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 的最后时刻

假如这个地球上有谁能决定不死的话，那么非苏珊·桑塔格莫属。她的意志是那么强烈，那么坚定，那么不愿意甘心接受普通人的命运，或者我们其他人注定要承受的结果。她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人，别人会认为人生在世，有些事情注定要做或者注定要经历，她并不把这种想法完全放在心上，因为她是 —— 并且一直都是 —— 超越芸芸众生的人。然而，就在圣诞前夕，她躺在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病床上，做着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那些围在她身旁的人看起来，十分像是大限将至。

一天晚上，在她的病房里，她和朋友莎伦·德拉诺一直到深夜还没睡，听着贝多芬后期的弦乐四重奏。桑塔格的神情非常恍惚。她的心情还足够好，给莎伦讲了一个她最喜欢的笑话。“将军把他的部队（此处原文为“armies”。因为 arm 有手臂的意思，故而产生下文的双关幽默。）放在什么地方？”莎伦答道：“我不知道。”“放在他的袖子里。”

桑塔格一边说，一边微笑。

苏珊·桑塔格

第二天，她清醒了很多。莎伦来的时候，苏珊正在读德国导演法斯宾德的少年读物，接着她们一起看了两部电影。莎伦不得不频繁地按下暂停键，因为苏珊整部电影从头说到尾，不停地评论和注解。

苏珊同莎伦相识已经有些年头了。她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相遇，那时候莎伦在《纽约书评》做编辑。当时，苏珊正处于第一次癌症的恢复期，她不想一个人待着，于是打电话给莎伦，后者赶了过来，在苏珊位于河滨大道的公寓里同她做伴。

莎伦曾经是《名利场》、兰登书屋以及《纽约客》的编辑，在这些地方她负责苏珊的作品。表面上看，莎伦给人感觉很强势，但是对于她的朋友而言，她为人温暖有趣，并且极其忠诚。

桑塔格的第三次癌症症状开始显现，她的女管家苏基·琴坎——她已经同苏珊相处十年有余了——在给苏珊放洗澡水的时候，发现她的后背上有淤青。苏基一周为苏珊工作五天，搞搞卫生，做做饭；她们之间不停地闲聊，而别人则一头雾水。

2004 年的 3 月，诊断出来了：骨髓增生异常，可能导致一种特别凶险的血癌。桑塔格的儿子，戴维·瑞夫——一名五十二三岁的记者——在最初的检测结果出来后，陪着她去医生那里做了一次复查。

戴维很高，非常优雅，就像罗马硬币一样英俊。他的神情有几分像是一个皇太子，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民主国家。

医生指出了可能出现的最严重情况：没有任何治愈或者缓解的机会。他建议桑塔格什么也别做，用剩下的六个月左右时光好好生活。

在苏珊的诊断结果出来之后的几个星期里，苏基注意到她有时候会说“哇哦，哇哦”，然后闭上双眼。苏珊告诉她那是疼痛。

不可避免地，这次最近的疾病让人们想起桑塔格在 1975 年第一次恐怖的癌症诊断。当时她四十出头，被诊断出乳腺癌四期（即晚期，临床上一般把乳腺癌分为四期）。在她最初咨询的那些医生中，没有一个认为她有一丝一毫的希望，但是她找到了侵略性的疗法，活了下来。

从那以后，对平凡疾病和平凡结局的超越，成为了她身体的部分，生命的丝缕——她就是一个寻求治疗的人，她解答她的疾病，仿佛它是一个数学问题，或者是一个最高等级的逻辑拼图。“我闪烁着生存的光辉”，她在八十多岁时写道。与死神的冲突构成了她那黑色魅力以及作家姿态的一部分。在一篇关于摄影的文章里，她写过有关“死亡的性吸引力”，这就是她所呈现的一种性吸引力，那种不断靠近它、吸进它的气味，然后转身而去的危险与兴奋。

她的乳腺癌是极端凶险的，所以康复以后，她的心中更加坚定了那存在已久的、把自己视作非比寻常的观念。换个角度看，是她那存在已久的、把自己视作非比寻常的观念，坚定了她对待癌症的态度。莎伦说道：“因为她是如此生猛，因为她对权威是抗拒的，所以她的本能就是去对抗它。她立即判定医生们是错误的。在当时，第二意见（即第二医疗意见，是指患者在已获得诊断结果后，向其他医疗专家寻求第二次诊断和建议）的想法还不普遍……但是她非常勇猛，直接走了出去并且获得了一个（第二意见），然后活了下来。

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她的身份和思想的确证。她没有循规蹈矩，而是我行我素，但是活了下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强化了她之所以是她的一切事物，以及她所作为的那种思想家。那意味着，当她下一次、下下一次再生病的时候，她认为她可以同样化险为夷。”确实，1998 年她被诊断出子宫癌的时候，她竭力追寻各种辛苦的、侵略性的疗法，化疗、手术，然后她死里逃生。

在她的笔记中，你可以不断看到她自我神话的行为和努力，她坚持不懈地摄取各种生命的原材料，并把它们整合为一种观念：自己是非比寻常的。当然，每个人都这么做，但是桑塔格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比别人多了百万倍的投入，强度也更大，因而也更加成功。她的神话无所不包，充满诱惑。

她的一个朋友评论道，她有一种“明星气质”，不是指她的美貌，而是指她寻求关注的欲望，以及对神话的自觉运用。她在日志中斥责自己：“不要有太多的微笑。”“软弱是一种传染病。强者理所当然避开弱者。”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她想成为那种人的意志，她不断地自我修炼，缝缝补补，仿佛这种意志是一篇文章。她二十四岁时写道：“在这本日志里，我更加坦率地表达了自我，这一点在我表达任何其他人的时候是做不到的，但是不仅仅如此：我创造了我自己。”

她想要脱胎换骨的欲望，一直非常强大。她十六岁进入伯克利，一个学期后转学到学术上更加严苛的芝加哥大学。在那里，她遇到一位比她大很多的教授，菲力普·瑞夫，十天后，她决定嫁给他。她在哈佛获得哲学硕士学位，然后离开了瑞夫和他们四岁的儿子戴维，一去好几年。期间她在牛津和索邦大学学习，那时候，她感觉那些是她需要做的事情。

从少女时期开始，桑塔格的个人神话就通过她对普通事物的鄙视和疏远而得以预告。她曾经嘲笑她的好朋友斯蒂芬·科赫拥有存款账户和医疗保险，因为那是普通的、中产阶级的人们才有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不会拥有存款账户或者医疗保险。

在她乳腺癌康复后的早期访谈中，她看上去似乎沉醉于与死神的近距离接触。她在 1978 年《纽约时报》那场几乎令人眩晕的访谈中，是这样说的：“它给我的人生添加了一种凶猛的强度，而那一点一直叫人心旷神怡……知道自己要死了，真是奇妙；它真正地让你认清了事情的轻重缓急，并按序为之。那样的感觉现在已经有几分消褪了；已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我感觉不到彼时的那种迫切性了。某种意义上，我感到遗憾；我宁愿保留住一丝那样的危机感……我认为，同生命和死亡保持联系，是件好事。许多人穷其一生让自己防备生命是一场闹剧的想法。我认为，最好不要试图阻碍这些冲突……当你积极而自觉地面对它们的时候，你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能量。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种尽最大可能去关注的方式。”

作者:  [美] 苏珊·桑塔格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作名: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译者: 程巍 

出版年: 2003-12

在她接受乳腺癌治疗的过程中，她并没有停止工作和思考，也没有停止努力地去工作和思考。在化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她记下笔记，为了那本优雅的、有影响力的论著《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在这本书中，她反对那些围绕在疾病周围的各种各样的幻想。她指出，病人要做好准备迎接治疗的艰苦工作，真正需要的是头脑清晰，理性思维，以及医学信息，而不是诗歌和充满情感的信念。在病房里，她在日志中这样写道：“我已经变得害怕我自己的想象了。”而她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调查和拒绝的正是这种恐惧。她写道，我们赋予疾病的那种想象，那层浪漫，其本身就是暴力的，充满破坏性。

在苏珊被诊断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之后，苏基有时候会在起居室里面过夜，因为苏珊不想孤零零一个人。一天夜里，她被苏珊的尖叫声惊醒。她感到恐慌。苏基之前从来没见过她这样。苏基坐在床边，抱着她，开始祈祷，她能够想到的也只有这些了。“主啊，赐予苏珊安宁吧。”

在她优秀的短篇《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 —— 那是一篇关于疾病和生病是什么样子的故事——中，苏珊写道：“即将死亡是一个令人惊奇的高峰体验，他对昆廷这样说。有时候我感觉太他妈好了，太强有力了，仿佛我能够跳出这副臭皮囊。我是不是快疯了，还是什么？我从大家那里获得的这一切关注和悉心照料，是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梦想着被人爱？这是毒品吗？或者其他什么？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有时候我认为它是一个奇妙的经历。”

她是在 1986 年写下这些的，那时的她知道即将死亡的感觉是什么。她作为一个即将死亡然后又死里逃生的人，写下这篇故事。

2004 年的春天，在她被诊断出白血病之后，她把公寓变成了一个医学研究中心。每个人都在网上搜索，朋友们不断打电话进来，给出各种建议，告知一些医生的名字，以及一些不为人知的研究。苏珊的年轻助手安·江普帮她找到了有关这个病尽可能多的信息。她们已经进入了危机模式，所做的一切都围绕着寻找治愈方案。苏珊成为了她的疾病的学习者；她做研究，在白血病的小册子上到处划线。几年前，她曾经在笔记本上记下一句 W. H. 奥登的话：“不管是什么事物，在我对它有感觉之前，我必须具备有关它的知识，并且是大量的知识。”

1975 年，在她乳腺癌第一次探查性手术的前夜，她坐在“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病房里，和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好友。苏珊十分自我，也就是说，她刚刚严词斥责了那个入院护士，因为该护士直呼她“苏”，并且叫来了另一位好心的朋友，这个朋友一直努力讲着如何面对逆境的陈词滥调，讲得快哭了。然而，这一切的严词和斥责都是能量和某种高涨的情绪，是她强加给这个世界的。

《生死肖像》中苏珊·桑塔格的照片

太阳渐渐西沉，她突然决定给彼得·胡加尔的摄影集《生死肖像》（Portraits in Life and Death）写个导言，这件事她很早就应承了，但是一直拖着没完成。在那些著名的都市精英们的肖像里，有一张是她自己，躺在床上，穿着一件灰色的针织毛衣，美得惊人；还有一些来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巴勒莫地下墓穴中的人类骸骨的照片，让人过目难忘。

胡加尔拍好那些地下墓穴中的照片后，把它们带到了桑塔格位于华盛顿广场的住所。他们之前说好了，要在桑塔格十一岁的儿子戴维睡着以后才来，那样的话，照片才不会吓到他，让他做噩梦。照片上有裹着破布的儿童骷髅，缠着丝带的头颅，戴着花环的头颅；真正让人毛骨悚然、浮想联翩的不是那些人骨，而是这些生命的残余，这片片碎布、缕缕残丝，它们召唤着观者，逼着他们承认：终有一天，他们心爱之人也将死去。

1975 年在医院的那个晚上，朋友为她找来一个既宽大又平整的东西，让她在上面写作，她于是胡乱地写着。那篇文章的语气比平常更为空幻。在病床上，她浪漫地、亲密地看着死亡，守着它的“甜诗蜜歌以及它的恐慌”。她潦草写出的句子，还具有一种施了魔法般的魅力。她不远不近地直视着某种我们通常看不到的事物。“我们不再学习死亡的艺术，在往昔文化中它是常规的纪律和卫生学，”她写道，“不过，所有的眼睛，合上之后，就包含那种知识了。”

她写作时，病房里一片安宁。大限将至，工作不止：这对她很重要。陪床的朋友翻阅完了一本杂志，橙色的黄昏也铺满了地板。那篇文章 —— 在她的作品中属于更加优雅、更加流畅的那一类 —— 只花了她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她的朋友记得她饶有兴味地引用塞缪尔·约翰逊的话：“听我的没错，先生，当一个人知道他将于两周内被绞死，那么他会令人惊叹地集中起注意力的。”说完之后，一片银铃般的笑声。

如果说桑塔格在与癌症的第一次战斗中表现出了凶猛的意志，那么她当时的伴侣妮科尔·斯黛芬也不遑多让。妮科尔一路寻访到吕西安·伊斯雷尔医生，他身在巴黎，是桑塔格试验性疗法的创始人。他在给桑塔格的信中说道：“我不认为你的情况毫无希望。”就是这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些许乐观给了桑塔格足够的鼓舞。在她做完乳腺癌手术——豪斯泰德医生著名的根除性乳房全切术——之后，有人给苏珊位于河滨大道的公寓送来了鲜花。妮科尔把这些花扔下阳台，狂怒不已。鲜花是送给死人的。

后来，在桑塔格的私人神话里，这种凶猛是作为她智力和意志的副产品而得以处理的：她拒绝接受医生的诊断，也不承认自己终有一死；她有能力摆脱疾病的各种隐喻并且有所作为。但是现在，2004 年，面对着最新的恐怖诊断，要她维持自己非比寻常的信念，已经勉为其难了。她需要强打精神才能支撑起这个信念。她对包括戴维在内的好几个人都说，“这一次，我感到自己与常人无异”，或者“这一次，我感到不会幸运了”。她不断工作，想要抗拒那份恐慌，想要重回幸运之路，想要再次非比寻常。

与此同时，她不想一个人独处。她不想关灯。她需要不断地有人前来，前来照料她。这些人安慰她：现在的她就是以前的她。人们感到，只有在黑暗中，孤身一人时，她才是生命将尽。

摄影：刘德康

她与安妮·莱博维茨之间的长久关系——是莎伦介绍她们认识的 —— 现在已经疏远了，并且麻烦不断，但是安妮依然在她的生命之中存在着。即使在关系最好的时候，她们也不喜欢“配偶”这个词，而是更喜欢“朋友”或者“爱人”。安妮给苏珊拍过很多照片，有在旅馆的、床上的，还有在沐浴中的，那些照片带着戏谑和柔情，又坦然公开，让人想起一段更加幸福的时光 —— 不像桑塔格平日里的那些令人生畏的照片。她们住在伦敦的切尔西楼里，各自有独立的公寓，能看到彼此的房间。

那个春天，她继续尝试着去电影院、餐馆以及其他公共场所，一连数周，但是不久之后，她只能住院了。就在她收拾东西准备住进“斯隆·凯特琳”之际，苏珊对苏基说道：“你觉得，我还能再看到这间公寓吗？”苏基说她会看到的。于是，苏珊说道：“我回来的时候，你得陪我喝一杯庆祝一下。你得喝一杯酒。”她知道，苏基的宗教信仰不允许她喝酒。不过苏基说道：“我肯定会和你喝一杯酒的，苏珊。我肯定会和你喝一杯酒的。”

戴维内心很痛苦，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假如我一心诚实的话，”他后来在《卫报》上撰文道，“我就会说，我从未真正地认为我母亲挺过来的机会有多大……诚然，考虑到机会如此渺茫，而她受苦又这么多，我一直在想是否应该对她坦诚相告。但是她显然不想听这些，我也从未找到机会这么做。”

在“斯隆·凯特琳”，苏珊经历了一种被称为“5-AZ”的化疗；化疗理由不是治愈她，而是也许能为她多争取一点时间。与此同时，她准备进行一次骨髓移植，费用由位于西雅图的广受尊敬的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资助，该研究中心提供了唯一的（不管多么渺茫的）彻底治愈的可能。对于一个年逾七旬的女性来说，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她那些有影响力的医生们帮忙安排好了一切。也许，这些有影响力的医生想要成为拯救苏珊·桑塔格的医生，又或许是，他们被她强大的求生欲望所产生的磁力场吸引。

她在这个世界上的力量，有一部分体现在她能够打破规则、出人意表，以及创造出各种可能性上，那些可能性通常情况下是不存在的；她可以做好准备，迎接一种极端的治疗，这种治疗对于绝大多数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通常没有条件做，或者负担不起。如果安妮不帮助解决费用的话，她也负担不起。后来，有人谈起安妮安排一架私人直升机去给她取一种试验药物的事，这就是桑塔格期待这个世界为她做事的方式，这就是这个世界为她做事的方式。一道道大门为她敞开，一道道通往漂亮宾馆房间的门为她打开，而她分文未花。

六月，在动身前往西雅图之前，她立下遗嘱。她不想立遗嘱。实际上，一提到立遗嘱，她就怒不可遏。她的亲人和密友们一直议论着一个事实：在进行移植前，她需要立个遗嘱。也许，她不想立遗嘱的原因同毕加索当初的一样：因为立遗嘱意味着承认自己即将辞世了。桑塔格计划把她的作品产权、公寓，以及一切东西，都留给戴维，但是她依然需要立一份正式的遗嘱。最终，不顾苏珊的抗议，她的朋友们让一名财产律师来到“斯隆·凯特琳”的病房里。苏珊生身边所有人的气，这些人在她看来全都串通好了让她立遗嘱。她立下遗嘱，但是一直都怒气冲天。

桑塔格从未直接写过她生病的经历。戴维称《疾病的隐喻》为“半自传体”，的确如此，书中记载了努力抵抗、拒绝告白，还有将浓烈的个人经验转化为纯粹的智力沉思。在那本书的导言中，她宣称该书不是打算告诉人们“移居到疾病王国并在那里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在该书的其他地方，她写道，她不认为这样做是有用的，即“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告诉人们，某个人是如何得知他/她得了癌症，然后是怎样痛哭、挣扎、被人安慰、经受折磨、鼓起勇气……”得知她的法国出版商准备把她的照片放在《疾病的隐喻》的封面上，她强烈反对。

就在最后一次癌症的诊断出来的时候，她还有个合约，写一本关于前两次疾病的回忆录。不过，她并没有在写那本书。实际上，她正在写另外一本书：一部关于日本的小说，不同的时间段交织在一起，书名中有“卡拉 OK”这个字眼。

她的朋友、作家兼内科医生杰罗姆·古柏曼 1998 年在《纽约客》上撰文写道：“她来到医院，心里相信自己已经做好了迎接那个程序的准备，”那个程序指的就是在西雅图的骨髓移植术，“她很快就会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这个程序不是任何人都能准备好的。”

桑塔格读着这篇文章，上面形象地描述了各种等待着她的痛苦折磨，与此同时，她孜孜不倦地研究着纽约可提供的各种医学选择。莎伦在《纽约客》归档文章中找到了这篇文章，并用电子邮件发给了她。

6 月 29 日，安妮陪着苏珊乘坐一架私人飞机直飞西雅图。在准备移植手术的前几周里，苏珊做着迎接那个程序的准备，她的朋友朱利安·洛伦兹——一名德国的电影剪辑师，也是法斯宾德最后的伴侣——陪着她，两个人住在弗雷德·哈钦森中心旁的万豪酒店一间带厨房的两居室里。苏珊感觉还不错，几乎是在旅游观光。她和莎伦一起参观了新图书馆，它是由雷姆·库哈斯所设计的。她乘坐了渡船。

一连串的守护者纷纷飞来陪她。安妮的办公室和苏珊的助手安·江普一起制定了一份计划表，确保苏珊时刻有人陪。这些守护者们，绝大多数是曾经为苏珊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 —— 卡拉·艾芙、本·约曼、彼得·佩龙，还有苏基。其他人 —— 桑塔格的密友兼意大利语译者保罗·狄龙纳多、戴维，以及安妮 —— 一有时间就会飞过来。莎伦在九月份离开了《纽约客》，开始有了更大块的外出时间。

苏珊喜欢让熟悉的人一刻不离地陪着她。她要求很多，很难缠，又很迷人。她的守护者们一天会陪她十二个或者十六个小时。“只要你在那里，她就像胶水一样粘着你。”彼得·佩龙这样说道。

彼得散发出一种似是而非的宁静，只有永不停止探求的人才具有这种宁静。他身材矮小，秃顶，性情温和，有几分让人想起身着红袍的僧侣，从远古的柬埔寨石窟中飘然而来。他从事安乐护理工作已经有些年头了。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次遇到苏珊，自那时起他开始为她做研究调查。他同许多人一样，在她的生活中扮演着一个模棱两可、介乎朋友和雇员的中间角色，时而为她工作，时而作为密友。这些人带着激情和绝对的信念献身于她，这是绝大多数雇主无力或者无心从为他们拿钱办事的人那里得到的。

彼得七月份抵达西雅图的时候，桑塔格正准备接受治疗。一天晚上，他们出去吃日本料理 —— 不生吃任何东西，以防免疫系统遭受重创的人出现危险的感染 —— 然后他们去看《蜘蛛侠 2》。他们舒服地坐在影院里，周围都是约会的青少年。她特别喜欢那个飞行镜头。彼得想到，如果疾病确实需要一些隐喻，那么一个在城市上空翱翔的超级英雄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蜘蛛侠 2》剧照

就在同一时间，彼得记得，她曾有过瞬间的怀疑：经过化疗她已经感觉好一点了，那么是否还要进行移植手术？他们面对面坐在一家餐馆里，手里拿着筷子，就像他们之前坐在纽约的那些餐馆中一样。他记得，她向他坦白这瞬间的怀疑如同火花一闪，转瞬即逝。她绝不会放弃一个彻底治愈的希望，他也知道她绝不会放弃那个希望，不过他俩心中都飘过这个念头：她可能会放弃。她可能带着残存的那一点生命转身离开，不做移植手术。

在她第一次被诊断出乳腺癌的几年前，桑塔格在笔记本中写道：“我的一生都在思考死亡，这是一个我现在开始有点厌倦的话题了。我想，这不是因为我离自己的死亡近了一步，而是因为死亡最终变得真实起来（苏珊的死亡）。”此处的苏珊指的是苏珊·陶布斯。

苏珊·陶布斯潦倒而无望，抑郁而优雅。早年，两个苏珊在哈佛的怀德纳图书馆台阶上相遇，那时桑塔格在读研究生。桑塔格也许和另一个苏珊的丈夫有过（也许没有）风流韵事。苏珊·陶布斯在汉普顿海滩度假时自溺而亡，桑塔格被叫去指认尸体，因为陶布斯钱包里有一张纸条，上面有她的名字。她同朋友斯蒂芬·科赫驱车前往，一起走进停尸房。

工作人员按下一个按钮，乙烯基做的帘布升了起来。尸体自颈部以下都被盖在一张纸的下面，纸上面打印着“纽约萨福克郡”的字样。工作人员说：“这是你朋友吗？”苏珊看了看说：“肯定是。”后来签字的时候，她的手颤抖得厉害。当她们走出来上车的时候，她对科赫说道：“她最终还是走了这一步，蠢女人。”

桑塔格认为，不管生命好赖，任何人都会迷恋它，不惜任何代价地紧抓住不放，所以她无法理解苏珊·陶布斯，因而很恼怒。正如她对她的医生斯蒂芬·尼米尔说道，她不在乎“生命的质量”：她在乎的是生命本身，正是这种绝对价值，即将在西雅图受到考验。

七月的数天时间里，桑塔格必须被隔离在一间放疗室中接受放疗。杰罗姆·古柏曼解释说，在这种极端而痛苦的治疗中，干细胞移植受体本质上被“置于临床可允许范围之内离死亡最近的状态中”。他继续说：“这是孤注一掷的疗法。即使一切顺利，它也代表着一种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经历 —— 化疗的折磨达到了几近致命的极端。”病人之所以要被隔离数日，是因为辐射的强度和毒性。安·江普给她送来一本《堂吉诃德》，她在接受放疗时把它带进了放疗室。

桑塔格六十九岁的时候，依然身健体康，她把她的档案卖给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但是非常坚定不会就此放手。她当时发表评论：“卖掉档案并不意味着，‘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开始打点包裹，准备考虑我的房产了。’我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人行将就木的姿态之一。”请注意下面这条评论中赤裸裸的非理性：人们不会在二十五岁时卖掉论文；事实上，卖掉论文就是一个人行将就木的明确姿态之一。但是，对于年近古稀的桑塔格来说，哪怕是行将就木的“行将”二字也是不可能被接受或加以处理的，也不会出现在访谈的记录上。

一位移植手术的病人——他的皮肤被极强的辐射严重烧伤——说道：“我看起来就像一只龙虾，还觉得有一些虫子在身上爬。”桑塔格经历的辐射，严重程度要稍低一点，但是治疗的影响依然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免疫系统严重受损，病人以后极容易受到各种机会致病真菌的侵扰，还易发各种溃疡和感染，即使是最成功的治疗，身体也垮了，为了重建必先摧毁。

安妮后来会说：“她是那么勇敢。真是不可思议。太痛苦了。”那几个字似乎凝练了她周围许多人的反应：太痛苦了。

桑塔格在 1976 年 5 月的一些日志中写道：“生病让我备受屈辱 —— 就是这次的疾病。但是我同时为之着迷。疾病是一种‘有趣’的形式。然而，我同时也受之排斥。生病太粗俗、太轻率！它让我想要闭嘴。我的身体在大声说话，说得比我一向所能说的更加清晰明了。”

《卡萨布兰卡》剧照

有一段时间，桑塔格不想在西雅图的病房里看电影。她拒绝一向喜欢的那些沉重的外国片，都是安·江普从她公寓里打包并送出来的。内部小圈子交谈了多次，想要设法让她观看这些电影，因为这似乎是个好办法，可以让她度过漫长的医院时光。最后，莎伦带来了一些美国音乐剧，接着她突然想要看电影了：加里·格兰特、弗雷德·阿斯泰尔、《非洲女王号》《刁蛮公主》《雨中曲》《一夜风流》《甜姐儿》《费城故事》《热情如火》《逃亡》《卡萨布兰卡》，经常一个晚上看两部。

在笔记本中，桑塔格声称苏珊·陶布斯的自杀对她很重要，因为它让死亡变得“真实”。然而，是这样吗？苏珊·陶布斯的自杀确实停留在桑塔格心头很长时间；它萦绕在那些日志中，盘旋在那些页边空白处，作为未解的问题；她似乎围绕着它乱涂乱写，纠缠不休。1970 年，她在笔记本中写道：“一篇文章待写 —— 关于死亡。我生命中的两次死亡。

“1938年，爸爸：遥远、难以透查。

“1969年，苏珊：与我同名；我的复影（原文为法语，意为“酷似我的人”），同样难以透查。”

终于，她写了一个基于陶布斯自杀的故事，名字叫《事后简报》（“Debriefing”），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在一些夜里，我梦见拉着朱莉亚的长发把她拖回，就在她即将跳入河中的刹那。或者，我梦到她已经落入河中：我站在屋顶，面朝新泽西；我向下看去，看到她从面前漂过，于是我从屋顶跳下，半是下落，半是俯冲，像一只小鸟，然后紧紧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拉了上来。”她重演了朋友之死的瞬间：

暂停、倒回、播放。在这里，她又一次展示了那个反复出现的欺骗死神的幻想，最后时刻的缓刑，那只将你带回安全地带的俯冲的小鸟。拉着头发将她朋友拖回的意象是如此栩栩如生，如此摄人心魄，但是它只是梦一场。你无法拉着头发，将一个垂死之人拖回世间。

文章摘选自《暮色将至》

作者：[美]凯蒂·洛芙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副标题：伟大作家的最后时刻

原作名：The Violet Hour: Great Writers at the End

译者：刁俊春 

出版年：2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