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乐队， 政治摇滚先锋队

三十年来，U2 总是在思考他们所身处时代的大问题。

音乐史上，恐怕没有人比 U2 更能展示摇滚如何产生政治力量：深刻信念、动人的音乐，戏剧化的舞台效果，形成看起来最“真诚”而动人的表演。

在一场又一场演出中，他们在舞台上向歌迷展现萨拉热窝的战火、非洲的贫穷、以及北爱尔兰的暴力，用音乐打动他们，希望听众和他们一起改变这些时代的悲伤与不幸。

爱在烽火蔓延时

整整三十年前，四个听着朋克音乐长大的都柏林男孩组成了 U2。如同许多神话，起初当然没有人知道未来这几个家伙会改变世界，而且这个世界不只是音乐世界，也包括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世界。

如果第一张专辑 Boy 还只是他们的初试啼声，第二张专辑 《十月》就显示出他们试图对抗时代的气魄。对于专辑名称“十月”，波诺说：“我们出生的 1960 年代，是一个物质丰裕的年代。但 1980 年代是一个更冷漠的时代，只有物质主义没有理想主义，是秋天之后的寒冬。这让我想到一句歌词：在十月，所有树木都脱去了树叶。那一年，我二十二岁。世界上有多少人失去工作、陷入饥饿，而我们却还在利用最好的科技建造更大的炸弹。”

《十月》，1981

然而，这张《十月》还不是列宁革命般的红色十月。要到下一张专辑《战争》，他们开始成为最深刻思考时代的乐队，写下可以列入万神庙的抗议歌曲经典。

1980 年代初的世界，各地战火纷飞，世界充满不安。英国和阿根廷正结束福克兰群岛战争；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巴比山地（Bobby Sands）在狱中绝食致死，以争取北爱尔兰独立的尊严；中美洲的萨尔瓦多爆发内战，从 1980 年到 1992 年共死了七万多人。在美国，里根上台，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以及积极发展军备，使得冷战态势再度紧张。

而《战争》是一张如此热切回应时代的专辑。他们强劲的歌曲节奏和强烈的姿态，展现出的不是温柔地乞求和平，而仿佛是要进行一场追求和平的圣战。

“人们对战争已经麻痹了。每天看着电视，越来越难区分事实和虚构。所以我们试图掌掴人们、唤醒大家。”因此，这张专辑的哲学是“激进和平主义”(militant pacifism)，而这正是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精神，波诺如此说。

专辑第一首歌就高举反暴力的激进主义大旗：《血腥星期天》 （Sunday Bloody Sunday）。这首歌有着让人亢奋的战歌节奏，但这不是如滚石乐队的“Street Fighting Man”的鼓吹革命之歌，而是一首彻底的反恐怖主义之歌。

歌曲最早是由 The Edge 起头，当时他刚跟女友吵完架，因而想把他所有的愤怒放进歌中。他写下这么一句歌词 :“不要跟我讲 IRA，UDA 的权利。”

歌曲确实是关于北爱尔兰情势，具体来说是 1972 年 1 月 30 日在北爱，英军开枪杀死了 56 个（也有说 27 个）和平游行的平民。史称“血腥星期天”。歌曲开头第一句就是 :

但这首歌并不只是谴责英国政府，而是要谴责所有在北爱土地上无止境的恐怖暴力。第一次在北爱的贝尔福斯特演出这首歌时，他们对观众说，你们如果不喜欢这首歌，我们将从此不再演唱它。结果这首歌成为他们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且有着几场历史性的演出。例如 1984 年，U2 在美国丹佛的现场演出（被拍成纪录片《在红色血腥天空之下》）中，波诺在演唱时高举着白旗。这个镜头被《滚石》杂志选为五十个改变摇滚史的时刻，因为其奠定了 U2 作为一支政治摇滚先锋队的形象。

而在 1987 年的美国丹佛，不久前北爱刚发生一个由 IRA 组织的恐怖爆炸，死伤多人，波诺在演唱会上愤怒地说：“我告诉你，我厌倦了那些二三十年来没回过爱尔兰的爱裔美国人跑来跟我说所谓‘革命’的光荣，和为革命而死的光荣。去你妈的革命。把一个人从床上拖起来，在他老婆和小孩面前毙了他，这有什么好光荣的？在老兵纪念日放炸弹炸死这些退伍老兵有什么好光荣的？我们不要再看见这种事情了。不要（No More）！不要！”

然后，2001 年的爱尔兰演唱会——三年前在北爱又发生一起严重爆炸，死了 29 人、数千人受伤。他在唱到“不要”后，带着全场观众喊：

最后，他用尽力气念起了 29 个死难者的姓名。

这是 U2 最撼人的舞台演出。

第二首歌 Seconds 则是描述一触即发的核武器危机。歌中故事是在纽约时代广场的一个小公寓里，有一个人正在组装核炸弹。 

专辑第三首歌后来也成为经典的政治歌曲：《新年》（New Year's Day）。这是为了波兰团结工联（Solidarity）而写的。团结工联是 1980 年成立的自主工会，他们反对当时波兰共产党的统治，争取工人权利，领导人是瓦文萨（Lech Wałęsa）。1981 年，波兰政府实施戒严令镇压团结工联。

波诺写这首歌时，心中的画面是在大雪纷飞的新年，瓦文萨坚定地站着，挥舞着双拳，领导着罢工。

1983 年，波兰宣布废除戒严令，当时这首歌刚刚录完。

《新年》其实是一首情歌。在新年这一天，一切被白雪覆盖。纵然世界在喧嚣中动荡不安，但“我只想要日日夜夜跟你在一起”。是的，虽然这是关于政治对抗，但更是一场关于“爱的斗争”。这也正是整张专辑的精神：在漫天的战火与暴力之中，我们还是要坚信爱。 

在下一张专辑《不能遗忘的火焰》（The Unforgettable Fire）中，他们更明白唱出“以爱之名”（In the Name of Love）。这是献给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歌曲：

那是 1968 年。经过了十数年的黑人民权运动，联邦政府也通过了民权法案，但是美国种族问题仍然无法改善。1967 年夏天，许多都市贫民区发生大暴动，黑人民权运动也有走向暴力化的倾向。1968 年 4 月，子弹无情地夺去了金博士——这个一生主张非暴力革命的勇者的生命。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更直接以金的名字为歌名：MLK。

这张《不能遗忘的火焰》也标志着 U2 开始把焦点转向美国（专辑中有另一首歌以猫王作为歌名），不论是如金博士等人所象征的理想，或是美国的狰狞现实。 

两个美国与第三世界

1984 年，U2 参加为衣索比亚难民募款的行动，和其他英国音乐人在那年圣诞节前夕发行一首合唱单曲《他们知道圣诞节来了吗》（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1985 年 7 月，在伦敦和费城举办了众多重要歌手参与的超大型演唱会：Live Aid，全球数亿人同步收看。

1985 年，美国滚石杂志称 U2 是“1980 年代最有代表性的乐队”。

有人认为这个说法过于夸张，因为当时他们的影响力还没这么大。但一年后，没有人再怀疑这件事。新专辑《乔舒亚树》（Joshua Trees），将真正把他们带到超级乐队的地位。

《乔舒亚树》录到一半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简称 AI）美国分会邀请 U2 办巡回演唱会，来推广人权意识。U2 邀集了史汀、路瑞得（Lou Reed）、彼得盖布瑞（Peter Gabriel）等人，组织了“希望的共谋”（The Conspiracy of Hope）演唱会，在美国几大城市巡回演出。

他们不仅成功地帮 AI 招募到几万会员，也透过群众压力成功拯救了不少政治犯，如奈及利亚的异议歌手 Fela Kuti。

贝斯手亚当说：“国际特赦组织的巡回演唱会证明我们写歌去描述里根时代的荒芜与贪婪是对的。”

Live Aid 之后，出现了许多摇滚巨星参与的社会议题演唱会。例如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曼德拉生日演唱会，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也邀请音乐人巡回演唱。这个音乐最商业、最没有愤怒，MTV 频道让形象取代实质的 1980 年代，竟然成为摇滚乐的“良心时代”。以至于波诺说：“现在在乐迷中有一种心态，即他们相 信可以改变世界，而我们的歌迷就是前锋。不论是 Live Aid、反种族隔离运动，或是国际特赦组织的活动，音乐被视为一种凝聚的力量，一种制造新政治力量的黏胶。”

1985 年 7 月 Live Aid 现场

在国际特赦组织的巡回演唱会之后，波诺和妻子前往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两个国家 。

当时萨尔瓦多是美国支持的右翼政权执政，即使这些政权侵犯人权，但是只要他们不支持共产主义，美国就会支持。在尼加拉瓜，则是美国支持反革命分子要推翻左翼桑定政权。1980 年代，尤其是里根的极端反共保守主义时代，他用尽方法不让左翼势力渗入中南美洲。里根资助尼加拉瓜游击队去推翻桑定政权之事，后来成为一桩巨大丑闻。

在尼加拉瓜，波诺看到农民在不安战火下生存的痛苦——这个内战是和美国的介入紧密相关的。在拜访农民时，子弹甚至从他头上飞过。

当他们在萨尔瓦多时，他们看到路旁有一具尸体。在那里，反对派人士会突然消失。智利也是一样。而恐怖背后都是同样的力量在支撑：美国。波诺知道：“在智利，一个民主选举选出的总统被 CIA 支持的政变推翻，然后推上了一个杀人机器：皮诺契将军。”

波诺感到巨大的愤怒。但那也是他们对美国产生迷恋的时刻。他们在巡回演唱会中，大量阅读美国小说如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雷蒙·卡佛，James Baldwin，Charles Bukowski，Sam Shepard。波诺爱上美国地景的强烈影像感，爱上美国文学和音乐，并且感受到美国土地的广阔。

波括说 :“美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地方。你必须跟它搏斗。”他们看到两个美国。一个是里根主义的、是充满枪支的，是三 K 党的美国，是自大、自以为正义的国家，是有着残忍腐败外交政策的帝国，尤其，1980 年代是一个贪婪的时代、华尔街的时代，每个人都在追求胜利，没时间在乎输家。这是现实的美国。但是 他们又迷恋另一个美国：一个开放空间的，高举自由之梦的，一个金恩博士所爱的国度。这是迷思的美国。

所以原本新专辑要叫《两个美国》。但波诺想把这个时代描写为精神干枯的时代，所以他脑中出现沙漠的意象。于是有了专辑名称“乔舒亚树”和专辑封面：沙漠中的乔舒亚树。

 《乔舒亚树》在全球卖出两千五百万张，叫好又叫座，让他们自此成为摇滚天团。其中有几首非常政治的歌曲，这些歌就来自波诺不久前的中美洲旅行经验。

专辑《乔舒亚树》封面照

例如《失踪者的母亲》（Mothers of the Disappeared）。在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不论是在智利、阿根廷或是萨尔瓦多，军事独裁政权会以谋杀或绑架，让异议者“人间蒸发”。1977 年在阿根廷首都，一群自称“五月广场母亲”的女性，在五月广场抗议，要求政府归还她们的儿子——阿根廷民主化之后，政府公布约有一万一千人被威权政府绑架。

波诺说，这首歌是为这些拿着失踪儿女的照片的美丽女人们而写。

另一首更愤怒的歌《子弹与蓝色天空》（Bullet and Blue Sky），是来自他在萨尔瓦多感受到的恐惧。波诺走到一个农村，突然发生爆炸，他不知道该往哪里逃。他看见机关枪，听到战斗机从头上呼啸而过，但一个农夫跟他说，别担心，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波诺反省说，“这个农夫每天都要经历这样的生活，而我在这里的几周，想的都是我们歌曲是否会上排行榜第一名。”

于是，他跟吉他手 Edge 描述在中美洲所目睹的景象，然后问 Edge：“你可以把声音尽量放大吗?”Edge 说：“要多大?”波诺说：“要让人们感觉起来像看到地狱，让人感觉到当地火焰燃烧的意象。是谁在轰炸这些村庄？是谁在摧毁我们的生活？对这些农民来说，是美国。”

Edge 成功了。这首歌听起来像是战斗机从天上丢下炸弹，火焰四处燃烧。而歌词如此写道：

另一首歌 Red Hill Mining Town 是关于工业衰败城市的哀歌。歌名来自一本纪录 1984-1985 年英国矿工大罢工的同名书；这场大罢工对英国音乐的政治化非常重要，许多音乐人如 Billy Bragg，Paul Weller 等人都积极声援罢工。

One Tree Hill 则提到了智利的传奇左翼民谣歌手 Victor Jara——他在皮诺契将军上台后被刑囚然后处死。在这首歌中，波诺透过 Jara 来表达他自己一贯的音乐哲学：“Jara 把他的歌曲当作武器，手中紧握着爱。”

战争与和平

1989 年，柏林围墙倒塌，冷战结束，世界进入新的时代。但相对于天真的历史终结论，其实人们并不知道他们要进入的是什么时代，且历史的古老问题依然继续纠缠着人们：战争、贫穷等。

U2 的音乐也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他们在 1990 年代制作了三张加入更多电子音乐成分的专辑。但新时代也会有永恒主题，U2 的新音色同样维持着一贯的社会关怀。

1990 年 11 月，U2 到柏林录音，做出新专辑 Achtung Baby。这张专辑中出现了他们在 1990 年代以后最重要的政治歌曲，并被英国 Q 杂志选为史上一千零一首最佳歌曲的第一名：“One”。

“One”不是关于“同一”，而是关于“差异”。

此后这首抒情歌曲几乎成为他们在各个政治议题音乐会中的必唱曲。

另一首 U2 在 1990 年代的重要政治歌曲之一，且他们最重要的政治参与是关于萨拉热窝。

南斯拉夫瓦解后，波斯尼亚打算独立。从 1992 年到 1996 年，塞尔维亚部队包围了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这是人类史上最长的围城。

战争前，萨拉热窝是一个塞尔维亚人、克罗尼西亚人、回教徒共同居住的地方，是一个能体现宗教与种族多元共存的城市。但现在，这里成为一片炼狱。

塞尔维亚部队在萨拉热窝城中终日以炮弹与子弹攻击平民。

狙击手刻意攻击小孩和妇女以制造恐惧。人们每天起床后，不知道今天房子是否会被炸毁，自己是否会死于枪下。

西方国家对于要如何帮助城里的人们没有共识，联合国维和部队也只是在此地观察。事情每日恶化，火焰不断然烧，而世界只能无能为力地旁观。 

1993 年冬天，一个美国人比尔·卡特去萨拉热窝提供人道协助。他认为西方媒体都忽视了战火中生活的人们，所以他找到 U2，希望他们可以在演唱会上播出萨拉热窝人真实的生活画面。

卡特说，在萨拉热窝的庇护所中，年轻人听着摇滚乐，并且把音乐放到最大声，以对抗外面的炸弹声。他们也看 MTV 频道，看着和他们一样年纪的青年，却不知道为何没人在谈论自己面临的困难处境。 

于是，卡特每天在市区中寻找愿意接受访问的当地人，然后在 U2 演唱会上现场播出录像片段。

当然，U2 的 Zoo TV 巡演就是一个讨论媒体的演唱会。只是，当每天夜间新闻似乎成为一种娱乐时，U2 的演唱会似乎正好相反，是真实侵略了娱乐。这使得 U2 成员自己都觉得，往往情绪很难转换：在演唱会上看了十分钟的苦难，看到战火猛烈、人们四处逃窜的街头之后，他们如何能轻易回到演唱会的欢愉？他们几度觉得无法继续这样下去。

最糟的一夜是在英国温布尔登体育馆。镜头中三个年轻女子哀戚地说：“你们正在享乐，而我们却这么不快乐。你们到底可以为我们做什么？”当波诺正要回答时，女孩打断他说：“我知道你们会怎么做：那就是你们什么都不会做。你们只会回到你们的摇滚音乐会。你们甚至会遗忘我们的存在，而我们全都将面临死亡。” 

全场无声。U2、观众，与摇滚乐自以为是的政治介入，都遭到最重的一击。

1995 年，U2 与音乐人、他们的制作人 Brian Eno 合作专辑 Original Sound tracks1 中，并特别做了一首单曲《萨拉热窝小姐》，歌剧男高音帕瓦罗蒂也在歌曲中献唱一段。

这首歌是在抗议这场波斯尼亚战争，批评国际社群没有能力去阻止战争，并且赞美人们如何勇敢地拒绝放弃他们的日常生活。例如有一个女子不愿意去避难所，只想继续在家中弹奏钢琴；或者有一群女性自己举办选美比赛，并且说“我们要用口红和高跟鞋跟他们对抗”。 

歌曲 MV 中最震撼人的画面，以及单曲的封面照片，就是这群选美小姐在台上举起布条，上面写着：“不要让他们杀了我们”。

她们要跟世界说，世界或许遗忘了我们，但是我们仍然坚强地活着。

1997 年，U2 终于来到萨拉热窝举办演唱会。他们是围城结束后，第一个在那里举办演唱会的西方乐队。台下的听众包括几年前彼此要杀害对方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埃西亚人，而现在他们在这里一起高唱“One”。

第二天，当地报纸说，“萨拉热窝围城在这一天结束了。”

终结贫穷？

1985 年的 Live Aid 结束后，不像大多数人只是来参加一场公益活动，波诺和妻子去了衣索比亚六周，实际了解当地状况。他慢慢发现饥荒固然和内战及旱灾有关，但非洲的贫穷问题是结构性的。

在 20 世纪末，他开始面对、解决这个问题。

“两千年大赦联盟”（Jubilee 2000 Coalition）是由超过九十个 NGO、教会、工会所组成的联盟，主要目的在于推动西方国家以及世界银行等组织在公元 2000 年前，勾销 52 个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无能力支付的外债。他们找到波诺作为代言人。

从“两千年大赦联盟”，波诺了解到，非洲的问题固然与当地政治领袖的腐败有关，但是也和西方国家的腐败有密切关系。“西方国家为了战略理由，在冷战期间大量贷款给非洲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是坏人，但只要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就能拿到大笔钱。这些独裁者拿钱肥了自己，但西方国家却要让孩子未来的生活成为当时独裁者借款的抵押。”他说，“这不是关于慈善，这是关于正义。”

波诺对于自己角色的认识是：“摇滚乐是好的沟通者。我们用 PA、录像带、歌词和 T-shirt 去传播讯息。我曾经参加过绿色和平和国际特赦组织的行动，所以我的工作是鼓励乐迷成为这个计划的草根运动者。这个联盟在欧洲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但在美国则比较少人知道。不过，在 1998、1999 年，已经来不及形成一个广大的草根运动，所以我只能直接寻求决策者，把想法丢给他们。”

于是，这开启了波诺，或是摇滚乐的全新政治介入方式：成为专业游说者。波诺拜访了前后任美国总统，从克林顿到小布什，从教皇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从历任财政部长到最保守强硬的共 和党大佬贺姆斯（Jess Helms）。他认真学习，成为知名经济学者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学生。

两千年大赦联盟在 2001 年结束。此时，三分之一的穷国外债正在被免去。美国、英国、法国都勾销了穷国欠他们的外债；但是那些国家仍然积欠世界银行和 IMF 的外债。

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认为，公平贸易对非洲国家同样重要。此外，非洲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艾滋病造成的死亡。因为有两千五百万的非洲人民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估计到了 2010 年，全球将有四千万个艾滋孤儿。“这是每日都在发生的大屠杀。”波诺说。

所以波诺和原来两千年大赦联盟的部分成员在 2002 年成立一个组织 DATA，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债务（Debt）、贸易（Trade）、 艾滋（AIDS）、非洲（Africa）。从另一个角度说，西方愿意拨款给非洲国家时，也希望后者可以做到 D、A、T，亦即是民主（Democracy）、 问责（Accountability）和透明（Transparency）。这一年，波诺出现在《时代》杂志封面上，标题是：“波诺可以拯救世界吗？”

当然，虽然名气好用，但波诺也面临许多挑战。他说：“我知道找一个摇滚明星来谈世界卫生组织、免去第三世界国家外债或者非洲艾滋病问题，有多么可笑。”的确，IMF 主席一度讽刺他说：“哦，你是个摇滚巨星。你是不是赚了很多钱后，然后发现自己的良心？”但波诺回答说：“不，我是先有良心，之后才成为摇滚巨星。”

2005 年是对抗贫穷的关键年。因为，联合国高峰会在这年评估《千禧年发展目标》报告，由英国所领导的八大工业国高峰会议（G8）把优先议题放在帮助非洲发展，而 12 月在香港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的重点也是如何结合第三世界发展和贸易自由化。

因此，推动扶贫的团体称这一年为“终结贫穷”（Make Poverty History）年；在美国，同样性质的活动则称为 One。波诺和之前主办 Live Aid 的歌手 Bob Geldof 决定再次号召英美知名歌手，在欧洲和美国六大城市举办了针对在苏格兰召开的 G8 高峰会的“Live 8”演唱会。这一年，正好是 1985 年 Live Aid 演唱会的二十周年。 

但这次活动并非重复二十年前的 Live Aid 演唱会，以号召募款来解决非洲饥荒；这一次的演唱会是免费的，是要唤醒民众的政治意识，进一步给予八大工业国领袖压力来改变政策，从而改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等。Live Aid 活动只需要音乐人的悲悯之心；现在的行动则需要对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他们说，这不是一种慈善，而是追求正义。所以，这次活动是“朝向正义的长征”（The Long Walk To Justice）。具体目标是要求西方国家增加对非洲的外援到五百亿美金，免去非洲积欠国际金融组织和西方强国的外债，并且建立一套更公平的贸易制度。

Live 8

抗议乐队、摇滚巨星还是政治明星？

波诺说：“作为一个摇滚乐队，你必须抓住时代精神，并且介入。”尤其，“如果摇滚乐不敢质问大的问题，那还是摇滚吗？” 

的确，U2 与波诺确实是最严肃思考时代精神的摇滚乐队， 并且三十年来，他们始终在思考人类面临的大问题：战争与和平、人权、环境、贫穷等等，并且从来不怯于跟 NGO 组织合作，一起改变世界。

没有人像他们一样，挑战过这么多重大议题，没有人像他们如此善用音乐与演唱会的力量去打动人心。我看过他们的 Vertigo 演唱会，看过他们如何在演唱最动人的歌时，舞台上升起一个个非洲国旗的电子影像。U2 用音乐召唤着我们为理想献身。

也从来没有音乐人走到像波诺今天这样的政治地位。

25 岁的波诺在 Live Aid 演出

问题是，正当波诺从摇滚巨星走向世界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时，他们的音乐几乎是与他的政治实践脱钩的。

U2 团员曾说，波诺的行动不会影响到乐队的创作。他们的意思是，不会有负面的影响，不会影响波诺对乐队的参与。但这个不会影响，不也意味着没有“正面”的影响吗？亦即这些政治行动参与成为音乐素材的可能性？

2004 年发表 How To Dismantle A Atomic Bomb 专辑时，波诺说 :“原本这张专辑会是很政治的，因为世界如此震荡不安。你会以为有必要响应这些时代的问题。但是过去几年，我都在乐队工作之外，在不同场域的肥皂箱上发言，所以我不太想把 U2当作我的肥皂箱了。”

波诺对自己的新角色很自觉 :“一个摇滚客站在街头路障旁，手上拿着汽油弹，当然比拿着一皮箱的世界银行报告更性感。”他的意思是，虽然这工作不讨好，但确实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

他说他相信摇滚迷自 1960 年代后已经成长了：他们知道革命不是在转角；世界的改变必须是一点一滴的。

我们可以同意后面那句结论。但是不代表摇滚乐的有效政治介入，只能是拒绝革命，或者放弃成为“街头斗士”。正如具体的社会改革需要政策论述、需要游说，但街头抗争同样必要。摇滚的政治行动也可以是多重的。

所以，你还是可以走进 U2 的精彩演唱会，去感受让人激动的音乐，感受音乐如何展现政治能量的力量。然后，走出演唱会，你可以加入一个组织，去游说、写信、上街头。

以爱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