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党： 在逆境中复兴

“他们将为我们重新命名‘伪善的一代’”

我穿上一条慈善店淘的二手牛仔裤，去剑桥市的波特兰武装酒吧看英国后朋乐队 The Pop Group 的演出。那是 2017 年早春的某个黄昏，迟迟不肯离去的冬天，像一个阴险固执的巨人，在漆黑的云端上，反复打磨着一把冰刀。粉丝们早已提前一个小时，聚集在舞台外围的天井里，呼吸着从天而降的冰碴。他们中有不少人生于 60 年代，像 The Pop Group 的主唱马克·斯图尔特（Mark Stewart）一样年过半百，仍不合时宜地扣着一顶“愤青”头盔，发型是鲍勃·马利式的，脖根上露出半截墨迹模糊的文身；有的显得稍微含蓄些，铅笔裤，浅色圆领，衬着一副大卫·霍克尼蚀刻版画上常见的愁容。

The Pop Group，英国后朋乐队。后朋克（Post-Punk）是70 年代伴随朋克运动兴起的音乐类型。后朋在兼顾朋克乐刺耳、极简等特点的同时，还融入了电子、雷鬼等其他音乐元素，更具实验性和艺术表现力。 

演出以马克·斯图尔特深喉里迸出的一道爆破声开场，凝固的冷空气顿时被驱散。所有人都不顾一切地把自己砸入各种高分贝的声音裂片里，舞台上下融成一片肢体的火海，每一条挥向空中的手臂，仿佛都是一截上蹿的火苗。到底是什么在燃烧，你必须直面斯图尔特的目光，才能弄清那团大火的秘密。

鲍勃·马利（Bob Marley）, 牙买加创作歌手，雷鬼乐鼻祖，常以一头脏辫示人。

马克·斯图尔特生于 1960 年的布里斯托（Bristol），上过当地最好的私立学校，成年后却成了西方反资本主义朋克阵营里最刺眼的钉子之一。在他的成名作《我们都是妓女》（We Are All Prostitutes）中，他用噩梦般的嗓音咆哮道：

资本主义是最野蛮的宗教，货仓是新砌的大教堂，汽车是它的殉道狂。我们的孩子必须起来反对我们，因为我们是始作俑者。他们将为我们重新命名“伪善的一代”！

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 英国当代艺术家，曾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创作了包括《浪子的历程》（A Rake’s Progress）在内的大量蚀刻版画。

那天晚上在波特兰武装酒吧，57岁的斯图尔特又唱起了这首曾用撒切尔夫人做封面的老歌。今天，除了撒切尔夫人被 PS 成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以外， 整首作品没有太大变化，一如既往的尖锐、决绝、不可撤销。然而斯图尔特却明显地老了，他膀大腰圆，失去了英伦摇滚的少年体态，套着一双旧皮鞋，披着一条老年人晨练时的白毛巾，汗珠在他那殚精竭虑的宽脸庞上，像一层又一层的水帘。他的粉丝们也老了，那些发根渐白的 50、60 年代的人，身体恍如狱警，气喘吁吁，在一簇簇隐形的火焰里， 四下追捕着出逃的灵魂。

现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

第一次听 The Pop Group 时我才二十多岁，住在中大后门的城中村，听的是被当成塑料垃圾进口的打口碟。那是一个麦当劳和耐克鞋引领进步的时代，一张白猴子（“外国人租赁公司”里的西方演员）的脸贴在某二线城市的售楼广告上就等于和国际接上了轨。不少和我同龄的人，一心只想“赶英超美”，恨不得大清早刚登上绿皮火车，下午就抵达高铁时代。在那样一种心照不宣的“媚外”里，每天无所事事地听着塑料垃圾的我，虽然知道这些西方的后朋们在痛斥资本主义，也不时从身边的狗血事件里看到它的隐患，却不知道为什么它会被骂得那么狠。不是说只要熬过血腥的原始积累，一切就会好起来吗？ 

真正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可怖之处，是移居英国以后， 在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之一“大不列颠”。这里，资本家们早已完成了原始积累，还在全球范围内竖起了新自由主义的丰碑，但现实却如利斧凿开了一个新的困境：英国中等收入的水平开始落后于经济增长，2017 年中等收入水平跌至 2007 年的水平，用英国历史学家克雷格·默里（Craig Murray）的话说“简直可以与 1814 年到 1824 年之间的降幅媲美”。与此同时，物价却直线飙升。且不说让 90 后准中产阶级彻底绝望的房价，单说必要的开销：2007 年以来，牛肉价格涨了 51%，猪肉涨了 52%，家禽涨了 28%，鱼类涨了 41%，燃料费涨了 45%。普通家庭的燃料账单在 2007 年是 841 英镑，2013 年却飙升至 1217 英镑……就连最基本的黄油价格，也涨了 67%（参见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4/dec/11/food-prices-real-terms-higher）。

这些数字投映在惶惶不安的心理幕墙时，便不再是抽象的数字，而变成了某种“希区柯克式的悬念”。你明明看到有人在桌底下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却不知它会在何时引爆。有时和七年未涨工资的先生推着购物车买菜，看到精心烘焙的手工面包或有机食品，我的耳边就会幽幽冒出甘地的一串字符：“对于世上那些饥饿的人来说，上帝是不存在的，除非他以面包的面目出现”。从文化背景上看，我俩算是中产阶级，却只消费得起工业化食品（Big Food），听起来虽不比“世上那些饥饿的人”困顿，却也让人徒然伤感—这是一种多么卑微的、被引爆线缠在半空的经济状态。

比工资降幅更可怕的，是一股卷土重来、几乎席卷全球的右翼风暴。在美国，特朗普利用爱国主义和保守主义复兴着特权阶级的价值观，弗杰尼亚的极右党重举纳粹旗帜行走于光天化日之下；在法国，仇视移民的大军加入了法国前线党，竟然还获得了 33.9% 的支持率；在波兰，PiS 右翼政府通过了反堕胎法，女性只有身体严重残疾或在分娩中面临生命危险才允许堕胎；在土耳其，新的“宗教” 领袖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正在把女性逼向一个《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的时代，宣称不生育的女性是一种“残缺”；在德国，仅 2016 年一年，德国极右团体就发动了 3500 起针对难民的袭击；而一向持“自由主义”立场的默克尔，竟然举手反对同性恋婚姻草案；在俄罗斯，反世界主义、反普世主义、反女权主义、反同性恋平权运动的普京成了欧洲极右派们的新偶像……

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土耳其现任总统。

这是21 世纪，我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世界会越变越好， 日子会一天比一天惬意，过了愤青的年龄，就可以悠闲地坐在沙发上听便利之王，或者《昆虫世界》里用来美化螳螂交配的轻音乐，而历史却在重复它自身图案中最诡谲和最阴暗的部分。难道一切真如艾柯（Umberto Eco）所言：“所有的事情都是重复性的，在一个圆圈中。历史是个幽灵，因为它告诉我们它并不存在？”

便利之王（Kings of Convenience），由来自挪威的 Eirik 和 Erlend 组成的双吉他乐队。

“他的忠诚对我来说，成了个谜”

佛说，你会被内心的怒惩罚。愤怒显然没有用，于是像我的英国朋友们那样，我也一早把目光投向了选票。和六合彩不同，选票赌的不是运气，而是信念和理性。

也许真是兽困则噬，正当右翼势力试图用它那把巨大的黑伞一把罩住大不列颠时，英国社会突然冒出了一股强大的阻力。它就是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领导下的工党。保守党右翼政府对此从嗤之以鼻到恨之入骨，将其成员定义为“异想天开的社会主义分子”、“一群极端危险的激进左派”，卡梅伦（David Cameron）甚至放言：“科尔宾及其拥趸是国家安全的威胁。”—这简直等于为我的好奇心上了发条，保守党越将他们视如寇仇，我就越想看他们手中的法器。 

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

我决定打入工党内部。把自己说得像个 FBI，其实那里并没有暗门。

2016 年初春的一个傍晚，我身着盛装（原文是Sunday Best, 只有周日做礼拜时才舍得穿的衣服, 即最好的衣服），走进了一间乡村社交俱乐部。

说是俱乐部，长得却像一座旧仓库。内里一分为二， 挂着平板大电视的做酒吧，没挂平板大电视、看上去像 80 年代铁西区工厂小饭堂的，则用来给退休老头老太玩宾果游戏（Bingo），据说有时也腾给村里的摇滚歌星跳迪斯科， 或租给某减肥协会玩呼啦圈、做普拉提。酒吧总是被一群和桌腿有仇的黄毛小伙占据。几位被时代遗弃的老农，喝着闷酒围坐一旁，脚边蹲着几条忠心耿耿的牧羊犬，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偶尔冒出几只羊羔的电视荧屏。

自从搬到英格兰东部安格利亚（East Anglia）的哈德邯村（Haddenham）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走进这家俱乐部， 更让人不安的是，似乎只有我一人衣着隆重。

七八位工党会员们就围坐在这样一种奇葩的氛围里， 讨论着国家大事。

会议时间地点和议题公布在每月一期的《村民之声》（The Village Voice ，教区委员会自印的便民月刊）上，掺夹在“通厕割草”之类的广告页里，每个居民都可以参加。尽管如此，我的到来还是在这些工党成员的脸上激起了一点小涟漪。哈德邯村是英格兰东部安格利亚有名的“ABC”（Anything but conservative，除了保守党，一切死光光），政治地图为“蓝”，即保守党的颜色。白左都十分罕见，更别说“历来歧视白左的华人”。

英格兰哈德邯村

各位好，我是一名在中国长大的自由记者。我对英国的民生很感兴趣，因为这里是我和我的英国爱人的家园，很可能也是我们后半生的栖身之地，所以我希望能对身边的事情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请各位多多指教。

我的“自我介绍”似乎立刻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认可。在某种无须费力经营的友善里，我的紧张很快得到了缓解。不出半年，我就和他们打成了一片。

老实说，这些工党成员们没有右派媒体描述得那么左，至少在表面上—他们既不穿列宁装也不互称“同志”。他们态度温和，谈吐风趣。当中有神父、政治学博士、心理学教授、跨国公司软件编程师、杂志编辑、艺术家、火险探测员、村自然小组组长、退休珠宝商，等等，平均年龄 50 岁左右，包括一位 21 岁，涂着黑色指甲油、文着七彩刺青的拉拉，以及一位跳起探戈就忘了前世今生的跨性别主义者。

初次见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吉米·穆林（Jim Mullin），我一坐下，他就举着啤酒，用浓重的苏格兰口音向我问好。那会我刚从剑桥搬到这个十几英里外的乡村， 除了几只野鸭野狐，还没交上什么朋友。他那苏格兰式的热情让我简直如置身于爱丁堡。

我知道他是当地循原会（Primitive Methodists） 的神父，没想到他也是一名工党成员，也许还是哈德邯村工党中党龄最长的成员之一。英国有不少摇摆选民（swing voters），今天奔这个党，明天跑那个党，全凭“菜单”（政策）下注。像吉米·穆林那样几十年来一直没离开过工党的人据说凤毛麟角。

他的忠诚对我来说，成了个谜。

“他相信科尔宾被选为党魁就是‘工党良心再现’的征兆。”

吉米长着一张南瓜般的大圆脸，只有在做礼拜时才套上假领和黑袍，平时基本上穿得像一个卡车司机。由于过于平易近人，总有人深更半夜给他打电话诉苦，以前是精神病患者，现在多半是失业者。村里有一个食物银行（food bank），设在教堂里，吉米隔三岔五在里面当义工。在他的感召下，不久之后我也加入了食物银行机构。

我们四处收集食品，然后把它们（多半是保质期内的大豆罐头和意粉）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来求助的不是非洲难民，而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哈德邯村不到 3500 人，却有 85 个家庭需要救济。他们中大多数人，根本不愿到村里的发放点领取食物，而是长途跋涉至其他发放点，谁也不认识他们的地方。

和我在吴哥窟撞见的破衣烂衫追着游客讨美元的乞丐截然不同，食物银行的客人们大多穿着得体，极有礼貌，有的还开着车。他们的失业救济金以各种苛刻的理由被截断（sanction），在空荡荡的冰箱旁彻夜煎熬，和胃里的尊严搏斗，实在熬不住才鼓起三分勇气走进来—这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更为寒凉的、发达国家失业阶层的贫穷。

很多时候工作结束了，我脑袋里的回放机却不肯停歇，有时是一位无钱租房、住在小轿车里的女人，梳着齐整的波浪卷，抱着一条叫“香奈儿”的狗；有时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走进来，小裙子是手织的，束腰喇叭花，上好的混纺毛线。她就穿着这么漂亮的裙子，踮着脚尖，怯怯地看着盛放食物的篮子。

目前英国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欧盟裁定的贫困线下挣扎。我所在的 Ely 食物银行，单 2017 年，就为 2428 名客人发放了 45 吨的食物。2012 年，英国因救济金被截断造成的死亡人数为 10600 人（数据摘自 Department of Work & Pension）。波兰社会学家、哲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在其著作《工作、消费、新穷人》（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 ）一书里描绘的那种“无法从事生产、也无力参与消费的新穷人”，像一片庞大的船骸， 正在浮出英吉利海面。保守党却丝毫不为所动，继续实施公共开支紧缩政策（Austerity），2012 年6 月到2013 年 6 月， 86 万人的救济金被叫停。

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保守党恳请慈善机构多多益善，然而单靠慈善机构就能解决如此大规模的贫困问题吗？为了更清晰地梳理这个问题，哈德邯村工党邀请当地食物银行的负责人克里斯丁·巴特斯比（Christine Battersby）来社交俱乐部做了一番报告。

20 世纪以前，英国穷人的唯一出路是“富人的施舍”。1861 年，英国拥有 640 家慈善机构，大部分由公爵夫人或中上阶层的富太太们打理，她们在“贫民窟的猎奇”（Slum Tourism）中被贫穷的丑相吓倒，或出于信仰赋予的使命感， 或害怕穷人队伍的壮大对上流社会造成威胁，纷纷投入了当时对上流女性来说颇为时髦的“慈善事业”。

19 世纪的英国，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属于赤贫。《伦敦劳工和穷人》（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一书的作者，英国记者亨利·梅休（Henry Mayhew）在 1849 年的一篇报告中写道：“行走在伦敦贫民区的巷子里，你可以看到一条通往污水池的露天小沟渠。沟渠里的水随雨季潮涨潮落，颜色和最浓的绿茶无异；其质感与其说像淤水，不如说像被稀释的淤泥。而这就是贫民们的日常饮用水。”

《伦敦劳工和穷人》书影

尽管如此，并不是每个穷人都能得到救济，倘若不能顺利通过慈善家们的道德审判，磕破了头也于事无补。英国剧作家 J.B.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就曾抨击过当时慈善业的伪善，在他的剧本《玻璃侦探》（An Inspector Calls）里，未婚怀孕、走投无路的女工黛西·伦顿（Daisy Renton），被慈善机构以“撒谎”、“堕落”为名拒之千里，最后自杀身亡。这种对穷人的道德审判一直延续到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魂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今天仍十分盛行。

19 世纪的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把这种现象称为“贫穷之罪”（The Crime of Poverty）：“我们鄙视贫穷—穷人之所以穷，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我不这么认为，我会直接否认这一观点。“贫穷之罪”的意思是说我们（“善良”的男男女女）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只要不偷懒，不动邪念，就不会贫穷……现实却是，那些最卖力的劳工，往往住在最差的房子里。”

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

“慈善绝不是解决之道。” 克里斯丁总结道：“以前不是，现在更不是。”她说得没错，谁愿意回到 19 世纪，活在朱门的仁慈里？

“所以我们必须捍卫福利社会，”吉米闻言又激动起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到 21 世纪初，新工党对工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工党应该像科尔宾提倡的样子，言行一致， 回归它的处世原则。” 

以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为首的工党一般称为新工党（New Labour）, 指中间偏右，政策往撒切尔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靠拢。

在村工党成员对英国历史片段性的回顾里，我对“工党最初的处世原则”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19 世纪，工人阶级占据了 80% 的英国人口，强大的工人队伍及其工会要求在议会上获得话语权，以期和心如绞肉机的资本家们相抗衡，于是诞生了代表工人和低收入阶级的工党。从 1900 年到二战前后，英国工党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在原本只有权贵和大资本家列土分茅的政治舞台上获得了一席之地。1945 年，工党创建了英国史无前例的福利社会，推行普世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与计划经济。同年，通过了保障失业者和残疾人的家庭福利法（Family Allowances Act）；1947 年， 针对 15 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儿童，颁布了义务教育法（Education Act）；1948 年 7 月 5 日，矿工家庭出身的工党卫生部长安奈林·贝文 （Aneurin Bevan） 宣布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的诞生，看不起病而遗恨九泉的英国穷人从此不复存在；50 年代初，工党还将钢铁、燃气、煤矿、电力、通讯和铁路等基础工业国有化，大大降低了失业率。

为改善低收入人士的居住状况，工党修建了不计其数的政府廉租房（Council House）。1979 年以前，42% 的英国居民居住在政府廉租房里。

今年 56 岁的保特·弗里曼（Pat Freeman）向《卫报》（The Guardian）记者回忆她在未搬入政府廉租房之前，在私人出租屋里生活的情景：“我们只有两间房，五个人挤在一起。客厅即卧房，上厕所得跑到户外。没有洗澡间，在厨房里用水壶烧水，倒入一个锡制浴缸里，全家人轮流坐进去洗……”

1951 年前，保特搬入了伦敦市中心一栋靠近 Old Street 地铁站的政府廉租房。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不太敢相信那栋“带花园和浴室的、崭新的欧式建筑”是她新童年的开始。

吉米与保特是同代人，居住在像样的政府廉租房，读书是免费的（小学时还每人每天分得一杯牛奶和一勺鱼肝油，后被撒切尔取消），言论有被捍卫的自由，看病也不用带银行卡……工人阶级出身却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吉米，自然把这一切归功于“工党的初建原则”。即使在制造业频频向第三国家转移，工会逐渐没落，布莱尔竭力将工党朝右翼和权贵以及金融业靠拢的 90 年代，很多人都走了，他却硬着头皮留了下来。他相信工党会重返江湖，他相信科尔宾被选为党魁就是“工党良心再现”的征兆。

“英国政坛的反资本主义朋克明星”

如果说 The Pop Group 是朋克阵营里的反资本主义政治明星，那么科尔宾就是英国政坛的反资本主义朋克明星。

20 世纪 80 年代，当卡梅伦穿着黑色晨礼服和他的布灵顿（Bullingdon Club）同僚在牛津大学刷存在感时，科尔宾正在南非使馆门口反种族隔离声援曼德拉。这不是他第一次反抗暴政，他的“反骨”履历厚达三尺：他是英国 LGBT 平权运动的先驱，先后 28 次反对保守党对同性恋的制裁；他反对撒切尔包庇智利暴君皮诺切特；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反对英国和西方政府向伊拉克销售武器， 他亦是萨达姆对伊拉克库尔德大屠杀的坚决控诉者；80 年代，为争取北爱和平，他和工党内阁大臣托尼·本恩（Tony Benn）一起，与北爱政要、当时的恐怖主义分子新芬党（Sinn Féin）展开谈判；9·11 之后他开始反对西方政府对阿富汗的入侵，一直持续到 2014 年英国从阿富汗撤军为止；科尔宾不但反对其对手保守党，同时他也是工党的异端，先后 617 次“牧野倒戈”，反对布莱尔，反对伊拉克战争，反对新工党颁布大学缴费制（英国大学学费在“新工党”执政期间翻了三倍，后被保守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追加三倍，造成穷学生平均负债 53000 英镑的现状。）……他最出名的反抗是：反对紧缩，反对铁路、医疗和基础设施私有化，反富人偷税，反核武器。

1984年,科尔宾因在南非驻英国大使馆外抗议种族隔离政策而被逮捕。

科尔宾认为贫富的剧烈分化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最严峻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跳出资本建制的樊笼。他还经常引用雪莱的诗句：

起来吧，像狮子初醒，

你们人多势众，不可战胜；

快摇落你们身上枷锁，

像把睡时沾身的露珠摇落，

他们有几人，你们众多 ！

(中文引自[英]雪莱：《暴政的假面游行》，本诗引自杨熙龄译：《雪莱政治论文选》，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1 版。)

英国诗人雪莱

他多年言行一致的优良品格，吸引了一大波像吉米·穆林那样，对“工党的初建原则”念念不忘的老成员。2015 年 9 月，他以 60% 选票被选为党魁。他的获选使他在党内外树敌无数，保守党恨他，工党中主张向右看齐的布莱尔派也恨他，除了《独立报》和少数几份左翼媒体，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在变着花样唱黑他。讽刺的是，工党的队伍却在他上台以后，史无前例地壮大起来，英国左派思想也突然呈现汹涌的回归之势。被誉为“今日奥威尔”的英国工党成员，左派作家欧文·琼斯（Owen Jones）、工党议员杰西·菲利普斯（Jess Phillips）、喜剧明星拉塞尔·布兰德（Russell Brand）等几十位左派公知的自媒体点击率动辄十万加。没有主流媒体的支持，很多左派便创建起了各种自媒体和民间应援队伍，从《金丝雀》到《我支持杰里米》， 到《挺杰里米做首相》，应有尽有。

这些左派们的风格各不相同，呼声却基本一致，他们认同科尔宾的理念，呼吁保守党停止紧缩，尤其是针对医疗、教育、公共维护以及失业救济金和残疾人生活费的紧缩。

"富人怎么变得更富有？"

反对之声节节升高，保守党却丝毫不为所动，还搬出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ian）的人口控制论，声称在移民为患、税收不济的年代，僧多饭少，资源有限，每投入一分钱福利，就等于增加一分钱债务（参见诺奖经济学家 Paul Krugman 和英国保守党的电视辩论。BBC，Newsnight 2014.8.27. 没钱难道不该勒紧裤带吗？）。

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

英国确实债台高筑。2015 年第一季度，英国政府负债 1.56 万亿，占 GDP 的 81.58％，此外还有各种陈年旧债。

科尔宾的工党却给出了一个相反的解释。

伊恩·杨（Ian Young）是哈德邯村工党成员，拥有伦敦城市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现在《政治家园》（Politics Home）杂志从事编辑工作，亦是英格兰东南部安格利亚地区工党留欧阵营的领头之一。

“要弄清紧缩的问题，你必须了解债务的起源。” 杨旋即在手机上给我找出了一条伊恩·塞维尔（Ian Saville）的笑话。塞维尔是英国当代脱口秀大师，他曾表演过一个生钱魔术（Free Money Magic Show）：

塞维尔从口袋里掏出六张钞票，说：“想象一下，这六张钞票归英国各大私家银行所有，每一张代表着整个英国的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其中的三张钞票被借走了以后，还剩多少张？六减三等于三？错 ！还剩六张。天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原来无论他们借出去多少钱，英国央行（The Bank of England）会默许他们自动原数补上。所以他们借出去三张，央行却允许他们维系原有的六张，再加借款利息，他们表面是借，实际上却赚了 ！这就叫作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我们再假设，私家银行手里揣着六张钞票，他们想拿出三张来赌点什么，比如现金兑换股市及其衍生金融产业之类，于是他们拿着三张钞票走进了金融赌场，尽管他们聘请的数学家们为他们算出了一个万无一失的赢局，他们却把三张钞票赌得分文不剩。猜猜他们还剩几张？ 六减三等于三，三张？又错 ！他们还剩六张 ！天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哦，原来办法和之前一样…… 

这则“脱口秀”彻底颠覆了我那幼儿园大班水准的金钱观。一直以为私家银行是一只小猪罐，我存进去 100 元， 你存进去 100 元，它就拥有了 200 元。某集团要在太空建养猪场，需要将 200 全部借走，于是小猪罐就被清空了。

原来事实却是，银行的存款生意和贷款生意之间并无太大干系。私家银行只要按政府规定的储备比率（cash reserve ratio）向央行缴存一定的储备金，就可以合法贷款了。换句话说，私家银行只要从它那塞着 200 元存款的小猪罐里，拿出 20 元给央行作储备（若储备比率为 10% 的话），就可以合法地经营放债生意了—这就是当今流行的“部分储备金制度（Fractional-Reserve Banking）”，它的存在前提是“假设所有往银行里存钱的人不会在同一时间要求取回所有的存款”。

其实，只要有人不断地向私家银行贷款还款，小猪罐就不会被清空，“放债”因此成了私家银行的生财之道。德国之声纪录片《富人怎么变得更富有：世界经济中的金钱》（How the Rich Get Richer-Money In the World Economy ）

纪录片《富人怎么变得更富有：世界经济中的金钱》（How the Rich Get Richer-Money In the World Economy ）剧照

用 3D 动画模拟了银行放债生财的过程：你向某私家银行借 1 万元，为了证明你有还贷能力，国家政策规定私家银行要将一笔保证金（也叫押金）交由央行保管，如果押金是总借款的 1%，那么在这笔 1 万元的交易里，它就是 100 元。央行收到这 100 元之后，私家银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放债”了。

接下来你的账户便会跳出“恭喜你，你有 10000 元入账”的字样，这不是真钞实银，只是一串数字，故而又被称为电子钱（electronic money），上文中脱口秀明星伊恩·塞维尔说：“无论他们借出去多少钱，英国央行会默许他们自动原数补上”—指的就是这串屏显为“10000”的数字。不管私家银行借出多少，哪怕 3000 万亿，在未被归还之前，它都只不过是“电子钱”。只有当你打六份工累成狗，这串数字才经由你的劳动价值兑现为钱。当你偿还了这 1 万元加附加利息之后，银行便赚了 1 万元加利息，而它的成本仅仅是交给央行作保证那“100元”。 

德国经济学家 Max Otte 在该纪录片里总结道：“银行用无中生有的方式创造了金钱。越有钱，金钱的雪球就滚得越大。”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有还债能力。2004 年，51 岁的英国公民德里克·罗森（Dereck Rawson）因无力偿还 16 张信用卡总计 10 万英镑的债款跳楼自杀。此后，BBC 制作了纪录片《金钱陷阱：银行如何通过债务掌控世界》（The Money Trap ：How Banks Control the World Through Debt ），聚焦无力还债的自杀人群。尽管如此，银行放债的热情还是有增无减。

2000 年中叶，美国多家银行向根本没有还债能力的人兜售次级房贷（subprime mortgage loan），附带多项利诱条件，比如无须复杂的担保文件，三年内不用还贷，等等。银行家们打的算盘是，只要房价持续高涨，这些人就可以将手中的房子转卖出去，不但还了贷还可以净赚一笔，双赢。

曾在英国央行政策委员会任职的英国劳动经济学家戴维·布兰奇弗劳尔（David Blanchflower）一早就看到了这个泡沫，结果不出所料，人人都觉得他是疯子，同事们拒绝和他说话。在一篇与欧文·琼斯的对谈里，他透露了一部分原因：“会议上我最常听到的发言都是这样开头的：‘我在牛津大学的时候’，‘我在剑桥大学的时候’，于是我只好回应，我在柏格诺（Bognor，英国西萨塞克斯郡阿朗的一个滨海小镇，位处英格兰南岸）的时候……” 

英国劳动经济学家戴维·布兰奇弗劳尔（David Blanchflower）

布兰奇弗劳尔的预见变成了现实，悲惨度堪比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2008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了。房价“跌断坐骨”，房产泡沫破灭，很多业主不愿支付高额房贷，纷纷弃房而去，无力偿还的债款达到喜马拉雅山的顶峰，银行们破产了。受牵连的英国各大银行于是向当时的新工党政府呼救—用伊恩·杨的话说，银行家们赚得盆满钵盈时，他们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要求“政府零干涉”；一旦遇到破产，他们便想到了社会主义，哭着要福利。

根据英国国家审计署（National Audit Office, NAO）的数据，当年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an Broun）的新工党政府东借西凑，前后花了 11.62 万亿英镑营救银行，这笔巨款甚至动用了纳税人的退休基金。在《资本建制及其裙带关系》（The Establishment and How They Get Away with It）一书中，欧文·琼斯（Owen Jones）写道：“2010 年，英国公共债务相当于 GDP 的 81%，比冷战后的平均水平高，却低于 G7 国家的平均水平‘GDP 的 105%’，然而私营企业的私债在 2008 年却达到了 GDP 的 487%，其中金融业功不可没。”

“不仅如此，英国央行还生造出一笔电子钱，用来购买政府债券，然后银行的理财机构便可向其他人出售这些债券。他们把它叫量化宽松，这种钱与通过劳动生产以及实物买卖创造的钱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很多人把它当作印钱。”艾伦·钱伯斯（Alan Chambers）说道，他是剑桥科技园一家跨国集团的计算机程序设计员，也是哈德邯村又一位坚定的工党成员。他通常不说话，但凡开口，却必有良言：“钱是什么？钱就是债！”他边说边掏出一张印有女皇头像的纸币，递到我跟前：“你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我承诺要向持票人偿还这张钞票的价值’，没错，在钞票等于黄金的时代，这承诺还算有诚意。可今天我们得到的是什么？不是黄金，而是债务。” 

钱伯斯所言是有事实依据的。1970 年初，越战的巨大开支，加之石油生产国的出口限令引发油价大涨，令美国捉襟见肘。于是美国抛弃了建立于 1944 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开始自行印钱，从此结束了黄金和美元挂钩的历史，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通货膨胀。这一招却似乎相沿成习。从 2009 年起，截至 2013 年， 英国央行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总共生造了 4450 亿英镑。尽管这项政策的实施者拼命否认这是印钱，并强调此举完全是为了让金融海啸后失去信用的私家银行恢复信贷业务， 但是这笔钱并没有用来促进国民生产，而是转头上了金融业和房地产的赌桌。在《资本建制及其裙带关系》一书中， 欧文·琼斯写道：“2013 年秋，非金融企业迎来了两年半中最大幅度的下滑，尽管如此，银行还是像金融危机前那样， 继续压榨着‘饥肠辘辘’的国民经济。” 

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成员合影

每次提到这段历史，就有工党成员开玩笑说，这笔钱应该用直升机空投下来，至少捡到的人可以拿来补贴家用， 而不是让银行家们转头又抛进赌场。

“怎样才能保住 NHS？”“选工党!”

这可耻的上万亿的私债公还，不但将穷人和中低收入者卷入贫困的深谷，也令 NHS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于是保守党一方面加大了紧缩 NHS 运行资金的力度，一方面效仿美国的医疗模式，欲将 NHS 逐步私有化。

“美国模式”到底是怎样的？带着这个问题，我采访了剑桥癌症研究中心的神经生物学家萨拉·菲尔德（Sarah Field）博士。 

“美国的医保系统非常复杂，通常得拥有一份 4 万美金左右的年薪，才够资格配备像样的医保。医保单夹在工资单里，具体什么能保，什么不能保，依据雇主为员工购买的保险项目而定，很多人根本没有能力上医保。读博之前，我曾在美国做过几年护士，说起来也很讽刺，每天做着救死扶伤的事情，自己却没资格享受医保。很多美国人生病了只能自己去药店买药，先买一个疗程，待发工资时再去买下一个疗程。如果有人突然晕倒在地，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查你的医保单。”菲尔德博士愤愤不平地说。她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美国人，她从小在美国长大，带着一口浓郁的美国口音。 

据她说，美国的这种医保模式叫“责任医保” （Accountable Care Model）。尽管美国导演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曾拍过一部关于它的纪录片《医疗内幕》（Sicko ），讲述加州的 Blue Shield 医保公司如何千方百计地拒付某脑瘤患者诊费的经过；尽管“病人被扔在洛杉矶头（Patient Dumping）”已成为国际丑闻；尽管美国有 2800 万人买不起医保，每年约有 45000 人死于无钱治病（数据来自 The Nation，2016.6.20），英国保守党却对它垂涎三尺，发愿要在 2020 年前砍掉 220 亿英镑的 NHS 运行资金，同时将国有医疗资源外包给私营公司。目前超过 200 亿英镑的国有医疗资源已经流入了私营集团手里（数据来自 CHPI，2017）。被割喉放血之后，NHS 越来越难以为继。自 2010 年以来，数百家医院被迫关闭，病床数减少了一半， 目前已低于东欧国家的人均水平。保守党于是指着急救中心排成长龙的病患，感叹其“低效”、“落后”，更借机鼓吹私有化医疗。

美国导演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

“私有化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曼彻斯特恐袭的受害者就得像美国恐袭后的受害者一样，自己掏钱接受救治！而当医疗资源落入私营集团手中，所有低成本的药会立马身价百倍。为了牟利，私营集团什么都做得出来。你想拷贝某个药方？不行，药品是有专利的，资本家一定会在专利到期前，把药方左颠右倒，成分丝毫未变，但改头换面可以再获得几十年的专利保护期。” 萨拉咬牙切齿地说道。

“怎样才能保住 NHS？”我追问。

“选工党!”

“为什么是工党？” 

“因为我相信科尔宾，我相信工党的初建原则。”菲尔德博士边说边从手机里刷出一张她作为专家代表出席英国议会的照片：“下次去议会，我一定要和科尔宾握手！”

“保守党的排外大法，在我所在的选区拥有奇效”

跟菲尔德博士一样，我并不质疑“工党的初建原则”。在具体对策上，科尔宾的工党也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比如停止减缩，减免大学学费，增收富人税，发展工人联盟（workers’co-op），开发以环保和再生能源为核心的实体产业，并呼吁用人民的量化宽松（People’s Quantitative Easing），让资本远离金融业的赌场，落实到实体产业中去，用实体产业恢复国民经济等等……所有这些，我都十分赞同。然而回顾工党的历史，却不难发现，“失败”两字曾不止一次写在它的额头上。

二战后，工党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为英国带来了新的繁荣和秩序：近乎零的失业率，3% 到 4% 的年增长率……然而那段黄金岁月却未能延续。爱尔兰左派作家理查德·西摩（Richard Seymour）在其回顾文章《工党的失效》（“Labour isn’t working”）中写道：“有的事实鲜有人知， 虽然很多重工业都实现了国有化，可直到 60 年代，仍有约 75% 的私有财富掌握在 5% 的顶级富豪手里。为了实现国有化，国家付给那些在二战中摇摇欲坠的企业丰厚的赔偿金，其中很多钱是借来的；实现了国有化之后，国有企业还是延续着私营企业的管理方式，工人和管理阶层是分离的，管理人员大多来自资本家阶层……战后经济的复苏， 与其说是凯恩斯的光环普照，不如说是战争废墟带来了新的投资空间。” 

在外交政策上，英国拿了美国的战后重建金，所以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战略方向上，必须得和美国保持一致……70 年代，新自由主义崛起，为了不至于太左，工党更得在初心和阶级之间做出妥协，不但抑制工会的权力， 还曾多次部署警力阻止工人罢工。 

70 年代以后，英国作为老牌殖民大国的地位逐渐没落， 国有企业、工会和移民成了替罪羊，舆论导向迅速朝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靠拢。到了撒切尔执政时期，共产主义四面楚歌，新古典主义愈发蒸蒸日上，“铁路业”得到了和今天的 NHS 相同的紧缩待遇，资金贫血，效率滞后，乘客怨声载道，随后便被撒切尔的继承者们三下五除二地贱卖了。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

今天，当我们的工人还在为改善“奴役的现代性”而奋斗时，这里的工人早已一整代一整代地消失。一战前后曾出产 8 亿码布匹的英国西北纺织工厂，被原材料和人工更廉价的东亚工厂逐渐取代。而到了 80 年代，一块进口尸布（英国在本国的纺织工业未立足之际，对出口未加工羊毛的本国公民判以断其右手，再犯者处以绞刑的酷刑；在教区牧师证明裏尸布系国货之前，禁止将死人下葬。）宣告了英国本土纺织业的死亡。曾密布于曼彻斯特的纺织厂被改造成了商品房，或蒙德里安风格的“硅谷”。不仅是纺织业，英国的煤矿、炼钢等绝大部分制造业都相继“人间蒸发”。英国记者尼古拉斯·康福德（Nicholas Comfort）在其著作《英国工业的缓慢死亡：一场 60 年自杀事件，1952—2012》（The Slow Death of British Industry: A Sixty-Year Suicide 1952-2012）中写道：“英国工业曾是巨人，现在是一个侏儒。”

1952 年，30% 英国产品源于自产，占据 40％ 的劳工市场和 25% 的出口市场。2012 年，英国制造业只剩 8% 的劳工市场和 2% 的出口市场，贡献着仅 11% 的 GDP。很多下岗工人成为“慢性失业者”，在迈克·李（Mike Leigh）或肯·洛奇（Ken Loach）搭建的现实主义电影布景之外，循环“制造”着靠失业救济金或食物银行生活的贫二代。

导演迈克·李（Mike Leigh）

尽管如此，全球垄断资本家们仍不满足于第三世界廉价的人力供给，因为再便宜也得支付人工，所以他们正在马不停蹄地研发机器人。最近两三年，机器化生产的成本已经低于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2013 年出品的 Baxter，售价仅为 22000 美元，却能完成装载、卸载、分类和传递等工作，且不会要求三保一险，也不会搞街头罢工。美国技术革新家凯文·苏莱斯（Kevin Surace）在他的 TED 演讲《人工智能，人类劳动的末日，文艺复兴的到来》（“Robotics, AI, the End of Human Work, and a coming Renaissance”） 里预测：“按这股趋势发展，40 万制造 iphone 的工人在未来几年很可能会被裁减到 4 万。” 

很多选民却看不到这个正在显形的噩梦，尽管他们不想失去 NHS，反对紧缩，也对路有冻死骨见哭兴悲，可他们穷尽所能找到的唯一解决方案却是“驱赶移民”。

在人类的悲剧史里，这似乎再正常不过了。我的好朋友，巴黎大学语言学博士、英国亚美尼亚学者、工党的支持者凯瑟琳·霍奇森（Katherine Hodgson）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6 世纪初，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英格兰，烧杀抢掠，亚瑟王起身反击却失败了，于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留了下来，成了英格兰的祖先之一。然而很多英国人却死不承认自己身上流着移民的血，试图建立一个以盎格鲁人为中心的英格兰，更低智的是，他们把当年打过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亚瑟王尊为“爱国英雄”。

亚瑟王

“就像英语是各种外来语的合成品，英格兰早期社会的雏形也是由各种移民塑造的。而那些试图建立盎格鲁中心地位的人却否认这一点，这种唯我独尊、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奠定了深重的基石，其表现形式是驱除外来者。对此，统治阶层是很拥护的，他们中间就有很多中心主义者。统治阶级操控的媒体绝不会告诉你某种语言是各种外来语的融合，就像《每日邮报》之类的报纸绝不会说原来英国人的祖先也是移民。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能给统治阶级带来很多实惠，比如财富扩张、殖民和消灭‘劣等民族’时，它就会带来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霍奇森说道。

她的话让我立即想起了 1964 年大选：保守党向二战后从英属殖民地涌来帮助英国重建家园的移民开刀，在斯梅西克（Smethwick）选区贴出标语：“如果你想和黑人做邻居，那么就选工党吧。”（If you want a nigger for neighbour, vote Labour）结果旋即就拿下了该选区。

“如果我言行粗鲁，英国的民族主义者会说凯瑟琳·霍奇森是一个言行粗鲁的人；如果一个罗马尼亚人言行粗鲁，英国的民族主义者会说东欧移民简直都是一群野蛮人。” 霍奇森苦笑道。

今天的中心主义者，由于各种政治正确，似乎藏得比过去隐蔽。然而一旦统治阶层为了某种道德上的便利—比如需要替罪羊时，他们便会像毒蘑菇般冒出来，成为统治阶层驱赶替罪羊的工具。这一点在 2008 经济危机后更为明显，保守党将紧缩的祸首转嫁于移民，为了巩固移民的魔鬼形象，保守党媒（比如《每日邮报》和《太阳报》等），动不动就将“英国肥婆和土耳其帅哥相恋被骗致倾家荡产” 或“非洲裔单身猛妈生九子坐享伦敦中心六室一厅福利房” 之类的“新闻”放在报眼上，这些洗脑式宣传非常有效， 以致全英上下的民族主义者“见到皮肤稍黑一点的异族， 就深信这些人是故意把自己晒伤、前来申请残疾人救济金的”——英国脱口秀大咖斯图尔特·李（Stewart Lee）在他的一栏节目中嘲讽。

保守党的排外大法，在我所在的选区拥有奇效。英格兰东部安格利亚不是曼彻斯特，史上有工会称爵的传统， 这里是英格兰最大的农业基地之一，保守党历来承诺“无论如何，都会确保农庄主和大地主的利益”，农庄主和大地主对此推崇有加，小地主和佃农也深信不疑。当传统农业败给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保守党的承诺变得遥不可及， 于是“东欧移民工抢走了本地农民饭碗”之类的言论，便成了保守党稳住选票的方便法门。哈德邯村于是成了坚定的退欧村，绝大部分村民都相信，只有“移民杀手”特蕾莎才能为他们守住土地和家园。

在这样的闭塞之地，为站在移民立场的科尔宾的工党拉选票，实在比罢黜女王还难。神父吉米·穆林对我说： “有一天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便拿出一张菲律宾女士的照片对村民说：你们说要赶走移民，请问你们到底要赶走谁？请说出一个具体的名字！你们是要赶走照片上的这位女士吗？结果现场一片哑口无言。这位菲律宾女士是我们村某位居民的妻子，为人十分善良，受人尊敬，在村里住了二十多年。和你们一样，长着一张亚洲脸。”

英国教堂里不允许谈论政治，更不允许借助宗教力量党同伐异，但是吉米认为他不是在为工党拉选票，而是在传教。

“即使强奸导致怀孕，也不该允许女性堕胎。”

每次参加工党的集会回来，独自走在深夜的乡村小道上，回想起集会上热烈的讨论，观念的更新和碰撞……都让我产生仿佛看到萤火虫的某种幻觉，这种感觉美好而温暖，就像在一片星星点点的煤的微光里徜徉。可一旦白昼袭来，我的内心又禁不住升起疑云，就算真的看到了萤火虫，它细小的光亮，又如何比得上现实那刺眼的苍白？

比起 1945 年的工党，今天工党要面对的敌人实在是太强大了。今天，它面对的是一个隐形却无所不在的 1%，是年收入高达百万英镑的银行高管以及一层层密不透风的裙带权力网。在今天保守党的阵营里，就有 134 位议员来自金融体系。2017 年闪电大选，保守党从每位富豪手中获得的选举费高达 6 万英镑。穿着 995 英镑的皮裤、在加尔达湖 500 英镑一晚的酒店度假的特蕾莎，她在首都投资集团任高级执行官的丈夫就掌控着 14 亿美元的资产。

在这一套用金钱撑筑的话语王国里，掌权者仿佛握着一根“点人成灰”的魔杖。保守党的党魁候选人之一，仇同和厌女分子雅各布·里斯-莫格（Jacob Rees-Mogg） 甚至公开放言：“即使强奸导致怀孕，也不该允许女性堕胎。”—显然，只有将女性、同性恋、变性人、移民等等这些“劣等群体”的权力通通剥去，才能更好地完成从“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到“资本主义极权社会”的过渡。而更可怕的是，那些像纳粹年代里的普通人一样普通、善良的人， 那些放一小碗水在门口、给流浪猫免费饮用的人，那些热爱园艺和酿酒的人，那些对真相漠不关心的人……当这些人联合起来声称自己其实并不憎厌难民，只是 NHS 的资源有限、容不下那么多病床时，他们手里仿佛也握着一根魔杖， 它看上去如此尖细、渺小，轻轻一点，却能推倒一副良心的多米诺骨牌。

“你觉得个体的反抗有意义吗？”

“你觉得个体的反抗有意义吗？”在一个苦闷无聊的下午，我拎着一篮李子，带着这个巨大而空荡的疑问，走进了简·豪厄尔（Jane Howell）的家。

生于二战前的工党成员简·豪厄尔是哈德邯村里的“医权”运动分子，几十年来为捍卫 NHS 战斗在“医疗私有化”的前线。她同时也是英国“坚持医保国有化”（Keep Our NHS Public）和“全民医保告急”（Call 999 For the NHS）等多家民运机构的成员。她骨架娇小，举止优雅，作风老派，穿着朴素却十分考究，像一位误入摩登时代的英国淑女，尽管她已经七十多岁了。

英国“坚持医保国有化”（Keep Our NHS Public）运动

“我的母亲来自爱尔兰，是家里第十个孩子。她 12 岁辍学，背井离乡到伦敦做女工，挣的钱几乎全寄回家里。多年以后，母亲成了伦敦一家医院的清洁工。70 年代，她作为该医院的清洁工代表，请求政府为全英的清洁工加薪。她天性内向，十分羞涩，也没读过多少书，却敢于在那样的一个大场面中站出来，在一群有头有脸的人面前，为自己和工友的利益发言……她的行动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每次简对我谈起她的母亲，她那对淡绿色的眸子就像沾上了两粒硕大的珍珠。

“你觉得你的母亲如果出生在 19 世纪，会是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倡议者（Suffragette）吗？”我问她。

“那是肯定的！”她骄傲地答道。

简住在一栋独具艺术气质的乡村别墅里，拥有一间“可以看到风景”的卧房。厨房和起居室的每一件器物都呈现着某种经由时光抛物线的传递，过去几百年才会到达的样子。

“我年轻时做过跨国公司的高管，后来厌烦了，便辞职卖起了古董和珠宝。”她捏起一袋灰尘蓬蓬的钻石，漫不经心地对我说道。按当今的房价，她的房子连同花园至少值 70 万英镑，她的丈夫早就去世了，他们也没有孩子，以她的财力似乎完全买得起“方便、快捷、如侍国王”的私人医保，显然她更乐意把退休金用在公共医疗保卫战上。她的书架上是一捆捆的文件，电脑里满是数据调查和个案分析，书桌和木地板上堆满了纸片。退休以后，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参与各种个案调查，出席民间集会以及给政府写控诉信。

我没能从简那里得到任何关于“意义”的明确答案， 只好拎着空篮子，顺着原路往回走。经过村里的 NHS 诊所时， 隔着玻璃窗， 我看到了我的医生霍恩博士（Dr. Horn），一位像神父吉米·穆林一样忠诚的工党成员。我想起某次生病时，他在电话里向我问候的情景。他已经退休了，他并不需要一天到晚守在诊所，如果不是紧缩，偌大的诊所就不会只剩下五名医生。

“杀死国王是要下地狱的，既然如此，就让我下地狱好了。”

2016 年秋，我决定放弃那些关于意义的命题，正式加入工党。

莉迪亚·希尔（Lydia Hill）是哈德邯村工党会议的组织者，也是剑桥郡嵩汉村（Soham）和哈德邯村两个教区的地方委员长候选人，英格兰东南部安格利亚地区的工党妇女代表。此外，她还是慈善团体“剑桥儿童假日乐团”的策划人，义务工作了十八年之久。为了缓解紧缩带来的压力，乐团向超过 350 名儿童提供价格低廉的音乐辅导课，这些孩子大部分来自公立学校。

莉迪亚中等个子，一头白霜，不施粉黛，走在英格兰的夏天里也许并不比玫瑰耀眼，然而认识她没多久，我便被她那日本怀刀般出其不意的辩术倾倒。有一次我们谈到克伦威尔，我对其弑君精神赞叹不已，她却淡淡地应了一句：“但凡暴力都有后果，就连克伦威尔也心知肚明，说杀死国王是要下地狱的，既然如此，就让我下地狱好了。”

克伦威尔

得知我入党的消息，莉迪亚非常高兴，立刻请我到她家里做客，从此我俩就成了亲密的战友。

莉迪亚的房子是一栋酿酒厂改造的红砖建筑，拥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朱甍碧瓦，宽敞大气，花园里还设有鸡舍、果园和池塘。她先生是英国顶尖的地下水工程专家，精通地下水道和钢琴，退休后义务管理着一个为老年人提供助听器的慈善机构。她则是诺奖得主、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安德鲁·赫胥黎（Andrew Huxley）的博士生，退休前曾任教于查宁医学院。此外，她还熟悉希伯来语、法语和小提琴，是 Ely 古典合唱团的首席女高音。她的四个孩子全都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毕业于一流大学，各有所成。她家还有一个牧场和几匹苏格兰马，马儿曾是孩子们的伙伴，现在马儿老了，孩子们又都搬出去了，她和先生太忙、便只好把马寄养在附近的牧场。站在她的苹果树下瞭望她的牧场， 我总是禁不住感叹，在我们的乡村，也许只有煤老板才有财力过上这样的生活吧。

显然，莉迪亚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生活”，前工党党魁爱德华·米利班德（Edward Miliband）下台之后，她直觉工党中的右翼应该大势已去，立刻加入了工党。

前工党党魁爱德华·米利班德（Edward Miliband）

在一片蓝色的雷区里拉选票，困难是不难想象的。有时候门好不容易敲开了，门缝里却站着一个黑影，冷冷地说： “我是保守党的人，你们快滚！”有时候塞入邮箱的传单，会被某人一把抽出来，追上好几米，扔还给我们；有时候遇到这一带相当罕见的华人，我热情地套近乎，试图用保守党极不人道的移民政策捕获其注意力，对方却说：“我已经在这儿住了三十多年，我的孩子们都是英国人，已经和移民没什么关系了。我也不懂政治，你们请回吧！” 

最悲惨的一次是，我和莉迪亚去邻县参加一个声援 NHS 的集会，正好遇上英国最难熬的腊月，寒风恨不得将草皮也连根拔起，我俩像冰棍一样在空荡荡的集会现场苦苦等待，远远望见另一根冰棍走来，以为终于来了一位战友，结果却看到来者穿着莎士比亚时代的古装，手握长剑，若无其事地从我们身边飘走了。

又有一次，我陪莉迪亚去某间咖啡厅声援工党候选人凯文·普莱斯（Kevin Price）角逐剑桥和彼得伯勒（Peterborough）的市长职位，总共只来了二十几个人，勉强把前几排的椅子填满。随后，穿着红毛衣和不太时髦的黑西装的凯文·普莱斯走了进来。他那憨厚的五官和圆圆的肚子，让我想起了我那在中国某二线城市医院食堂做厨子的舅舅，当他说自己是工厂学徒出身且在剑桥卡莱尔学院（Clare College）当了十年门卫时，我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感动和悲凉。记得某位在牛津读政治学的中国博士曾私下里对我提起，今天的英国政坛几乎都是“上流社会”在玩票，没点家底谁敢出来？然而环顾四周，我完全看不到一丝失望之色。我想我小瞧了科尔宾的工党。

我确实小瞧了凯文·普莱斯，这个长得像我舅舅的人。在剑桥城市委员会担任顾问和副委员长期间，他为公共住房协会申请到了 1700 万英镑的巨款，其中 700 万英镑用来为低收入者修建久违的“政府廉租房”。

遗憾的是，在 2017 年春季的市长选举中，凯文·普莱斯落选了，他败给了某位头部以外和卡梅伦看起来一模一样的保守党候选人；莉迪亚·希尔也在地方委员长的选举中惨败，她只拿到了 320 张选票，而保守党的候选人拿到了 1828 张。莉迪亚眼圈发红，依然没有灰心，为确保工党成员丹尼尔·蔡克纳（Daniel Zeichner）拿下剑桥的议席， 2017 年 6 月 8 日闪电大选当天，莉迪亚还自告奋勇地参加了“投票督促队”。

“投票督促队”的办公室设在剑桥某位工党会员的退休父母家里。大选当天早上十点左右，我蹭莉迪亚的车到场。院子里早已停满了自行车，先来的队伍从狭窄的门洞鱼贯涌出，后到的队伍又被一股脑地吸进去。我们穿过挂满结婚照和全家福的过道，挤入了一间闹哄哄的起居室。起居室被一张大餐桌占据，上面摆放着手提电脑、打印机、饼干和零食，几位二十出头的工党青年正眼冒金星地对着键盘一顿猛敲，打印机则在一旁马不停蹄地输出。通向起居室的阳台上，挤满了等待任务的工党成员，他们来自剑桥郡各个选区，很多彼此并不认识，只好用最英式的开场白“天气”有一句没一句地尬聊。

那天晴空万里，朵朵白云仿佛都是仙界的佛手，我们拿到任务之后立刻出发。我们必须赶在下午三点前，在指定的街区里联系上每一位潜在的工党支持者，督促他们投票，并为无法到达投票点的老人和残疾人提供交通援助。我们走街串巷，一户户地敲门，任务完成得很漂亮，我也充分见识了莉迪亚·希尔那卓越的口才和决心。

“你为什么会加入工党？”我经常变换句式，旁敲侧击地问莉迪亚同样的问题。我见过不少和她同龄的英国中上层阶级，不是打高尔夫，就是在瑞士滑雪或者在脸书上晒滑雪服。

我是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母亲童年时一穷二白，虽然考上了语法学校，却没钱就读，贫穷一直是母亲无法驱散的记忆。记得小时候和母亲一起去她的某位朋友家赴宴，人家秀出一只精美的蛋糕，母亲便为那只蛋糕得花掉多少银子琢磨了好半天；我父亲也是工人阶级出身，二战前在一个小村庄的化工店里当学徒，和母亲新婚后的第七天就被送上了战场，在缅甸沦为日本战俘，每天做苦力求生，别的战俘拿战俘补贴换香烟，他却拿来换鸡蛋，一周的补贴只够换一个鸡蛋。大半的战俘都死了，靠着这唯一的营养，他却活了下来。父亲获救时正值 1945 年，工党当政，鼓励归国战士重返学堂，提出学费全免制，靠此机会，父亲在几年的苦读后，终于成为爱丁堡大学的教授。父母一生都是工党的支持者，到了我这里，也算是一脉相承。

记得年少时母亲教我使用缝纫机，因为自己做衣服比较省钱，所以我就学会了缝纫。孩子们出生后，他们的小衣服都是我做的。多年来我总是提醒自己，我是工人阶级的后代，精神的世袭对我来说，远比起财富的世袭重要。

也许是受母亲言传身教的影响，莉迪亚的小儿子在工党最活跃的青年团体“动力”（Momentum）中担任要职， 二女儿也是剑桥郡某地区委员长的工党候选人。尽管在他们那里，你完全听不到工人阶级的口音—这让我仿佛看到了某种希望，也许奥威尔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里所描述的那种“抛开理想投奔上流阶级”的伪社会主义者，已不再符合这个时代的潮流。

奥威尔的《通往维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

“Oh，Jeremy!”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凭着仅人均 22 英镑的捐款，工党在 2017 年的闪电大选中异军突起，获得了 12874985 张选票，新增 30 个议席，议席数升至 262 位，位居第二。选民支持率亦高达 40.0%，创下了工党自 1945 年来的新纪录。大选后三天，工党新增 3.5 万名会员，目前会员数高达 60 万，为欧洲之最。18 到 24 岁之间参与投票的选民中，65% 投了工党。就连我们这片蓝色雷区，工党会员也翻了近一倍，从 350 名增至 650 名。我和莉迪亚参与“投票督促队”，亲力声援的工党会员丹尼尔·蔡克纳，亦成功地拿下了剑桥的议席。

“动力”团体的负责人对我说，他们的青年工党队伍已经壮大到近三万人，其中还有十几位华人青年。不少英国青少年把科尔宾的头像印在T恤和袜子上，或做成像章戴在胸前。他们还将白色条纹乐队（The White Stripes）的流行曲“Seven Nation Army”改成了“噢”“Oh，Jeremy!”。杰里米所到之处，演唱会也好，大学讲堂也好，总是全场爆满，粉丝们不得不爬到瓦顶和树丫上听他演讲。

更让人欣慰的是，工党的改革方案得到了全球129位经济学家的支持（具体名单来自《卫报》，2017.6.4）。21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也公开支持科尔宾的工党。霍金亦在《卫报》上公开表示，NHS 救了我的命，作为科学家，现在我要救它，决定支持工党。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

闪电大选在一片欢呼声中结束了，日子回归平静。说是平静，也不尽然，斗争仍在持续，或者说才刚刚开始，空气里充满了沉甸甸的硝烟的水分子。 

“今天真是累坏了”，2017 年暮夏，我收到了一封简·豪厄尔发来的电邮：“今天我们拿着全英 35 个保卫 NHS 的团体签名到剑桥科学馆向霍金致谢，可惜没见到本人，只好把感谢信交给了他的私人助理，他似乎还挺感动的。接着我们到剑桥郡电台接受主持人克里斯·曼恩（Chris Mann）的访问。作为 BBC 的子属电台，他们不得不表达一些‘相异’的观点，幸好整个访问还是顺利。回来以后我们把录音放在脸书上，旋即收到了 2500 个赞……”

语言学家乔姆斯基

再次重温这封电邮时，已是 2018 年春。霍金去世了， 他的 NHS 仍处在岌岌可危之中，许多人仍旧相信“移民和债务”的神话，离下一届大选还有四年；杰米·科尔宾被保守党和工党内部的托尼·布莱尔派继续唱黑，同时也被很多年轻人捧成了“男神”——这让见识过“个人崇拜” 的我，多少有点反感。我希望工党能向更基层化发展，因为我不相信偶像，我只相信我在文中写到的那些无名的人， 他们才是忍冬花的藤蔓，为一个遥远的春天，扎根在现实那冰冷坚固的围墙上。

以上文章选自《单读18: 都市一无所有》

编辑 | Vinc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