巴鄂街心花园等他，那是玛拉萨那区夜猫子们的碰头点之一。夏天，无论哪天，人们会纷纷纷至沓来，让这条街变成一片娱乐的海洋。而我会呆在海洋的岸边。我搬到这个区之后常常会从阳台看看街道，给朋友们打电话约着一起出去玩，大部分人都会说工作太累。他们大部分人都有女朋友（真正的劳累的原因）而我不敢一个人出去。过了几周，我不再从阳台上探身出去，而是缩在沙发上，像个精神分裂者一样摆弄着电视机遥控器。我幻想着有一天屏幕会把我吞噬。有时候我真的很期待会这样。
小型运货车的座位上都是狗毛。霍塔给狗的主人们提供带狗看兽医或搬家的服务。霍塔说如果这项业务发达了，他就去买一辆摩托车，这样我就可以遛更多狗了。那只猫的家在地铁得土安站附近。猫的主人是个西班牙女孩，她要去意大利旅行几天。霍塔说或许我可以把她拿到手。我数着强制禁欲的这几个月，它们积累起来好像一条永恒的锁链。还差几个月就可以打破我的纪录，而我如果继续日夜与电视为伴，那很有可能会创新纪录。霍塔开着车在地图上寻找女孩的地址，而我同情那些光亮砖房里的每个居民。每一条街上都有公用电话亭和发廊，他们的名字显然是移民起的，因为都带“小”字（注：拉美人喜欢用“小”）。又一个被移民占居了的小区。
那女孩接待我们时显得心情不好，似乎这是是她的常态，通过她脸上的皱纹能看出她是个爱发牢骚的家伙。她告诉我们刚刚与邻居吵完架，几个多米尼加人整日整夜的闹腾快要把她逼疯了。紧接着她开始抱怨移民，说这些人很不礼貌。霍塔看了我一眼，我报之以微笑。西班牙老人们并不喜欢那么多外国人来到他们的国家。他们说这些人对自己的文化习俗是一种危害。那么，如果所谓西班牙人的习惯是天天新闻里看到的那些，那么移民们应当把自己的女人拳脚相加把她们弄死，或者每当周末在公路兜风而遇险，还有自己的孩子会打老师，在街上买醉一直到失去意识。假如生活中一切都那么简单就好了。假如猫的主人那天没带那么大的可以容纳一只鸟的金色耳环，我可能不会走神，也不会开始听邻居家的音乐，也不会问自己，到底谁家的音乐最难听，是她的，还是邻居的？假如我的身份证上的第一个字母不是X，那任何人也无法知道我是个移民。我不喜欢穿那种仿鳄鱼皮的皮鞋，或穿假名牌，我头上也没打蜡。假如我的头发偶尔发光也只是因为该洗了。X代表老外。X代表麻烦。X 是我们的编码。
当我们离开那栋房子时，霍塔说他可以帮我做这个差事。我说不需要帮忙。
“行，如果猫跑了也没关系吧。”
霍塔的话让我松了一口气。
第十三章
遛狗人的快乐：打探奇特的公寓和房子；根据主人家的书柜，音乐碟片还有厨房里的脏盘子，厕所里的瓶瓶罐罐和药片就能判断主人的个性。这份工作的优点：那些凉爽的下午在丽池公园爽快无比的散步；与遛累了的狗一起坐在公园看书；经常扮演狗主人的角色来吸引漂亮姑娘们过来抚摸小宠物。遛狗人的食物：鱿鱼三明治，猪肉肠三明治，火腿三明治。我们的音乐：任何民歌或有着乡村风格的乐队。我们的幻想：泡到宠物的女主人。我们的灾难：观察在树下大汗淋漓谈情说爱的情侣、还有那些骑车出行的家庭，他们带着胜利军人的风范在街头散步。因为实际上很简单，如我所说，干我们这行的只是狗的雇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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