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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7奥斯维辛摄影师 最后的见证
莱纳·恩格尔曼
《奥斯维辛的摄影师：威廉·布拉塞的生活纪实》讲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威廉·布拉塞（1917-2012）在纳粹集中营的真实经历。威廉·布拉塞是一位波兰摄影师，于1940年8月31日被纳粹逮捕，自1941年2月15日起，他被掉入鉴定科，被迫为党卫队拍摄照片，不仅拍摄犯人的档案照，而且还记录下臭名昭著的“医学实验”。1945年，当苏联军队逼近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布拉塞被要求销毁所有的照片，但他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下大量底片，如今成为见证奥斯维辛历史的珍贵资料。 本文所展示的五个片段，讲述了摄影师的日常工作、德国姑娘、受难者的文身、切斯拉娃·瓦佳和三色堇的故事，鲜明而剧烈地展现了发生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人性与兽性、灭亡和求生、恐惧和侥幸的对决与冲突。在纳粹的暴行下，受难者们拥有选择吗？
集中营摄影师的日常工作
和其他犯人一样，布拉塞的一天在早点名后开始，早点名需要耗费的时间完全取决于党卫队看守的心情。
十点前布拉塞先在暗房冲洗前一天拍摄的照片。十点开始摄影棚的工作。鉴定科的文书给他需拍照的犯人的名单。犯人们按照名单上的先后顺序在第 26 区营舍的走廊里排队。
他们相继被传唤。每个犯人需拍三张照片。
布拉塞给他们简短的指示。
“拿掉帽子，直视前方，看镜头。”
第一张照片。
“现在戴上帽子。看这里。坐好了。”
第二张照片。
“现在拍侧面。”
转动摇杆，椅子转向。
第三张照片。
“谢谢，走吧。”
拍摄每个犯人他需要三到四分钟。
威廉·布拉塞在鉴定科拍摄的犯人照片示例
到他这里来的人，都疲惫不堪并且惊慌失措。特别是当他们被营区文书带来的时候，文书对着他们大喊大叫并殴打他们。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布拉塞会介入：“在我们鉴定科这里不允许喊叫、打人。”这句话对外还是有说服力的，但是恐惧感一直盘旋在他的内心深处。生怕哪一次冒犯了一个卡波，他立刻就会被告状。尽管如此，他总是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一再重复这句话。
对犯人们他大方地说：“你们不用紧张，在这里不会发生任何事。”
他希望犯人在与他单独相处的短暂时间里，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不需害怕任何事。至少在眼下这一刻，他们能够感到安全。
之前在威廉·布拉塞学习摄影时，照相机总在他和被照相的人之间建立起一段距离。透过照相机上的取景器，他可以给出指示：请微笑，换个眼神，稍稍转过去一些……直到他在相机的帮助下找到被照者合适的角度、合适的姿态、合适的眼神，他才会拍摄。
但是在鉴定科，一切恰恰相反。照相机不再在他和他必须拍摄的犯人之间建立距离。他从取景器望出去，就能看到犯人们惊慌失措的眼神和他们恐惧的面孔。而所有人都必须到他这里来，每天超过百人，一周七天不间断。他深知他们的恐惧、他们的绝望，他知道他们日复一日所经历的，并且知道，到他这里拍照的大多数人，都活不了多久了。他那么了解，因为他也是其中的一员。虽然他靠着在鉴定科的这份工作处于一种特权位置，但是这好景又能持续多久呢？他知道没人能保证自己能在奥斯维辛存活下去，这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在鉴定科工作的几个人之间有分工。威廉·布拉塞负责在摄影棚拍照，他的同事塔德克·布洛德卡得去户外拍摄。布洛德卡的任务是给自杀者拍照。经常会有人因为再也无法在集中营里熬下去而选择在半夜上吊自杀，还有人选择“撞铁丝网”，带刺的铁丝网都是有高压电的，这些人会触电而死。
后来户外拍摄的任务由贝恩哈特·瓦尔特的副手恩斯特·霍夫曼来完成。霍夫曼大多数时间都和贝恩哈特·瓦尔特一起在比尔克瑙的斜坡上拍照。他拍下犯人们到达集中营的景象，还有筛选犯人的过程以及大多数新来的犯人从斜坡走向毒气室的场景。
受难者们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
1944 年的一份照片文献资料中，很多照片非常详细地记录了犯人们从到达比尔克瑙到踏入毒气室的过程，威廉·布拉塞和鉴定科的其他同事必须对这份照片文献资料进行加工处理。他们制作拷贝片，并把照片贴进一本相册。这本相册的最后一张照片深深地印在了布拉塞的记忆中。照片上记录了一名妇女正在踏入毒气室。她的面孔因恐惧而扭曲，嘴巴因大喊而张开着。布拉塞猜测她在毒气室中看到了什么，引起了她惊恐的反应。
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被称为“浴室”的地方其实就是毒气室，图为受难者们前往“浴室”的情形
另一名同事塔奇奥·米斯奇科夫斯基负责在相册的照片下做标注。他得在照片下誊写一名党卫队军官事先写好交给他的副标题。
出于何种目的制作这本相册，布拉塞无从得知。同事们猜测相册将作为礼物送给更高级的党卫队军官。
布拉塞在鉴定科工作的第一个月里，基本上所有的犯人都被拍了照并登记到集中营的名册中。1941 年下半年的某天，他的代理上司恩斯特·霍夫曼过来对他命令道：“布拉塞，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再给犹太人拍照了。拍了也没意义，他们反正都要死。”
事实的确如此，从这天起再也没有犹太犯人被带到鉴定科来。他拍摄的犯人号码差不多到第五万号，之后就再也没有犹太人来拍照了。
后来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波兰犯人身上。1943 年年底，霍夫曼再次下令：“布拉塞，从今天起你再不用给波兰人拍照了。浪费胶片给这帮贱骨头太可惜了。”
布拉塞大吃一惊。他自己就是波兰人。
从此就只剩下德国人、斯洛伐克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来拍照。
威廉·布拉塞从没记录他在鉴定科给多少人拍过照片。但是当他估算之后，得出的数字是七万人左右。
德国姑娘
总有些在电话总机房为党卫队做帮工的德国姑娘或者年轻的德国妇女跑来鉴定科。电话总机房就在带刺铁丝网的后面，焚尸场的旁边。那栋楼的底层是党卫队医院，电话总机房在医院上面那层。
这些女性工作人员得到许可，下班后可以去拍照。对于威廉·布拉塞来说，她们的到访是个让人欢喜的调剂。大多数的德国姑娘和妇女他都挺喜欢的，而他也乐意为她们拍照。尽管她们都穿着制服，与他这个身着 3444 号囚服的犯人相比高高在上，但是她们有时候会和他聊天，尽管这样是不被允许的。
有天晚上又有一位德国姑娘来到摄影棚。威廉·布拉塞看到她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她。特别是她的一头金发使他倾心。她走向布拉塞，对他说，她需要一张照片，一张很好的自拍照。
“你可要用心拍，要拍出一张特别的照片来，”她说道，向他投以长长的一眼。“得好好突出我的胸部。”
威廉·布拉塞十分紧张又有些激动，他看着姑娘先脱掉了她的夹克，然后是衬衫，最后连胸衣也脱了，只拿她自带的一块透明布料遮住了胸部。她在相机前摆好姿势，布拉塞给她拍了好多张照片。
和她在摄影棚的时间飞快地过去了。她穿上衣服离开了。布拉塞还想和她再说点儿什么，和她聊聊。但是他不敢。他是个犯人，她会怎么想他？或者他还是应该在她来拿照片时开口试试？
几天后她又来了。她对照片非常满意，就连威廉·布拉塞也觉得照片拍得很成功，他在之前的几天中经常想到这姑娘。尽管他穿着囚服，而她身着制服，他还是在这一天鼓足了勇气开口和她说上几句。
“您很上相，”他有些怯声怯气地说道，“要是能有台好一些的相机就能拍得更好了。”
“不，不，这些相片好极了，另外，如果考虑到它们是在什么环境下拍的……”
“您让我们在这一刻忘掉现实吧，”布拉塞打断了她，“这一刻很宝贵。”
“对，您说得对，”她答道，显得有些尴尬，并长时间盯着布拉塞的眼睛。
奥斯维辛集中营受难者 来源：BBC
威廉·布拉塞喜欢这一刻。他上一次和一位长得这么好看的姑娘说话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上一次有长得这么好看的姑娘望着他又是什么时候？
他们只相处了短短几分钟，但是威廉·布拉塞很享受这片刻的时光，感到被她深深吸引。
大约两周后，威廉·布拉塞向在电话总机房附近干活儿的犯人打听这位德国姑娘的情况。
“没错没错，我们知道你打听的是谁，”他们说道，“这个漂亮年轻的小妞，她不在人世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布拉塞想知道究竟。他不能相信他听到的。
“她自杀了，”他得到了答案，“她服毒自尽了。”
原因是她无法忍受集中营中的惨景。在位于大楼第二层的工作位置上，她日复一日地看着死人被堆在手推车上送进焚尸场。那里的烟囱冒着烟，散发着一股甜得刺鼻的味道。
几天之后的晚点名上，威廉·布拉塞被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海因里希·施瓦茨下令出列。“犯人编号 3444 报到！”布拉塞用德语喊道。他得到指示，立刻交出那位自杀的德国姑娘的所有底片。党卫队士兵不置一词地拿走了所有底片。对于威廉·布拉塞来说，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位年轻姑娘的死对德国人有特殊意义。
文身
威廉·布拉塞偶尔会接到一些非常特殊的拍摄任务。
因斑疹伤寒试验而为犯人们所惧怕的集中营医生弗雷德里希·恩特雷斯，有时会在试验的犯人身上发现有趣的文身，其中很多是搔首弄姿的裸女。
可是有一次他发现了件非常特别的艺术品。
“瞧瞧我带来的！”
某天，集中营医生恩特雷斯嚷着这句来到了鉴定科。他带来了一位犯人，他介绍犯人时没有用编号，而是用了名字。这发生在恩特雷斯身上太不寻常了，因为犯人对他来说不过是些拿来使用的人形材料而已。
“这是茨林斯基。”他向布拉塞介绍，随即转向随行者：“把你的外套脱了给摄影师瞧瞧！”
茨林斯基，这名高大健壮的犯人费力地用他不怎么灵活的手指解开囚衣上的纽扣。
布拉塞眼前的景象果真让人惊叹。
茨林斯基的后背布满了文身。文的是天堂，一边是手上拿着禁果的亚当，另一边是夏娃，是用红色和蓝色文的，她正在把第二个禁果递给亚当，在亚当与夏娃中间的是智慧树和蛇。
“有人在这上面花了大工夫了，”医生两眼放光地说道，“我想要些文身的照片，彩色的！”
布拉塞给这男人的背部拍了照片，几天之后医生来拿走了照片。
不到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卡波米切斯拉夫·莫拉瓦让布拉塞和他一起去趟焚尸场。布拉塞和莫拉瓦认识有一段时间了，莫拉瓦催他：“你无论如何得看看这个，太特别了！”
两天后，布拉塞才有机会和搬运尸体小分队一起进入焚尸场。在房子后面立着一张桌子，上面撑着一张人皮。一张有文身的皮，将被鞣皮制成皮革。威廉·布拉塞立刻就认出了这文身。
“谁下令这么做的？”布拉塞惊恐地问道。
“还能有谁啊，当然是恩特雷斯了，”卡波说道，“他想要这……”
对于医生要拿这张皮做什么，布拉塞不想再继续听下去，他转身离开了。
切斯拉娃·瓦佳
这女孩的模样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纠缠着威廉·布拉塞。有很多照片触动过他，在他的脑海里扎下根，可这个女孩的影像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深知，自己不能够对他必须拍照的那些人存有感情。可是他忍不住。
这些照片是威廉·布拉塞在1942年12月为切斯拉娃·瓦佳拍摄的，摄于奥斯维辛主营鉴定科
1942 年 12 月 13 日，切斯拉娃·瓦佳同母亲一起被运送到了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她们来自波兰东南边的一个村庄。
像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的大多数犯人一样，切斯拉娃也必须在奥斯维辛主营的鉴定科拍照。一名女卡波带着一队妇女和女孩来到摄影棚。她们挨个儿被叫到编号，以便让威廉·布拉塞拍照。
当叫到切斯拉娃·瓦佳的编号时，她听不懂卡波在对她说什么。因为卡波说的是德语，而她只会波兰语。正当切斯拉娃毫无反应之际，那名女卡波用一根木棍打向了她的脸。眼泪混合着鲜血从切斯拉娃的脸上滴了下来，她的嘴唇被打破了。
威廉·布拉塞端详着她。她还那么年轻，看上去是那么惊慌失措，那么无辜。
在拍照之前，他给了切斯拉娃机会让她能够擦干脸上的眼泪，抹去嘴唇上的血。
他很乐意再为她多做些什么，可是他不能。那名女卡波非常严厉，布拉塞没法判断她到底为人怎样。一次失言很可能就会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
他感到打在切斯拉娃脸上的那一棒就如同打在了他自己的脸上。
1943 年 3 月 12 日，切斯拉娃·瓦佳死在了奥斯维辛－比尔克瑙，她母亲则死于数周前。
切斯拉娃·瓦佳的真正死因无从得知，但绝不会是自然死亡，按照集中营里的说法，为了“死亡登记”必须填写任一死因
三色堇
在约瑟夫·门格勒把他的特别任务交给鉴定科的摄影师们，特别是威廉·布拉塞之前，他们还有点儿别的事情做——一些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但是这些事为他们的集中营生活带来了愉快的调剂。
欧根钮茨·邓贝克，鉴定科的一位摄影师，他喜欢花。他觉得花不仅仅是好看，而且正好是集中营里各种水泥砖墙建筑物中美好的色彩调剂。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了一些三色堇花苗，并把它们种在了第 26 区，也就是鉴定科的窗户下面。
几周后，1943 年的早春，这些花盛开了。经过这个小花坛的党卫队官兵们喜欢这鲜花绽放的景象，因此不但宽容了犯人们种花的事实，还允许他们照顾这些花。
就算是集中营里的级别最高的职能犯，犯人编号为 1 号的囚犯头子布鲁诺·布洛德聂维奇，也没有对这些盛开的鲜花表示任何异议。此人被犯人们称作“黑死神”，穷凶极恶而且心狠手辣，负责残杀了很多犯人。他和党卫队，特别是和集中营首脑鲁道夫·霍斯过从甚密，他暴虐和残忍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党卫队。但是就算是他，对于鉴定科窗下绽放的三色堇也没有丝毫异议。
每天早晚，威廉·布拉塞路过这片盛放的鲜花美景时都很开心。这些花散发着一切如常的光芒，就像任何一栋房子前的一块小花坛。可是往左右看看，却是现实的另一幅图景。
有一天早晨，布拉塞站在花坛前，弯下腰从各个角度端详这些花，然后摘了一小把放进了摄影棚的一个花瓶中。他对这一彩色的装点感到高兴，并决定要拍张照片。洗印好的明信片大小的照片被他的上司瓦尔特发现了。他仔细注视着这幅图片，微微一笑，然后说：“加洗一百张。”
奥斯维辛受难者遗体
三色堇明信片照成了真正的热门货。各个级别的党卫队都抢着买，然后当作问候卡片寄给家人。贝恩哈特·瓦尔特在党卫队食堂里售卖卡片，短短时间内就加印了三百张。不过大家已经不满足于黑白明信片照，还想要彩色的。布拉塞尝试用粉笔来给照片上色并未成功，因为很容易就抹花了。因此布拉塞请求他的上司购买苯胺染料。用新染料上色的照片销路更好了。鉴定科制作了成千上万的三色堇明信片照。贝恩哈特·瓦尔特对此非常满意，因为他的上司们很满意，也因为售卖明信片照是一桩十分有利可图的生意。党卫队官兵们支付的不是集中营里的货币，而是帝国马克。
不仅贝恩哈特·瓦尔特，威廉·布拉塞和鉴定科的其他同事也都通过这一工作得到了一些物质上的好处。瓦尔特经常给他们五个集中营马克，他们用这钱买香烟和盐水煮蜗牛。香烟和盐水煮蜗牛是食堂里除了腌红甜菜以外能买到的仅有的两样东西。布拉塞觉得盐水煮蜗牛如果用水好好冲洗的话，算是集中营贫乏的菜单上一道受人欢迎的加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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