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摇滚非法 就把我扔进监狱

与其说他是画家，不如说他是个创作者

22 岁生日前的那天，科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今天是个周日的雨天。像往常一样，我无事可做。所以我决定写些什么。事实上，这阵子每天都漫长而多雨，所以我写了不少东西。我想这总比什么都不干好。我要么写歌，要么写信，如今我已经厌倦了写歌。那个，明天是我 22 岁生日（我仍然是个半文盲）。”他没有把信写完，也没有寄出去。

科特·唐纳德·柯本，Kurt Donald Cobain，1967 年 2 月 20 日-1994 年 4 月 5 日，美国歌手，摇滚乐队 Nirvana 的主唱兼吉他手、词曲创作人。

尽管在信中表达了生活的无聊，科特内心的艺术生命却极度盛放。在人生中的第二十二年，他几乎完全投入到了创作中——以音乐或艺术的形式。他早就放弃了成为商业艺术家的抱负，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自由使他的艺术得以无拘无束地发展。 在 1989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没有工作，除非把涅槃乐队的活算成工作。崔西已经成为他的施主，而在两人交往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将是她一直扮演的角色。

在 1989 年的任何一天下午走进他的公寓，你都可以看到手拿画笔或吉他的科特。不过，与其说他是画家，不如说他是个创作者。他可以把面前的任何物件当作画笔，把面前的任何平面物体作为画布。他买不起货真价实的画布，甚至买不起质量好的纸张，所以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二手店淘来的老棋盘游戏的背后完成的。他不用颜料——他也用不好——而是用铅笔、钢笔、木炭、迈克笔、喷漆，偶尔还会用血作画。有天，一个叫艾米·穆的邻居经过科特门前，面前的科特满面笑容，像是一个刚刚孕育自己第一个小生命的疯狂科学家一般。他刚刚完成了一幅画，并告诉她，这次的画是用丙烯酸涂料完成的，但有一个特别的添加剂，“我的秘方”。他告诉艾米，一旦作品受他喜欢，他就把这个原料作为最终点缀加上去，然后大功告成。他解释说，这个秘密原料就是他的精液。“我的子孙都在这幅画上，”他告诉她，“看，它闪闪发光呢!”他示意道。艾米不敢问科特是用什么方法来加进他的“子孙”的，但她既没看到刷子，也没看到调色盘。

科本作品，绘于 1987-1989 期间

科特不寻常的作画方式并没有阻止艾米雇他为自己作画。这也是他画画唯一一次拿到报酬。她描述了一个梦，要他画下来。他接受了这个任务，并拿了她 10 美元的材料费。最终的成品画得粗糙，但却把她的梦境画得淋漓尽致，艾米几乎无法想象科特是怎么从她的描述中创造出眼前的作品的。“梦境中是半夜，”艾米说，“冥冥中有着诡异的气氛。背景里树的轮廓不清，只是阴影。前景里有一辆汽车的前灯，和一只刚被车撞了的鹿。你可以看到鹿身上呼出的气息，以及它身上的热量。前面还站着一个很瘦的女人，吃着濒死动物的肉。他的画和我的梦一模一样。”

科特的大部分作品很令人不安，有时极其瘆人。这些作品的很多主题都和他在高中时的作品相同，但调调更为黑暗。他依然画外国人和爆炸的吉他，但除此之外，他的速写本上还画着包括达利风格的东西，如融化的时钟；在无头生物上画色情的身体部位，还有断肢的插图。他的艺术在 1989 年越来越三维化。他每周都去奥林匹亚的许多二手店购物，而任何便宜又古怪的东西都可能成为他作品的一部分。在铁蝴蝶乐队（美国迷幻摇滚乐队，1965 年成立于圣地亚哥）的一张专辑背面，他画了一个蝙蝠侠的肖像，在此之上贴了一个裸体的芭比娃娃，娃娃的脖子上有一个套索。他把这幅画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崔西。他还开始收集娃娃、汽车模型、午餐盒、旧棋盘游戏（有些东西被他保存地完好无损，比如他心爱的火箭机车游戏）、玩具人形公仔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便宜物件。这些收藏品没有珍藏或放到架子上；它们往往是在某次烧烤中熔化在后院，或者粘在棋盘游戏的背面。崔西抱怨说，她转个身都有个娃娃盯着她。整间公寓开始像个路边的刻奇博物馆，时刻处于修建和拆毁两种状态。“他的东西到处都是，”克里斯特回忆道，“整个房子乱得不行，到处都是东西。但他又是一个实打实的艺术家，这只是他表达自己和过滤世界信息的方式之一。表达的成品有很多种，其中一些有些病态和扭曲而已。事实上，所有艺术都是颓废和扭曲的。他的主题未曾变过。只不过所有作品都有点黑暗和令人不适而已。”

科本作品

科特最喜欢的一个把戏就是转换画中人物的性器官。男性躯体上的阴茎变成了阴道，女性则会同时拥有阴茎和乳房。在这个时期的一件作品上，四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坐在一个巨型撒旦身边，撒旦则有一个巨大而勃起的阴茎。虽然这张照片是用铅笔画的，但女人的头像是从《好管家》杂志上的广告中贴出来的。这些人物彼此接触，形成一个巨大的人形链：一个女人正在排便；另一个女人手在她的阴道里；第三个女人的手在下一个女人的肛门里；一个婴儿从最后一个女人的子宫里出来。所有人都有恶魔的角，他们被画得如此逼真，看起来像 90 年代旧金山艺术家合作社的作品。

科特的大部分艺术作品从来都没有标题，但是这一时期的一件作品确有个精心打造的标题。该画由黑色蜡笔在白色的 20 磅债券上绘制，一个线条人形，带着一个巨大的笑脸，一边用斧子砍掉了自己的左腿。标题写道：“阳光先生自杀了。”

科本作品

用自己的音乐制造骚乱

尽管科特抱怨生活无聊，1989 年却是乐队最繁忙的时期之一。到 1988 年底，涅槃乐队在两年的发展历程中只做了20多场演出，还顶着不同的名字，换了四个鼓手（布尔科哈德、福斯特、克劳弗和钱宁）。但仅在 1989 年，他们就演了 100 场秀。科特的生活也开始向一个职业音乐人靠拢。

他们在 1989 年的第一场巡演是西海岸巡回秀，他们来到旧金山，在那里看到了“漂白你的作品”的标志。巡演之际，他们只出了一支单曲，从他们当时能算出的粉丝数量上看，巡演是个闻所未闻的决定；他们的单曲在全世界的销量还不到几千张，指望在圣何塞能有听说过他们的或喜欢他的观众，简直荒谬。在那里，他们开始的几场演出只吸引了大概五六个人，他们通常是对“地下流行”唱片感兴趣的音乐人，因为此时厂牌比乐队名气更大。迪伦·卡尔森跟着他们巡演，回忆起了科特当时的挫败感。“这真是一场惨败。”他说道，“好多演出都取消了。”大多数演出都在俱乐部举行，因为乐队愿意为那儿的酒保和门卫演出。他们给动人色彩乐队开场的秀是演出人数最多的一次，到场了 400 人。而观众讨厌他们。

涅槃乐队，1989.7

这场处女巡演低点中的低点非旧金山的几场演出莫属。在那里，他们在篷车俱乐部为小妖精乐队开场，这也是科特一直期待的重聚。但是当他发现，比起在格雷斯港，小妖精乐队在加州并没那么受欢迎时，他的信仰破灭了。和其他的巡演经历一样，他们几乎付不起油钱，找不到地方睡，买不起吃的。带着朋友艾米·穆和乔·普雷森，崔西开车跟着乐队去了加州。乐队有七个随行人员，七个人加起来都买不起一个墨西哥玉米卷。在大街上，有人告诉他们有个免费食堂。“食堂很可能是由印度教徒经营的，科特因为这个很不舒服。”艾米回忆说。当其他人在食堂里狼吞虎咽，科特只是沮丧地盯着他的碗。“他什么也不吃，”艾米说，“他终于起身离开了。眼前的情景让他抑郁得很。”印度教徒施舍的食物，一行十人，油钱都要乞讨得来，小妖精乐队商业上很失败，得打电话争取才能发自己单曲——这一切带来的打击都让科特无法想象，也措手不及。那天晚上，一行七人在一个朋友的单身公寓的地板上过夜。

回到西雅图后，2 月 25 日，他们在华盛顿大学举行了更为成功的演出。顶着“挣四块钱的四人乐队”的名字，涅槃乐迎来了当时职业生涯里观众数最多的一次，现场约 600 人。他们和“液体”（Fluid）、“皮肤庭院”（Skin Yard）、“女孩的麻烦”（Girl Trouble）几支乐队一起演出，这几支乐队都更出名，但涅槃现场的反响最为火爆。西雅图的观众从 80 年代末就开始跳碰碰舞：碰碰舞通常在台前由一大群十几岁的青少年完成，有点暴力，十分激烈。人数够多时，一拨拨人便开始互相撞击，好像人群中刮过的一阵飓风。涅槃乐队的表演从不减速，歌与歌之间也很少停顿，其疯狂的音乐简直是碰碰舞完美的配乐。偶尔会有歌迷爬上舞台，然后跳回到人群中——俗称“跳水”——这么一来，碰碰舞才算大功告成。当几十个孩子跳上台，只是为了立即“跳水”时，科特平静地表演着。有时跳下舞台的孩子太多了，科特看上去像站在满是踌躇满志的伞兵的跳伞训练基地一般。这是场精心安排的混乱，但这也正是科特一直梦寐以求的：用自己的音乐制造骚乱。当晚的很多其他乐队也同样吸引了跳碰碰舞的观众，但是很少有其他乐手能像科特一样在这种舞台大侵袭中萎靡地站在中间。他给人一种他早就习惯了在观众占领舞台时照常弹奏的印象；在西雅图，这对他已经是如此司空见惯。

涅槃乐队现场演出，1989.7.5

那天，科特接受了华盛顿大学学生报纸《日报》的采访，采访中，他谈及西北部摇滚圈，称之为“最后一波的摇滚乐”和“终极老调重弹。”科特告诉写手菲尔·韦斯特，涅槃的音乐有种“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阴郁、怨恨的元素”。这篇文章也为科特后来最爱的把戏提供了第一次舞台：用喷涌而出的传奇故事糊弄容易受骗的记者。“在阿伯丁，我满怀激情地仇恨自己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是白痴，”科特宣布，“很多那种怨恨仍然在起作用。”科特的确把供养自己归功于崔西，但他发誓，有一天他会“靠乐队吃饭”。如果没法这样，他发誓，“我就带着几百美元退休到墨西哥或南斯拉夫去，一边种土豆，一边通过过期的《克里姆》杂志学习摇滚史”。

西雅图摇滚为何突然爆红？

那年春天，随着杰森·艾弗曼作为第二吉他手加入乐队，涅槃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四人乐队。随着歌曲变得越发复杂，科特想让杰森负责他觉得还不够到位的吉他部分。杰森以前和查德一起组过乐队，作为炙手可热的吉他手，也小有名气。他还通过借给科特 600 美元向乐队树立了好印象，后者拿这钱付了《漂白》的专辑制作费用。借款没有附加条件——事实上，艾弗曼从没收到还款——但科特把杰森的名字列在了《漂白》的专辑封面上，即使他没有参与专辑歌曲的演奏。

随着杰森的加入，涅槃乐队于 6 月 9 日在西雅图的摩尔剧院参加了“地下流行”唱片的“傻逼音乐节”（Lamefest）。他们在音乐节上为蜜浆乐队和泰德乐队暖场，后者是“地下流行”唱片旗下最大牌的两支乐队；这场演出也标志着《漂白》的正式发行。涅槃乐队首发登场——除了科特的头发被卡在吉他弦间之外，他们的表演风平浪静。当晚的亮点要属科特目睹孩子们排着队买专辑《漂白》。

到了 1989 年中期，西北部摇滚乐开始引起国际关注，帕维特和博纳曼的明智举动显然起了润滑作用，这也显示出，他们真正的才能在于营销，而不在于运营唱片厂牌。把旗下一年一度的音乐节命名为“傻逼音乐节”就是天才之举：这个名字能让任何批评自动缴械，与此同时，对那些穿着“屌丝”T 恤的叛逆歌迷也很有吸引力（厂牌旗下这些T恤的销量不比唱片销量少）。尽管“地下流行”唱片银根吃紧，1988 年早期，他们还是请客买机票，请几支英国摇滚乐评人来西雅图度假。这钱花得很值：几周内，“地下流行”唱片旗下的乐队就出现在了在英国的音乐周刊上，而至少在英国，“蜜浆”这样的乐队成了“垃圾摇滚”运动的大明星。“垃圾摇滚”一词用于形容喧闹、失真的朋克摇滚，但很快，这个词就被用来给所有来自美国西北部的乐队归类，涅槃乐队也在其中，尽管他们的风格其实更加流行。科特很讨厌这个词，但是炒作机器已经开始正儿八经地运转，整个西北音乐圈也开始渐渐繁荣。虽然西雅图可供演出的场地不多，每场演出都成了大事件，到场观众也呈指数级增长。

1989 西雅图演出现场

很多年后，当回忆起西雅图摇滚为何突然爆红时，科特在日记里做了如下推断：“很多英国职业记者炒作话题，说了好话......致使‘地下流行’唱片旗下的乐队一夜成名（其中不是注水，就是炒作）。”在 1989 年早先一拨的报道中，涅槃乐队被经常提及，但在大多数文章中——正如 1989 年 3 月《旋律制造者》杂志标题为《西雅图：摇滚城市》一文——他们作为落选者，只被分配了侧栏的小版面。当科特读到第一篇关于他的英国报道时，最让他震惊的，恐怕是看到埃弗雷特·特鲁推测如果他们不是乐手，乐队几个人应该在做什么。“要说的这四个家伙......他们，要是他们不搞音乐，恐怕只能在超市、木材厂或汽车修理行打工。”这三份工作里有两份工作是科特父亲曾做的；第三份则是巴兹以前的工作。

《漂白》和涅槃乐队从同辈乐队的阴影下走出关系很大，这是一张前后矛盾的专辑，科特 4 年前写的歌被放到新写的歌《关于一个女孩》之后，但专辑时不时有灵感的闪现。像《过筛》（Sifting）这样的歌曲中，和弦推进很粗粝，但歌词却——在没被旋律糊住的时候——匠心独运。在《火箭报》对这张专辑的乐评中，吉里安·加尔指出了乐队所探索的不同方向：“涅槃乐队从鞭击摇滚的一端倾斜到另一端，在车库摇滚、另类噪音和喧闹的金属风格中都有尝试，但没有拘泥于其中任何一种风格。”专辑发行时，科特在日记中表达了类似的感想：

科特准确地把《漂白》描述为真情实意和落入俗套的抒情的结合。但专辑的两个特性都很到位，足以让它在不同的大学电台上受到青睐。乐队用了崔西的一张照片当封面，以反转负片的形式印了出来，封面风格恰当地展示了阴暗歌曲和流行小调的鲜明对比。科特的二元论是乐队成功的关键：他们有足够而又风格多元的歌，电台能连放几首但不让人觉得腻味。专辑内容的推进缓慢，但最终像《吹》、《学校》（School）、《理发师弗洛伊德》和《爱情嗡嗡》这样的歌会变成全国大学电台的常客。

《漂白》专辑封面

“我嗑药是为了学习”

乐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傻逼音乐节”的第二天，乐队在最后关头作为猫屁股乐队（CatButt）的替补参加了波特兰的一场演出。与他们同行的还有 18 岁的罗博·卡德尔，他是一位每场演出都不会缺席的歌迷。卡德尔带着乐队坐小货车南下，一路上欢乐地唱着《脱险家族》（The Brady Brunch）节目的主题曲。但当他们抵达演出现场时，只有十二个人买了票入场，他们还都是猫屁股乐队的歌迷。科特在最后关头决定抛开曲目单不管，他告诉卡德尔：“我们会在每首歌的结尾问你下首想听什么，然后我们就照你说的演。”每首歌快结束时，科特便走到舞台边缘指向卡德尔，后者会喊出下首歌的标题。除了卡德尔——他显然站在荣耀之巅——其他观众对乐队的反应都很冷淡，除了他们在演吻乐队的歌《你爱我吗?》（Do You Love Me?）时，这首歌是涅槃乐队不久前为一张翻唱专辑录制的，卡德尔很聪明地点了这首歌。

1989 年6 月下旬，乐队把行李装上了克里斯特的道奇牌小货车，开始了他们第一场重大巡演。巡演为期两个月，乐队将横跨全美。卡德尔和一群朋友给他们送行。卡德尔买了 24 瓶“激浪”饮料作为送行礼物，由于咖啡因含量很猛，这饮料一向是乐队最爱。他们把崭新的乐队 T 恤塞满了小货车， T 恤上写着：“涅槃乐队：装着软糖，吸着毒品，崇拜着撒旦的混球。”克里斯特和谢丽刚刚复合，他们的分别让两人都泪眼朦胧。就连科特也为了离开崔西感到难过——从他们恋爱以来，这将是他们时间最长的一次分别。

崔西与科本

他们没有经纪人，克里斯特已经开始接管不少演出预订的活，小货车是他的财产，且有约法三章。其中一条规定被贴在小货车里：“除了埃克森牌禁止使用任何其他品牌的加油站——不得例外。”为了省钱，他们不允许开空调，车速也不许高于每小时 70 英里。在这场首度巡演中，他们轮流负责开车，但科特很少开。他的队友觉得他开车太慢了。“他开起车来像个小老太太。”崔西回忆道。这只是科特个性中的很多矛盾点之一，他或许乐于从刀锋牌剃须胶罐吸气，却不想出车祸。

他们的首场演出在旧金山，在那里，他们发现观众虽不多，但至少不用沦落到去免费厨房寻吃的。虽然在这场巡演时，他们已经出了一张专辑了，但“地下流行”唱片的发行渠道如此糟糕，他们很难找到乐队专辑的零售点。两天后，当他们在洛杉矶的犀牛唱片店里表演时，唱片店里也只有五张他们的专辑存货。在洛杉矶，他们接受了粉丝杂志《另一面》（Flipside）的采访，尽管科特的名字在成稿上被印成了“科克”，他们觉得这篇采访至少给了他们朋克乐队的信誉。在文章中，作者问了科特嗑药的事：“要说迷幻剂和大麻什么的话，我能尝试的都尝试了。”科特答道，听起来十分温和。“（嗑药）这点上我已经到达极限了。一旦过了这个学习阶段，就是一路下坡的过程。我从没把嗑药当成逃避现实的路径，我嗑药是为了学习。”

当他们朝中西部和德克萨斯州东进时，他们的观众数量急剧减少——很多时候到场观众只有几十个人——其中还大多数是什么乐队演出都看的音乐人。“我们衡量演出质量的标准不是现场来了多少人，”查德回忆道，“而是人们的评论是什么。很多人都说喜欢我们。”他们会现场即兴表演，以赢得本不熟悉他们的观众。就像在他们之前的地下丝绒乐队一般，他们会很快发现，由 1000 个音乐人组成的观众群比由 10000 个业余歌迷组成的观众群更为强大。他们尽可能地和认识的其他朋克乐队打交道，好睡他们家的地板，这些私人关系就像演出一样，对他们打起精神很重要。在丹佛，他们和液体乐队的约翰·罗宾逊待在一起，后者早已注意到了科特的害羞。“大家都在厨房吃饭，很高兴参与家庭餐会。”罗宾逊说，“我问克里斯特，科特在哪里。他说：‘哦，不用担心他；他总是猫在什么地方。’我的房子不大，于是我去找他，发现他在我女儿房间里发呆，灯都是关着的。”

驾车经过芝加哥时，科特在车库甩卖会上买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这可能是他第一个不是偷来的宗教工艺品。他会把十字架伸出小货车窗外，冲行人摇晃，再在开车走人时拍下行人的表情。每当科特坐在小货车的乘客席上时，他手里都拿着十字架，就好像这是个随时准备待命的武器似的。多数夜晚，乐队都在小货车里睡觉，或者路边宿营，独处的机会很少。他们很难凑够油钱和饭钱，住汽车旅馆是不可能的。想买汽油，唯一的办法就是卖掉足够多的 T 恤——“装着软糖”T 恤拯救了整场巡演。有天晚上，在华盛顿特区，他们抵达时已经夜深了。他们把小货车停在加油站的后面，打算就此过夜。天气太热，没法睡在小货车里，他们便睡在外面，以为身子底下是住宅区的一条草坪带。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他们其实睡在了交通中心。

“我们通常只能在买吃的和买汽油中间二选一，我们常常只能选汽油，”杰森回忆道，“我们中大多数人都觉得没什么，但科特对此深恶痛绝。他的抵抗力不太行——很容易生病。他一生病，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巡演途中，科特胃病爆发，这可能是不常进食引起的，再加上他经常感冒，就算在夏天也不例外。他的健康问题不是因为疏于注意导致的；在 1989 年，他是最注意健康的乐队成员。因为害怕嗓子受影响，他很少喝酒，甚至不让队友在他旁边抽烟。

乐队抵达麻省的牙买加平原时，他们住在摄影师 J.J.冈森和其男友——吵吵闹闹乐队的斯拉格的家。乐队当晚在绿街的表演是科特为数不多没弹吉他的一次。他在演出的头一天晚上把吉他弄坏了。因为吉他的事，他很生气，因为胃痛，他喝了草莓冰毒剂镇痛，而且他还很想家。演出之后，他打电话给崔西，告诉她他想回家。第二天早上，冈森拍了一张乐队成员在她地板上睡着的照片：他们共用一个床垫，头天夜里，科特和克里斯特像两只小狗一样靠在彼此身边蜷缩起来。

斯拉格的墙上挂了一把坏掉的吉他，科特问能不能把吉他送给他。“琴颈还没断，我能修好。”科特观察道。他用一把旧野马牌吉他换了斯拉格的旧吉他，交货前，他在野马牌吉他上签名，说道：

他签了“涅槃乐队”，心想签自己的名字也没什么意义。

当天晚些时候，科特做了一把新吉他。整把吉他像科学怪人一般被拼凑在一起，赶在他们下场演出之前完了工，而那场演出本身也像个恐怖故事。他们本来同意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兄弟会派对演出，因为报酬比他们的俱乐部演出要高。演出之前，科特躺在泳池桌上，像个两岁小孩似的踢着腿大发脾气，尖叫道：“我不演！这太蠢了。我们值得更好的。这是浪费时间。”当克里斯特告诉他，没有这场演出，他们就没钱买汽油回家，他的怒气才消退。似乎是想惹恼观众，乐队奉上了活力四射的演出，克里斯特却拆散了兄弟会名字形状的骨头标志，把骨头交给了观众。兄弟会坚持让克里斯特道歉，并修好标志。就算寡不敌众，诺弗斯里克在战斗中也从没服过软，但他这回却顺从地抓过话筒，让观众还回骨头，然后说了抱歉。结果是，兄弟会的观众爱上了这场演出。

也是在麻省，科特和杰森之间的第一场正面冲突爆发了。杰森已经犯下了演出后请女孩回家的错误。乐队其他几人都觉得这做法很下作。对于追星族和骨肉皮，科特和克里斯特的态度都出奇地老派。为了女孩才加入乐队的音乐人——这种人不少，但杰森并不在此列——他们认为是不够地道的。

杰森·艾弗曼（右二）在涅槃乐队

事实上，科特和杰森也从没真正彼此看对眼，因为，在很多方面，两人都太相似了。两人都爱沉思和独处，且视对方的与世隔绝为彼此的威胁。杰森留着卷曲的长发，表演时可以使劲甩，科特说自己看这个不爽，尽管他自己也爱这么甩头。就像之前的福斯特一样，杰森代表着科特不想面对的一部分自己。虽然歌由科特包揽，他常常抱怨压力过大，却不许其他队友参与创作。“他不想放弃任何控制。大家都知道这是‘科特单人秀’。”查德观察道。科特让杰森想出一些新的吉他独奏，但当杰森照做时，科特表现得仿佛后者喧宾夺主了。他们没有谈论此事，也没有冲对方大呼小叫，而是闷闷不乐，不理睬对方。正如他生活中的很多冲突一般，科特把专业上的冲突牵扯进了私人情感，一场血海深仇开始了。

在纽约，作为新音乐研讨会的一部分，乐队在金字塔俱乐部演了一场。这是他们到当时为止最高调的一场演出，面前的观众多是圈内人，包括科特的偶像音速青年乐队（美国著名噪音摇滚、朋克摇滚乐队，1981 年成立于纽约）。然而一个醉汉爬上舞台冲着话筒大喊，还踢倒了乐队的器材，由此破坏了他们的表演。杰森把那家伙扔下舞台，跳进观众群中追逐他。

第二天，科特决定开除杰森。他们当时住在珍妮特·比利格的字母城公寓里，该公寓以“朋克摇滚 6 号汽车旅馆”在纽约著称。杰森和查德外出观光去了，而科特和克里斯特拿着剩下的钱买了可卡因，破了科特正常巡演都没有嗑药的戒。科特决定把杰森赶出乐队，不过由于他一向不喜正面冲突，除了克里斯特，他没跟任何人提起此事。他只告诉其他成员，巡演到此结束，他们得回家了。而且，就像往常一样，没有人质疑他。乐队取消了长达两周的演出——这也是他们头一回退出表演。开小货车回家的路途像地狱般难熬。“一路上，没有人说一个字，”杰森回忆道，“车不停地开，只在加油时才停下来。”他们从纽约开回了西雅图，车程几乎 3000 英里，花了不到三天时间。科特从没正式告诉杰森他被炒鱿鱼了——他只是再也没有联系他。

“我们想要那种大气的摇滚声”

科特和崔西有了一次温暖的团聚。他告诉她，他比自己意识到的还要思念她，且尽管他很少谈及自己的感情，崔西是他为数不多能敞开心扉的人之一。那年 8 月，科特在给杰西·里德的一封信中吹嘘她是怎样的一个完美女友：“我女朋友如今有一辆崭新的 88 年丰田特塞尔，一台微波炉和一台食物处理机，一台搅拌机和一台意式咖啡机。我就是个任性的、被宠坏了的傻瓜。”对科特来说，特塞尔似乎是台豪华轿车。

科特回来后，两人的关系中重新有了浪漫的感觉，尽管在同居两个月后，崔西对科特的喜怒无常心生芥蒂。她觉得尤其在科特的收集癖之下，狭窄的小型单身公寓已经装不下他们了。早在 8 月，她就给她写了便条，上书：“我没法在这个发霉的狗窝里住到本月 15 号了。太他妈恶心。”虽然这是西北部的夏天，他们的公寓还是饱受霉菌侵扰。

有人注意到发霉实属不易，两人养的动物让整个公寓散发出异味，用达蒙·罗梅罗的话说，简直是个“活体解剖实验室”。海龟，老鼠和猫都有异味，但最强烈的气味来自他们的兔子。炖炖是一只母兔子，也是科特和崔西二人领养的宝贝，就像独生子一样被宠坏了。她常常成功逃脱兔笼，使得科特崔西不得不警告访客们注意别踩到兔子屎。8月初的一天，科特和米歇尔·维拉姆斯基通电话，后者是一个演出经纪，是他们雇来帮忙重新预订取消了的演出的。忽然，电话断了。1分钟后，科特向她回电解释道：“我的兔子把电话给拔了。”他开玩笑说，他的公寓被昵称为“动物农场”。几个星期后，斯利姆·穆目睹了科特疯狂地把他的宠物笼子往外推。“我用刀刮冰箱上的冻霜时，不小心扎了一个洞，我没想到漏出来的氟利昂会杀死我的宠物。”他解释道。

当同一栋公寓楼空出一间一居室时，他们把“行动的柯本博物馆”搬了进去。公寓月租比以前多了50美元，但空间更大，且正对公寓楼的车库。科特把车库利用了起来。车库里有个工作台，被他用来修已经坏掉的吉他，他还削出了更多的木质琴颈，为日后弄坏的吉他做准备。头一周内，车库里便塞满了坏掉的功放、砸碎了的扬声器机柜和其他涅槃乐队巡演的残留物。

8 月中旬，针对他的胃部症状，科特第一次向医生求助，他还向医生咨询如何增肥。就自己瘦削的身形，他一直非常在意，在意到让他买了很多深夜电视广告上推销的增肥药，他把这些药试了个遍，然而毫无起色。他在塔科马的圣约瑟夫医疗中心的饮食紊乱症诊所见了一位专家，但做了很多测试后，仍然没有查出导致他胃痛的身体原因。那年夏天晚些时候，科特去看了另一位专家，但崔西发现他在预约时间的 10 分钟后就回到了家。科特是这么解释的：“他们想抽血，但我讨厌针头，就离开了。”崔西回忆道，他“非常害怕针头”。他的胃部症状时好时坏，很多时候他整夜整夜地呕吐。崔西深信这是他的饮食导致的，他不顾医嘱，总吃高脂肪和油炸食品。对此，她的想法和克里斯特及查德一致，他们都经常敦促科特多吃蔬菜，然而科特完全不吃菜。“我不会吃任何绿颜色的东西。”他宣布。

8 月的第一周，乐队几人去了音乐源头录音棚，和制作人史蒂夫·菲斯克一起为即将到来的欧洲巡演录制单曲。录制持续了两天，乐队从失去杰森中恢复了过来，尽管长期巡演让他们的器材稍有磨损。“他们有着巨大的北鼓，”菲斯克回忆道，“由于经常裂开，踢鼓是用两卷胶带拼到一起的。他们开玩笑说它是‘自由钟鼓’。”他们还录了 5 首柯本新写的歌：《为人子》（BeenaSon）、《污点》（Stain）、《青春年少》（EveninHisYouth）、《波莉》（Polly）和《东方象征之歌》（TokenEasternSong）。从科特作为创作者的成长来看，这些歌的质量有了巨大的飞跃。他们早期的大部分歌曲只是肤浅的咆哮——且通常讨论社会有多可悲——像《波莉》这样的歌，则源于科特剪下的一则报纸新闻。他就着新闻标题，创作出了十分动人的新闻背后的故事。这首歌原名为《搭便车》，原型是 1987 年的一个真实事件，即一个年轻女孩惨遭绑架、强奸，和火炬喷枪的酷刑。令人惊讶的是，这首歌却是从肇事者的视角和声音中书写的。科特成功地描摹出了强奸的恐怖（“让我剪去你肮脏的翅膀”），与此同时巧妙地指出了肇事者人性的一面（“她和我一样无聊”）。其文学上的力量在于其对内心对话的关注，和杜鲁门·卡波特在其著作《冷血》中找寻到对谋杀犯产生同理心的方法十分类似。此歌的主题和旋律形成了鲜明对比，和《关于一个女孩》类似，旋律甜美、舒缓、动听，几乎像是精心设计之下，让听众措手不及。听众往往不知不觉地哼着这首歌愉快的旋律，旋律内容却是可怕的罪恶。科特以一句足以成为强奸犯、受害者和他本人的墓志铭的歌词作为结尾：“本能的意志，让我震惊。”多年后，第一次在演唱会上看到涅槃乐队的鲍勃·迪伦从涅槃乐队的曲目表中选出《波莉》，称之为科特最勇敢的歌曲，这首歌还让他对科特做了如下评语：“这孩子真有心。”

这张单曲中的其他歌也同样出色。《为人子》一歌唱的是唐·柯本是如何希望科特的妹妹是个男孩。《青春年少》和《污点》都是有关唐的自传式歌曲，表达了科特内心的排斥感。在《青春年少》中，科特写道：“爸爸为他自己的一无是处感到羞愧。”而在《污点》中，科特则有着“恶感”，是家族的“一个污点”。《东方象征之歌》是唯一一首应付之作——关于创作者的灵感枯竭，实际上是他写给母亲的一封未寄出的信的歌曲版本。

这些歌也是到当时为止科特最复杂的音乐作品，吉他小段充实而多元。“我们想要那种大气的摇滚声。”科特告诉菲斯克，他们也做到了这点。当他们回放录音带时，科特兴奋地宣布：“我们在这个大型录音棚，录下了鼓点质量能打进前四十榜单的歌。”为了庆祝，乐队几人问他们能不能跳到桌子上。“桌子大概这么高，挺气派的，非常适合拿来庆祝。”菲斯克回忆道。他和科特、克里斯特及查德一起爬到桌子上，兴奋地跳上跳下。

当年 8 月末，科特和尖叫树乐队的马克·兰尼根组了一支衍生乐队，克里斯特负责贝斯，尖叫树乐队的鼓手马克·皮克雷负责打鼓。科特和兰尼根彼时已一起写了几个月的歌，尽管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谈论自己对莱德贝利（美国颇具影响的布鲁斯、民谣乐手）的爱上。他们在涅槃乐队租来的西雅图排练场地上彩排了几次，场地位于大陆铁路公交站的上方。“我们的第一次彩排完全是对莱德贝利的致敬，”皮克雷回忆道，“马克和科特都买了莱德贝利的录音带，我们用一个小小的手提音箱放着听。”科特和克里斯特想把新乐队命名为“锂”，皮克雷则提议叫“陪审团”，他们最终听从了这个建议。但当乐队在 8 月 20 日进棚和制作人恩迪诺合作时，项目流产了。“马克和科特似乎太尊敬对方，不好意思叫对方做这做那，连提议他们该做什么都不说。”皮克雷说，“他们俩谁都不想当拍板的人。”两个歌手甚至不能决定谁应该唱哪首歌。他们最终录制了《可不是一种耻辱》（Aint It a Shame）、《灰鹅》（GrayGoose）和《昨晚你在何处过夜?》（Where Did You Sleep Last Night?），三首都是莱德贝利的歌，但是他们并没一鼓作气完成一张专辑。科特还被另一个非涅槃乐队的项目分了心：他在波特兰短暂停留，和迪兰·卡尔森的地球乐队一起进棚录歌。

涅槃乐队的 T 恤 logo

在此之后，涅槃乐队重新上路巡演，在中西部连演了两个星期。在那次短途巡演中，他们吃惊地发现，观众人数稍微变多了，也更加热情。《漂白》已经开始入驻大学电台曲目单，在当时的有些演出上，他们能吸引 200 个知道这些歌的到场歌迷。他们还卖了不少 T 恤，有史以来第一次挣到了钱。当他们回到西雅图后，他们就收入和支出算了笔账，发现还挣了几百美元。科特很惊讶，他向崔西炫耀这个成就，好像他挣来的 300 美元能弥补这些年来崔西给他的经济援助似的。

当年夏天，“地下流行”唱片计划了第一场涅槃乐队的欧洲巡演。《漂白》已经在英国发行，反响很好。科特从来没出过国，他深信，乐队在欧洲会更受欢迎。他向崔西承诺，他一定会挣回几千美元，而且每到一个国家就会给她寄明信片。

此文摘选自《重于天堂：科特·柯本传》

【美】 查尔斯·R.克罗斯 (Charles R. Cross) 著 

雅众文化 |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

牛唯薇 译

20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