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来无恙， 奥威尔

过罗湖关口进入深圳时已近夜里八点，而我的眼前还跳动着方才在香港巴士里看到的四个液晶字：“欢迎乘搭”，下面是英文，没有感叹号，像一张机械无表情的脸。现在是另一辆车，跑起来一颠一颠，一块牌子从黑乎乎的路边迎面而来 ，“ 温馨...... ”后边还有字“提示：您已进入电子监控区”。

乔治·奥威尔，别来无恙?

每当见到监控，方方的、帽檐突出的探头，小孔一样的隐形摄像头，就想着问候一声奥威尔。他一定被烦透了，只活了 46 岁，也许到地下还咳个没完，可地上的人们依然时不时提他的名字，“奥威尔式生存”，“奥威尔式国度 ”，说得好像他是个什么灾星似的。果然是先知的命运，短寿还遭人忌惮，就像预警特洛伊覆灭的卡珊德拉（Cassandra，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有预言能力，后受阿波罗诅咒，使她的预 言不被人相信。），谁也不拿她当个正常人，就像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蝇王》(Lord of the Flies)里写的那个弱弱的少年西蒙，第一个看到危机，也第一个死。

奥威尔死的时候当然还不知道什么叫摄像头，大屏幕给他的记忆深刻得多。在他的英国，有一部名叫《神勇小白鼠》(Danger Mouse)的动画片，戴黑眼罩小白鼠，和他的助手——小侏儒彭福德，就住在一个挂着大屏幕的基地。 无时不刻地，哪怕正在洗澡，大屏幕都会突然噼啪地亮起来，然后出现图像，一位永远穿同一套制服的“K 上校”语气急迫地说，邪恶的绿贝男爵(一只蛤蟆)又在谋划什么惊天大阴谋了。小白鼠闻警而动，驾着他那辆跑车从伦敦的一个消防栓底下冲出来，彭福德每次上车都是一跟头跌进去的，“嗷”的一声。

《神勇小白鼠》，1981

K 上校是正面人物，可那大屏幕真是越想越吓人。它是不是一种讽刺呢？是不是向奥威尔的致敬? K 上校个子庞大却从来不离开办公室，看不见性格，看不见坐姿的变换，而片中的另一个人类却是侏儒，胆怯，说话尖声尖气。他给一个白鼠打下手，却还要担负起拯救世界的任务。

谁也拯救不了世界，我们只能保护自己。奥威尔给我热血，鼓励我强大，是他告诉我，人越是强大就越会恐惧——不是恐惧自己的财富被政府查抄，被市场蒸发，而是说，他总能率先认出威胁自由的力量。恐惧将保护他，正如麻木总在保护着大众一样。《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 Four )，屏幕里的“老大哥”，这阴郁而充满恐惧感、不给希望留一点点活口的小说，恰恰让人勇敢。秦始皇“收天下兵” 铸十二金人，奥威尔征收恐惧，熔炼成克服恐惧的力量。

电影《1984》剧照

我也曾是那个惧怕先知的人。

我买到《一九八四》时还挺高兴的，因为对它的厉害早有耳闻。书中的字扁扁的，故事情节也被挤压着，看得我憋气不已。所有的角色，从温斯顿·史密斯到他的对手，一出场就已定型。故事刻意为之，很夸大其辞，把个体矮化至极，渲染执政党的霸道，要捏住所有人的命根，而温斯顿真心听从“新话”（Newspeak，《一九八四》中设想的新人工语言，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新语建基于英语，但大量词汇及语言被简化、取代或取消，例如 “好” good 是指 “喜欢老大哥” to love Big Brother。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们用不同方式及语句表达意见的能力。），热爱“老大哥”（Big Brother，《一九八四》中大洋国的领袖，是党内的最高领导人，他象征着极权统治及其对公民无处不在的监控。），相信二加二等于五，他活在一座阴暗的海市蜃楼里，在我读过的小说人物中，温斯顿最可怜，也最不真实。

怎么可能？基层法院连偷鸡摸狗之事都处理不过来， 一个政党却决意干涉人的床上动作，这样的社会焉能存在？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在一个无所不在的人的无所不在的监视之下运转呢？还有，怎么可能有像裘利亚那么积极的眼线，为了养肥一条大鱼，像年画里的娃娃一样捧着它去给主子邀功，而主动给温斯顿送上身子？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

我断定，奥威尔是在一种极端的心境下写的这本书，他要找个渠道把一肚子的负能量吐出去，还要吐成一个有模有样的造型。

一个有负能量的人，就要产生受迫害妄想。我至今都这么认为，以至于每次接触到奥威尔的其他作品，我就忍不住推荐给别人——它们为我消磁，消《一九八四》的磁，更消《动物农庄》(Animal Farm)的磁。我看透了《动物农庄》的恶毒：将猪设定为独裁者——为什么不是马，不是狗，不是牛？还不是因为猪的形象最差，所以读者很容易接受书中的暗示，即独裁者就是些脑满肠肥、一肚子坏水的主儿。就这么简单吧，你最惧怕什么样的人，就会把现实中口碑最差、形象最差的生物安在他的头上。

电影《动物农场》剧照

好在奥威尔还有很多可爱的时刻，绝不在他“反乌托邦”时发生，而是来自他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在《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里， 他写自己落入伦敦的收容所，被赶去检查身体的经过，其细节毕现，夹着总是那么到位的议论：

“我们赤身露体，战战兢兢地在走廊排好队。你想象不出我们看上去多么狼狈不堪，站在那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流浪汉的衣着很寒酸，但掩盖了更糟的事物。要了解他真实的、毫无掩饰的一面，你必须看到赤身露体的他。看着他那双平足、鼓胀的肚子、干瘪的胸膛和松弛的肌肉——各种孱弱的体格特征你都可以看到......有两个人绑着疝气带，至于那个七十五岁的木乃伊一样的老头，你不禁会怀疑他能不能每天赶路。”

他的“你”总是出现在恰到好处的地方：“你想象不出”，“你必须看到”，“你不禁会怀疑”。人称的转换不仅仅是为了拉拢读者——不仅仅是！也是为了追求全面审视自己，所以总在以脚跟为立足做 360 旋转，以自身为对象作远远近近的审视：“你”来了，“你”看看我，再想想自己。 难怪奥威尔不论是写别人还是写自己，都带着某种收容所式的无情，某种特别干燥的幽默感，剥下皮囊，露出原形，让人回归他原本的、也是十分可笑的样子。

毛姆说过：当你自谦时，你乐于看到别人的表情，但当别人把你自谦的话当真，你就要火冒三丈。我曾想，我是不是常常因为一个人过得很惨才开始喜欢他，我是不是太容易相信那个低微的奥威尔了?

低微有时是一种讹诈。瘦骨嶙峋、疤疤结结的手，只有三根手指的巴掌，刚刚长出新皮的残肢，都是讹诈，是有预谋的惊吓，我从来都是别过脸去，不看一眼。但遇到傍晚街头的萨克斯风手，却很乐意往那乐器盒里扔一张钞票。是啊，低微者也该形象健康、多才多艺才是，否则哪有脸面出门乞讨呢。或者就像奥威尔，用他低微的表现来取悦于人，这多好。

1928 年初到 1929 年末，奥威尔在巴黎居住并工作。图片来自 BBC

但同理心在某个深处滋长。他有一则单篇随笔《收容所》(“The Spike”)，首发于 1931 年 4 月，后来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即以它为基础而写。我读它的时候，发现我喜欢的并不是惨状本身，而是他那种独特的输出文字的方式。比如他说，进收容所前他身上有八便士，经人提醒， 他把钱找了个树洞藏起来，“上面放上一块石头做标记”；收容所牢房很小，没灯，倒也没有臭虫，还有床架和草垫，“这是少有的奢侈品”；早晨起来去“吞早餐”，遇到不好的面包，因为收容所长头天晚上就把它们切片，“结果硬得像船上的饼干”;《巴黎伦敦落魄记》里七十五岁的老爷子，在这篇文章里少了一岁，他眼泪汪汪的，另一个流浪汉则“活像早期油画里拉撒路（Lazarus, 耶稣的门徒和好友，据《圣经·约翰福音》记载，经由耶稣的神迹，死后四天的拉撒路从坟墓中走出来，奇迹般地复活了。）的尸体”。

他写得很平静，即使打比方，也总是找来最为贴切、尺寸质地和本体完全一致的喻体，这可不是一个仅仅在收 容所里待过一下的人能写的，也不是一个仅仅想揭露一个 外人不了解的世界，或者仅仅想表示对穷苦人的同情的人(我过去就是这么认为的)会去写的。他写现实，却凭着一副不经意的、并非牢骚的样子，夹枪带棒地把很多东西，就比如船上的伙食，都给撂倒了。一种冷淡至于冷酷的笔法，可有时又远远爆出一声惊雷，尽管他把人写得又滑稽又可怜，“一半人早就该进医院”，但看他说，那几个人是他“脑海里永远抹不掉的形象”时，我竟心生感动。

一个人永远忘不了的，定是那些美丽的对象吧。我也愿意告诉别人，在码头上被一大群鸽子围住是种什么样的喜悦，以及透明的温泉水，高耸的雪山，形如猛虎的礁 石蹲踞在海畔，等等。至于人，还是等日久见其心后再作考虑也罢。然而，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的第一页，奥威尔描写一名意大利民兵，似乎没怎么接触就给下了断言：“他干得出杀人的事情，为朋友 愿意两肋插刀”，“既正直坦率，又凶残暴虐”。他让他难忘，明明一想起来就会生出恐惧，却还要止不住地想。

以同等的狠辣，奥威尔紧跟着就观察自己：同民兵握手后，他感叹“对一个陌生人你会感受到那股情谊，真是太奇怪了！似乎在那一瞬间我和他的心灵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沟壑，结为了亲密伙伴。我对他颇有好感，希望他也对我有好感。”然后感性下台，理性登场发言：“我知道， 如果我要保留对他的好感，我就不能再和他接触。”

转折，从动辄杀人到两肋插刀，从心生好感到不再接触。奥威尔忠实地、一点一滴地勾勒内心所有的变化，这简直是残酷，哪是一般人受得了的。一个一面之交的民兵就能让他难忘，而一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让我一头栽进了奥威尔的世界，彻底地沉迷。读那本书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刚开始流传：非虚构，透着一种对虚构的排斥，就 好像“逆生长”透着对正常生长的鄙夷似的。我时常劝止 别人买写作教程的企图，说只要读奥威尔就行，他写出了最好的非虚构，够尖锐也够动人，后无来者。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陈超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

洞察一切并述说一切，这种雄心令我激动不已，这个 “一切”既包含别人又包含自己，既包含现在，又不放过哪怕仅仅一秒钟前的过去。在他这里，没有一种情绪是可以豁免于反省的，相反，立场和倾向性降低到了零。在巴塞罗那，佛朗哥(Franco)的军队占领了全城，奥威尔看到这些“敌人”训练有素，军容远比乌合之众的共和军齐整， 便“忍不住喜欢上了他们的样貌”。这就是一种完全无立场 的、对自身沉迷的视角。他脑子里未必有“客观中立”这四个字，可他自觉地对一个东西作远近高低的观察，因此， 每一次作为当局者讲述了现场后，他还要去想象在场的其他人：

“当我回首往事，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是当时无意间接触的一些人，是我突然间向那些没有参加战斗的人投去的匆匆一瞥——对他们而言，整件事情只是无意义的骚乱......”

别来无恙，奥威尔。你的记忆有没有过载？这世上还有没有一个人，是你不能从其身上找出互相矛盾的品质来的呢？杀人如麻却忠肝义胆，正直坦率又凶残暴虐，小肚鸡肠兼大大咧咧。而在看明白这些之后，你又如何在你的世界里安放自我?

而自我又是什么东西?

电影《1984》剧照

我常常说起，幼儿园窗口外的工地上，那个被蒸汽锤 一下一下地打入地下的地桩。那时何来的自我，可真要追根溯源，我可以毫无扭捏地讲，啊，那画面象征着我们进 入社会的过程——被锤下去，越来越动弹不得。自我就是这么产生的，被动地、无奈地、心有不甘地产生。可是，能够泰然自若地援用隐喻，事情就不会有多严重。若真是在打骂中、在被不停地诅咒中长大的人，恐怕迟迟不会思考什么是自我。

再读奥威尔，我就觉得他并不太悲惨了。《收容所》 里的他谈不上有多悲惨，因为那其实是他的一次卧底体验，他想了解他还未至于沦入的真实的底层。而《射象》(“Shooting an Elephant”)呢?他的自我浮现在这篇著名散文的第一句，带着满满的惨意：“在下缅甸的毛淡棉，我遭到很多人的憎恨——在我一生之中，我居然这么引起重视， 也就仅此一遭而已”。“一生”，“仅此一遭”，别人使出这种夸张的表述手法，我就抹头不看了，心知此人有问题，要么心智要么表达，两者至少居其一，可为什么奥威尔总能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振奋?

当自我从文字中浮现，不管它正在经受什么，总归是带点骄傲，是昂着头的。总是在书写个人惨境——包括内心那抑扬不定、反复纠结的感情——的时候，其貌不扬的奥威尔变成了一个魅力四射的人。从他的传记里，我看到他短短的一辈子里没有多少真正快乐的体验，而个人条件也不允许他快乐：身体羸弱，住房局促，手头拮据，说实话，他很难从自身找出克服劣势、提振士气的因素，他的自我只能是苦着脸出场的。“惨”就搁在那里，可他不愿卖，仅供瞻仰与体会。

《让叶兰继续飘扬》

[英] 乔治·奥威尔 著 

陈超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

做一个受害者多么容易，把受害写下来也不难。在早年的另一部小说《让叶兰继续飘扬》(Keep the Aspidistra Flying )中，奥威尔特意点出，男主角戈登虽深味贫寒的滋味，但他的痛苦跟势利有直接的关系：

“一个大人是很难想象当一个孩子懂得贫穷的含义后，势利会对他的心灵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在那些日子里，特别是在读预科学校的时候，戈登的生活就是在不停地伪装，骗别人他的父母很有钱。啊，那些日子他受尽多少侮辱！比方说，每学期开学时他得向校长交代他带了多少钱回学校，当你交代的金额少于十先令时，其他男孩子就会瞧不起你，揶揄羞辱你。还有一次，同学们发现戈登穿的是现成做好的西装，只值三十五先令！戈登最担心的就是父母来探望他。那时候戈登还是个信徒，总是祈祷父母不要到学校来，尤其是他的父亲，他是那种让你无法不觉得害臊的男人，面容苍白沮丧，弓腰耸肩，穿着寒酸过时的衣服，看上去就是个忧郁无聊的失败者。”

有些人一旦写作，就借助“字遁”，与他所描述的对象脱开了关系，仿佛所写的都是别人的事；有些人写什么都是自己，但也仅仅是自己。虽然托身于一个名叫戈登·康斯托克的男人来写自己的事，但诚实的奥威尔从未轻易放过自己，他就像推敲意大利民兵那样推敲自己，内外审视，反复检验，不允许其中掺杂哪怕半点乡愿，半点情不自禁的“挟私”的意图。

“势利”二字是多么刺眼。好比说，有几个书写失恋的作者，敢于去深挖自己的嫉妒的呢？顶多也就描写无聊吧，受害者的境况让他们陷于陶醉的结果。可是，如果你不敢亲手掰碎这无聊，辨析其中的恼火、思念、失落、嫉妒甚至沾沾自喜，你有什么理由去写作？对于戈登来说，势利不只来自他人，也同样来自自身，他人的慢待让他痛苦，而他以欺骗来抵抗，又令痛苦加倍。他憎恶别人，也憎恶软骨头的自己，又为自己不得不憎恶自己而感到痛苦。当他正为这痛苦百般纠结，无从释解，他的父亲，用中国人的经验想象一下，穿上家里最合体的一身衣服，带着一嘴乡音，拎着土特产就来了。

他就把自我安放在众多想象的目光之下，安放在推敲的波涛之中。

戈登并不是他创造的替身，替他来承担没钱的痛苦， 文字里并无半点“看看，这就是我的过去”的骄矫之态—不，他们是同一个人，“戈登·康斯托克”也许曾是埃里克·阿 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奥威尔的原名。）当初考虑过的笔名，只是最终被放弃。他成了“乔治·奥威尔”早夭的孪生兄弟。

写作中的奥威尔

我在品牌客户的一次聚会上见过一个男人。他接过我的名片，他用眼梢的旁光看一下，塞进衣兜里。他坐在沙发上，目光平平地切着自己的腮帮子投过来，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跟这些高档人士做点访问，是我当时的工作。于是我只能客气地摇摇头。他说了三个字，其中有个“福”，听起 来像是什么基金会或酒楼的名字。

有钱就可以让人这么说话。我想报复他，想用文章写出他的暴发户嘴脸：脑满肠肥，像一只以盆栽自居的马铃薯那么得意。但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别忘了，他可能是你想成为的那种人，哪怕仅仅是可能；更不要忘了，你是在一个怎样的场合见到的他们，进入这种场合而不会被赶走，是许多人大半辈子的向往。

时刻要问的问题：受害感，被折磨的感觉，从哪里来? 几分源于真实，几分源于一厢情愿的夸大？在伦敦的收容所，以及在巴黎的医院，那个二十来岁、病恹恹、长着一双大脚丫的瘦男人被迫脱下衣服。如同监狱，如同囚犯工厂。 不过在巴黎，他换上了亚麻长睡衣和蓝色的法兰绒短睡袍，只缺一双合尺码的拖鞋。医生给其他病人治病时，他“超然地看着这残暴的治疗方法，甚至有些以此为乐”，然后轮到他自己，水泡被割破，敷上芥末膏药，前后持续约 15 分钟，他想到的是“如果你不是那个被包扎的病人，其中确实有很大的乐趣”。

乔治·奥威尔就有这样的“大局观”，他说，敷芥末膏、嗤笑病人的痛苦表情，是护士们和其他病患日常的乐子。 疾病，本身确实是丑陋和耻辱的，一个身上长疮的人，不仅不会对口臭患者产生什么兄弟情谊，还会嫌他难闻。在描绘医生和护士的粗暴时，奥威尔清醒地知道，他没有理由要求更好的待遇。护士们只做她们的分内事，粗劣的饮食般配于医院的档次，查房医生不会考虑病人的隐私，他高大而严肃，留着黑胡子，身后带着一群学生——奥威尔绝不会恣意夸张，绝不希望读者对一个医院产生集中营的印象。

钱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没钱。奥威尔可没有说过，那些饥寒交迫的人就该乖乖地退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如同安部公房（安部公房，日本知名存在主义文学作家与剧作家，也是第二次战后派作家之一，著有《终点的道标》、《红茧》等。）所描绘的城市边缘生态那样。他只以度量衡般精准的形式书写统治现实的逻辑，书写人们因为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的不一而得到的不同待遇，并且尽其所能，去理解所有遵循这些逻辑行事的人。倘若我不喜欢经常坐在医院里浏览一个个枯槁的容颜，那么，难道医生和护士就会愿意吗？

安部公房（1924 年 3 月 7 日－1993 年 1 月 22 日），日本知名存在主义文学作家与剧作家，也是第二次战后派作家之一。

他不会轻易为受害而愤怒，万一愤怒了，他就立刻站到外人的视角去旁观自己：看呐，这里有个愤愤不平的人。 然而，他却会为自己无力改变现实的逻辑，而只能一面屈服于它的摆布，一面使劲从身居底层的事实中逃脱出来而懊恼。社会是按照占有金钱的多寡来分级的。富裕能带来体面和尊重，享受更多的资源，不够富裕的就得接受逊色一些的待遇，仅仅温饱的人，以及温饱线以下的人，就不能不习惯被冷眼，被忽略。对此，愤愤的文字常常不过是一种迁怒罢了：先把自己例外化，再迁怒于服从这些规则的人。

机场的贵宾休息室是多么可憎的东西！那纤尘不染的地毯、沙发，空空如也的豪华吧台，里面是不是还有同样空空如也的桑拿房、台球房和美容 Spa？来到这里的都是些什么样的马铃薯（俚语，如大人物常被叫做 “big potato”、整日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则被叫做 “coach potato”。）呢？我可以看不起他们，却不得不承认他们所能拥有的东西是我也想要的：多数资源，神秘感，散发着经典气息的寂寥的氛围，所有这些的总和，也许构成了一种上不封顶的“体面”。

在《穷人的死法》(“How the Poor Die”)一文中，奥威尔写到一个老人的手在医院的被褥下蠕动，似乎要伸出来，向他 20 岁的女儿作临终祝福，结果他只是把尿壶递给了女儿，后者迅速接了过来，把尿倒掉。疾病和衰老的不体面，又因缺少经济实力而被迫暴露在他人的视野之下，耻辱感屡屡猝不及防地降临，人们也只能习惯。人们通过 彼此观看对方来确认自己在社会金字塔里的位置，位置越低，面临的竞争就越是你死我活。在这种处境下，一个有幸工于文字的人，想要限制自己的笔，不挟私报复，不秋后算账，像奥威尔那样始终克制，不去扶植个人的惨淡记忆来绑架他人的情感，则何其难也。我欣赏着他那走钢丝一样的平衡感，审慎的条件句及精巧的转折，我明白，当一个人开始操弄文字儿女，就要像一个负责任的母亲那样，牢记着文字的体重并约束它们的性情：

“不管带有多大的善意，对于善后事务处理得多么高效，在任何一家医院里，死亡背后都暗含着几分残忍和一些肮脏 的细节，有些事情或许太过细小而不值一提；但在那个每天都有人死在陌生人之中的地方，那份匆忙、拥挤与毫无人性，仍给生者留下相当痛苦的记忆。”

奥威尔与 BBC 的同事在一起

摄像头在城市里悄悄地撒网，越撒越大，与此同时， 就是那三四年的时间里，我感到给一篇文章写开头越来越困难。我很难躲开通常所谓的“翻译腔”的纠缠，它让人不愿开门见山地说话，并把含糊不明当作高级的技术。又是奥威尔帮我脱出了死局：随着他在《政治与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将市面上的冗赘行文一一 拆解、破魅，指出它们装腔作势的本质，我的心中豁然开朗。

不挑剔文字，就不能领受文字的福报，它要求写作的 人拿出十足的诚实，十足细微地把握词与词的区别，尤其要求一个人像躲开烫口的食物一样躲开那些人云亦云的概 念，那些为喊而喊的口号，那些为制造而制造的话语。“因为我们的思想愚蠢，所以我们的语言变得越来越丑陋和不准确；而语言的败坏，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愚蠢的思想。”为了在文章一开头就表现出某种“范儿”，我不自觉地放弃了清晰和简洁，而文字是大脑的反映，奥威尔说了：“清晰的思考是通往政治新生的必经之途。”

他是个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者，这是一种忠实于自己的信仰——怎么可能脱离个人的处境去任意畅想神的无所不能，或去向往一个看不见的未来呢？我们又不是卖火柴 的小女孩。奥威尔非常现实，他相对宽裕的时候才能写出《政治与英语》、《政治对文学》(“Politics vs. Literature”)、《我为什么写作》(“Why I Write”)这几篇富于公共性的名作，而在漫长的困顿期，他只能看到世人的卑微，如他 在《书店忆旧》(“Bookshop Memories”)里所说，来书店的人都是些“在别的地方毫无用处、在这里才有些机会的废物”。 

说声“别来无恙”，可也，再多一句“最近在哪儿发财？”就是欺负人。钱是他的致命伤。钱这种东西，最可恶的地方就在于，你必须拥有很多钱，才能蔑视它，否则你就是在自欺：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愣说自己视金钱如粪土，谁信呢?

而权力就不一样。你不必先拥有权力再蔑视它。权力的名声，被两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哲学家毁得臭不可闻了，蔑视权力，有时甚至可以成为人自我提升的手段。于是我觉得，那位写了《一九八四》而非《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的先生，正是因为长期缺钱而积聚起了有毒的想象力。他讽刺政治，是因为他不能讽刺金钱和势利：缺铁缺钙的人无法嘲笑重金属超标的人。

在西班牙内战后到二战初期之间，奥威尔回到英国， 弄了一块地，跟妻子艾琳·奥肖内西(Eileen O’Shaughnessy) 躬事稼穑。艾琳算是他的患难之交了，但两人以开放式婚姻度日，不要孩子，只有一个养子，奥威尔还在外边找情人。可是艾琳的身体也很差，1945 年她就去世了，前前后后， 奥威尔都不曾逃离过生活严苛的压抑，及死亡若隐若现的威胁。

奥威尔与养子理查德·布莱尔

他的日记都在记录“日常”“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法西斯统治了西班牙，时局对于奥威尔的主要影响，就是他家养的 26 只母鸡有所警觉，发力下蛋，每天都有两位数的产量。从 1938 年 10 月 27 日起，将近半年内，奥威尔的许多日子都以“1 只蛋”、“2 只蛋”、“3 只蛋”打发掉了，最多读读报纸，关心下个人情结深厚的西班牙。

此外，每篇日记都提及天气：6 月 20 日“早上天气很好，下午有雷电暴风雨”，22 日“整个白天都很冷，风很大”，23 日“天很阴沉，下着小雨”，24 日“天很阴沉，整个上午都在下阵雨”，28 日“天亮多了，偶尔下阵雨”。

我越读日记越喜欢。他只要露出真实生活的踪迹，只字片言都那么可爱。然而，尽管排斥那两部政治寓言，我却经不住一些话被头脑不由自主地调用。“老大哥在看着你”，“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无知即力量”，“自由即奴役”，这些话都那么有力，尤其最后那句，我从最后一份工作里解套，决定从此不再上班后，被奴役的感觉就更加强烈了：以前被工作奴役，现在被赚钱的需要奴役。

那些讽刺句真的能解释很多现象。它们成了一些奇怪的房客，不受我心智的欢迎，却赖着不走。在大学里，我制造的那种用爱情来抵御全世界的压迫的幻觉，却曾是一些人赖以活下去的内心现实。

两个奥威尔在靠拢，可亲可爱的那个，把令我敬而远之的那个从被放弃的境地里拽了上来。我曾以为，人们都是因为他的立场而选择相信他，我曾以为“反乌托邦”不过就是站在“自由世界”的一边反苏罢了，我甚至觉得，他在 1949 年写出的《一九八四》，未必是基于极权引起的愤怒，反倒是书出之后，没准其中的想象还启发了极权的手段呢，这种情形，很像资本家们读了《资本论》后茅塞 顿开，他们在俱乐部定期聚会，把手杖交给仆役，脱下双排扣的风衣，摘掉礼帽，然后拿出马克思的著作传阅：都读读吧，我们得小心点，别把工人压榨得太狠了。

我是对的，也是错的。我确实误解了他，他会感到委屈：他一点都不想为“自由世界”张目，他写《一九八四》，是因为在打仗的时候看了太多的战争宣传册，还接受了 BBC 的洗脑培训——注意是 BBC，堂堂大英的喉舌。他讨厌被洗脑，不管用什么东西洗他都讨厌，因为脑是自己的，他 爱惜。

洗脑的地方是 BBC 海外东方部的会议室。《奥威尔日记》(George Orwell Diaries)的编者戴维森(Peter Davison)说，那间会议室就是折磨温斯顿的“101 房”（Room101，《一九八四》中的刑讯室，思想警察通过多方位跟踪，为思想犯 “定制” 刑罚。 罪犯们都明白，“101房” 里有自己最害怕的东西（温斯顿的心理障碍是老鼠，对于老鼠的本能恐惧让他放弃裘利亚，放弃最后一点情感，相比肉体的拷打，“101房” 的定制刑罚更能摧毁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防线。）的原型（对此说当然也可以存疑），这可不是什么东欧的劳动营，这是“自由世界”的一部分。没错，战争时期什么都应该另当别论，然而奥威尔却据此想象出了一个可怕的未来社会，在其中，最值得警惕的，与其说是那些乾纲独断的威权者，不如说是那些看起来并不具有威权范儿、却操弄和影响着其他人的日常话语的人。

蜡像馆里的奥威尔

1946 年是奥威尔名文的井喷之年，除《政治与英语》、《政治对文学》等等之外，还有一篇极好的《文学封禁》，文中说，过去十年来，由于战争的影响，作家和艺术家们的头脑都被扭曲了：没有什么人积极迫害他们，但他们被社会的“主导潮流”所挟制。这是他在谈切身体会了。

《一九八四》里，奥威尔设了一个靶子，一个独裁者，可是，奥威尔所恐惧以及要求人们去恐惧的东西，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所谓的“主流”，它有多种成因：“报刊新闻的出版权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广播及电影行业的垄断...... 情报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MOI)和英国议会等政府机构的侵蚀——尽管这种侵蚀有助于作家谋生，却浪费他们的时间并左右其观点”。

嗨，这才是奥威尔的本色嘛，《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那个公平而独立的心智，《巴黎伦敦落魄记》里那个对一切怀有尖酸的悲悯的头脑，都在这里会合了。

但我又是对的。奥威尔并没有预言极权社会的未来，他预言的，是一个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未来。现代先知和古代先知是不一样的。《圣经》里先知的作用是让预言成真，以显示人类的愚顽不化，现代先知的作用则在于让人们对危机产生怵惕，他们的预言——至少是表面上的描述，比如监控一切个体的“大洋国”——不会轻易变成现实。

然而，我又怎能不经常想起大洋国，不经常想起动物农庄里那些猪说的话呢？那些毁坏人的自由思想的东西， 并不总是以敌人的面貌出现的哎！他们更喜欢你不知不觉地用上他们的语言，感染他们的习性。对付绿贝男爵的小白鼠即便一时失败，也终会绝处逢生；但那个随时随地需要在大屏幕前就位的小白鼠，却是真够倒霉。

那些企图控制多数人的力量从未缺席，而且，见鬼的是，它们还越来越不在乎被我所感知到。它们太理直气壮了: 安全，安全是最大的、最无可辩驳的利益。可是，当我们的社会因为电子化、网络化而冒出种种新的便利的时候，我很讨厌那种随处都有“后台操作”的感觉。需求是被制造的，选项是被提供的，舆论是被影响的，让你知道什么，不让你知道什么，统统有隐蔽的力量在操控。在这种控制中，没有具象的独裁者，也没有肉体折磨的胁迫，温斯顿们不再遭到非人的折磨，而是自愿接受改造。

电影《1984》剧照

论起文青症，奥威尔却与我同病相怜。1941 年，一本名为《不列颠之战》(The Battle of Britain)的小册子畅销一时，奥威尔忍不住在日记里斥责它，说它充满了“英雄主义”啊、“光辉的胜利”啊之类的话，而谈到德国人时则换上一副轻蔑的语气。他明知这是战时，宣传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但依然抱怨说“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对事实做一番冷静准确的描述呢？事实本身已经足以为我们宣传了”。 别来无恙啊，奥威尔，在重逢的时候，让我们为文青的本色击掌相庆。那是在时间和阅历中裸露的反骨，那是不被任何宠辱驯服的热血。现在我觉得，“反乌托邦小说” 不惟预言和警告，它更是一种恐惧训练，它有点像一类高级恐怖片，让你精准地认出那些大摇大摆地走进人们日常的东西——工具、设施、制度、机构、话语，认出它们不怀好意的本质。

活着的时候，奥威尔并没有通过其文字得到多少爱。《动物农庄》发表时，英国人还特别不开心，觉得他们的优越感受损了。“你怎么不去看看事情的积极面，光盯着那些不好的地方呢?”他们说，他们喜欢的英式“挑剔者”是 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那样的，他的冷嘲就像穴位按摩，让人即便痛也暗叫舒服。相比之下，奥威尔却那么阴森，那么爱诅咒。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一篇短文里特地为他辩护：虽然没事找事地描绘了一个“大洋国”， 但它的实际不存在，正是奥威尔的胜利而非失败。阿特伍德摆出了一个有力的理由 :《一九八四》的末章讲述的是“新话”，一种由当政者编造的双重思想的语言，剔除一切可能引起麻烦的词语，同时把词语的意义扭转得和原意相反（比如把销毁历史的建筑物叫做“真理部”，把施加酷刑的地方叫做“友爱部 ”)。“然而，” 阿特伍德写道，“这篇关于‘新话’的文字是用标准英语、第三人称过去时写的， 这表示该政权已经垮台，语言和个性存活了下来”。她据此相信，不要低估奥威尔对人类精神之抗压迫性的信心——他并没有诅咒。

阿特伍德当然是很高级的读者。可事实上，《一九八四》已经化身为很多趁夜而出的人，在人们内心的警戒线上到处点火。作为受火者之一，我认为当代生活的确是一种被诅咒的日常，只要愿意，时时处处都能找到被人宰制和任意摆布的证据。警察能在两秒钟内读取我的信息，网络商家知道我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保险公司不声不响地给我发来统一格式的生日贺信。还有那些固定的与移动的摄像头，有的打着安全的名义，有的则连名义都不打。一个能让所有人拍摄所有人的社会到来了，最乐见者是谁?

世上只有一种巅峰对决，那就是权力 vs. 金钱，你要么争取前者，要么争取后者，取得后一种的几率看起来更大，但积累起了财富的人，除非能攫取权力，否则总要让步，躲开与权力的正面较量。他们的对决周而复始，一成不变。 你总要在两者之间站个队的，你属于茫茫的多数人，不敢声称还有别样的想法；你没有足够的钱，就得听权力的话，你若敢跟权力顶两句嘴，只因你幸运地有了一些钱。

电影《1984》剧照

但奥威尔独自走出了人海。不是因为斗不过金钱，他才找权力干架，他是一个书写恐惧，当然也是书写自由的行家；在某种意义上，他更是一个守身如玉者。正因为无奈地交出过尊严，他才知道应该如何守身如玉，那就是无差别地同时憎恶所有宰制自己的力量。你有多么憎恶权力，就要有多么憎恶金钱，不能因为事实上离不开哪一方就任由自己匍匐于它的脚下。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那种让我激动不已的公平意识——对每一个阵营保持同等力度的批判，对每一种宣传保持同等级别的蔑视——是奥威尔血液里流着的东西，是生命，是它，支持着每个读他的文字的人去勇敢地恐惧，去把恐惧体认为勇敢。并没有“自由世界”和“独裁世界” 的绝对区分，就像权力和金钱不可能绝对分开一样。那些小小的黑夜纵火犯在安谧的阳光下也是平地惊雷的鼓手，援引索尔·贝娄(Saul Bellow)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More Die of Heartbreak)里使用的一个比喻，一个人若敢于与纵火犯携手，是因为他敢于成为凤凰。

“然后我们回到了英国——英国南部，或许这里是这个世界上景致最美丽的地方，”他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尾声中，写他从血色浪漫的西班牙回国的心情。听吧，鼓点敲响了，他那在每一个不相信天下太平的人的耳边嗡鸣的鼓点，“日本爆发地震、中国遭遇饥荒、墨西哥爆发革命？不要担心，明天牛奶会送到门口的台阶上，星期五《新政治家报》会如期出版。工业城镇离得很远，浓烟和污染隐藏在地平线的那一头。这里依然是我童年所熟悉的英国......”恐惧像火种般落地，悲悯处处走向刀尖。别来无恙，你也依然是我熟悉的那个奥威尔。

电影《1984》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