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庆幸遇到了 李安和伯格曼

在十七八岁之前，我对电影的概念比较模糊，那个时候我还不能理解电影为什么叫做艺术。直到高三的时候看了李安的《卧虎藏龙》，看完之后整个人有一种呆掉的感觉，电影原来可以这么好看。自那之后，我算是发现了影像的魅力，后来上了大学，我就特别广泛地去看，于是发现了一个比李安更加牛逼的导演，他就是伯格曼。

《卧虎藏龙》剧照

第一次知道伯格曼是在李安的自传里。在那本书里，李安把伯格曼奉为他的精神导师。他就是在看过伯格曼的《处女泉》之后，整个颠覆了对电影的认知。具体到我自己，第一部特别震撼的伯格曼的电影不是《处女泉》，而是他的《野草莓》。在看《野草莓》之前，我一直觉得伯格曼是一个比较严肃、比较难懂的导演。但是看了之后就会发现，《野草莓》它的故事其实没有那么难懂，它发生在一天中的 24 小时之内，后来我发现这是伯格曼电影中一种比较常见的模式。重要的是，它里面呈现的那种比较紧张的家庭关系、父子关系我深有同感。我能感知到在那种紧张关系之中，电影想传达的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就是从这部电影，我开始走进伯格曼的世界，真正成了一个影迷。

导演李安

对我而言，我觉得一辈子能当普通影迷就已经很幸福了。因为包括电影在内的任何艺术作品，它就是跟自己个人的生命经验发生关系的，这个跟任何别的人都没有关系。你自己能体会到的东西就是你的。很多像我这样的影迷，他们可能对电影技术和电影史不是那么了解，甚至可能有很多片面的、盲目的、错误的想法，但这都很正常，也并不是那么重要。个人的感受，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我认为一个人对电影的欣赏跟审美标准有关系，不见得受到更高的电影教育，就一定会有更好的电影趣味。我甚至认为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这个东西从一个人 20 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并且很难改变。所以，我非常庆幸自己在合适的时间遭遇了李安，并因此喜欢上了伯格曼的电影。

《魔灯》摘录  

老实说，我真想回到童年欢乐和好奇的岁月。我的想象力和感觉都得到充分的滋养。我记忆中没有无聊的事情，事实上，每时每刻都在爆发着奇迹，都有出乎意料的景观和神奇变幻的瞬间。我还想漫游在童年的风景中，重温那种光线、气味、人群、房屋、瞬间、姿势、音调和事物。这些回忆很少有什么特殊意义，但就像是随意拍摄的或长或短的电影。

童年的特权是在魔术和燕麦粥之间、在无限恐惧和极度欢乐之间自由地遨游。除了模糊的而且常常是无法理解的禁令和规则外，我几乎无拘无束。例如，我知道自己不能理解时间概念。“你必须真正学会遵守时间。给你一只表，你应该知道怎样认识时间。”但时间并不存在，会有什么东西告诉我，可能是饿了“，因为肚子在咕咕叫。

《芬妮和亚历山大》剧照

要区分出想象和所谓的真实之间的差别是困难的。如果我付出努力，也许真的能留住现实。但是，假如有鬼魂和幽灵，我该对它们怎么办呢？那些英雄传说故事都是真的吗？上帝与天使呢？耶稣基督呢？亚当和夏娃呢？圣经里的洪灾呢？事实真像亚伯拉罕和以撒那样吗？他真的要割断以撒的喉咙吗？我恐惧地直盯着多雷的版画，以自身的感受去体会以撒。圣父要去切开英格玛的喉咙。如果天使来晚了会发生什么事？那时，他们只有哭泣。英格玛阴冷地微笑着，鲜血直流。现实。

后来，发生了电影放映机的事。

圣诞节前几周。家境殷实的安娜姑母家那位穿着制服的司机，扬松先生，已经送来大量礼物。他们通常将圣诞礼物放在楼下橱柜的圣诞礼物篮里。一个包裹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它是褐色的，有棱有角，在包装纸上有“福斯内尔”的字样。“福斯内尔”是位于港口大街的一家摄影器材商店，不仅出售照相机，也出售真正的电影放映机。”

真正的电影放映机。

《芬妮和亚历山大》剧照

我对拥有一台电影放映机的渴望胜过一切。去年，我第一次去电影院看了一部关于一匹马的影片。它是由一部名著改编的，好像叫《黑骏马》。影片在斯图雷电影院放映，我坐在半圆形看台的第一排。对于我，这就是开始。我沉浸在一股经久不息的热情之中。无声的人影转过他们暗淡的面孔朝向我，用无声的语言与我心中最神秘的感觉对话。六十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变，我依旧如此狂热。

那年晚些时候的秋天，我去看一个学校里的朋友。他有一台电影放映机和几部影片。他尽心尽力地为我和蒂潘放映了一部影片。当主人和蒂潘搂抱的时候，我被允许给机器摇手柄。

圣诞节是一次疯狂的发泄。母亲用她那双有力的手指挥一切。在这一连串款待客人、准备膳食、拜访亲友、准备圣诞礼物和安排教堂活动等等的背后，一切都经过细心周密的组织和安排。

圣诞节前夜我们全家在十分宁静的氛围中度过。教堂敲响 5 点钟时，开始圣诞祈祷，然后是一顿快乐又必须有节制的便餐，接着点燃树上的蜡烛，朗读圣经故事，早早就寝（因为我们第二天必须要早起做礼拜，那时真的起得很早）。什么礼物也没有得到。但那天晚上是令人欢欣的，是激动人心的圣诞节庆祝活动的序曲。教堂点燃蜡烛，吹响号角，做完早祷仪式之后，圣诞早餐便开始了。

《芬妮和亚历山大》圣诞晚宴剧照

到此，父亲的职责已履行完毕。他脱下法衣，换上短外套，以最快乐的情绪向宾客作即席诗文演讲，唱应景的歌曲，以荷兰杜松子酒向每个人致意，模仿同僚，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有时不免会想，原来父亲也有开朗有趣的一面，包括他那仁慈友善的心以及喜欢热闹的倾向，但这一切都被他平时的严厉、残忍和冷漠无情所掩盖了。我想，在我的记忆中，自己对父亲的判断经常是不公正的。

早餐后，人人都去睡上几个小时。家中的规矩必须照旧执行，到 2 点钟——黄昏刚刚降临的时候——供应午后咖啡。我们为所有人打开家门，欢迎他们的到来，希望他们能在牧师住宅里过上一个欢乐的圣诞节。有几个朋友是职业音乐家。午后的庆祝活动，通常是一场即兴音乐会。然后，圣诞节辉煌的顶峰到来了：晚餐。晚餐在我们宽敞的厨房里进行。在此，社会等级暂时被抛在一边。所有食物都摆放在一个供餐桌上，桌上铺着手工刺绣的桌布，圣诞礼物分发就在餐厅桌旁举行。篮子被搬进来，父亲叼一支雪茄，端着一杯甜利口酒主持仪式。他分发着礼物，高声朗读圣经诗文。人们鼓着掌议论着。所有的礼物上都配有圣诞诗文。

就在这时，电影放映机事件发生了，我哥哥得到了那台放映机。我立即嚎叫起来。人们大声责骂我，我钻到桌下不出来，在那儿继续发疯，他们命令我立刻安静下来。我冲进育婴室，发誓和诅咒，盘算着离家出逃的计划。最后由于悲伤而疲倦地睡着了。

晚宴在继续。

《芬妮和亚历山大》晚宴剧照

晚些时候我醒了。格特鲁德正在楼下唱一支民歌，夜明灯放射着光芒。一张耶稣诞生的场面和牧羊人祷告的幻灯片投射在高五斗橱上，画面闪烁着暗淡的微光。活动白桌上放着哥哥的圣诞礼物，其中之一就是那台放映机。它带有一个弯曲的灯罩，黄铜镜头和放电影胶片的齿条是那样美丽。

我迅速地做出一个决定。唤醒哥哥，提议用我的一百个锡兵交换那台放映机。由于哥哥达格拥有一支庞大的玩具部队，而且经常和他的朋友们玩打仗的游戏，于是协议达成，双方满意。那台放映机属于我了。

这机器并不复杂，光源来自煤油灯，曲柄上有一个嵌齿轮和一个马耳他十字。在金属箱后面有一面简易的反射镜，镜头后留有缺口，是放置彩色的幻灯片用的。这套仪器还包括一个紫箱子，里面装了一些玻璃幻灯片和一段深褐色的电影胶片（35 毫米）。它大约有 3 米长，卷成一圈。根据盖上的说明，这部影片名叫《霍利夫人》。这位霍利夫人是何许人无人知晓，但我后来才明白，她在地中海地区受爱戴的程度相当于爱神。

第二天早上，我躲进育婴室一个宽敞的衣柜中，把放映机放在一个糖盒上，点燃煤油灯，光线直射在雪白的墙上。然后我装上了幻灯片。

一幅草地的画面出现在墙上。一个显然穿着民族服装的年轻女人躺在草地上。然后我转动把手！对此我是难以描述的。我无法以确切的言词表达我的兴奋。但在任何时候，我都能回忆起幻灯机烤热后金属发出的气味，衣柜中尘埃和樟脑丸的气味，以及手握曲柄时的那种感觉。我能看见墙上晃动的矩形画面。

我转动曲柄，那个女人醒了，坐起身，慢慢地站起来，伸展开她的双臂，转身消失在右边。如果我继续转动，她将再次躺在那儿，然后，又完全精确地重复同样的动作。

她在移动。

以上选自伯格曼的自传《魔灯》

《魔灯》

伯格曼 著/ 张红军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

编辑 | Vinc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