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彼此爱恋 不如说崇尚理想

蒙田遇见拉博埃蒂是他 25 岁左右时的事。两人都在波尔多高等法院工作，见面之前均已耳闻彼此的大名。拉博埃蒂听说蒙田是个坦率而早熟的年轻人；蒙田知道拉博埃蒂是一名前途看好的作家，他的手稿《论自愿为奴》（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在当地流传，引发不少争议。

蒙田最早读到这篇文章是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晚期，他后来写了一篇谢词，感谢这篇文章让他结识了作者。这篇文章开启了一段美好的友谊：“如此完美无缺的关系肯定世间少有……需要多少因缘际会才能交到这样的朋友，只有非常幸运的人才能得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作者: [法] 艾蒂安·德·拉·波埃西，译者: 潘培庆，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年: 2014-1

这两名年轻人虽然对彼此感到好奇，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两人的碰面其实相当偶然。他们参加了一场在波尔多举行的宴会，从闲聊中发现“彼此非常契合，仿佛相交多年的旧识”；从此，他们成为最好的朋友。蒙田与拉博埃蒂结识六年，但由于两人有时会分别被派到外地工作，六年之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分隔两地。即使是这么短的时间，也足以让他们像相处一辈子的好友一样亲密。

从有关蒙田与拉博埃蒂的描述，你会得到一种印象，拉博埃蒂的年纪似乎比蒙田大，而且更为睿智。事实上，拉博埃蒂只比蒙田年长两岁。他既不英俊也不潇洒，却给人一种聪明、亲切、言之有物的感觉。拉博埃蒂与蒙田不同，他们相识时他已经结婚，而且在高等法院担任较高的职位。同事眼中的拉博埃蒂既是作家又是公职人员，而此时的蒙田还没有自己的作品，只写过法律文书。拉博埃蒂获得了众人的关注与尊敬——如果你能回到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对那些认识拉博埃蒂的人说他在现代之所以出名，主要因为他是蒙田的好友，而不是因为他本身的才学，他们绝不会相信。

拉博埃蒂给人一种成熟稳重的感觉，这可能跟他幼年即成为孤儿有关。1530 年 11 月 1 日，拉博埃蒂生于市集城镇萨尔拉（Sarlat）一栋优美而华丽的建筑物里，此地离蒙田庄园约七十五英里。拉博埃蒂的父亲在五年前兴建了这座宅邸，与蒙田的父亲一样，他也是个精力旺盛的人，但在拉博埃蒂十岁时就去世了。拉博埃蒂的母亲不久也撒手人寰，留下他独自一人。他的叔叔——名字也叫艾蒂安·拉博埃蒂——收养了他，而且让他接受当时流行的人文主义教育，不过不像蒙田的父亲那么极端。

与蒙田一样，拉博埃蒂后来也攻读法律。1554 年，他娶了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寡妇玛格丽特·德·卡尔（Marguerite de Carle），其中一个孩子后来嫁给了蒙田的弟弟托马斯·德·博勒加尔（Thomas de Beauregard）。同年 5 月，也就是蒙田到佩里格上任的两年前，拉博埃蒂进入波尔多高等法院工作。往后当佩里格的法官转调到波尔多，仍然领取较高薪资时，拉博埃蒂的心里恐怕也不是滋味。

拉博埃蒂在波尔多高等法院的表现相当杰出。撇开 1563 年发生的诡异指控不提，他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院方放心地把敏感的任务交付给他，让他担任协商者的角色——日后，蒙田也将担任这一角色。在同事心中，拉博埃蒂相当可靠。他行事稳重、工作认真且有责任感。他与蒙田的个性有着天壤之别，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两个人一拍即合，成为知心好友。他们有许多特别的共同点：心思细腻，对文学与哲学充满热情，以及决心像他们从小喜欢的古典时代的作家与军事英雄一样拥有美好的人生。这些特质拉近彼此的距离，也使他们有别于其他受过相同教育但厌恶冒险的同事。

我们现在知道的拉博埃蒂的形象，主要来自蒙田的描述——十六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蒙田带着悲伤的心情追思已经过世的好友。他的描述创造出一种怀旧的迷雾，使人必须眯着眼睛辨识拉博埃蒂的真正形象。拉博埃蒂呈现的蒙田形象则清楚许多，他的十四行诗明确地表达出他对蒙田的看法，包括他希望蒙田精益求精。拉博埃蒂的诗刻画的不是冻结在记忆中的蒙田的完美形象，而是活生生的、不断转变的蒙田。他不确定蒙田是否能改正性格上的缺点，因为他看到的蒙田一直将精力虚掷在宴会与追求美女上。

蒙田

虽然拉博埃蒂提到蒙田时像个循循善诱的长者，但他的关怀却不像家人间的情感：“蒙田，你我紧紧相系，这不仅出于天性，也基于德行；这是爱的甜蜜引诱。”蒙田在《随笔集》里也用相同的口吻表示友情攫住了他的意志，“引领我的意志融入拉博埃蒂的意志之中，两者合而为一”，而友谊也攫住了拉博埃蒂的意志，“引领他的意志融入我的意志之中，两者合而为一”。这种说法看似诡异，但在当时并不罕见。在文艺复兴时代，虽然关于同性恋的暗示令人惊恐，但男性好友在书信往来时却时常表现得像热恋中的青少年，而时人也习以为常。

与其说他们彼此爱恋，不如说他们爱上了崇高的、理想的友谊，如同希腊与拉丁文学表现的那样。两名出身上流社会的年轻人的这种联系，象征着哲学的至高境界：一起研究学问，接受彼此的监督看护，鼓励彼此提升生活的技艺。蒙田与拉博埃蒂着迷于这种典范，他们见面时，或许都正追寻着这样的可能，而相聚时间的短暂使他们免于对这一理想的幻灭。在诗中，拉博埃蒂表达了自己的期许，希望自己与蒙田的名字能一同流传后世，就像历史上“著名的莫逆之交”一样。他的心愿的确实现了。

蒙田与拉博埃蒂似乎认为他们的关系足以与古典时代的典范——哲学家苏格拉底与他的俊美小友阿尔西比亚德斯——相比。拉博埃蒂曾在诗中将蒙田比拟成阿尔西比亚德斯。相对地，蒙田则暗示拉博埃蒂宛如苏格拉底：他拥有智慧，但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丑陋。苏格拉底的外表极不讨喜，蒙田毫不避讳地表示拉博埃蒂的“丑陋掩盖了他美丽的灵魂”，而这正呼应了柏拉图《飨宴篇》 （Symposium）里阿尔西比亚德斯把苏格拉底比拟成森林之神西勒诺斯（Silenus）的小塑像的情节，这种塑像在当时经常被用来收藏珠宝与其他贵重物品。与苏格拉底一样，这些塑像的脸孔与身形相当丑怪，但里面收藏的东西价值连城。蒙田与拉博埃蒂显然乐于扮演这两种角色，而且还刻意强调这一点。至少，对蒙田来说是如此。拉博埃蒂如果因此感到被冒犯，他的哲学尊严绝不可能允许他勉强装出乐在其中的样子。

苏格拉底把阿尔西比亚德斯从性爱欢悦的拥抱中拖走

根据柏拉图的说法，丑陋的苏格拉底婉拒了俊美的阿尔西比亚德斯的殷勤追求，但不容怀疑的是，他们的关系充满挑逗与肉体诱惑。蒙田与拉博埃蒂也是如此吗？今日已很少有人认为他们之间存在性爱关系，尽管性关系说仍有追随者。他们表达友谊时使用的语言非常醒目，不仅拉博埃蒂的十四行诗如此，蒙田在随笔中也形容他们的友情具有超验的神秘性，像爱的狂潮般将他们席卷。蒙田平日的稳健与独立，在提到拉博埃蒂时消失无踪。他写道：“我们的灵魂融合得天衣无缝，无法分离。”任何文字都无法形容这种关系，他在页缘写下注记：

“如果你硬要我说明我为什么爱他，我觉得这实在难以说清，只能说：因为是他，因为是我。”

蒙田在《随笔集》（波尔多本）页缘处写道：“只能说，因为是他，因为是我”

文艺复兴时代的友情，和古典时代的一样，理当建立在当时被普遍接受的风俗上。只有如此，这些友情形式才具有哲学价值。蒙田对友情的描述“不可能脱离当时通行的惯例”。事实上，蒙田坦承：“我们的友谊没有其他模式可以用来形容与比拟，自成一家，只能自己描述自己。”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参考点，还是只能以《飨宴篇》为例。阿尔西比亚德斯同样对苏格拉底的魅力意乱情迷，说：“有好几次，我多么希望他能从世间消失，但我知道，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我的悲伤将远超过我的解脱。事实上，我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

拉博埃蒂在十四行诗里不像蒙田那样纠结，他的情感不像蒙田的那样带着回忆的感伤。他与蒙田类似的、关于个人吸引力与非理性的话语并未显现在十四行诗里，而是表现在其余的作品中，甚至出现在他写给一些女性的平庸情诗里。事实上，这类情感也隐约表现在他早期谈论政治的文章中——这篇论文在波尔多被广泛传阅，蒙田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才得知拉博埃蒂这个人的。

拉博埃蒂完成《论自愿为奴》这篇论文时还很年轻。根据蒙田的说法，拉博埃蒂当时才十六岁，这篇文章只是他作为学生的习作：“按照一个共同的主题从各种书籍中搜集上千份资料拼凑而成。”蒙田很可能是故意淡化这篇文章的严肃性，因为这篇文章引发不少争议。他既不希望毁了拉博埃蒂的名声，也不希望自己因为他的文章惹上麻烦。然而，这篇文章其实不像蒙田说的那样稚气未脱；相反，它显示出拉博埃蒂的早慧。有作家说过，拉博埃蒂是政治社会学领域的阿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

《论自愿为奴》谈的是历史上的暴君为何能轻松地支配群众，明明群众只要拒绝被支配，就能让暴君的权力瞬时瓦解。民众不需要革命，只要停止合作，不提供奴隶与阿谀者来支持暴君，便能推翻暴政。然而，即使君主残暴地虐待臣民，臣民也不会这么做。君主愈是让人民挨饿，愈是忽视他们，人民就愈敬爱君主。尼禄（Nero）暴虐无道，他去世时罗马人仍同声哀悼。尤利乌斯· 凯撒（Julius Caesar）遇刺身亡时也是如此——拉博埃蒂并不欣赏凯撒，这点很不寻常（蒙田也对凯撒有所保留）。凯撒“废弃法律与自由，在我眼里，这样的人一无是处”，但他却广受民众爱戴。暴政跟爱情一样神秘，令人难以理解。

作者: 拉博埃蒂(Etienne La Boétie) 布鲁图斯(Stephen Junius Brutus)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出版年: 2012-11

拉博埃蒂相信，暴君可能使用某种手段来催眠人民——在拉博埃蒂那个时代还没有“催眠”这个词。换句话说，就是人民迷恋上了暴君。他们丧失自己的意志，以暴君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一百万人可悲地让人在脖子上架起牛轭，不是出于强迫，而是受惑于君主的名号”，真是一幅可怕的景象，“其实他们根本不需要惧怕，因为君主只有一个人，而且他也不值得众人敬爱，他总是野蛮而毫无人性地对待臣民”。然而，民众就是不愿从梦中醒来。拉博埃蒂叙述这些人仿佛中了巫术。如果巫术只迷惑了少数人，那么施法的人可能会被绑上火刑柱；然而当整个社会都被蛊惑时，就不会有人质疑巫觋了。拉博埃蒂对政治权力的分析，像极了蒙田从拉博埃蒂身上感受到的神秘力量：“因为是他，因为是我。”暴君的魅力就像咒语或春药，这一点可以从晚近历史中一连串独裁者身上清楚地看出。乌干达独裁者伊迪·阿明（Idi Amin）的追随者在访谈中被问及为什么如此忠心地敬爱领袖时，他的回答就跟蒙田提到拉博埃蒂或阿尔西比亚德斯提到苏格拉底时一样：

你也知道，爱这种东西就是这么一回事：你看到有男人爱上一个独眼的女人，你问那名男子为什么爱上那个丑女人，你以为对方真的愿意告诉你吗？事情的真相只存在于他们两人之间。正是这种说不出来的东西，使我爱他，使他也爱我。

暴政创造了一出臣服与支配的戏码，就像蒙田形容的激烈战争场景。百姓心甘情愿地放弃，而这只会让暴君得寸进尺，夺走他们的一切——如果他决定送他们上战场，那么他还要夺走他们的生命。人性中有种东西驱使着人们“打心底忘却自由”。整个体制从顶端到底层，每个人都被为奴的意愿与习惯的力量催眠，因为他们的眼睛只能看到这些东西。然而，民众需要的只是清醒，一旦清醒，就不会再与暴君合作。拉博埃蒂又说，有些人能挣脱束缚得到自由，通常是因为他 们研读了历史而眼界开阔。他们得知历史上的暴政总是雷同时，自然会发现自己身处的社会的困境。这些人不愿接受自己出生后就面临的处境，因此想尽办法逃离，并且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每件事情——蒙田在《随笔集》中曾提到这种独特的思考与写作诀窍。可惜呀，拥有自由精神的人太少，产生不了影响。他们无法通力合作，只是孤独地活在“他们自己的想象里”。

从这里不难理解蒙田在读了《论自愿为奴》之后，为什么急着想见文章的作者。这是一部大胆的作品，无论蒙田是否同意其中的论点，这篇文章都令他感到震惊。文中对习惯的力量所做的反思（这也是蒙田《随笔集》的关键主题），以及阅读史书与传记可以让人获得自由的观点，都与蒙田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而文章呈现出的进取精神与思考能力，也令蒙田心有戚戚焉。

拉博埃蒂写这篇论文时，或许没有鼓动革命的意思。他只准备了少量复本以流通，从未打算印行出版。他就算有此意，目的也只是敦促统治精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非呼吁下层阶级起而夺权。他如果能多活几年，也许会因作品造成的影响感到恐慌。就在他去世十年后，《论自愿为奴》成为新教激进派的指导文件，并被命名为《反对定于一尊》（Contr’un）。它产生更大的影响，鼓动起反对法国君主的风潮。一连串新教出版物刊载了这篇论文，先是《警醒法国人与周邻》 （Reveille-matin des François et de leurs voisins，1574），然后是西蒙·古拉特（Simon Goulart）不同版本的《查理九世时代法国回忆录》 （Mémoires de l’estat de France sous Charles IX，1577）。古拉特的作品具有煽动性，得到同样具有煽动性的响应。一五七九年五月七日，波尔多高等法院公开烧毁古拉特的第二版作品，就在两天后，蒙田获得出版《随笔集》的首次官方批准。无怪乎蒙田想强调拉博埃蒂的作品是年轻时的习作，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

《论自愿为奴》漫长而多彩多姿的发展历程从此展开。即使到了现在，《论自愿为奴》有时仍被用来号召群众，至少被用于鼓吹原则性的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论自愿为奴》在美国被改名为《反独裁者》（Anti-Dictator）。书页的边缘上注记了一些醒目的主题，例如“绥靖政策是没有用的”与“为什么独裁者要演说”。日后，无政府主义者与自由意志主义者团体也使用《论自愿为奴》做宣传，他们自行添加激进的前言与评注。拉博埃蒂的名声之所以能流传后世，除了因为他是蒙田的朋友，也因为他被当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英雄。

无政府主义者与自由意志主义者最赞赏拉博埃蒂的地方，在于他与甘地颇为相似的观念：要让社会从暴政中解脱，要做的事情只有一项，就是宁静地拒绝合作。有一篇今人写的序言指出，拉博埃蒂鼓励人们进行“匿名的、低调的、个人式的革命”——这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纯粹的革命。“唯意志论者”援引拉博埃蒂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认为应该回避一切政治活动，包括民主投票，因为它会产生一种假象，好像国家会因为投票选举而具有正当性。早期有些唯意志论者基于这一点而反对妇女持有投票权：既然男人不应该投票，那么女人也不应该。

《论自愿为奴》在政治上提倡“宁静拒绝”的做法，这种思想显然对蒙田深具吸引力。蒙田也认为在面对政治压迫时，最重要的就是维持个人的心灵自由——这种想法可能意味着脱离公共生活，而非参与其中。《论自愿为奴》坚持以不合作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正直，从这点来看，它宛如蒙田自己写的一篇随笔。我们可以把它当成蒙田早年仍喜争论时所写下的论述不够周延的作品。蒙田阅读《论自愿为奴》时的感受，很可能跟几个世纪之后爱默生阅读他的《随笔集》时的感受相同。蒙田也许也会禁不住叫嚷：“我觉得仿佛是自己写下了这部作品，它由衷地说出了我的想法与经验。”

早在胡格诺派挪用《论自愿为奴》为新教宣传之前，蒙田就已经打算将这篇文章收录到他的《随笔集》里，不过他还是忠实地标上了拉博埃蒂的姓名。蒙田准备将这篇文章摆在《论友谊》的后面——这篇随笔是蒙田投入情感最多的作品。蒙田把《论自愿为奴》收录在自己的书中，把它当成《随笔集》最重要的篇章，如同众星拱月一般。

作者:  [法] 蒙田，译者: 马振骋，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年: 2014-3-1

然而，当蒙田把书交给出版社时，局势已有了变化。《论自愿为奴》被当成革命的宣传品，如果蒙田出版这篇论文，不仅无法表彰拉博埃蒂的才学，反而可能引起众怒，造成相反的效果。蒙田只好撤下这篇论文，但他留下一小段简介，说明删除的始末。他写道：“我发现有些居心不良、企图颠覆与改变政府现状的人四处传播这篇论文，但这些人毫不考虑自己是否真有能力改善现状，还利用这篇论文来‘偷渡’自己的想法，因此我改变心意，不在这本书中发表这篇论文。”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候，蒙田称这篇论文是拉博埃蒂年轻时的练笔。

做了这件事之后，蒙田又改变心意。他不想让拉博埃蒂看起来言不由衷，于是增添了一段注记，提到拉博埃蒂对自己写下的东西深信不疑——他不是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人。蒙田甚至说他的朋友宁可出生在威尼斯共和国，也不愿生在法国的地方小镇萨尔拉。咦，等等！这么说岂不是让拉博埃蒂更像叛国贼吗？此时蒙田话锋一转：“但拉博埃蒂心里铭记着一个至高无上的准则，他必须以最虔敬的心，遵守并服从他出生之地的法律。”总而言之，蒙田身陷拉博埃蒂的论文引发的混乱之中。或许，他曾窝在出版社的某个角落，在印刷前的一刻潦草地写下这些话，胳肢窝还夹着已经被移除的手稿。

考虑到当时波尔多已开始焚毁《论自愿为奴》，我们不得不说，蒙田公然提起这篇文章是相当大胆的举动，更别提他还撰文为拉博埃蒂辩护。然而，蒙田内心还是一如既往地充满矛盾，一方面小心翼翼地放弃出版，另一方面却勇气十足地提出不同的看法。此外，在讨论作者为何要写这篇文章时，蒙田还说出他的真 实的姓名。或许已经有不少人知道拉博埃蒂就是作者，但就连新教的出版物，也很少直接标出拉博埃蒂的名字。

决定删除《论自愿为奴》之后，蒙田写道：“我打算用其他文章取代这篇严肃的论文，这些文章与《论自愿为奴》同时完成，但内容较为轻松活泼。”蒙田选了拉博埃蒂作的几首诗，这些诗不是写给蒙田的，而是写给一位身份不明的年轻女性的，一共有二十九首。然而，几年后，蒙田再度改变主意，删了这些诗。最后留下的只有他自己写的介绍与献词，再加上一小段注记：“这些诗还有别的版本。”这一整章，也就是《随笔集》第一卷第二十九章，前后被删改了两次。蒙田似乎完全不想遮掩删改留下的残余与漏洞，他甚至是特意让读者注意到这一点。这样的行为实在太过诡异，因此引起许多揣测。蒙田是否只是慌乱地增删文字，完全没考虑到要做整理，抑或他是故意如此，为的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近年来流传着一种激进的说法，认为《论自愿为奴》实在太接近蒙田的风格，几乎可以推论它就是蒙田本人的作品。《论自愿为奴》谈到习惯、天性、观点与友谊——这四项主题在《随笔集》中反复出现。它强调内在自由是通往政治抵抗的道路，这也是蒙田的立场。这篇文章充满古典时代的例证，这点与《随笔集》相同。它给人的“感觉”就像一篇随笔。它具有说服力、娱乐性，而且经常离题。作者时常岔开话题谈起另一件事，例如讨论十六世纪的七星诗派（Pléiade），谈完后再补上一句“我差点忘了，回到我们的主题吧”或“回到原先讨论的主题吧，真是怪了，我居然在不知不觉中讲到别的地方去了”。一般说来，年轻人的习作应该不会出现这种以戏谑方式带过杂谈的做法，不过这种写作的确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作者跟我们说话的方式，仿佛是一群人坐在一起，一边啜饮葡萄酒一边闲聊，或者是在波尔多的街角巧遇，就这样聊了起来。人们不禁怀疑：该不会《论自愿为奴》的真正作者是蒙田，而不是拉博埃蒂吧？

然而，《论自愿为奴》肯定是拉博埃蒂写的，理由是他的手稿复本曾在波尔多流传。不过今日留存下来的复本并非出自拉博埃蒂之手，全是其他人制作的。而能够证实这篇论文确实曾在波尔多“流传”的唯一证人，却是蒙田本人。此外，指出文章作者是拉博埃蒂的也是蒙田，而蒙田还说这篇文章是学生习作。或许这名十几岁的“兰波”并不是早熟而睿智的拉博埃蒂，而是个性急躁、在高院各个法庭来回穿梭的蒙田；又或许，这篇文章根本不是年轻人写的，而这正可解释文本中为什么会出现错误的时代信息；再或者，就像某些一头热的阴谋论者所说，是蒙田自己写了这篇文章，而他故意在文中加入有时代错误的句子，好让聪明的读者看出其中的名堂。

第一个称《论自愿为奴》是蒙田所作的，是特立独行的阿瑟—安托万· 阿曼戈（Arthur-Antoine Armaingaud）。他于一九〇六年提出这一观点。在此之前，他已提出许多令人震怒的见解，而在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他往往是两手一摊，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当时几乎没有人同意阿曼戈的见解，即便到了现在，也只有极少数人支持。尽管如此，他的假设还是获得了新生代非主流派的认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丹尼尔·马丁（Daniel Martin）与戴维·刘易斯·薛佛（David Lewis Schaefer）。薛佛与阿曼戈一样，专注于寻找蒙田革命思想的蛛丝马迹。马丁则倾向把《论自愿为奴》当成一本字谜书，认为书中充满各种线索。他表示：“把《论自愿为奴》从《随笔集》中删除，就好像把长笛从交响乐团剔除一样。”

认为蒙田写了这么一篇激进、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论文，又故布疑阵埋下各种暗示，好让眼光锐利的读者看出其中奥妙，这种想法确实颇具吸引力。就跟各种阴谋论一样，这种猜测能引发人们拼凑真相的兴趣，也增添了蒙田的魅力：一名骨子里想革命的男子，工于心计的阴谋家。

我们从《随笔集》里看到的一些迹象显示，蒙田如果愿意，确实有能力玩弄这种把戏。有一次，为了帮助一名罹患阳痿却深信自己是被下了符咒才会如此的朋友，蒙田略施小技，不跟朋友讲大道理，只拿了一件睡袍与一枚刻着“天使图案”、看似被施了魔法的纪念币给他。蒙田告诉他，每次行房前务必用这枚纪念币进行一连串仪式。首先将它贴于肾脏的位置一会儿，然后将它绑在腰上，再跟妻子躺下，并且将睡袍覆盖在两人身上。这个建议奏效了。虽然结果是好的，但蒙田觉得有些良心不安。从这点可以看出，蒙田如果觉得有必要或特别有趣，确实会使出骗人的伎俩。

蒙田与猫（A. 迪奇菲尔德绘）

不过，整体来说，蒙田确实很少耍这种把戏，他更愿意表现出诚实与坦率，以及自己拙于猜谜的一面。当然，诚实与拙于猜谜也有可能是他装出来的。但是，如果蒙田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我们便不得不怀疑他在书中说过的每一个字——若真是如此，我们可就要晕头转向了。而且，这样也会产生各种难解的状况。如果拉博埃蒂并未写下《论自愿为奴》，那么他显然不是蒙田在《随笔集》中形容的那个人，而成了一个没有明确轮廓与清晰特质的人物，在聪明的蒙田眼里无足轻重。如果拉博埃蒂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如果他不是那种能写出《论自愿为奴》的饱学之士，蒙田为什么会如此爱他？拉博埃蒂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蒙田才会钟情于他，而这个特点绝非俊美的外形——除非蒙田在这一点上也对我们说了 谎。

如果人们认真看待他们的感情故事，那么阴谋论的说法就难以成立。如果蒙田称《论自愿为奴》是拉博埃蒂所作，只是为了掩盖他本人才是真正的作者这一情况，那么他显然是在玩弄对拉博埃蒂的追忆——蒙田在回忆拉博埃蒂时，几乎是将其当成偶像来崇拜。当《论自愿为奴》在波尔多广场被公开焚毁时，蒙田居然透露这篇论文的作者是拉博埃蒂，他这么做令人感到吃惊。然而，如果拉博埃蒂并非文章的作者，这件事将会更令人惊骇，简直是背叛，甚至是仇恨拉博埃蒂的行为。从蒙田《随笔集》（包括未出版的旅行日记）中对拉博埃蒂的描述，实在看不出他对拉博埃蒂有任何怨恨。

蒙田与拉博埃蒂的深厚感情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两个人的写作风格如此类似。他俩无话不谈，完全融进了彼此，但这并不是作家与笔名的相融，而是共同发展出他们的观念和思想的两个作家的相融。他们经常争论，经常意见相左，但也不断“吸取”彼此的观念。在他们相处的短暂时光中，蒙田与拉博埃蒂一定时常从早晨聊到深夜。他们谈论习惯，反对既有的观念，改变观看世事的角度，讨论暴政与个人自由。起初，拉博埃蒂把自己的观念陈述得较为清楚；而后，蒙田或许逐渐超越了他，并开始从拉博埃蒂未尝试过的角度来思索风俗与观点。最后，这些想法全汇聚到《随笔集》之中，这本书也成为从各方面表彰拉博埃蒂的作品。蒙田与拉博埃蒂的心灵紧紧交织，即使运用世界上最具批判性的工具，也无法将它们分离。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蒙田与拉博埃蒂可以这样携手共度数十年，成为现代版的雅典思想家。然而，年轻的苏格拉底即将离开宴席，提早踏上归途。

作者: [英]萨拉·贝克韦尔 

译者: 黄煜文

出版社: 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8-7-20

编辑：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