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义者 伍迪·艾伦

“迷恋电影是最近才发现的一种急性疾病”

“迷恋电影是最近才发现的一种急性疾病……这种可怕的疾病主要袭击民众之中所谓的‘知识分子’。其中，人们在昏暗的放映厅坐上两三个小时，并在随后几个月讨论他们看过的影片。”

时值 2010 年，我刚获得学位，夏季的热浪袭来，定向运动也悄然兴起。有人告诉我，伍迪·艾伦正在巴黎。一条不经意的短信将我引向自己的目标：艾伦正在亚力山大三世桥拍摄电影。天色已暗，人工降雨落在欧文·威尔逊和蕾雅·赛杜的身上。媒体报刊的记者们正聚集在那里，他们中的一位留意到我对伍迪·艾伦及其电影颇为痴迷，于是热情地告诉我一条内部消息：一个与导演近距离接触的见面地点。

之后的一天，我兜里揣着地址，如期赶赴那里。那位记者说的没错。在一家不大的古董店内，大师正身穿全套装束投入工作之中：长裤腰系皮带，鼻梁架着眼镜，头顶戴着圆帽。在电线、支架、器材和屏幕中间，导演正和自己的技术团队沟通，态度从容而专注。接着，他迈着有些人所谓的那种有气无力的步伐，走到自己的工作组并坐到前面，然后喊出那个神奇的字眼“开拍”。接着，他又继续道，“她没入戏”“停”“再来一次”。为了领悟电影大师的绝技，我没有忽略丝毫的细节。拍摄结束之后，我承认我们交谈了几句，或者干脆说是我咕哝了几句，正如《独家新闻》里面的人物桑德拉·普兰斯基（Sondra Pransky）那样。一个人如何能在几秒之内，向自己喜欢的导演说他对自己何等重要呢？

拍片结束之后，我像一枚火箭，直奔布里斯托尔酒店，那里正是伍迪·艾伦下榻的地方。我托人转交给他一本我在大学最后一年撰写的论文，想要吸引他的注意。明显小贼一个！在论文的封面上有一个巨大的乳房，标题为《伍迪·艾伦的犬儒主义探析》。平淡无奇！我担心遭他鄙视。然而第二天，当我发现他的随行工作人员发给我一份邮件，希望我寄给他一本英文版论文时，我诧异得无以言表。伍迪·艾伦心存“好奇”要读我的论文。他会好奇读我的论文？为此我惊讶不已，正如《午夜巴黎》中的吉尔·彭德（Gil Pender）（欧文·威尔逊饰）听到格特鲁德·斯泰因（凯茜·贝茨饰）答应看一眼他的手稿一样。这个故事的结尾如下：论文的部分章节译成了英语，在他带着《午夜巴黎》参加 2011 年戛纳电影节的时候，译稿放到了他所在酒店房间的门口，之后便杳无音信。译稿他究竟看到了吗？这其中的秘密至今也无人知晓……

《午夜巴黎》剧照，吉尔（欧文·威尔逊饰）和毕加索和莫迪尼亚里的情人阿德里亚娜（马丽昂·歌迪亚饰）行走在巴黎的街道上。

“在现代天文学家看来，空间是有限的。对于那些从来记不清东西放在何处的人来说，这种观点尤其令人欣慰。”——引自伍迪·艾伦《扭曲的命运》

时光荏苒，我内心比约见伍迪·艾伦更强烈的愿望，是弄清为何他的电影会对我产生如此强烈的冲击。我们之中很多人依然是艾伦的影迷吗？早在 1995 年，当我从电视上播放的《曼哈顿谋杀疑案》中看到他的那一刻起，这位导演就令我为之着迷。为何我与片中人物会发生强烈的自我认同？我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自然钟爱迪士尼动画片，但我却喜欢观看并感悟伍迪·艾伦的电影世界。

当然，还有他的长片、戏剧、散文。要理解这些作品，就必须同时开动头脑与心灵，因为艺术家从未将二者分开过。可笑、怀旧、悲观、神经、厌世、下流、不羁，甚至在洛郎·当迪厄看来，他的作品还有些反现代的色彩。随着岁月的流逝，伍迪·艾伦承载了所有的标签。然而，他讲述的人物故事却成了寓言，甚至成了对“僧袍不能让人变和尚”的诠释。为了反抗与肤色紧密相关的文化、身份及社会刻板形象，他的人物从反讽、幽默和戏谑中找到了反击的手段。他们并非觉醒后变得冷嘲热讽的男女，而是目光明锐、从全局来审视这个世界的人，不论在奇观还是恐怖面前，他们都同样毫不怯懦。这些人不仅明白死亡时人类所坠入的虚无，而且也知道死亡会导致胃酸升高。

“我厌恶现实，但现实是可以供应一块上等牛排的唯一地方。”

在深入之前，有必要对现今人们赋予“犬儒”的意义予以审视，因为当前人们只看到了该词具有的消极特征。身为犬儒，自然趋于谨慎，并兼具怀疑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双重特征。当幻想既毫无意义，也毫不相关，不去希望太多，就不会失望太多。由于不愿引火上身，当代的犬儒便从平衡之中找到了匀和之道。他嘲讽人世的天真，却并非全情投入。高傲、冷淡、揶揄是这种性格的主要特征，忧郁中更多是气馁。然而，倘若从时间上追溯至古代，回到犬儒哲学诞生的年代，人们会发现这些反叛的灵魂积极投身社会浪潮，他们公开批评时政，摒弃社会陈规俗套。唯自由方是美德，这正是他们的诉求。他们挣脱所有的羁绊：道德、欲望、制服、工作、法律、神灵和面具。早期的犬儒与自然和睦相处，并满足于自然的馈赠，如果实、鲜花、土地与水源。也只有思想独立，方可激发这种情怀。这是一种简单、快乐而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

《傻瓜大闹科学城》剧照

“你不相信科学。你不相信政治体系会起作用。你也不相信上帝。”——露娜（戴安·基顿饰）对迈尔斯·门罗（伍迪·艾伦饰）说(出自影片《傻瓜大闹科学城》)

此处所言的“现代”犬儒并非会像古代哲人那样牺牲一切，他们既不提倡苦行主义，也不弃绝物质与权力，更不倡导寄情于自然。他们之所以信奉这种哲学，这首先与其中的精神理念有关：颠覆、反讽、怀疑。显然，伍迪·艾伦跨于两界之间：一半古代，一半现代。借助犬儒主义，他可从智力、心理、道德甚至社会的不同层面达成这种默契。

从内容和形式上来看，《傻瓜大闹科学城》的末尾片断让我们对伍迪·艾伦的犬儒主义有所肯定，但其实这在他的影视作品中到处都有所表露。透过紧密的镜头，露娜（Luna）和迈尔斯（Miles）谈论着他们的信仰。这些正向镜头和反拍镜头在强调二人争论的同时，也凸显了二者的分歧。针对提问：“那么你到底相信什么？”迈尔斯的回答尤其简单：“性与死亡，这两样东西我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民主？是个圈套。科学？纯属偶然。世人？各个奸猾。上帝？智慧至上，“不过在新泽西却没有落脚的地方”。迈尔斯立场鲜明，将观点公之于众对他并无害处，亦如古代犬儒与柏拉图学派所做的那样。对于其中的逻辑价值，他留给逻辑学家去解决。对于这类人的轻信、虚伪与奸诈，他更是拍腿叫绝。毋庸置疑，异化艾伦及其片中人物的唯一事物，是他们强烈的怀旧情绪。在界定怀旧与包法利主义（艾伦视之为抑郁的代名词）时，犬儒主义赢了，精神分析输了。

委婉说来，伍迪·艾伦是一位脑力劳动者。他深谙个人境遇、世道冷暖、社会运作方式、时代的堕落与诱惑、达尔文主义法则以及人类自相残杀的生存现状。为了不让个人论断使自己陷入抑郁的境地，伍迪·艾伦饱读从古至今所有伟大思想家（作家、哲学家、剧作家与诗人）的作品。通过这些阅读，他得以抵抗时间的冲击；通过精神分析，他可以探求梦境、欲望与冲动的机制，并深化对自我的认识。如果他的作品让我们陷入对其头脑、内心、回忆与思想的沉思之中，这全然不足为怪。这些都是敏感而隐秘的角落。死亡的焦虑、生活的意义、幻觉、失望，全都融汇在艾伦的平衡体系之列。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导演不仅通过电影表达个人固化或动态的感受（熟练运用跟踪摄影术）、回忆（闪回）和情绪（受爵士乐影响），而且也再现出存在于人物身上使他们偏离中心的情感差距。

不论是苏格拉底（Socrate）、第欧根尼（Diogène）、柏拉图（Platon），还是康德（Kant）、尼采（Nietzsche）、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萨特（Sartre）、帕斯卡（Pascal），这些哲学家都对这位电影人产生了影响，而他的影视作品中也到处回响着他们的话语、理论、反理论以及寓言。不论是在言语、身体上，还是在相貌上，伍迪·艾伦与这些犬儒都有诸多共同之处。他们不修边幅、不穿制服、对愚昧毫不容情、性生活方式不合规约（《曼哈顿谋杀疑案》）甚至遭人指责（《性爱宝典》）、与众不同的信仰、抵御噪音与肉体需求、否认全能的上帝、信奉个人主义……由于明眼之人往往被视为疯子或不会变通，伍迪·艾伦便在银幕上大肆利用这种世俗看法，并觅得反讽作为应对烦躁与不安的理想基调。作为议论、叙事与戏剧形式，反讽由此将艾伦与他人区分开来。以不同修辞手段作为表现形式，比如曲言、夸张或反语，反讽由此成为伍迪·艾伦艺术表达的主要特征以及他的斗争工具。

在他步入成年并获得自由之后，工作就成了他的天然避难所（报刊、电视、餐厅、戏剧和电影）。这份工作简直为他量身定制，但他的母亲却大为不快，因为她希望儿子成为一名医生、律师或运动员（他在棒球上表现出色）。他从笑星（幽默串烧、脱口秀）起步，继而当过导演、编剧，后来又当演员，逐步实现了多个角色之间的转变。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伍迪·艾伦在银幕上成为自己的主人，这在当时来看的确步伐很快，而他也由此摆脱了电影公司的束缚。独立之后，他就可以实现个人的诉求。通过移情与投射，他本人的痛苦和言语，由此演变成他所塑造的人物的痛苦和言语。艺术家与他塑造的人物格外关注精神运作的方式，同时也深入探究意识的不同层面。正如古代的第欧根尼（哈利·布洛克、大卫·多贝尔都算是他的继承人），艾伦搅乱了自己的时代。但他捣乱是为了质疑。为何？如何？何处？何时？像个讨厌的孩子，他总是不停地发问。

伍迪·艾伦

“我厌恶现实，但现实是可以供应一块上等牛排的唯一地方。”——伍迪·艾伦

伍迪·艾伦到底是何人？他的艺术如何揭示并推动他的人生？他如此钟情哲学，这对他的电影又有何影响？在几个小时的自言自语、数千米长的胶片以及多年的精神分析之后，也该是澄清的时候了。由此，本书的主旨基本如下：以研究主题和精神分析为手段，通过确切的年代顺序探讨艺术家的生平，来阐释他的影片（以及真实素材）对此做出的回应，也即艾伦从影片《呆头鹅》至《非理之人》不断发展的犬儒主义。本书可谓是一场盛会，诚邀读者去观看或重温这位多面导演的作品。这场盛会的日期正好是 2015 年 12 月 1 日，适逢伍迪·艾伦八十岁生日。在影片《怎样都行》中，鲍里斯·叶利尼科夫（Boris Yellnikoff）气愤地说生日是“向坟墓更近了一步”，并且每天洗手时都唱“祝你生日快乐”，以除去手上的微生物。2015 年 8 月，导演向法国《地铁报》（Metro）宣称：“我宁愿到时过生日睡着不动，因为如果庆祝生日的话，我感觉像是在自己的坟墓上跳舞。”谁又能说，伍迪·艾伦仅是可笑而已？

“如果我不睡上六百年，我会整天唠叨个没完。”——迈尔斯·门罗（伍迪·艾伦饰）(出自影片《傻瓜大闹科学城》)

“既然人要死，他就永远不会自在。”

“我所有的作品基本上都带有自传性，不过在经过夸张、变形之后，看起来倒更像是虚构故事。”——伍迪·艾伦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认识伍迪·艾伦，不论是从他的恋情、才识、体貌，还是从他所处的地理位置（纽约、伦敦、巴黎、巴塞罗那、旧金山）。他的作品尤其丰富，其中的四十多部电影大玩个人自传条款的真假游戏。然而，其中的（文艺）原则却十分简单，对此菲利普·勒热纳归纳如下：作者直接了当地向观众讲述着自己的人生或其中的片段，本着揭示真相的精神，没有丝毫的矫饰。如果伍迪·艾伦在片中出演角色，并谈论个人成长以及他与女性、沙发、上帝、性爱、死亡、格什温、科尔·波特、瓦格纳、波兰甚至他与存在主义和宗教的关系，虚构最终都会重占优势，自传条款也只是遵守一半而已。作为多次被提名并获奖的幻影大师，伍迪·艾伦喜欢将现实与个人想象或投射的现实加以映照——《曼哈顿》的开场就是最好的例证，由此邀请观众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对于喜欢互动和亲密接触的观众来说，这可谓是一种持续的召唤。

若说第欧根尼喜欢漫步于城邦，并询问同胞的本性和境遇，那么在这种漫步之外，他其实过着隐士的生活——正如传说所言，他曾以一个木桶为家。受虚构的框架制约（谨慎起见），伍迪·艾伦同样限定了自己的私人空间。此外，在 1989 年推出的中篇故事《俄狄浦斯的烦恼》（《纽约故事》三部曲之一）中，我们也可以管窥那种目睹个人生活被他人（主要是他的母亲）公之于众并惨遭玷污和扭曲的恐惧。尽管身为主要叙述者，他却放弃讲述自己的人生；身为全知叙述者，他扭曲现实和个人感知直至二者混为一体。于是，该片就成了作者的自我创作与导演投射在银幕上的双重虚构（一位神经质的纽约知识分子，消失在演出服装与大千世界之中），而这本身就成为了主题。这种双重虚构可以让艾伦在虚拟世界中实现他少年时代的夙愿，化身作家（《曼哈顿》）、魔术师（《独家新闻》）、发明家（《仲夏夜绮梦》）、共产主义革命分子（《香蕉》）、银行抢劫犯（《业余小偷》），总之，就是成为一条变色龙（《西力传》）。还有什么比这更刺激吗？

回忆在《安妮·霍尔》中发挥的作用，自传内容在《无线电时代》中的效果，偶像及其灵感在《开罗紫玫瑰》或《内心深处》中占据的位置，这正是构成伍迪·艾伦电影的核心元素，而影片在带有自传性的同时，也兼具浪漫色彩。其实，导演在通过电影讲述个人故事时（他笑言这是一种有人付钱给他的治疗），明显带有刻意选择的倾向，由此在叙述中主动留下空白，以便我们的想象可以驰骋在他钟情的这片原野上。作为公众人物，正是他具有的双重性格编织了自己的传奇：一个羞涩却抛头露脸的男人，一个奋力抗争的胆小鬼，一个忧郁的丑角，一个外表洒脱但内心焦虑的人，一个笨手拙脚的情圣。在他身上，艾伦汇集了所有的矛盾。

对于那些令自己不安的惊厥与颤栗，他在影片《安妮·霍尔》中赋予它们一种（假想的）意义：他为自己扮演的角色艾维·辛格（Alvy Singer）的神经症人格加以辩护，因为主人公曾生活在一栋建在过山车下面的房子里，甚至在他喝汤时都很难不四处扬洒。

《安妮·霍尔》里的艾维·辛格（Alvy Singer），伍迪·艾伦扮演

理论上而言，无论是从他的家庭教育，还是社会与学校环境，伍迪·艾伦都并非命中注定会成为一名导演。尽管他的犹太父母信奉上帝，艾伦对一神教却不太认同，而尤为推崇雷诺阿、奥菲尔斯、伯格曼与费里尼。这些艺术家带给他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也正是透过这些模范人物，他渴望投身电影行业，并将头脑中的激流投射到银幕之上。同学的嘲笑、相貌的奇特、命运与境遇（终有一死）的沉重，身为犹太人的伍迪·艾伦找到了应对这一切的手段。诚然，也只有从行动中申张自己的权利。在反对无知上，没有什么比光明更为有效；在反对蒙昧主义时，他以文化和哲学作为反抗的利器；在反抗沉默和压迫时，他以辛辣的言辞积极呼吁，正如影片《爱与死》所示。正是在这种体系之上，善言的伍迪·艾伦构建了个人电影作品的基础。他的影片抨击社会偏见、大众道德观念以及恐怖政权下思想的趋同。就哲学和思想而论，可以说导演已经与犬儒主义举行了“宗教联姻”，尽管他本人始终自诩不属于任何派别。

“既然人要死，他就永远不会自在。”——伍迪·艾伦

“狗吃狗毫无意义的黑色混沌”

自步入发问年龄之后，伍迪·艾伦所要揭露的正是那些冒牌的预言家、自我吹捧的知识分子以及大众意识形态的危险。当那些引导者都来贬低他时，他如何去理解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他内心只有蔑视与敌意，他又如何去爱自己的近邻？由于伍迪·艾伦深知人类（为恶）的能力，所以他倾力疾呼，目光敏锐、态度傲慢。对于反犹太主义者，他冷嘲热讽；对于警察，他拒不服从；对于傻瓜，他大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民主、宗教、婚姻与家庭，他从不卷入类似幻想之中，而是将影片置于城市地带，借此向同道中人传达自己的信息。“为了尽最大可能吸引最多的人，第欧根尼出入公众场合，走遍大街小巷，光顾酒馆，持票步入竞技场，漫步乡间，或徘徊于城邦边界。对第欧根尼来说，没有什么比禁止个人言论、保留个人意见或在与人接触之前就实施精英主义更为奇怪。”艾伦的主角也是如此，他们将城市视为游戏空间与言论传播站；他们步入场景，大放厥词，寻觅侧耳之人，同时也避免被当作怪胎或叛逆之人。

阿尔贝·加缪曾说：“人是唯一拒绝做自己的生物。”在集体想象中，最杰出的犬儒代表无疑是第欧根尼，他是安提西尼学派中最不受管束的学生。一位下士，藐视城邦的成规戒律；一位贤哲，人们视之为居无定所的疯子；一个男人，对别人说他们所属的物种如何失败。如今，“从心理上来说，现在的犬儒可以将自己当作抑郁的边框，由此最终控制了个人的抑郁症状……”人们或许认为这些话是专为伍迪·艾伦而写，因为他俨然已化身犬儒（他的人生和作品带有犬儒的标记），并对自己时代的正统观念、社会常态以及政治偏差嗤之以鼻。在《怎样都行》中，鲍里斯·叶利尼科夫说：“民主、民治政府，这些理念很美好，但这些理念都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它们都基于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人基本上是正直的。”对此，伍迪·艾伦坦言：“我不太看好这种体制。我认为人类生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对人的非人做法。如果从远处来看，这就好比外星人从太空观察我们，我想你也有这种感觉。我认为他们绝不会对我们的艺术成就发出赞叹。我想他们必定会对人世的杀戮和愚蠢诧异万分。”

“不！不要关放映机！否则一切将陷入黑暗，我们也会消失。”——亨利（爱德华·赫尔曼饰）(出自影片《开罗紫玫瑰》)

“我并不愤世嫉俗，也远非一名艺术家。”

“你总是看到人最坏的一面。”——艾维·辛格的母亲边削胡萝卜边说(出自影片《安妮·霍尔》)

由于处于不同影片风格与基调的交汇点，艾伦叙述的故事始终对违规、冲突和矛盾加以反思。若将他划入犬儒主义流派，在以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WASP）为主的社会中，他的犹太身份就在两种文化、两种体貌、两种对抗中划出了明晰的界限。正如第欧根尼敢于冒犯亚历山大那样的人物，艾伦同样敢于直面身高一米六五以上的金发美国人。因此，导演作品中的犬儒主义，就体现在对强权和上级压迫势力的反抗上，为此就要竭尽所有气力付诸于言语之中。在赛场内，拳击手戴手套展开进攻，伍迪·艾伦则通过反讽、揶揄、藐视以及诸多修辞手段来获得上勾拳的效力。对于生活中经历的那些痛苦，也只有借助艺术、美丽与创造才能将其击退。在他的影视作品中，艾伦还高度赞扬了电影的抚慰功效：“我的想像力尤其亢奋，思绪总是跳来跳去。”——艾维·辛格（伍迪·艾伦饰）（出自影片《安妮·霍尔》）

得益于传统（犹太人和纽约人身份）与哲学（首任妻子培养了他对康德的兴趣）的融合，艾伦的作品不断向自我发问并给出回答，而出现最多的正是如下名句：“我在这里做什么？”面对人生的荒诞，身为男性和艺术家的伍迪·艾伦毫不示弱，这就需要（重新）回归到言语上来。因为言语都有深意，而欢笑则难以表达。艾伦对言语大加利用，并将它作为不可剥夺的权力四处扬威。童年时代的他，既不遵守规则，也不喜欢上课。然而，他对语法、句法和语言的使用方法却掌握得尤为牢固。对于人世荒唐的过早认识，自然就使他成为一个令人费解的孩子。然而，更让周围人吃惊的，是他言语的内容：死亡、性、宇宙膨胀、否认创世论等。他的想法、论点、立场不仅让气氛变得紧张，而且也令父母、老师和神职人员为之不安，因为这个倔强而抑郁的男孩让他们甚为尴尬：

“我一直认为班上的同学都是白痴。”——艾维·辛格(伍迪·艾伦饰)（出自影片《安妮·霍尔》）

《性爱宝典》的开头片段似乎是对那个困难年代的直接回应，当时伍迪·艾伦的幽默也并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身为国王的小丑，他竭尽所能取悦沉醉的宫廷看客，但他有关瘟疫和农业税的笑话却没有让听众发笑。更糟糕的是，这些笑话也没让国王发笑。国王咒骂道：“我无能为力，这一点也不可笑。”说着将盘中吃剩的饭菜扔向小丑。这种暴行让我们想到伍迪·艾伦的母亲（连续扇他耳光）以及他的有些老师，而后者手持教鞭在体罚他时也毫不犹豫。然而，体罚的威胁并未让这位年轻的笑星消沉，相反这却令他更加坚强，同时在追求个人梦想时也更加执着。对此，伍迪·艾伦甚为满意，因为他可以在舞台和银幕上保持本色：一位自由的思想家，但不少人认为他不仅令人厌烦，而且精神失常。

《性爱宝典》中开头段落，此段戏仿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此图是伍迪·艾伦扮演的国王的小丑

“人即使再聪明，也始终会做傻事，但反过来就完全不可能。”——伍迪·艾伦

在追求爱情、狂欢、幸福或真理时，所有艾伦式人物都追着一个人或一件事在跑。为达到目的他们采取的手段尽管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绝对的目标：自由。他们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与社会专制展开斗争，断绝言语与意义的共谋关系，重申“上帝已死”，冲破道德束缚，行动起来而非苟活于世。伍迪·艾伦坦言要讲“真相”并宣称：“我并不愤世嫉俗，也远非一名艺术家。我只是一个幸运的劳动者。”作为一个讲真相的人，难道他认为运气是这个复杂等式的唯一解释，而他本人则是其中的未知数？诚然，导演既不是社会底层的犬儒主义者，也不是性情冷漠、牢骚满腹且惯于对抗的说教者。正是对真相的迷恋，激发着他所有作品的创作，而他的追求也不可避免地导致简化思维、偏见、教条与边界的垮塌。最后，真正重要的是“一切顺利，且无人受害”，正如鲍里斯·叶利尼科夫的格言所说。面对混沌之象，不是有体系地对它进行反抗，而是要有策略地组织反文化运动（针对主流文化采取反叛立场）。显然，伍迪·艾伦正是这种反文化运动的象征之一。

“别把我当回事。对我而言，就是要逾越所有的限制，以便让你发笑。”

本文摘选自《伍迪·艾伦传——一个犬儒主义者》

[法]艾娃·卡昂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

陆泉枝 译

20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