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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20弗兰肯斯坦如何 定义了恐怖
Rebecca Laurence
200年前，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科幻小说诞生——玛丽·雪莱的《 弗兰肯斯坦》创作完成。 “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自诞生以来，在现代西方语境中代表着触及灵魂的惊悚和恐怖，并由此衍生出一套“Franken”文化。它还为英语添加了一个新的单词Frankenstein，“一个最终毁了它的创造者的东西。” 200年来，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塑造着人们内心深处对于人类本性的扣问，并伴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实现自我的内部更新？这篇文章给出了全脉络的解答。
在 1816 年异常凉爽和湿润的夏天，一群年轻人相聚在日内瓦湖岸边的迪奥达蒂(Diodati)别墅。“我们每个人都来写一个鬼故事”，拜伦勋爵(Lord Byron)对伙伴们说。当时在座的有拜伦的医生约翰·波利多里(John Polidori)，十八岁的玛丽·戈得温(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和她后来的丈夫珀西·雪莱(Percy Shelley)。
“我整天都在想该怎么写这个故事”，玛丽写到，“它应该诉诸于我们人性中最神秘的恐惧，并唤醒令人惊颤的恐怖。”最终，她的故事成为了一部小说，并在两年后以《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的名字出版。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的自然物理学学生，带着狂热的雄心壮志创造了一个生命体，最终又在恐惧和恶心中否定了他自己的创造。
《弗兰肯斯坦》既是第一部科幻小说，又是一部将哥特式恐怖、悲剧浪漫主义和寓言故事融为一体的优秀作品。它包含了两个核心的悲剧：一是越界扮演上帝的危险，一个是遭由父母遗弃和社会拒绝的绝望——恰如今日，亦如永远。
年轻的玛丽·戈得温，也即婚后的玛丽·雪莱
玛丽所创造的两个原型——被创造的“生物”和疯狂科学家，咆哮着从纸面上冲到剧场舞台上和电影银幕里，甚至将电影院和观众也吸纳进来——不仅仅是把他们带到这个恐怖的故事里，而是把电影院也变成恐怖的一部分。在大众的想象中，难道还有比这更有力量的角色吗？
对于《弗兰肯斯坦》的解读和改编层出不穷。从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 1910 年拍摄的短电影，到好莱坞的坏球影业和不列颠的锤子系列，再到《洛奇恐怖秀》，它甚至对后来电影中的恐怖情节也产生了影响，例如《2001 太空漫游》。意大利和日本有自己的弗兰肯斯坦电影，此外，还有一部黑人弗兰肯斯坦电影问世(Blackenstein)。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 肯尼斯·布莱纳(Kenneth Branagh)和蒂姆·伯顿(Tim Burton )都曾拍摄过这部作品。弗兰肯斯坦的形象或主题被呈现于或启发了一批喜剧小说、电子游戏、衍生小说、电视剧和歌曲。它们的多样性非常可观，从艾斯·库珀(Ice Cube)，金属制品合唱团(Metallica)到T'Pau：“乘着一个少女梦境的羽翼，飘荡甚远，我们将要让怪物复活....”
托马斯·爱迪生拍摄的《弗兰肯斯坦》是该故事的荧幕首秀
《弗兰肯斯坦》的寓言属性被用于支持或者反对奴隶制和国家革命、帝国统一和分裂、历史和进步潮流、宗教和无神论的对话中。“Franken”这个词语前缀在现代语义中，直指那些面对科学、科学家和人类本身的焦虑情绪，对于原子弹试验、转基因农作物、奇怪的食物、干细胞研究的忧虑，以及烘托和反制人工智能的恐惧。这部小说问世的两个世纪以来，用鲍比·皮克特(Bobby Pickett)的喜剧歌曲 Monster Mash 里的一句歌词来说，弗兰肯斯坦成为了人们心中“一闪而过”的“坟墓旅程”。
“人性中神秘的恐惧”
“所有的那些科学家——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宣称为了人类而奋斗，实际上只是想统治世界罢了！”——《年轻的弗兰肯斯坦》（Mel Brooks, 1974）
为什么来自玛丽的“科学已经走错了方向”的观感，如此深刻地承载着我们的恐惧？她当然是攫住了时代的精神：19 世纪早期，时代在现代文明的悬崖边摇摇欲坠，虽然“科学”一词已经诞生，但“科学家”却是不存在的。时代的巨变滋生了恐惧，菲奥娜·桑普森(Fiona Sampson)，《玛丽·雪莱》的传记作者告诉 BBC Culture：“现代化的到来——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带来了关于人性之可为的焦虑，这种焦虑特别体现在科学和技术上。” 《弗兰肯斯坦》这部小说，第一次将对于科学可能性的时代关切注入到小说中——并带来了振奋人心的结果。这部小说并非粗暴的想象，相反，它呈现了如果人们——特别是那些失去理智的科学家们——越过了边界，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这部小说呈现了 19 世纪较为流行的知识论述。我们从玛丽的文字记录中了解到，在 1816 年的迪奥达蒂别墅，雪莱和拜伦谈到了“生活的准则”。在那个时代，关于人性的本质和人类是否能起死回生的争论达到白热化。在 1831 版图书的序言中，玛丽·雪莱写到“电疗法”的影响，她提到路易吉·加尔瓦尼(Luigi Galvani)使用电击方法震颤青蛙腿的实验。加尔瓦尼的侄子乔伐尼·阿尔蒂尼(Giovanni Aldini)在 1803 年将实验更进一步，他使用了刚刚被执行死刑的谋杀犯作为实验对象。许多当时深处漩涡中心的医生和思想家——例如化学家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先生——与玛丽的父亲威廉·戈得温(William Godwin)都有来往。玛丽的父亲是当时杰出的知识分子，他早早就发出了“越界的危险和道德的困境”的警告。
路易吉·加尔瓦尼电击青蛙腿的实验可能是玛丽灵感的一个来源
虽然体现了同时代思想的精髓，《弗兰肯斯坦》对具体的思想、方法和科学事件却甚少着墨。创造的高潮被描述得异常简单：“在几近崩溃的焦虑中，我拾起我周围的生命体部件，我即将用它们把我脚边这死的东西变成活物。”小说当中的“科学”植根于当时的时代，但又体现出一种无限性。它如此模糊，以至于能在语言和视觉上把人带入到巨变和恐惧的时刻。
混搭的怪物
当然，我们会诉诸于《弗兰肯斯坦》来表达对于科学的焦虑，是由于集体认知中对于“怪物”和“疯狂科学家”的既有观感。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像这本书关于科学的模糊性一样，它对“这件活物”诞生的描述也具有同样的效果，成全了一幅如此精悍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
“早上的时候，它已经在那里了；雨声滴滴答答地敲打着玻璃，我的蜡烛几乎要燃尽了，这时候，在即将熄灭的微光中，我看到了那东西睁着的一只暗淡的黄色的眼睛；它猛烈地呼吸着，痉挛使它四肢抽动。”
Theodore von Holst的插图表现了“怪物”诞生时的骇人场面（版权所有：Alamy）
“黄色的皮肤”，“水蒙蒙的眼睛”，“皱巴巴的皮肤”和“突直的黑色嘴唇”，这东西简直和弗兰肯斯坦想要的美丽生物相去甚远。这无趣但引人共鸣的段落，对后来的戏剧和电影产生了不可抗的影响，克里斯托弗·弗雷林(Christopher Frayling)在他的书《弗兰肯斯坦：第一个两百年》中如是写道。这部令人震惊的小说被排成了戏剧——先是在英国大热，随后在国外也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些早期的戏剧们“为后来的戏剧奠定了基调”，弗雷林说。它们从故事中提炼出一些基本的形象，并加入了当今的观众已经能很容易辨识出的一些记忆要素，包括搞笑的实验室助理，“它活了”这句台词，以及一个不说话的脑子坏掉的怪兽。
好莱坞版本的《弗兰肯斯坦》——詹姆斯·威尔斯(James Whales) 1931 年的版本，由鲍里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扮演怪物一角——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得这个故事的生命得到了延续，另一方面却使得玛丽最初的版本打了折扣。“电影确定了疯狂科学家的最终银幕形象，此后的数千个版本都是对它的模仿”，弗雷林写道，“它融合了一种家喻户晓的表现主义形式，运用夸张的表演，并消弭了欧洲演员和视觉表演艺术家的那种经典的表现手法，使它加入了美国式的狂欢传统，完全变成了一种美国体裁，使这一切看起来好像是好莱坞创造了弗兰肯斯坦。”
詹姆斯·威尔斯 1931 年的拍摄的电影中，鲍里斯·卡洛夫饰演了“怪物”一角
制造神话
玛丽亦从古典神话中取材来进行创作。《弗兰肯斯坦》的副标题“现代普罗米修斯”，明喻了古典希腊和拉丁神话中向神灵盗火并给予人类的普罗米修斯的形象，象征着越界的危险。故事中的另一个神话来源是上帝和亚当的故事，作品的题词引用了《失乐园》中的一段话：“我曾这样祈求过你吗，造物主，让你将我从泥土塑为人身？”
“怪物”的人性和悲剧常常被忽略
玛丽赋予怪物以声音和文学的修养，以表达他的思想和欲望（他是这本书中的三个讲述者之一）。就像莎士比亚赋予暴风雨中的卡利班那诗意和酸楚的语言一样，这个被创造出来的生物的悲鸣萦绕在人们心头：“请记住我是你的创造；我理应成为你的亚当，但我却是失落的天使，是你能从快乐中汲取快乐，又无所过错的源泉。我所视之极乐，皆唯独将我排除在外。我曾善良而友好；痛苦将我变成恶魔。让我快乐吧，我应该再一次拥有美德。”
若我们将这创造物想象成一个恶的创造和毫无吸引力的人，他的悲剧无疑被加深了。他第一次的带有灾难性的被拒绝来自他的创造者（人或者他的上帝），克里斯托弗·弗雷林将之称为“产后的时刻”，通常被人们看作父母式的遗弃。如果将玛丽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起来看，可能会从生与死的问题上看到更多的价值：玛丽·雪莱从出生起就失去了她自己的母亲，她写这本书的时候，刚刚埋葬了她夭折的女儿，并照顾着怀孕了的继母的女儿——这刚好花费了九个月的时间。当社会将他抛弃的时候，新生的创造物受到了进一步的疏远；他被创造得不错，他谋杀性的复仇始于后来遭受的拒绝。这个寓言故事在相应的意义上无可超越——我们对于孩子和外来者的责任，对于那些不符合传统审美的事物的态度。
玛丽的母亲在玛丽出生后便离世了
“我们与《弗兰肯斯坦》产生关联的方式，是我们如同疯狂科学家一样承担风险，我们都有过傲慢的时刻，这同创造物亦有相似之处；它既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又是我们的全部。”菲奥娜·桑普森(Fiona Sampson)对 BBC Culture 说，“他们两者都对我们讲述了关于作为人类的意旨。那力量是无穷的。”
此外，还有一些现代化的解读。剧作家尼克·蒂尔(Nick Dear)的改编作品，于 2011 年由丹尼·鲍尔(Danny Boyle)在国家大剧院执导上演。这部作品突出了谁才是怪物、谁才是受害者的问题。主演约翰尼·李·米勒(Jonny Lee Miller)和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在每晚的演出中都会转换角色。在错乱的语境中，“弗兰肯斯坦”通常被误认做创造物，而不是他的创造者。
在尼克·蒂尔 2011 年的戏剧作品中，造物者和创造物的身份时常转化
所以，人们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新的弗兰肯斯坦的荧幕形象吗？能否将创造物的人性，人和怪物的镜像与当代的焦虑融合在一起？如同浪漫主义时代一样，我们也正挣扎于一个新时代的边缘——这一次是人工智能的到来，带着它独有的恐怖和道德的困境。一系列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来采用了弗兰肯斯坦的形象，探索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语境下，作为人的意义—— 《银翼杀手》（1982），《机械姬》（2014）、《人工智能》（2008）、《她》（2013）、《真实的人类》（2015） 以及 《西部世界》（2016） 都在其列。
电影与电视艺术奖获得者吉尔莫·德尔·托罗(Guillermo del Toro)创作了完全不同的一个科幻怪物作品《水形物语》。他发声感谢了玛丽·雪莱，因为“她捡起了卡利班的困境，为普罗米修斯的火焰赋予力量，她为无言者发声，为无形者塑形，她使我明白，当我们谈论怪物时，我们需要寻找自己内心的怪物，用寓言来承担一切。”
吉尔莫·德尔·托罗的作品《水形物语》被评价为另一版本的《弗兰肯斯坦》（图片版权：Alamy）
1816 年玛丽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一定从未预料到它会对 21 世纪的整个社会和文化、科学和恐惧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又一次地，我确信我愚蠢的后人们会继续前进并且势不可挡”，她在 1831 年版本的封面上如是写道。造物者和创造物，父母和孩子，作家和作品——他们一路向前，但他们真的壮大起来了吗？200 年过去了，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不再仅仅是一个恐怖的故事，而是它自己向这个世界讲述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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