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双十一 世界重启

1918 年 11 月 11 日 10 点半，协约国军官哈里·S. 杜鲁门正在琢磨德国人对协约国提出的停战条件会是什么反应。这时他显然还不知道，就在当天早上，停战协定上的墨水尚未干透之际，福煦元帅已给所有前线部队发出一份电报：“从法国时间 11 月 11 日 11 点起前线地区中止一切敌对行动。”此后前线不再推进，军队坚守此前所占领的领土，禁止与敌方接触。

电报抵达前线需要一些时间。那时杜鲁门显然还希望继续战斗，直到德意志帝国竖起白旗：“我们不能去蹂躏德国的土地，不能去砍掉他们年轻人的手脚，剥掉他们老头子头皮，这真是太可惜了；不过我猜，留下他们为法国和比利时做 50 年奴工，应该更好。”他得意扬扬地总结说，自己在最后的进攻中向敌人发射超过 1 万发炮弹，“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决定继续轰炸敌人直到最后一刻。附近另一支炮兵分队也尽情开炮，“仿佛他们想趁来得及的时候脱手剩余的弹药”。

杜鲁门所在之处不是唯一继续作战的前线阵地。战争在最后时刻仍旧夺去不少人的性命。9 点半，英国军人、利兹矿工乔治·埃里森在巡逻中被射杀。离 11 点还有 5 分钟时，在贡比涅西北几百公里以外的阿登地区，法国军人、洛泽尔省牧羊人奥古斯丁·特雷布雄死于德军的子弹。正式停战前2分钟，加拿大军人乔治·劳伦斯·普莱斯在比利时的中央运河附近倒下。

电影《西线无战事》剧照

不过最终，法国本土时钟上的时针还是指向了“11”——这特定日子的特定时刻。它载于几位军事领导人和外交官员此前在巴黎附近的森林里所签署的停战协定，这些人凭借自己的签名，让这一时刻具有国际性的约束效力。自此，一个罕见的全球性时刻开启，它将为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终生铭记——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自己在 1918 年 11 月 11 日 11 点的所见所闻。

停战协定签署后没多久，费迪南·福煦就离开了贡比涅附近那块具有历史意义的林中空地。他以庄严的口吻形容这个从战争跨入和平的时刻：“继 53 周的激烈战斗以来第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平静。”而在给协约国军队的通告里，福煦也充满感情地赞美道：“（你们）赢得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并且捍卫了最神圣的东西：这个世界的自由！”他还补充道：“尽管自豪吧！你们为你们的战旗覆上了永恒的骄傲！后代会因此感谢你们的。”回到巴黎，福煦首先去爱丽舍宫拜访法国总统，然后赶往家中，他的妻子正等着他。但沿途到处都是向他欢呼祝贺的人，人们情绪激动，喜极而泣，元帅着实花了不少时间才应付过去。等到了家门口，福煦还得站在台阶上发表一通即兴演说。他的公寓里到处是琳琅满目的花束，多半是各界知名人士赠送的，但也有些他完全不认识的人。整个午饭期间，福煦还不时在窗口露个面，向聚集在街上的人群致意。

对亚瑟·利特尔（Arthur Little）来说，他的幸福时刻已在前一天，也就是 1918 年 11 月 10 日到来。这位隶属美军第 369 步兵团的军官获得一天探亲假，做了一次特别的出游。他借了一部车，开往驻扎在朗格勒小城约 8 公里外的一支坦克分队。一到那儿，他便和值班军官取得联系。亚瑟向军官解释来意，后者邀请他一起吃午餐。接着，人们去叫另一位利特尔军士。这位年轻人来了，他在亚瑟面前立正站好，敬礼，开始做报告。然而说到一半，年轻人就顿住了。他瞪大眼睛看着眼前这位长者，好半天才恢复理智能开口：“天啊，爸爸！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别人告诉我你已经死了！”两人紧紧拥抱。

BBC一战纪念剧《丧钟》剧照

他们一同驱车前往朗格勒，给远在美国的孩子母亲发了电报。晚上两人好好吃了一顿，看了场电影，然后便在一家基督教青年会的旅社过夜。年轻人是直接从前线战场回来的，已经好几个星期没睡过床。他几乎是头刚一沾上枕头便睡着了。第二天一早，亚瑟必须走了，却怎么都叫不醒儿子。于是他让儿子继续躺在床上，他明白，现在儿子可以好好睡了，不会再有什么事来打扰他。那是 1918 年 11 月 11 日，而做父亲的知道，他的儿子不用再去打仗。

带着这种美好的把握，亚瑟·利特尔回到他的部队：独一无二的第 369 步兵团。这些受法军指挥的美国士兵来自纽约国民警卫队，绝大多数是纽约哈莱姆区的非裔美国人。在美国，黑人想参军可没那么容易，只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兵员紧缺，他们才来到大西洋彼岸服役。他们的新兵训练完全比不上其他士兵：训练地点不得不选在哈莱姆区的体育馆、舞厅这样的公共场所，手上拿的也不是真正的武器，而是铁铲和扫帚。只有少数人能晋升为军官。在这块几十年前才废除奴隶制及种族歧视、各类冲突仍屡见不鲜的土地上，他们不得不忍受无数的轻蔑目光、贬低言论和侮辱性手势。在一次对纽约州国民警卫队“彩虹师”的阅兵中，黑人士兵不准参加。因为彩虹没有黑色，这就是组织方的答复。即使在大西洋的另一侧，黑人士兵一开始也得不到信任。他们往往被派去卸载船只，挖掘战壕，在死伤惨重的交战后去掩埋尸体。直到第 369 步兵团转由法军指挥，他们的处境才有所改变。法国人很早就从他们的非洲殖民地征召士兵，因此经验丰富。对于把黑人士兵彻底武装起来并投入最前线，他们可不会有半点犹疑。很快，这些来自哈莱姆区的黑人士兵就表明他们一点也不比他们的白人战友逊色。他们勇猛善斗，德国人闻之丧胆，不无敬意地称他们为“哈莱姆地狱战士”。其中好些人更是成了传奇人物。

士兵亨利·约翰逊（Henry Johnson）就是第 369 步兵团最出名的斗士。这个个头矮小的男人战前是纽约州奥尔巴尼火车站的一名搬运工。在新兵训练期间以及投入战场的第一个月里，约翰逊能引起别人注意的最多不过是他的碎嘴。然而后来的一个晚上，他的表现着实令人刮目相看。当时，他和另一位战友负责把守的前线瞭望哨被一支德国突击队发现，并遭到猛攻。战友在一开始就受了伤，于是约翰逊只能靠自己了。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岗位，挽救同伴的性命。他先是用步枪和手榴弹，然后拔出了手枪，最后是刺刀肉搏。就这样，他造成了超过 20 名德军的伤亡，打得他们抱头鼠窜。约翰逊为此遍体鳞伤，也因而成为美国的第一位黑人战争英雄，甚至连《星期六晚邮报》也报道了这位“黑色死神战士”（Black Death）的英勇事迹。

电影《失落的战场》剧照

哈莱姆地狱战士中，另一位享有盛名的士兵是军乐队的灵魂领队，黑人军官詹姆斯·里斯·欧罗巴（James Reese Europe）。战前，他是纽约风靡一时的拉格泰姆乐团“社团乐队”的首席领班。他改编进行曲、舞曲和流行歌曲，加入节奏激昂欢快的切分音。“社团乐队”属于当时率先使用萨克斯风的乐队，他们演奏当时为清高的中产阶级所蔑视的狐步舞曲，在哈莱姆区的夜总会引起轰动。作为首批涌现的黑人音乐家之一，詹姆斯·里斯·欧罗巴为唱片业巨头美国无线电公司录制了唱片。一战时，这位乐团领队应征入伍，成为首批有中尉军衔的黑人之一。他组成了成员超过 40 人的军乐队。刚抵达法国的布列斯特，他们便演奏了爵士版本的《马赛曲》，码头上的法国听众听得额头都渗出了汗。

在前线待了 5 个月，詹姆斯·里斯·欧罗巴见识了壕沟战令人深恶痛绝的一面［他为此创作了拉格泰姆乐曲《无人区的巡逻》（On Patrolin No Man’s Land）］，这时军方领导做出结论，这 40 多位黑人和波多黎各士兵放在壕沟里太浪费了，爵士乐可以为战争做出更多的贡献。于是，哈莱姆地狱战士的军乐队前往巴黎。他们在剧院、音乐厅、公园和医院的演奏持续数月，在法国人中间引起了巨大反响。此前，巴黎人从未听过爵士乐。拉格泰姆乐曲的跳跃、弱拍节奏和切分音，蓝调音阶和滑奏，以及欢快的萨克斯风和重鼻音的小号，无不让听众兴奋异常。他们在黑暗中登场，开始不合节拍的演奏和即兴独奏；乐手的身体随着节奏放松，眼睛半张半闭，手臂和大腿随着节拍摆动，随心所欲地扭动肩膀，所有这些都让台下的听众心醉神迷。它是一种新生活方式的表达，是20世纪新时代开始的象征，是除了机关枪、潜艇和坦克之外另一种振奋人心的现代发明。

 1918 年 11 月 11 日那天，不眠不休地战斗了 191 天的哈莱姆地狱战士们正待在孚日的营地里修整。欧洲中部时间11点，战争正式结束了，亚瑟·利特尔形容道，那一刻他的内心洋溢着满足感。一位法国译员路过造访美国战友，带来了两瓶香槟。大伙儿举杯祝酒，心情轻松，但没有肆意放纵。正如利特尔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的，这里并没有发生像纽约、伦敦和巴黎那样突然爆发的“狂欢”。停战来得更为平静和清醒。作为指挥官，利特尔一直以来所承担的重任一下子被卸下了。哈莱姆战士们饶有兴致地观赏阿尔萨斯的居民穿着民族服装涌上街头，痛饮雷司令葡萄酒来庆祝他们脱离德国的统治。海伍德上校准确地总结了每个人在此刻的感受：“基督诞生的那一天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今天则仅次于它。”

反战电影《圣诞快乐》剧照

与此相反，在这“第二伟大的日子”里，待在柏林老家的凯绥·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获知了贡比涅森林的谈判结果，并在日记里记下了当时的情况。珂勒惠支出生在柯尼斯堡，父亲是一名石匠。身为著名雕塑家和画家的她，当时已 51 岁，丈夫卡尔·珂勒惠支是一位医生，夫妇俩住在柏林的普伦茨劳贝格区。她有着浑圆的脸颊，头发总梳得平整且绑着发髻，这一天，她震惊地在报纸上读到“糟糕透顶的停战条件”。当天晚上，巴黎、纽约和伦敦的狂欢还不曾结束，柏林街头却是“死一般的寂静”。忧心忡忡的人们闭门不出。空荡荡的街上回响着此起彼伏的枪声。

1918 年 11 月 11 日 11 点，在驻扎地，协约国军官哈里·S·杜鲁门懒洋洋地靠坐在椅上，咧嘴笑着，吃着蓝莓蛋糕。然而，当他的法国战友互相递着酒瓶、大声欢唱的时候，杜鲁门却感到一丝惆怅，尽管他大可对这场战争的结果以及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他给他亲爱的贝丝写信说：“你知道，对我来说，我已实现了自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抱负：带领我的部队挺过战争，不失一人。”但他建立彪炳战功的雄心远未得到满足。杜鲁门打小便熟读荷马作品和拿破仑回忆录。他一直梦想着去西点军校就读，然后凭借自己的成就让法国皇帝相形失色。仅凭这场战争中的成绩，还远称不上实现他少年时的梦想：“我的成就到头就只是个百夫长，这离恺撒的丰功伟业实在差得太远了。现在的我就是个无名小卒。”杜鲁门愈发清楚，战争结束了，自己再无晋升希望，他有点自暴自弃：“同时，我大概能预感到未来的我既不会大富大贵，也不至于落魄到沦落街头。但我相信这差不多也就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令人满意的状态吧。”也许，他发着牢骚说，停战后他至少能去某个德国城市充当占领军军官。回到美国后，他或许还能在国会军事事务委员会谋个差事。

美国第 33 任总统杜鲁门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早就知道战争要结束了。1918 年 10 月 15 日那天，赫伯特·费希尔（Herbert Fisher）来她家喝茶便带来了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今天我们赢了战争。”费希尔是她的表兄，担任英国教育部长已有 2 年。他近水楼台，直接从英国战时内阁获得了消息，而且他已经知道——甚至比威廉二世本人要早——德国皇帝很快就会下台。

那年伍尔夫 36 岁，她的处女作小说虽然获得好评，但尚未引起读者的注意。她深恐自己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业余爱好者。她努力克服这样的念头，告诉自己除了写作外的“其他工作”都是在“浪费生命”。她和丈夫伦纳德住在伦敦西边宁静的小镇里满，紧邻泰晤士河。夫妻生活融洽，尽管伍尔夫从一开始就清楚地告诉丈夫，她不能满足他的性需求。婚后没多久，他们的关系就遭遇考验，当时伍尔夫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她先是受到强烈的精神刺激，不停说话，接着语无伦次，陷入幻想和幻听。后来则是严重的抑郁，既不能起身，也不能说话吃饭，甚至不愿继续活着。内心坠入黑暗深渊的她，曾吞服大量安眠药，但自杀未遂。

伦纳德陪着她四处求医，尽管所有医生都帮不上忙。他巨细靡遗地为她安排日常起居，保证她能规律地工作，拥有良好饮食和充足睡眠，甚至还为她记录月经的周期。

这对夫妇买下一台印刷机，希望凭借这台袖珍的手动机器创立一家文学出版社。伦纳德或许还指望，出版规律的校验工作能够摒除伍尔夫的心魔。1917 年，他们首次出版的是一本收录 2 篇短篇小说的小书，分别出自伍尔夫〔《墙上的斑点》（The Mark on the Wall）〕和伦纳德之笔〔《三个犹太人》（Three Jews）〕。由于只有少量的铅字可供使用，他们每次排版都只排 2 页印刷出来再排下 2 页——幸亏它只用来印短篇小说。他们也审阅其他作家的文稿，拓展出版事业，不过他们的筛选标准十分苛刻。他们拒绝了一位叫詹姆斯·乔伊斯的不知名作者，他那份叫《尤利西斯》的书稿不仅远远超出他们那架小印刷机的工作能力，稿子里俯拾即是的脏话也让他们作呕。

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赫伯特的来访不具有官方意义——在职教育部长拜访知名女作家——它纯粹是家人之间的感情联系。当赫伯特来到表妹伍尔夫身边时，他已经把作为办公室政治家的自己留在唐宁街 10 号。那里掌握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消息，“军事成败或多或少就取决于在那里运筹帷幄的两三位老先生”。在与伍尔夫相处时，赫伯特显得亲切随和，完全不拘礼节。尽管他的官方身份让她印象深刻。对她来说，他是她联结现实、通往真实生活的桥梁，甚至是她视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大人物。在他滔滔不绝的论述里，世界大事是如此脉络分明，仿佛就发生在眼前！比如停战谈判的准备工作，以及劝阻福煦的复仇欲和他“最后决战”计划的必要性。听起来就像费希尔和法国元帅进行了亲密的私人谈话。他说德国人里“残暴的人”要比其他民族多，因为他们所接受的就是一整套非人化的训练，这也很有道理。通过费希尔，伍尔夫感到这天下午，自己和世界是如此接近。同时，她也不无痛苦地察觉到，生活安逸的里士满让她视野短浅，犹如井底之蛙。

仔细来说，其实世界大战并没有影响到里士满。当然，物资供不应求，家庭保姆的数量也明显缺乏。弗吉尼亚·伍尔夫去伦敦时还亲历了一次恐慌，那里满大街流传着德国齐柏林飞艇要来轰炸的说法。然而，即便德国飞机就在头顶来回飞行，里士满人也很少为此感到惊恐。

伍尔夫夫妇平常散步时，也会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聊到和平，以及重新经历繁荣富足的人们很快就会忘了这场战争。夫妇俩都不怎么相信，里士满的居民会为英国人把德国人从专断独行的君主制中解放出来并给他们自由这事感到多高兴。通过家里订的报纸，伍尔夫完全掌握了战争最后几周的外交进展。但所有那些大字标题都没有给平素思维活跃的她留下深刻印象。难道“整件事离得太远，毫无意义”？

反战电影《圣诞快乐》剧照

同样，当 11 月 11 日 11 点里士满响起庆祝的礼炮声时，伍尔夫夫妇也没有满怀期待。伍尔夫在她的日记里写道：“乌鸦四处盘旋，看起来就像正在举行一场半是感恩、半是与死者告别的仪式。乌云密布的一天，没有风，礼炮腾起的烟雾往东边沉落；有那么一瞬间，它显得漂浮不定，仿佛在向我们招手，显得疲惫不堪。”为了纪念这历史性的一刻，一些地方还拉响了警报。

身处这躁动不安的世界，她还怎么写作？女仆们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奈莉拿来了 4 种不同的旗子，她想挂在朝街的房间。洛蒂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看到她都快哭出来了。她擦亮了门环，还穿过马路去叫那些住在对面的老消防队员。上帝啊！她们只是在制造噪音。”现在甚至更让她觉得郁闷，“所有的出租车把喇叭摁得震天响，小学生满大街插旗。整个气氛就像给临死之人送终。就在此时，风琴奏起了国歌，一幅巨大的联合杰克旗1缓缓升起。”这就是和平。

这就是和平？隔天，伍尔夫一家搭火车前往伦敦。这多少是由于这历史性一刻所带来的冲动，但很快他们就对这一决定感后悔：“一位穿着破烂黑羽绒服的胖女士，带着一口穷人的烂牙，非得和两个士兵握手……她已经半醉，手上还拿着一大瓶啤酒，她一定喝了不少；然后她亲吻他们。”首都满大街都是这些看起来糟糕透顶、为胜利摇旗呐喊、还喝得烂醉的人物，而伦敦的天空则用秋天的瓢泼大雨报复恣意狂欢的人群。对于这一切，伍尔夫在日记里写道，她怀念那可以疏导群众和情绪的“大人物”。“大人物”指的是她的表哥赫伯特·费希尔吗？或许不是，尽管她之前有使用这个词形容他。不过，伍尔夫抱怨说，政府根本没有为这非同寻常的日子准备好体面的庆祝形式。她不无苦恼地强调，在这毫无礼法的宣泄下，可敬的市民根本没有感到喜悦——比如她——而是被所有这些令人不舒服的事弄得扫兴：拥挤的人群，不做生意的商店，还有大雨。

反战电影《圣诞快乐》剧照

伦敦沸腾了，而在它地下深处——卡尔顿酒店的地下室里——阮必成（Nguyen Tat Thanh，胡志明本名）已经洗了好几个月堆积如山的盘子。在这家位于干草市场的豪华酒店里，身着制服的服务员把楼上餐厅用过的餐具放进通往地下厨房的电梯，由胡志明和他的伙伴接手。他们把吃剩的食物残渣倒进垃圾桶，分开杯子和刀叉，放进圆木桶里仔细清洗，然后用棉布擦干擦亮。

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阮必成就已经离开他的家乡：当时的法国殖民地印度支那，今天的越南。此后他多半在不同的船上充当厨房帮工，游遍世界。他每天凌晨 4 点起床，打扫厨房，给炉灶生火。在波涛汹涌的海上，他必须从闷热、充满油烟的厨房下到冰冷的贮存舱，把当天要用的东西拿到厨房。扛煤和搬运食材的重活让他以往羸弱的身体硬实起来，然而天庭饱满、眼神深邃和嘴唇丰厚的他，看上去仍一脸秀气，极富感染力。

1917 年起，阮必成逗留在伦敦，加强他的英文能力。在卡尔顿值班前后的时间里，人们都能看到他坐在海德公园，翻阅书籍和小册子。他从书中学到的不只是单词，还有理念，有些甚至能够转化为现实。一天早上他决定，再也不丢掉客人盘子里剩下的食物了，他把它们收集起来，整整齐齐地重新摆好，再送回厨房去。当受人尊敬的法国主厨奥古斯特·埃斯科菲耶（Auguste Escoffier）质问他时，他回答说：“这些东西不该丢掉，可以把它们送给穷人。”埃斯科菲耶大笑：“听着，年轻人，忘掉你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吧，让我教你厨房的手艺。这样你能挣更多的钱，如何？”于是从这天起，阮必成开始在糕点部上班，学习制作精美的蛋糕。

反战电影《圣诞快乐》剧照

同样在 11 月 11 日的伦敦，托马斯·E. 劳伦斯正和帝国战争博物馆馆长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foulkes），以及他们共同的老友、现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的艾德华·瑟洛·利兹（Edward Thurlow Leeds）吃晚餐。三人静静地坐在联合俱乐部的餐厅里。从他们的桌子望出去，可以眺望到特拉法加广场一片黑压压的狂欢群众。战争一打就是四年，三个老朋友有太多可聊的；在经历了这场现代战争以后，他们此前对中世纪武器装备的共同爱好，简直就像一种不合时宜的怪癖。

本文节选自《彗星年代：1918，世界重启时》

《彗星年代》

 (德) 丹尼尔·舍恩普夫卢格 著

简心怡 译

文汇出版社 出版

编辑 | 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