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是一片 值得想象的土地

一场风靡全国的“动物赌博”

在巴西人眼中，财富并非来自勤劳节俭，也非由于竭尽全力。金钱就像梦幻，只能从天而降。而在巴西，彩票便是上天。对于这些外表平静的人来说，彩票是少有的能唤醒激情的东西，是千百万人平日的希望。摇奖每天都在进行。无论是酒吧、咖啡馆还是在路上，巴西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推销彩票。无论是理发师的助手、擦鞋匠、普通职员还是军人，所有人都将自己周薪中所剩不多的钱投入其中。每天下午固定时间，开奖地点就会聚集一大批人。家家户户都将收音机打开，全城民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一个一个报出的数字上。上层社会的人则在赌场试试运气，几乎每一个海滨浴场与高级宾馆都配有赌博场地。不仅如此，巴西人还在欧洲的乐透、纸牌与轮盘之外，发明出了“动物赌博”。尽管受到巴西政府的严令禁止，“动物赌博”还是风靡全国，成为最受欢迎的赌博方式。

“动物赌博”有着独特的历史渊源，能够清晰地反映出巴西人对命运的激情。里约动物园园长抱怨游客太少。他十分了解自己的同胞，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办法。每一天，他都会在动物园中随机选择一种动物，今天是狗熊，明天是驴子，后天则是大象。

“动物赌博”彩票

每位游客的门票上都印有一种动物，如果恰好同当天选出的动物一样，就能得到门票价格二十倍或二十五倍的奖金。这项举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动物园中人头攒动，但是游客们并非为了参观动物，而是为了得到奖金。他们渐渐认识到动物园路途遥远，很难坚持每天都去。于是他们便按照动物园的规则，开始了私人赌博。在小酒馆的柜台之后以及街边的转角兴起了许多小银行，由它们收取费用并支付奖金。警察禁止这项赌博之后，这些小银行仍能秘密地发布博彩结果。为了不使警方找到任何蛛丝马迹，一切赌博活动只能暗中进行。银行家并不向顾客提供收据，但是每次都会履行职责。这种赌博方式，也许正是由于遭到禁止，才能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里约的孩子们刚刚在学校里学会数数，就知道每种动物对应的数字；而他们对参赌动物的了解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字母表。所有的机构、法令都无法遏制“动物赌博”。一个人在晚上梦到了一个数字，如果不能用它购买“动物彩票”，那还有什么意义呢？法律永远无法抑制民众的真正意愿，而巴西人所缺乏的野心，也只能在一夜暴富的梦想中得到弥补。

巴西货币雷亚尔

诚然，巴西还未释放出土地的全部价值，个人的智慧与能力也未能得到完全发挥。但是考虑到这里的气候弊端与人民纤弱的身体条件，总体来看，巴西产量依然相当可观。而根据近几年的观察，我们也不能断言缺乏雄心、随遇而安就是错误缺憾。过度的活力会冲昏人们的头脑，将他们卷入战争。个人生活同这种活力孰轻孰重？倘若压榨出每个人的全部力量，又是否会像注射毒品一般使人心智耗散？这些疑惑已经超越了巴西问题的范畴。

这里有未被开发的热带雨林，和一成不变的生活

在冰冷的商业统计数据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财富：那就是沉静祥和、未受摧残的人类。

对生存方式的知足是巴西下层民众的共同特点。这个阶层人口众多，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他们的准确数量与生存环境。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几乎看不到他们。他们不像一无所有的欧洲人或者美国人，不会聚集在工厂或者作坊里；我们也不能以无产阶级来称呼这几百万人，因为他们四散于巴西各地，彼此之间并无联系。亚马孙地区的混血儿，丛林深处的割胶工人，农场中的畜牧者以及树林里的印第安人，他们都居住在难以企及的地方，从来不曾聚集起来，而他们的存在也不为外国人（以及大城市的巴西人）所知晓。

我们只是隐约知道，这几百万底层人口大都是有色人种，他们的生活水平一直在生存线附近徘徊。他们多是土著人与黑人的混血后代。几百年来，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从未改变，也从未享受到科技的影响。他们大多对居所没有讲究，只在随便一个地方用竹子建造小屋，涂上黏土，盖上茅草。一扇玻璃窗户便是莫大的奢侈，而除了床和桌子之外，小房子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这些窝棚由主人亲手建造，不需要支付租金；这里并非城市，土地一文不值，更不会有人为几尺土地征收费用。

由于气候使然，这里的着装不外乎一条亚麻布裤子，一件衬衣和一件外套。自然为人们免费提供了香蕉、木薯、菠萝以及椰子；饲养几只鸡、一头猪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样便保障了基本生活。无论是正式职工还是临时工人，都能省下一些零钱购买香烟，或者满足其他一些小之又小的需求。在巴西尤其是巴西北部，下层民众的生活条件已经脱离了时代。贫穷侵袭了每个地方，民众由于营养不良而十分虚弱，甚至连正常的活动都无法完成。领导者很早便认识到这种状况，一直想方设法对抗贫穷。

电影《上帝之城》剧照

但是在马托格罗索与阿克里，在那些连铁路公路都无法到达的内陆地区，瓦加斯的最低工资法依旧无法实行。那里有上百万得不到庇护的人们，他们既得不到合法稳定的工作，也不能在文化方面有所依傍；如果要使他们融入国民生活，至少还要再等几十年。就像巴西未经利用的自然资源一样，这里数千万的人口，无论作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也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没有转为劳动的力量。然而，他们同样是未来的巨大储备，是这个大国的重要潜能。

这些四散各处的流民大都不识字，生活水平也非常低下，几乎无法为巴西文明做出贡献。位于他们之上的是一个新的阶级，即小市民中产阶级或乡村中产阶级，包括工人、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其他许多从业人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他们是纯粹的理性主义阶级，鲜明地体现出巴西人民的个人意志；他们不再单纯依附于殖民地传统，而是充分发掘其创造才能。想要了解这个阶层十分困难，因为他们行事低调，从不张扬。这个阶层的民众生活简单，丝毫不惹人注意。

电影《上帝之城》剧照

我想说的是，他们之所以无声无息，是因为像曾经的欧洲人一样，这个阶层的人将四分之三的财产都用于家庭目的。多层公寓才刚刚进入里约与圣保罗，而在除这两个城市之外的其他地方，每个家庭都拥有独栋的房子。它们就像一个个外壳，包裹着人类的精华。通常情况下，一栋房子只有一层，或者至多两层，总共三到六个房间，外面没有任何装饰，里面也只有几件简单家具。除了三四百个上层社会的家庭之外，整个国家都见不到一幅有价值的画，看不到一本昂贵的书，甚至看不到一件平庸的艺术品。那些欧洲小市民借以安慰自己的东西，这里一样也没有，而巴西引人注目的恰恰是它的朴实。既然房子专为家庭建造，就不必奢华醒目。

除了电灯、收音机以及浴室之外，这里的房间同殖民时期别无二致，生活方式也沿袭着那时的传统。上世纪的父权制度在欧洲已经成为历史，在这里却占据着重要地位；正是由于传统的影响，家庭生活与父权准则的联系才没有中断。像北美古老的州府一样，在这里，殖民时代的极端观点依旧发挥着作用；我们父辈的父辈的生活，其实也正是他们现在的生活。家庭仍然是真正的中心，一切都由家庭起始，又最终归于家庭。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相互帮扶；每到周日，亲属便聚集起来，共同规划年轻人的未来道路。

电影《上帝之城》剧照

一个家庭中，父亲依然是绝对的主人。他有着一切权力与威严，将家人的服从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尤其在农村地区，子女依然像上世纪那样亲吻父亲的手背来表达尊重。男性权威依旧无可置疑；尽管同几十年前相比，女子已经拥有更多自由，却仍需整日局限于家庭事务当中。男人依然享有特权。市民阶层的妇女几乎从不独自在街上行走，甚至在其他女友的陪伴下也不行。如果别人看到她没有丈夫陪同，就会生出许多闲言碎语。因此，入夜之后，这里就像意大利与西班牙一样，成为只有男人的城市；男人们占据了咖啡馆，在大马路上散步；即使在大城市里，夫人小姐们也不能看夜场电影，除非有父亲兄长的陪伴。

自由解放与女性主义还没有找到生根的土壤；即使极少数拥有工作、脱离了家庭束缚的妇女，也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孤僻与羞涩。少女则面临更多禁忌。男女之间的交往，如果不是以婚姻为目的，即便最天真的交往，至今也很难见到。因此“Flirt”一词也就无法译成葡语。一般而言，为了避免麻烦，巴西人结婚很早；步入婚姻的少女通常只有十七八岁，或者还不到这个年龄。人们依然期待着早生贵子、多子多福，而不会对此感到畏惧。在这里，妇女、房屋、家庭依然密不可分；如果不是在慈善聚会上，妇女永远不会占据主要地位；而除了佩德罗一世的情妇桑托斯侯爵夫人之外，也还没有第二个女人参与到政治之中。

电影《上帝之城》剧照

欧洲人与美国人可以狂妄地认为这是落后的表现，但是这里有无数默默无闻的家庭，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不大的居所里，以健康规范的方式储备了国民力量。尽管中产阶级生活得十分保守，却愿意学习，热爱进步。在这肥沃的土壤之上兴起了一代新人，他们同古老的贵族家庭一起，成了国家的领导者。从某种程度上说，热图里奥·瓦加斯就是中产阶级的儿子。他来自腹地，是新一代人的杰出代表。他们力量强大、渴求进步，却并没有忘记传统。

渐渐兴起的“巴西文学”

中产阶级已经渗透到整个国家。他们的影响日益强大，代表了崭新的巴西。在他们之上还保留着一个古老的阶级，我们姑且称之为“贵族阶级”。虽然在新兴的民主国家中，这个称呼也许不太恰当。这些人一部分来自殖民时代，另一部分则是葡萄牙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随着若昂六世一同来到巴西。这些家庭来往甚密，有一些是真正的贵族，另一些则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形成贵族阶级。经过数代人的发展，较高的生活水平与文化层次便成为他们唯一的共同点。他们全都曾经游历欧洲，得到过欧洲教师的指导；他们大多十分富有，在政府机关担任要职；从第一帝国时期开始，这些家族的成员一直仰仗着欧洲精神；而他们的目标便是向世界展示文明进步的巴西。

巴西 里约热内卢基督山

这些家族产生了一代伟大的政治家，比如里约·布朗库子爵、鲁伊·巴尔博萨以及若阿金·纳布科。幸运的是，在美洲唯一的帝国中，他们知道怎样结合美国的民主理想与欧洲的自由精神，以和平谨慎的方式处理巴西政治，通过调解、仲裁以及国际协约达成目的。迄今为止，尽管行政与军事职能渐渐落到了新兴阶层，但贵族阶级依然独占着外交活动。他们在文化层面上产生了普遍的影响，但是并不喜爱炫耀。他们都居住在漂亮的房子里，拥有古老迷人的花园，但是这些房子远远不及宫殿的奢华，且大部分都聚集在贵族聚居的街区：比如蒂茹卡、拉兰杰拉斯或者帕伊散杜大街。贵族阶级在生活方式上遵循传统，喜欢收集国内的历史遗物。他们同时具有民族局限性与精神普遍性，更代表了一种崇高的文化，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南美国家。

不仅如此，他们对艺术与自由的爱好还会使我们想到奥地利。这些古老的家族—在这里，一百年便称得上古老—并没有在文化上被富裕的新兴贵族所打压，因为他们本身大都非常富有，而在这里资历的差别也不如欧洲那样重要。巴西人不懂得排外，这是一个优势。无论在种族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上，巴西都在不断地吸收同化。在这里，一切的传统历史都十分短暂，不足以扼杀刚刚兴起的巴西形态。

奥地利作家 斯蒂芬·茨威格

巴西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与吸收都依赖于后面两个阶级，因为下层人民与世隔绝而又不认识字，尚未参与到巴西文明的形成之中。为了正确评价这项活动，我们不能忘记这里的精神生活仅仅开展了一百年，而在之前的三百年里，所有的文化活动都会受到压制。直到1800年，这里尚且不能印刷报纸与文学作品；书籍不仅珍贵罕见，而且毫无用处，因为那时一百个人中只有一个懂得读写，甚至可能连一个都不到。

最开始，负责教化的还是耶稣会士，他们很自然地将宗教学习置于综合教育之前，丝毫不顾及时代的发展潮流。1759年，耶稣会士遭到驱逐，公共教育随即变成一片空白。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各个州府，没有一个人想到兴办学校。1772年，彭巴尔侯爵下达一道指令，规定对食品饮料增加新的赋税用以兴办小学，却最终成为一纸空文。1808年，葡萄牙宫廷迁至巴西，这里才出现了第一座公共图书馆。为了给居住的城市增添一些人文光芒，国王聘请了专家学者，建起了高等学府与艺术院校。

然而，这样做不过是装点门面，并没有起到实质效果。广大民众依旧处于蒙昧之中，既不会读写也不会计算。直到第一帝国建立之后的1823年，巴西才开始计划在每个城镇都修建一所公立学校，在每个州府都修建一所中学，并在最合适的地方修建几所大学。就这样又过了四年，直到1827年才出台了一条法令，规定每一个大居民点都至少有一所小学。这是巴西向前迈进的第一步，其速度之慢堪比蜗牛。1872年，巴西人口已经超过了一千万，而在校儿童却只有139,000人。现在已经到了1938年，政府却依然没有意识到要建立委员会来消除文盲。

巴西 圣保罗大学

几个世纪以来，文学与诗歌一直缺少合适的土壤，那就是本土大众。直到今天，写作对于巴西人来说依然是纯粹的牺牲，他只能为了文学理想而努力，却不能期许任何金钱上的酬劳。因为如若不是为记者政客服务，就只能是对牛弹琴。大众由于不识字，无法阅读他们的文章，而贵族作为文化阶层的代表，则认为巴西作品无足轻重，所有的书籍都应当从巴黎购买。直到最近几十年，由于中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其文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情况才有所改变。

我们激动地看到，像其他长期受到压制的国家一样，巴西文学一出现便立即跻身世界文学之列。在这里开办了越来越多的书店，书籍的印刷与装帧技术也日渐提高；文学乃至科学书籍都达到了很高的版次，会让十年前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而巴西的图书销量也超过了葡萄牙。欧洲的青年因政治体育分散了注意力，而在巴西，人文艺术却处于整个国家的兴趣中心。作为葡萄牙人的后代，巴西人天资聪颖、能说会道，能够感知语言之美。在巴西的信件与交谈中，语言之美无处不在，而在演讲之中，这种美感更是令人赞叹不已。巴西人热爱阅读，我们看到的所有工人、司机，在闲暇时间几乎都捧着一份报纸；我们看到的所有学生，几乎都拿有一本图书。他们是巴西全新的一代，并不像欧洲人那样对文学习以为常。

茨威格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附近的居所

在欧洲，文学作为一份遗产，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但在这里，文学却是他们自己的成就。通过对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发现，他们得到了欢愉与骄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同其他任何国家相比，南美的人文创作可以得到更多尊重。由于图书价格低廉，现代文学的传播也更加迅速广泛。巴西人天生喜爱优美的文学样式，因此在民族文学中，诗歌长期居于首要地位。由史诗《乌拉圭》与《马莉莉亚》开始，巴西拥有了自己的诗歌创作，展现出了卓越的风格特点。

在这里，诗歌能够成为潮流。这里的公共花园就像巴黎的蒙索公园或者卢森堡公园一样，修建了许多民族诗人的塑像，甚至在世的诗人也能享受同样的待遇。而广大民众则会收集印有诗人头像的银币，借此表达他们的敬意。巴西是少有的仍然尊敬诗歌的国家，巴西文学院中有一大批诗人，他们为语言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姗姗来迟的艺术享受与科技进步

在散文、小说方面，巴西若想脱离欧洲模式，还需要更多时间。即使若泽·德·阿伦卡尔的《瓜拉尼》与《善良的印第安人》也仿照了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以及费尼莫尔·库柏的《皮袜子故事集》。在阿伦卡尔的作品中，只有外在主题与历史色彩是巴西式的，人物心理与艺术特色则来自国外。

电影《黑人奥菲尔》剧照

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才出现了两个真正的代表人物—马查多·德·阿西斯以及尤克里德斯·达·库尼亚，巴西由此跻身于世界文坛之上。对于巴西来说，马查多·德·阿西斯就像英国的狄更斯或者法国的都德，能够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自己的祖国与人民。他是一个天生的讲述者。在他的作品中，温和的幽默与怀疑主义结合在一起，能够给予读者以独特的享受。在他最有名的杰作《沉默先生》中，塑造了一个不朽的形象。这个形象对于巴西的意义，就同大卫·科波菲尔对于英国或者塔拉斯孔城的达达兰对于法国的意义一样。凭借简洁的文字与人文视角，马查多·德·阿西斯堪比同时代的欧洲小说家。

与马查多·德·阿西斯不同，尤克里德斯·达·库尼亚并非一位专职作家，而其民族巨著《腹地》的诞生也只是出于偶然。尤克里德斯·达·库尼亚是一名工程师。在军队出动抗击卡努杜教徒（一个巴伊亚腹地的反叛邪教）时，他作为《圣保罗州报》的记者随同前往。他的这次远征报道写得十分生动，并由此扩展成为一本书。里面有对于这个国家、这里的人民以及民族心理的大量描写，其视角的深刻与敏锐尚且无人企及。在世界文坛中，《腹地》绝对能与劳伦斯的《智慧七柱》相媲美，但却很少为海外所知。这本书的描写恢宏崇高，视角丰富独特，又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一定能在无数的著作之中经久不衰。尽管巴西诗人与小说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却没有任何一部能够取得如此之高的艺术成就。

电影《黑人奥菲尔》剧照

然而，巴西的戏剧发展却十分缓慢。在这里，我从未听说过任何一部引人注目的戏剧名目，不仅如此，戏剧艺术在公共生活中也显得无足轻重。这种情况也在意料之中，因为戏剧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物，反映了特定阶层的精神需要，而这一阶层在巴西还没有得到发展。巴西并没有经历过伊丽莎白时期，也没有体验过路易十四时代，也没有奥地利或西班牙那样大批的戏剧爱好者。直到帝国末期，巴西的戏剧表演还只能从外国引进。由于欧洲与巴西之间路途遥远，只有低级的剧团才愿意前来演出。佩德罗二世统治时期，并没有发展起真正的国家剧院，而欧洲的剧团也只用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或者法语，并不使用葡萄牙语。在如今的巴西，一座大城市已经拥有上百万居民，足以维持一间剧院的运营。但是现在发展戏剧为时已晚，因为电影已经统治了一切。

音乐方面的情况与戏剧类似，这一困境已经持续了数百年：由于缺乏世俗传统，各个阶层都对此感到陌生。这里没有大型乐团，无法演出那些不朽的作品。正因为如此，这里的民众才不知道《马太受难曲》《安魂曲》《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以及亨德尔的弥撒曲。里约与圣保罗的剧院仍在上演五十年前的剧目，比如威尔第的意大利歌剧，而普契尼已经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像《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样的剧目，早在佩德罗二世时期就已上演，可是在之后可能也只上演过两三次。这个国家并不了解真正的现代音乐，尽管已经开始筹建交响乐团，但依然是轻缓舒适的音乐，只能满足大众口味。

电影《黑人奥菲尔》剧照

正因为如此，卡洛斯·高梅斯的出现才使我们如此吃惊。在这个时代，自学需要真正的勇气与炽烈的热情，而巴西的这位作曲家却赢得了国际声誉。1836年，高梅斯降生于圣保罗的一个城市。十岁时便加入交响乐团。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他几乎无法接触到乐谱与演出，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导师，但是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力，他的才能不断提高，二十四岁时便创作出了第一部歌剧《城堡之夜》。

1861年，《城堡之夜》在里约热内卢上演，取得了巨大成功。佩德罗二世十分看好这位艺术家，将他送往欧洲学习。在意大利时，高梅斯收到了同乡阿伦卡尔的小说《瓜拉尼》的意大利语译本。作为一个巴西人，他希望通过这部小说将巴西展现给世界，便立即联系了一位脚本作者。1870年，歌剧在斯卡拉歌剧院上演，受到了热烈欢迎。威尔第声称卡洛斯·高梅斯将成为他合格的继任者，而一位音乐史家则将《瓜拉尼》视为“梅耶贝尔时代最好的歌剧”。

电影《中央车站》剧照

直到今天，这部歌剧依然不时地在意大利上演。这是歌剧作品中的经典之作，有着如诗的唱词与优美的旋律，能够赋予观众视觉与听觉的极致享受，而灵魂则怎么也听不够。如今透过这部作品，我们依然能够了解高梅斯的巨大成功与殷切希望。然而，正因为《瓜拉尼》颇具浪漫主义时代梅耶贝尔的浮华之风，在我们今天看来，它已经失去了往昔的活力，变成了音乐史上尘封的档案。卡洛斯·高梅斯只是实现了巴西音乐的意大利化，而真正将巴西乐曲融入世界的，则是维拉·罗伯斯。他的旋律十分具表现力及原创性，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色彩。这种色彩热烈活泼而又伤感迷幻，反映了巴西不可思议的景色与精神。

这种富有巴西特色的表达方式，在波尔蒂纳里的画中也能看到。他是第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巴西画家。这里风景卓著，有着千变万化的色彩，波尔蒂纳里多么希望将这些色彩付诸笔端，就像高更手中的大洋洲或者塞甘蒂尼的瑞士一样，让世界看到一个风光旖旎的巴西！这里又为建筑艺术提供了多少机遇：在那些飞速发展的城市里，自我意识也愈发强烈，他们不愿遵循欧洲或者北美的模式，而要创造出自己的风格！在这种理念下，人们已经进行了诸多尝试，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就。

由于专业知识的匮乏，我无法对科技方面做出全面评价。但是在最近几年，巴西人民却担当起经济与历史的重任，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进步。所有关于巴西的古老文献几乎都出自外国人之手。谈起描绘巴西的经典作品，我们会想到十六世纪的法国人安德烈·戴维以及德国人汉斯·斯塔登，或者十七世纪的荷兰学者巴尔留斯，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教士安东尼尔，又或者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索西、德国探险者洪堡以及法国画家德布雷。

而在近几十年中，巴西人亲自接过了这项事业。他们立足于自身起源的研究，对国家历史有了充足的了解。他们的作品连同各州及中央政府的出版总额，已经足以填满一整间图书馆。在哲学领域需要记载一个有趣的现象，奥古斯特·孔德曾在这里建过一个学校，甚至一个教堂，巴西宪法的绝大部分都采用了他的思想，而这个法国哲学家对巴西现实的影响，比对他的祖国还大。在科技领域，飞行员桑托斯·杜蒙不仅建造了飞机，而且完成了绕埃菲尔铁塔的光荣飞行，他的胆识与能力大大推动了巴西航空事业的发展。

尽管对于这次飞行仍有争论，因为不能确定第一个在重型器材上飞行的是他还是怀特兄弟，但是这个问题却表明了他很可能是飞行史上的第一个英雄，即便在最差的情况下，他也是第二个。仅此一项，就足以将他的名字永载史册。而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勇敢开拓的忘我史诗，同科技成就一样，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将永世长存。杜蒙曾经向国际联盟写过两封信，请求永远禁止将飞机用于投放炸弹或者服务战争。只要一封这样的信，就能够宣告巴西的人道主义态度，就足以保护他远离不公正的遗忘。

这是一片拥有光明未来的土地

结合以上种种因素，就会明白巴西如今的文化活动有多么非同寻常。但是如果将巴西的文化历史看作四百五十年，或者认为参与其中的居民有五千万，我们就会做出错误的计算。巴西从独立到现在，刚刚过去一百年（更精确地说，是一百一十八年），而现代生活的参与人数也仅有七八百万。在各个方面，巴西与欧洲都没有可比性。欧洲拥有更丰富的传统，却没有未来；而巴西尽管历史短暂，前途却不可限量。

所有业已完成的只是亟待完成的一部分；许多传统早已赋予欧洲的遗产，在这里还需要重新创造，比如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公共教育。同有着先进教育体制的美国相比，这里的青年艺术家、作家、学者、学生必须克服百倍的困难，才能得到全面的知识与世界的眼光。在这里，我们有时仍能感到些许局限，又或是与时代追求的差距；巴西的发展尚且配不上它广袤的国土；几乎所有的巴西人都将在欧美的日子视为求学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光。巴西依旧需要旧世界的推动，尽管旧世界已经变得如此疯狂。

但是，倘若换个角度，就会发现欧洲人也常常在巴西停留，因为在这里也能学到许多。在这里，时间与空间的概念都与欧洲不同。这里有更加轻松的氛围与更加善良的人群，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近，时间也更加舒缓，连困难都显得更加轻松，精神自然也无须紧张。这里的生活更加宽厚平和，人们不用像美国一样成为标准化的机器，也不用像欧洲一样变为政客手中的工具。因为这里有更多的空间，人们彼此互不影响；也因为这里拥有未来，气氛更加平静，人也更加温和。

这里适合年迈的老人，在看尽了世间纷扰之后，能够置身山水之间，追溯一生的回忆；这里也适合寻梦的青年，在肥沃的处女地上，能够释放出全部力量，建设起伟大的国家。在最近几十年中，到达这里的每一个欧洲人，几乎都没有回去；对于那些曾经生活在大洋彼岸战乱之中的人们，巴西已经成为他们的和平故乡。如果在这场自杀式的战争中，旧世界最终覆灭，我们也一定要记得，有一个新世界正在迅速崛起。和平人道是欧洲未能实现的梦想，却将在巴西成为现实。而这也是我们在悲痛中最好的安慰。

本文选摘自《巴西：未来之国》

《巴西：未来之国》

［奥］斯蒂芬·茨威格 著

樊星 译

编辑 | 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