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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8

韩少功:去海南 建一个精神之岛

朱伟
《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用自己生活轨迹的一个个节点,和与诸位有代表性作家的交往为基点,回望了八十年代。在他的记忆里:“八十年代,起码在文化圈内,还是一个不谈钱的时代。” 朱伟记叙了韩少功在文学创作上的演进过程和办刊经历。这篇文章节选了韩少功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启发,意欲突破自己,决心去海南营建一个精神之岛的故事。

写完《女女女》,韩少功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翻译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合作者韩刚是他姐姐。我记得,1986 年文学圈就开始传米兰·昆德拉之重要了。第一次听到昆德拉,是在李陀家里,由孟湄开始聊起的?那时谈昆德拉,还带着神秘感:他的隐喻与嘲讽,他描写的性。后来听说韩少功正在译他一本代表作,书是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夫人包柏漪给少功的,包柏漪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春月》,当时与很多人有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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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是用捷克文写作,韩少功与他姐姐翻译的是包柏漪给的英文本,南京大学的许钧十多年后是从法文版翻译的。韩少功的译名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许钧的译名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从文学的语感而言,我还是喜欢前者。网上有太多两个译本对比,贬韩版。从句法认真斟酌的角度,我也同意许版也许要好于韩版(前提当然是没阅读过原文)。

问题是,少功是译于大家都饥渴要一窥昆德拉真貌的前提下,1985 年开译,1986 年就迅速出版了。1986 年,昆德拉是极敏感的,最后是作家出版社竭力推出,还是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当时《世界文学》与《外国文艺》都没敢推荐昆德拉。作家出版社在八十年代还做了一件好事是,也是用“内部发行”推出了三岛由纪夫,我记得推出他的第一本是《爱的饥渴》。 

这部小说翻译,对韩少功创作的启发,应该首先是哲理与故事的关系。他自己的创作就一直在处理这种关系,因为昆德拉,他意识到对理性的寻觅本就是困境,比如轻和重,彼此累赘,构成人生活剧喜怒哀乐,所以,作家要表达的是思考这二者关系中的茫然与困境,这才是文学的丰富性。因此他就有了这样的说法:“我想把小说做成一个公园,有很多出口与入口,读者可以从任何一个门口进来,也可以从任何一个门口出去,你经历与感受了这个公园,就够了。” 

另一角度,故事也可在思考中,可用随笔的方式,随意切割表达。《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每一节都短小,切割了冗长的表述。韩少功由此意识到了表达形式必须革命:“小说有点像日常性的中景摄影,机位已经固定,看人总是不远也不近。散文呢,没有固定机位,镜头可以忽远忽近,叙事单元可以忽大忽小。”他意识到了,其实完全可以用随笔、散文的方式来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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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海南省正式挂牌成立。

1987 年他其实已有强烈要突破自己的欲望,但一个时机搁置了这种革命实践。这一年海南建省,春天《钟山》杂志社组织一批作家上岛办笔会,那时范小天在《钟山》,大有要开出一片新天地的架势。谭甫成参加了笔会,回来与我说起种种八卦,他们如何在沙滩上享受月光等。海南那时像世外桃源。

少功参加了这次笔会,没想到这竟成为他真的率一帮好友移居海南的一个契机。“去营建一个精神之岛”,这想法不仅使他自己激动,也确实感染了一批人。首先响应的是他的老同学张新奇与蒋子丹夫妇, 然后他又鼓动了叶蔚林,张新奇又鼓动了株洲的叶之蓁、南京的徐乃建。

按照蒋子丹的记载,韩少功是在这年大年三十举家搬迁的,他注销了长沙的户口,口袋里带着太太的工作关系、 女儿的转学证明及全部存款,毅然决然,就像要去开拓一个新大陆。姐姐韩刚与他一起,同行的还有张新奇。他们大年初三到的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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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

1988 年,韩少功 35 岁。建一个怎样的有“精神意义”之岛?他与朋友们联想翩翩:要一张报纸,一本杂志,一个出版社,一个函授学院,一个农场。其实,想法与想法之间有差异。 最后,先批到一个杂志刊号,于是先办杂志。

这一年,我在北京筹备《东方纪事》,韩少功与张新奇在海南筹备《海南纪实》。《东方纪事》是以江苏文艺出版社原有的刊号改刊,《海南纪实》则是新批的刊号。《海南纪实》创刊在 1988 年 11 月,是月刊;《东方纪事》改刊第一期出刊是 1989 年 1 月,双月刊。两本杂志都是 1989 年 7 月停刊的。

两本杂志走了完全不同的路。《东方纪事》走的还是精英文化传播,我当时调度自己的资源,请汪曾祺做顾问,林斤澜、刘心武、李陀、钱刚、刘再复、陈小川、史铁生、苏炜、查建英、黄子平、陈平原等十几位主持人,每人主持一个栏目。封面没标题,只有一个人物形象,第一期是陈凯歌。

而《海南纪实》走的是吸引大众的新闻纪实、纪实文学之路,封面有三张图片,除销售的主标题外,还有吸引读者的标题区,各种热点新闻,也有引人注目的历史钩沉。应该说,八十年代,它是大众文化的先行者,那时它已经触觉非常敏锐地在市场中找定位,完全市场化了,而《东方纪事》还满足在自己圈子的喜好里。

《海南纪实》 因此一创刊就有 60 万册的印量,实现了一本刊物就可在经济上 立足。《东方纪事》的发行量则仅几万册,江苏文艺出版社时任总编辑,我的好友蔡玉洗根本就没指望它挣钱。八十年代,起码在文化圈内,还是一个不谈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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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纪实》,1989年5月

说实在,当时,1989 年,我曾怀疑,那是否就是韩少功要的办刊道路。《海南纪实》的故事可能有些复杂,所以,当事人无论韩少功、张新奇还是蒋子丹,都没有相关文章。韩少功与蒋子丹,有关《天涯》,都有长文记载的。之后,我也听过不同当事人的不同说法,没想过要去向韩少功求证。《海南纪实》留下的最有意思“文献”,应该是后来在《天涯》“民间语文”栏目发表的,韩少功撰写的《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这个“公约”强调了办刊目的是“以经济价值力求自己在竞争中的自主自强”,韩少功在这个公约中,是这样来思考民主、公平、公正的——

首先,主编必须在民主监管下,或民选产生,报上级任命;或上级任命,交民选确认;若未获全体成员二分之一以上确认, 就不得任职或应无条件辞职。且重大事项须要全员公决,若主编意见违背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意愿,要自动放弃自己的主张。 

然后,杂志社创获之财富,除上缴税收等应缴收入外,由全体成员共同管理支配。收益分配为按需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按需分配指:人人均等的基本工资,公费医疗,直系家属中未享受公费医疗者的半公费医疗。按劳分配指,每个工作日按不同岗位的劳动付出,计算为工分。 

这个公约还承诺对所有成员的生活保险负完全责任,如遭不测而个人财力不足抵御,杂志社共产须为帮助其抵御灾难服务,直至其生活水准恢复到社内成员最低水准。若集体财力不够,所有成员均有义务各尽所能,任何人不得反对。

这个集体很像一个理想主义的公社,因为它的按劳分配是工分制。但最后结果,这公约无力阻止创获财富后的分歧。《海南纪实》在市场化中是成功的,办刊半年时间,只通过发行,他们就挣了很多钱。在财富面前,韩少功与他的伙伴的分歧,我还是相信韩少功挣了钱主动去税务局缴税,主动上缴海南作协,最后将留存的钱也做了公益。因为他除了买书抽烟,不穿名牌,不需要任何奢侈品,他对钱没有追求,本质上他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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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

《海南纪实》散伙后,我读到他一篇小说《鞋癖》,那个父亲、母亲,显然是以他的“文革”记忆为基础的,期望父亲 “千万别活着”的开头残酷而真实。这篇小说,与父母的感情写得非常感人,藤椅发声、碗破裂、父亲的剪影,我在老房子里住过,觉得这些感觉入木三分。

少功写他母亲把鞋底纳得很厚,我母亲当年也是这样,用顶针吃力顶着,一针针纳的;少功写母亲晚年拿着书根本不翻页,我母亲晚年也是这么“读书”的。他写他母亲的鞋癖,我刚读觉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读到最后,母 亲带“我”去偏僻的贵州农场找小姨,小姨不敢接纳,母亲说 “我们这就回去”,走回县城埋怨“鞋这么不经事”时,才意识到这鞋真正辛酸的含义。找父亲时候,她的鞋也是磨破沾满尘土,走废了的。晚年她的鞋癖,其实都来自镌刻她心里的那些走路的记忆。那个年代,这不是象征,是多深刻的现实啊。 

再然后,1995 年,叶蔚林退休,他任海南作家协会主席,让蒋子丹接《天涯》杂志任主编,自己当了社长。有意思的是,1995 年他们准备改版《天涯》的时间,又恰好与我准备接手《三联生活周刊》的时间重合。《天涯》改版的第一期与我接手《三联生活周刊》出刊的第一期都是 1995 年底。

从 1988 到 1995,隔了七年,这回掉过来了——《天涯》是月刊,《三联生活周刊》 先是半月刊。韩少功给《天涯》的定位,首先强调,这“不是一本纪实新闻性杂志,更不是时下形形色色的消闲娱乐读物......无意谋求畅销,拒绝与低俗为伍......”改刊后,《天涯》的封面没标题了,只有一个形象与右边长长的作者阵容,而《三联生活周刊》却走向新闻、市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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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杂志

《天涯》是在九十年代,大众化已成主潮的前提下,去做一本思想文化杂志。当时有一些文学刊物也想转型,拓展文学内涵外延,如长春的《作家》杂志,却远不如《天涯》成功。原因绝不仅因蒋子丹在全国优秀作家中的组稿能力,每期都能排出辉煌的作者队列。韩少功是从改刊第一期就强调了这刊物的立场,他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完美的假设》,这篇文章其实表达的是他的心声,他的“完美的假设”是希望能超越简单化、甚至庸俗化的意识形态,所谓“完美的假设”,是指理想与情怀。因为理想与情怀只能假定,不能社会化。

他的“理想”是认为,在各种不同的、对立的意识形态背后,应该有彼此相通的情怀。持不同立场都有其理由,但理想者能超越其具体目的,去追求崇高——他认为,意识形态的残痕终究会被忽视。他希望这篇文章能体现他对“立场”的思考,但遗憾的是,九十年代,已经很少有人会通过认真阅读,思考与分辨你的立场了。甚至“立场”本身都成了敏感词——它意味着站队。事实证明,韩少功想要超越 的意识形态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尽管他在《完美的假设》中清楚表明了他的种种态度,他和《天涯》还是很快就被划为了“左派”,因其作者阵容、文章选择中体现出的喜好,你想超越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其实却一直在制约着你。 


本文摘选自《重读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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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伟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年: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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