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作家 笔下的女性

米亚·科托：“我作为诗人，是在厨房开始的”

在女性身份问题上我有两面：首先是作为公民、作为社会人，我特别愿意为女性做更多争取。在今天的莫桑比克，女性地位比较低，仍然有很多包办婚姻、买卖的行为，我不可能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所以会去参与、推动提高女性地位的斗争当中。

米亚·科托（Mia Couto，1955一 ）莫桑比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品为《梦游之地》《耶稣撒冷》《母狮的忏悔》等。

作为社会人、作为公民，在女性问题的立场上我没有任何疑问。但从作家角度如何切入女性身份、了解女性问题，我是有一些疑问的。作家没有职责，不一定要以政治参与者、政治活动者的身份进行写作。每当有人来跟我说，“您写的东西很像女性的声音”，我会把这当作很高的称赞。但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指的是什么方面。什么是女性写作、什么是男性写作，什么是女性的声音、什么是男性的声音，这个东西我还不是很清楚。我们现在把女性写作和男性写作进行两分也许是一种虚假。所以说，强调某一个作家写的东西有女性的声音或者女性写作的东西，也许是在强调这种两分，而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打破这种两分。很多时候人们会轻易把作家定义成一个身份，我之后会讲一个故事加以阐明。

这是很多年前的一件事情，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我接到一个打到我家里的电话，我家在莫桑比克的首都郊外，打电话来的是一位来自刚果的老师，说他在教材中使用了我的书（法语译本）。这个人说他在的课上给学生说米亚·科托是一个特别能够体现非洲性的作家，体现了他自己，包括他父母、祖先的非洲性。我当时就很尴尬，也有点奇怪，因为我认为这个人肯定搞错了，因为他并不认识我，在我的书的法语译本当中肯定是没有照片的，他以为我是黑人。他继续也讲了很多，希望邀请我讲授怎么样保持写作中的非洲性。

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那么轻易地给一个人的身份下定义是非常轻率的举动。即便我不是白人是黑人，也并不一定要天然地跟非洲历史产生联系。莫桑比克有很多黑人作家更多是跟现代建立联系，而不是跟传统建立联系。

《母狮的忏悔》

 [莫桑比克] 米亚·科托 著 / 马琳 译

中信·大方 出版 / 2018-6-1

最后我讲一下追寻女性的声音如何在我身上发生。我的家庭很小，只有 5 个人，父亲、母亲、三个孩子，母亲是这个家中唯一的女性存在。尽管她是唯一的女性，但她是这个家的支柱。当我还很小的时候，五六岁时，我就会坐在我们家厨房的地板上，听我的妈妈跟女邻居一边做饭一边聊天，我就觉得这个厨房是一个特别有魔力的场所，不仅创造了食物，同时在她们的耳语、八卦中也创造了很多故事。

我觉得在厨房地板上的这一场景是非常富有诗意的，因为这里有火、有水、有吃的，这些都可以成为文学元素。我本来可以说我的文学身份是在身为诗人的我父亲拥有的很多书柜那里开始，在更文雅的地方开始，但说实话，我作为诗人是在厨房这个地方开始的。当我开始写作，以女性视角写作时我想了很多，该怎么样才能够以她们的视角来想，而不仅仅是描写她们。我的对策是回到原初厨房里的声音，进而分离我内心的女性元素。

闵雪飞：女性的书写，是一条自我解放之路

米亚·科托和我之前所译的作家，比如佩索阿和李斯佩克朵，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边界的溶解，就是二元对立的消除。这是后现代写作的主要特点。实际上，米亚·科托先生的文本中，和我之前译的东西一脉相承，消除了二元对立，消融了男性、女性，海洋、陆地等等的界限，这些都可以在《梦游之地》看到。

米亚·科托刚才提到了一个词是“传统”，对传统的认知。他对传统认知存在着变化。我是《梦游之地》的译者，至少我觉得他在《梦游之地》所体现出来的传统观点跟他刚才说的不大一样。《梦游之地》是 1992 年出版的，我们阅读一本小说的时候，要在历史背景之下去读。

1992 年是什么样的年份？是 16 年内战结束，签订和平协议的时候。大多数人可能对莫桑比克内战了解不多，《梦游之地》之地的背景内战，也就是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莫解阵线，frelimo）与莫桑比克全国抵抗（renamo）对峙的时期。内战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势力的影响和干涉。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莫解阵线不尊重传统。

《梦游之地》

 [莫桑比克] 米亚·科托 著 / 闽雪飞 译

中信·大方 出版 / 2018-8-1

消灭部落，建立国家（Matar a tribo para construir a nação ）这个是当时的独立英雄萨莫拉·马谢尔及其政党莫解阵线，也就是米亚·科托加入而又退出的那个政党的执政方针。这种灭绝传统与历史的现代化之路激起了莫桑比克，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极大反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内战的爆发。所以，当米亚·科托在 1992 年，也就是莫解和莫抵抗双方签订和平协议之时，写下这本书时，他希望能够在书些这段历史的同时进行反思，因此，我们可以在这本书里看到，很多地方都表现出了他的基本观点：要尊重传统，尊重土著语言，这其实是尊重我们的历史，那是我们的根。

比如，木丁贾一定要叫图阿伊“叔叔”，图阿伊特别讨厌这个称呼，但是木丁贾坚持，因为“这样叫是遵照传统”。在肯祖和法丽达的形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隐含的对淹没传统的不满。肯祖和法丽达是同一种人：同化后的黑人，一个由神父阿方索（西方文明的象征）教养成人，另一个由一对葡萄牙殖民者抚养长大。他们虽然懂得两种语言，却只能用葡萄牙语做梦，他们丧失了文化之根，所以成为了身份混乱的彷徨之人。肯祖的亡父的幽灵一再袭扰他，让他失去了做梦的能力，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不尊重传统的惩罚。现代与传统，在这本书中，正如海洋与陆地，如果失去了与祖先的连接，那么我们就如书中的肯组一样，再也无法踏上陆地，只能在海上漂泊。就像法丽达那样，无法返回陆地，只能存身与一条触礁的船上。

在全书的结尾部分，占卜师的讲演中，通过一段如诗的语言，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米亚·科托的诉求，他是这样说的：

“然而，最终，将剩下一个如现在一般的清晨，充满了新生的光，会听到了一个遥远的声音，仿佛是我们成为人类之前的记忆。一首柔美的歌响起，这是第一位母亲温柔的摇篮曲。是的，这首歌是我们的，是对根的记忆，它深深扎下，谁也不能替我们拔除。这个声音给我们力量重新开始。”

文学是超越国界的，中国和莫桑比克，尽管距离遥远，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都面临对于“传统”的选择。这也是我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不断去反思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个国家实现了莫解阵线的目标，也许，这是我们的成功，但是，可能同时是我们的失败。我们付出了传统的代价，谋得了今天的现代化。然而，我们是不是也失去了与先祖的连接，再也不能懂得他们的语言？我们是不是无法再去返回自己的根，彷徨无依，一如肯组和法丽达？我们是不是也同样失去了做梦的能力？在米亚科托的文本中，我看到了这些问题，但是我无法给出答案。

莫桑比克

2009 年，米亚科托出版了《耶稣撒冷》。《耶稣撒冷》是米亚科托对莫桑比克的父权制批评得最激烈的文本。在上海举行对谈的时候，胡桑老师建议大家从《梦游之地》开始看，之后读《耶稣撒冷》，最后读《母狮的忏悔》。也就是说，按照小说的写作顺序，而不是在中国的出版顺序阅读，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米亚·科托总体写作的发展。从理解他对于现代和传统的态度方面，我认为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顺序。因为在《耶稣撒冷》中，我们可以看到，相比《梦游之地》，米亚科托对于传统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

耶稣撒冷是巨大的隐喻，象征一个父权制度失效的国家，充斥着肉眼可见的混乱与无序。米亚·科托在这本书中，质疑了莫桑比克的很多传统，尤其是对妇女的压迫。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外力，或者说，外部文明的介入，来形成一种冲击与变革，消除传统中的压制的成分。因此，在这本书中，他创造了一个白人女性的形象，她一方面讲述了自身的经验，传播着自己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对莫桑比克乡村的父权制形成了挑战。

耶稣撒冷本来是个完全没有任何女性存在的绝对父权的空间。只有五个男人和一头母骡。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是至高无上的家长。他说外面的世界没有人了，耶稣撒冷是一处绿洲，在这里，时间都停止了。他的话不容置疑。然而，这种建构的真实在葡萄牙女人玛尔塔出现后土崩瓦解。玛尔塔揭示了耶稣撒冷的建立源自于一个巨大的创伤，这就是姆万尼托的母亲朵尔达尔玛的的死亡。

《耶路撒冷》

 [莫桑比克] 米亚·科托 著 / 樊星 译

中信·大方 出版 / 2018-8

为了不影响大家阅读，我不再做更多的剧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撒冷是莫桑比克社会的象征，一个在父权制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但是完全失效了。大家长几乎是一个疯子，这是一个虽然在位但是实际上缺席的父亲。他时刻需要一个小孩子，调试寂静者的安慰和协助。唯有在寂静之下，他的谎言才能成立。一旦开口说话，一旦存在声音，这个假的世界就会全盘崩塌。

在这本书中，女性的作用是书写。主要体现在两处：每章之前的题记，都是女性作家或诗人。这是精心设置的。玛尔塔的信，纯然的女性书写。我在这里揣测一下，米亚·科托先生一定是认为女性的书写是一条自我解放之路，可以终结父权制的残暴。在这方面，他接近了我挚爱的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当然，这也是他引用的所有女诗人的共同追求，这也是我，作为一位女性及女性主义者的追求。我们的命运是索菲娅·德·安德雷森的叩问：“我聆听，但不知道，我听到的是寂静，抑或上帝。”我们的痛苦是希尔达·西斯特所描述：“痛苦，因为爱你，如果能使你感动。自身为水，亲爱的，却想成为大地。”我们的生活是索菲娅·德·安德雷森的建议：“你在反面生活，不断逆向旅行，你不需要你自己，你是你自己的鳏夫。”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1920—1977），巴西当代经典作家之一，被誉为自卡夫卡之后最重要的犹太作家，也是拉美文坛真正独树一帜的作家之一。 　

《母狮的忏悔》于 2012 年出版。在《耶稣撒冷》中，已经出现了朵尔达尔玛这个因针对女性的性暴力而死亡的角色。在《母狮的忏悔》中，作家在这方面的思考继续向前发展，尽管莫桑比克内战结束已经很多年，实行了多党制度，但是以马里阿玛为代表的农村女性，依然是传统、父权与性暴力的受害者。当莫解阵线意图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时，尽管在他们的纲领中有妇女解放的内容，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女性的诉求并未在考虑之中，女性依然只是子宫的携带者。倘若一个女性如马里阿玛一般不育，那她就没有任何用处，不再是个女人。

今天的题目是男性作家的女性书写，我的专业实际上是女性文学，或者说，由女性书写的文学。我阅读得更多的是女性作家的书写。我觉得，如果我在这里不提保丽娜·希吉娅尼（Paulina Chiziane），一位非常出色的莫桑比克女作家，恐怕无法深入地讨论《母狮的忏悔》。保丽娜·希吉娅尼是一个黑人、女性，母语为土著语言，葡语是后学的，米亚·科托先生是白人，男性，母语是葡萄牙语，两个人都曾参加过莫解阵线，后来又退出。因此，他们两个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了莫桑比克文学图景。她的代表作《风中的爱歌》（Balada de Amor ao Vento）讲述了一个女性萨尔娜乌（Sarnau）的一生。她和马里阿玛一样，同样生活在莫桑比克北部，与更多接受天主教影响的南部相比，在北部，传统势力更为强大，盛行妇女买卖与一夫多妻制。萨尔娜乌的成长经历了恋爱、被抛弃、流产、被买卖、一夫多妻、家庭暴力、生产、难产、私奔、被抛弃、卖淫等种种磨难，可以说，一个女性因为性别所能承受的所有痛苦她都承受过了。她最终依靠卖淫偿还了前任丈夫的彩礼，最终获得了自由。

《风中的爱歌》（Balada de Amor ao Vento）

无论是《风中的爱歌》，还是《母狮的忏悔》，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视为一种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这是源自于德国的一种亚文类，当然我们今天的使用与当时德国致力于培养“市民”的“成长小说”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风中的爱歌》是萨尔娜乌的成长，《母狮的忏悔》是马里阿玛与猎人阿尔坎如的双重成长。所以，可以认为是女性成长小说。

巴西女学者克里斯蒂娜·平托·费雷拉曾经区分了男性成长小说和女性成长小说，她认为：男性成长小说总是以主人公接受既定的价值观，融入社会而告终，而女性成长小说，总是以女性主人公疏离社会而告终，要么就是死亡，要么就是出走。换句话说：一旦我们女性觉醒，我们就不能容忍这个社会了，而社会也不能容忍我们了。可以看到，萨尔娜乌的结局是符合这个划分的。

当我第一次读《母狮的忏悔》的时候，当我看到结局，猎人阿尔坎如最终将马里阿玛带出库鲁玛尼之时，我当时并不服气这个结局。我在想，如果阿尔坎如是拯救者，马里阿玛是被拯救者，如果女性始终怀有对强大者拯救自己的希望，那她就丧失了自我拯救的机会。而且我相当怀疑，已经在固有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权的男性，是否有觉悟主动让渡权利。我个人觉得这事绝不可能发生，如果妇女要获得彻底的解放，恐怕要发生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才行。但是，当我再次阅读这本小说，当我放下女性主义者对男性的固定成见之时，我发现这并非是阿尔坎如的单向拯救，而是彼此的救赎。

或许，《风中的爱歌》的结局更接近血淋淋的真实，而《母狮的忏悔》的结局更似一个乌托邦一般的愿景。猎人阿尔坎如的形象与作家米亚·科托合二为一，他代表愿意推进女性解放事业，亦即全人类的解放而发声的所有人。这件事无关男女，只需携手同行。因此，我建议所有的男士认真阅读《母狮的忏悔》，面对只有义务没有福利的生育政策对女性发展造成的巨大影响，面对旨在保护你们的母亲、妻子、女儿、姐妹不受侵害的 Me too 运动，如猎人阿尔坎如与作家米亚·科托一样，伸出你们的手，为了所有人的福祉，发声。在女性解放的事业中，女性不能孤独前进，我们呼吁 solidarity，所有人的团结。

米亚·科托：我没法取代女性自己的声音

关于我对传统的看法，是的，我的确改变了关于传统的看法。当我写作《梦游之地》时，我对传统的看法是感觉它是一种特定的东西，感觉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东西。我当时觉得传统的东西是比较纯粹的，是需要大家来保护的东西。但后来在城市里，我发现传统一直在动态的变化中，并不是静态的。我有时候会看到我有时候会看到巫医登的广告，里面会说能够治疗某些病或者实现一些小的奇迹，比如帮人找到爱情，帮人找到工作等等，但是列举了这些传统的服务后，他最后会说他这里还能提供复印。所以我越来越感觉到传统的保护主要是通过传统自我的更新。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男性声音、女性声音的问题。是的，尽管我从女性的视角进行写作，但我的工作没办法取代女性自己的声音。刚才闵雪飞老师提到的女作家，她其实也是我的私人朋友，她在文学道路上受的很多苦，很多男性作家批判她，首先说她作为一个女性没有讲故事的权利。其二，她的书中有很多敏感的关于性爱等传统上不被允许的话题。她曾经受过的批评特别强烈，以至于她无法待在她出生的故乡，必须搬到很远的城市去居住。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当然很希望看到更多的女性作家、莫桑比克的女性作家。但另一方面有点遗憾，她们的写作大部分主要关注女性生活，这有点自我局限，如果能够有更广泛的主题会更好。

现场提问：

“非洲对就是写作本身”

读者 A ：您好，《母狮的忏悔》这本书我看得比较粗糙，比较薄，只有 200 页左右。我之前看过奈保尔的作品《大河湾》，一个生活在非洲的白人，通过他的视角表现了非洲小镇的发展状况，最后不得不离开非洲。描述了历史及宗教文化。奈保尔笔下的非洲和您的非洲有什么不同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母狮的忏悔》是否写得有点简单？第一可能是有点薄吧，南美一些作家一写就是四五十万字，还有俄罗斯的作家，比如托尔斯泰，篇幅非常大，表现出很强的厚重感。包括我们国家的《白鹿原》。你想要承担深刻、宏大的主题，没有厚度，写出来会否有冲击力不够的感觉？

米亚·科托：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小说的长度是它自己本身应该有的长度，不是我想要写得很长就能够写得很长，《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巨著当然是很长、很震撼人心的。现在俄罗斯作家也有没有写那么长的，所以不能以长度来界定书的质量。

再回到第一个是关于奈保尔的小说的问题，我很清楚那本小说，他来到莫桑比克的时候我们还见了面。我觉得最主要的区别是奈保尔并不是非洲人，只是把非洲作为一个主题。对我来说，我是从非洲内部写作，非洲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议题、不是一个主题，而是就是写作本身。

奈保尔，(1932—2018）

我想借这个问题的机会，谈一谈刚才提到的女性作家是否应该写除了女性境遇之外的问题。奈保尔写了一本关于非洲的书，但并没有任何人来质疑他有没有资格写关于非洲的书。当然由于历史原因，女性作家关注的主要是女性自己的境遇，但并不一定要这样。非洲作家可能会被一些批评家觉得我们必须要写非洲，就像女性作家一定要写女性一样，但并不一定是这样的，比如奈保尔他不是非洲人，但他写的非洲。

佩索阿，为了写东西而去谈了一场恋爱？

读者 B：特别抱歉我目前还没有读过米亚·科托先生的作品，这样问有点冒昧。我自己特别喜欢费尔南多·佩索阿，之前商务印书馆出版您译的《阿尔伯特·卡埃罗》，当时书发行之后，新京报对您做了采访，您当时说到费尔南多·佩索阿这个人是特别有意思的疯子，您不是特别关注他的恋爱生活。很多译者要了解一个作家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阐述他的思想包括语言风格，想问您在译的时候，如果不太以一个女性身份关注恋爱问题，那么是如何把握作品整体风格的？

《阿尔伯特·卡埃罗》

 [葡] 费尔南多·佩索阿 著 / 闵雪飞 译

商务印书馆 出版 / 2013-7

闵雪飞：对于佩索阿，很难说他是谈了场恋爱而写了东西，还是为了写东西而去谈了一场恋爱。我其实并非不关注他的生活，我很关注他的生活，在葡萄牙，我每天去写作的地方，就是他去世的房子，后来变成了费尔南多·佩索阿的纪念馆。

我每天坐 28 路或者 25 路电车，沿着他从生到死的距离走过很多次，我很关注他的生活，我也非常喜欢他的恋爱经历。我们总是从佩索阿的角度去理解这场恋爱，但是几乎从来不从奥菲莉娅的角度考虑。奥菲莉娅实际上是我非常钦佩的女性，爱人跟她说分手，给出的理由是“我的导师不会允许这件事”，告诉她“我们之间有不同的命途”，如果在今天，我们肯定会认为这个男的是渣男，因为给的理由太过抽象，完全让人不能理解，倘若他说“我爱上别的女人，我们分手吧”，这可能还能让人接受。但奥菲莉娅表现出极大的尊严，完全尊敬爱人的选择，认为她的爱人应该拥有自己的命途。

在费尔南多·佩索阿死去很多年后，当记者去采访她，她依然表现出对佩索阿选择的尊重。我特别想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认为这种爱很高贵。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个作者，我想去讲这个故事，以奥菲莉娅的视角。我对费尔南多·佩索阿亏欠很多，当时出版《阿尔伯特·卡埃罗》说一年出一本，现在第五年了还没有出第二本，这有很多原因，在高校里，工作很多，没有更多时间做翻译。这个问题非常好，尽管和米亚·科托先生无关，但让我想到我也许可以用中文讲讲我所知道的这些故事。

忠于身份还是尊重传统？

读者 C：我曾经在莫桑比克工作了三年，这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俩是一块学葡语的。我在莫桑比克的时候，就特别想拜访米亚·科托先生。但在莫桑比克米亚·科托先生属于国宝级的人物，很难去见到。我看《梦游之地》葡语版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特别厚重，因为里面有太多的内容，有关于非洲、关于莫桑比克历史的，闵雪飞老师可能对此更有感触，刚才包括的分享。我觉得《梦游之地》这本书太难了，但凡看过葡语版本的都会觉得特别难，有太多的非洲土著语、莫桑比克土著语，还有当地的习俗，面对米亚·科托先生，我特别想问的问题无关乎女性视角、无关乎性别，特别想知道的是，您写这三本书的时候，在莫桑比克这个国家，女性在政党里所占的比重还是蛮高的，但为什么在那样的国家里，女性地位还是那么低呢？

米亚·科托：关于闵雪飞老师的想法，我是很感兴趣的，我自己很想把这个主意抢过来自己写。费尔南多·佩索阿是放弃了生活而投入写作的人。费尔南多·佩索阿作为社会人，他的生平用两行字可以写完，在这种情况下想象作为这样一个人的女朋友的生活是非常有趣的。

1967 年时，我认识两个在抵抗运动中的女人，是有关于她们的故事。她们接受了军事训练，其中有些教官还是来自中国的。她们第一次穿上制服是这些女性生平第一次穿裤子而不是裙子。当她们需要进入村庄时，如果穿裤子进去会被排斥，被那里的妇女排斥。

马普托的抗议者反对对南非莫桑比克移民的仇外攻击

所以当时两人面临了两难的选择，是忠实于游击队员的身份还是尊重传统。所以她们的解决办法是一个人穿着裤子，展示军人的属性，另外一个人穿着传统的裙子。我说这个故事是来回应刚才的问题，“裤子”相当于政府角色，“裙子”相当于人们的观点，这两者是不等同的。我们政府和议会中女性占据了一半的数量，在这方面我们是很现代的，但从文化角度来说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写作中怎么把握真实和荒诞？

读者 D：米亚·科托先生的很多作品都有一些魔幻现实主义的特色，但我们知道米亚·科托先生之前说过书里很多内容都是基于现实的，米亚·科托先生自己曾经作为生物学家、作为记者，工作是要基于现实的。但是写作中怎么来把握跟现实？比如我作为一个读者来说，我会觉得故事里的东西，很多是很魔幻的，但是真实的，怎么评价真实的魔幻，并且在真实上发挥魔幻的东西，真实的魔幻又写得很魔幻，是魔幻的东西又怎么更加魔幻？因为我在读的时候，对我来说有很多荒诞的东西，但里面有荒诞的、有真实的，写作中是怎么把握真实和荒诞的？刚才我也注意到米亚·科托先生特别喜欢打比喻，有很多非常生动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大家提问题会举一个例子帮我们解答，这种能力是哪儿来的，我特别好奇。

米亚·科托：我不觉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现实跟魔幻对立起来，在莫桑比克土著语言当中没有两个词来讲魔幻和现实的，而是一个词形容混起来的概念。我不觉得我们必须要用哲学观点来看现实和魔幻，如果接受这种现实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把梦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我就再以另外一个故事回答这个问题。

米亚·科托（左）与查伊萨·恩该济，查伊萨是一个猎人、一个萨满，也即马苏阿族的通灵者，完全隐居在丛林深处。

大家知道发现 DNA 双螺旋结构的是两个生物学家，当时从观察仪器角度是没有办法到达那么微小层次的。但当有人提出可能是双螺旋的时候，另外一个人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这个人的回答是，因为这样很美。所以我遵循的唯一准则就是什么是美的。这也就解答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经常用讲故事的方式回答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故事就是回答问题的最好方式。我是生物学家，但如果想要理性答案，给我很多帮助的则是诗。

昨天我们地坛看了一下，当我们去给莲花照相的时候，仿佛光不仅仅是太阳光的反射，而是它自己在发光。当然这一点有科学的解释，花瓣自己会发热吸引帮助传播花粉的昆虫，从而让人感觉到它在发光。但这种解释相比于诗意的解释来说太不美了，所以我更愿意接受诗意的解释。

“译者同样在实践一种不可能”

读者 E：米亚·科托先生您好，昨天我参加了您在西西弗书店的活动，您在我签名书上写了一句话，“只有爱能拯救我们”，我想问您作为一个作家，您的终极追求是什么？对于您个人而言，或者写作对于社会而言，您的追求是什么？再一个问题是，我看您的经历非常丰富，您之前专业是学医学的，后来又从事了记者，现在是生物学家但也是一个作家。在多重身份当中是怎么样促成了您要决定写作、坚定地写小说？从中引申出来，在这些身份当中如果以一个身份界定您的一生，您最想用哪一个？为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点，我昨天才看了您的《母狮的忏悔》，印象最深刻的是书里魔幻的写法。您也说到您不喜欢贴标签，也不喜欢魔幻现实主义。但书给读者的直观感觉是有这种效果。我们之前接触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略萨，都是这种写作的风格，您怎么样回避写作时不受交流的影响，跟他们区别开来而有自己的特色。

还有一个问题疑问是想问闵雪飞老师，我知道米亚·科托先生语言特色是有葡语和方言，您翻译的时候，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您是怎么样保持既能够有原来的色彩，同时传达给汉语读者时又能够感受到原汁原味的东西，您是怎么把握的？

米亚·科托：第一个问题，不能从功利的角度来说爱、写作、人生的意义，从功利角度来说会让人很绝望，没有意义。这些东西就不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当我被问到多重身份时，我经常会用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名言，因为他既是医生也是作家，他的回答是我的情人和我的妻子是一个人，不能分割。最后一个，关于标签的问题，我的办法是不去想它，最好的办法是不要管它。

闵雪飞：首先要指出一点，略萨从来不是魔幻现实主义，略萨从不魔幻，而以结构取胜。你会看到这样的标签会影响我们的认知，我们把作家打上标签是更加方便地去记，让这个作家的特点更明显地浮现。但有时候简单化的判定会掩饰到作家的复杂性。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936年-），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及诗人。

我翻译的这些作家都比较难，有时我也感到很痛苦，人生苦短，为什么要每天难为自己？米亚·科托早期的作品比现在的作品难多了。我又揣测了他一下，可能是人老了，就不想跟自己较劲了吧，所以现在他使用的语言比之前友好多了。1992 年，他还很年轻，那时候他学习吉马良斯·罗萨，一位号称“不可译”的巴西作家，所以比较难。他的方法是造词，经常把两个词拼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比如《梦游之地》中出现了一个词，brincriação，是 brincar（玩）和 criação（创造）拼在一起构成的。《梦游之地》就是文学上的 Brincriação。他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还特意提到这个词，说不能译。这个词其实比较近似于中文中著名的文学游戏，“假语村言”，但是当然不能直接套用，要在具体的语境中化用。

其次，翻译不是“再现”。译者首先是读者，通过阅读、理解和想象，与作者共同完成了创作。所以，的确在某些地方，翻译可能有背叛、扭曲或者是削弱，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也意味着加强。我很喜欢余华谈翻译的一篇文章，大意是说翻译一定是有增有减，大体能“打平”原文的就是好的翻译了。

第三，《百年孤独》出版的时候，范晔老师谈到自己的翻译策略，提出要找到一个“调子”。这是很高明的策略。当你找到它的调子时，其余一切都好办了。米亚·科托的作品一定要找到调子，就是讲故事的调子，保证节奏感。如果节奏感错乱了，即便从葡语的角度没有翻错，也是不可读的，因为丧失了音乐性与诗意。所以调子与文字的质感决定了翻译的质量。当然最终的判断还是由读者决定的，我也很期待 9 月份《梦游之地》的上市。我自己的感觉还不错，虽然时间很紧张，但是在极度压力中，人容易爆发。如果给我很宽松的时间，我可能看着就不想译了，因为谁都想着做简单的事。

中文是非常丰富的语言，关于可译与不可译，有时候不必人云亦云。米亚·科托先生接受新京报的访谈，记者说有一个葡语词，Saudade，在任何语言中都不可译。实际上，的确在西方语言中是不可译的，但是应该排除中文。在中文中有对应的词，就是“思念、怀想”等。我们可以反向地想一下，中文“思念”这个词在英文中根本没有可直接对应的词的，在西班牙语里也没有。但是，葡语的Saudade却正好可以对应。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听风就是雨，一定要深入挖掘语言，别人跟你说这个词不能译，有时并不是真的。我想，我们在说不可译的时候，有时候是一种成见，而不是实践。实践是什么？就是为了实现不可能，而穷尽所有可能。我之前在《隐秘的幸福》的译后记中，曾说过译者是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我们的任务是要实践这种不可能。我相信米亚·科托先生真正想写下的东西和他所写下的东西，一定是无限接近但是永远不可达到。翻译是复制这样的创造过程。作为小说的创造者，米亚·科托当然是这个作品的亲妈，我们用中文重写了一遍，可以说是这个作品的后妈了，当然我们并没有虐待它。一如作者，我们译者同样在实践一种不可能，我和原文之间的距离也许等同于作者所写下的文本与他真正想写出的东西的距离。这是克拉丽斯·李斯佩克朵对写作的理解，也是我对翻译的理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