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 最后一夜

左派的信念在 20 世纪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柏林墙崩塌，苏联解体，巴尔干半岛上日以继夜的内战，剧变的政治版图似乎炫示着资本主义对马克思在政治上的胜利。然而思想的光辉与政治消亡无涉。苏联解体后，保加利亚与立陶宛一跃而起，成为欧洲先锋艺术的中心，东欧的知识分子们大声疾呼着“生活在真相中”。在东欧思想的浪涌中，马克思复活了，但不是以一个政治领袖的形象，而是精神上的再现：政治的浩劫让他逼视着大工厂黑色高塔与社会异化的目光，再一次闪现。

特里·伊格尔顿用这样一句话为《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作结，“还有哪位思想家像马克思这样受到如此严重的曲解呢？”但所谓“曲解”也要分而论之。哈罗德·布鲁姆谈及的“影响的焦虑”——超越崇高的诗人也是对崇高的诗人的误读——难道不适用于马克思吗？陌生与异化从大工厂渗透到文化景观：从荒诞与无趣中实现自我救赎的意愿触发了本雅明的“救赎美学”、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的诗”还有雷蒙德·威廉斯的“情感结构”。伊格尔顿本人恐怕也“难辞其咎”，人们恐怕很难见到这样一个沉浸在耶稣和十字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创造性误读”在精神上解救了马克思，重燃马克思批评的热情与对异化的深恶痛绝。

但还有另一种“曲解”，将马克思供上神坛，奉为偶像，或者太上老君，但马克思宛若庄子笔下的乌龟，与其收受祭拜与朝贡，不若曳尾于涂。他有着青年时期的诗性的梦，也有与《共产党宣言》截然不同的晚期风格。人们谈论莎士比亚那些“伪作”，最终却感慨道，“这些毕竟也是莎士比亚呀”；马克思亦如是，“本真”的马克思不是单一的形象，而是一种广义的生活与思想状态。1818 年到 2018 年，鼎鼎二百年，盛景衰情，权力更迭，马克思却是那个永恒的幽灵，是一把盐，洒在千疮百孔的人性与社会伤口上，刺激着人们寻求本真的生活与社会的正义。

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最后的旅程》

作者｜于尔根·内弗 (Jürgen Neffe)  

1882 年四月底，阿尔及尔。

此前，天气反常得冷，漆黑的天幕下，大雨倾盆。但沙漠的热风一袭来，气温就猛升到 30 来度。后街阴凉处的一家小店，理发师磨着刀。他的刀今天得磨得格外锋利。在椅子上坐着一个须发皆白，额头很高的老者，现在看来，这个静坐着的巨人比刚进来的时候似乎更像个庞然大物。

这个来剪发剃须的人想卸去这“至上”的荣耀：他已病体沉沉，身上有些水肿。生活榨干了他的躯体。双目失神的他若是讲起或听到笑话，却又一下子目光炯炯：回魂的瞬间透露出他真实的年纪，他还不算老，几天后才是他 64 岁的生日。

他的大衣、举止神态、以及十分标准的法语，让他看起来像是法国北方人。但古铜色的皮肤和深棕色的瞳孔，又暗示他也许来自其他地方。他在伦敦的家人和德国朋友们称他“摩尔人”，这个昵称得自他那些摩尔人似的相貌特征。他给伦敦的同志们写信，落款就是“摩尔人”。他的三个女儿打小就这么叫他，“摩尔人暴躁得很，他可以走了！”他呢？他给她们写信，里面除了祝福，还附上自己的另一个落款，“老尼克”——英语里的魔鬼。

阿尔及尔

魔鬼正在干着自己的活计。刀已磨好，白发一绺一绺落在地上。在阿拉伯剃胡匠的镜中，卡尔·马克思看着自己熟悉的模样渐行渐远。就像一个谢幕后还带着面具的演员摘下面具，和自己演绎了大半辈子的角色道别。马克思摧毁着那个蚀刻在他的心间，脱胎于宙斯的形象——他的书房里还有一尊宙斯半身像，天神是那么孔武有力——这是孤独的最后一幕，整个世界如同一个剧场，空空荡荡。

恩格斯此时此刻虽然不在身边，但他总是随叫随到。两人一分别就给彼此写信，写了得有四十年了。通信算是日记的替代品。“老摩尔人”马克思去信给远在天边的“亲爱的弗雷德”，告诉他自己剪发剃须的事情，“因为这大太阳，我处决了‘先知般’的胡子与‘至高的荣耀’，只不过——我的女儿们宁愿看我原来的模样——我在为阿尔及尔理发匠的神坛奉上须发之前，先拍了一张自己的照片。”

信件里的语言已经有点含混不清，老之将至，马克思最后的岁月有些扫兴。几个月前，马克思的妻子，燕妮，输掉了与癌症的斗争。那时恩格斯说“那个摩尔人也离世了”。“奉上我的须发”，这算不算一次彻底的离世预演呢，毕竟没有人能“毫发无损”地从理发店出来？抑或象征着自由与新生，毕竟他才 64 岁，还有余地。

他第一次感到欧洲是限制他的牢笼。信件里的马克思，和日常生活中的他一样，永远洋溢着热情和对世界的渴望。这种热情与渴望和他其它的兴趣并行不悖，哪怕曾有的政治激情已告消退。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没有发表任何重要的文章，只是写了数不清的信件和备忘录。

马克思，1882 年，阿尔及尔

二月底，他到了阿尔及尔，在杜特尔特照相馆拍了最后一张自己的照片。拍这张照片为了孩子们也为了后人。这个时时刻刻身居险境的男人凝视着相机，瞥见镜头远处黑魆魆的时光的深渊，仿佛看到了自己撒手人寰后最坏的情形。他似乎沉浸在回忆之中，微笑着回味往日的折磨。他对朋友坦白道，“在与邪恶的游戏中，我依旧保有勇者的面庞。”他希望在后人的记忆里的自己是一个智慧的老者，新时代的化身，哪怕这个时代可能要在他死后多年才会降临。他将与时徐行，成为一个不朽的人，共振在人们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中……

理发师剃下了也许是世上最知名的大胡子。没了这道光环，马克思的头颅显得小了很多，很脆弱。须发皆无的他彳亍在大街上，如同亡魂，又像没有化妆的小丑，或是另一个没了胡子的独裁者。有好事者在网上合成了一张剃了胡子的马克思肖像。令人费解的是，马克思与戈尔巴乔夫——那个奉马克思主义为圭臬又亲手戳破了东欧马克思主义幻象的人——惊人得相似。而戈尔巴乔夫的名言，倒过来就是马克思一辈子的写照——马克思也一定会很认同——“生活必将惩戒那些来得太早的人”。

马克思会怎样看待当下的世界呢？他会如何审视自己的作品以及他本人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呢？他又会如何评估当代的危机与这个坠入自由资本主义的世界呢？他会认为自己是被后人理解与辩护，抑或是被背叛，被赤裸裸地出卖了呢？

剃去须发后大概一年，马克思被葬在伦敦海格特公墓。这个被埋葬的巨人一点也不像后人脑海里那个如同奥林匹斯山上众神之王的马克思。在二月去摄像馆之后，马克思没拍新的照片。无论是现存的照片，素描，还是档案都没有提及光脸的马克思。也许曾有这类记录，但他的女儿们在他死后多半会将它们，连同马克思与朋友和妻子之间不那么“检点”的通信一同毁弃。若其如此，我们怎么可能还原马克思真实的生活与命运呢？

一代一代的传记作者致力于此，但大部分人到头来都绕过了这些散佚的文件，囿于呈现马克思看得到的那一面。马克思的阿尔及尔行记很少为人提及，哪怕真有人提到马克思与面具背后的自我面面相觑，多半只是对此一笑置之，当作一桩轶事而已。很少有人会在意作为“人”的马克思与他的内心生活。

本文作者于尔根·内弗 (Jürgen Neffe)  

马克思最后的旅程就像奥德赛寻觅自我的航程。他漂泊在马赛，蒙特卡洛，尼斯，阿让德伊，巴黎，洛桑，韦威，直到怀特岛上的文特诺城。转年来的一月份，他回到伦敦。他已病入膏肓，还有最后三个月活着的日子，更准确地说，他还有最后三个月，等待死亡。

夏天，他在摩纳哥给恩格斯寄了一封哀伤的信，里面写着，“一个毫无意义，干枯却如此昂贵的存在！”从医学角度上看，确实如此，医生劝他勉力撑过这段繁重的旅行，好生修养。尽管一路上气候宜人，但他的皮肤病、肝脏还是支气管病症都未见好转。他明白大限将至，却依旧勇敢而自信地在给恩格斯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即便如此，我依旧相信只要有耐心，好好静养，我马上就能重回正轨。”落款，“摩尔人”。

褪下旧日躯壳的马克思得以更好地探索这个世界与身居其中的人们，发觉此间的魅力与迷人的荒诞。他一到阿尔及尔就写信给恩格斯，“昨晚的风给了我们一场音乐盛会……月色皎洁，落在海滩上，从阳台前看去，海上升明月的盛宴令我目不转睛”。

理发后，马克思写道，“四处刮着热风，该逃离阿尔及尔了”。

逃离似乎是他一生的注脚，他的结局并不“圆满”：如果他像看着理发匠镜子里的形象那样审视自己的一生，他最多获得一张自画像。那副模样不属于高度自信，预知未来的先知。他知道自己留给了后人惊世的文字珍宝，却又深信真正的好时辰在无涯的远方——在未来的此时此刻——这究竟是何种感触呢？

阿尔及尔

也许这次旅程让马克思回忆起青年时的那些失败了的梦，关于诗歌，小说，还有戏剧。他从蒙特卡洛写信给小女儿，艾琳诺，“亲爱的小杜西（这是她在家里的昵称）此处风光旖旎，而艺术使其犹为如此——仿佛魔术一般，小花园建在直通碧海的陡壁上的顽石之上，像极了巴比伦花园里一个个悬垂的阶梯。”

马克思绝不会在他的前半生里——至少是我们所知的文本中——写下这样的文字。那时候，他似乎必须藏匿自己诗性的一面；现在，这道闸门打开了，从笔尖汩汩流出的是一段段对风景与城市的描绘、对自然和玄奇的记述、还有他以前不愿表达的凡此种种。这个理性的囚徒好像一下子发现了潜藏在心中的感官知性。他允许自己在通往生命终点的路上信马由缰，徐徐而行，甚至在草草记下的思绪中，透露些许往日不堪设想的脆弱。但即便如此，他给了自己嬉戏的好奇心——这股一直以来驱使他探索的力量——多少真正自由的余地呢？

马克思的一生既是一场悲剧，也是对本真人格的上下求索。一直以来他都是个斗士，无所畏惧，无可匹敌，但到了生命的终结，他也变成了一具躯壳。最后的失败击倒了这个气数已尽的“摩尔人”。也许我们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衡量马克思这一生的“GDP”，那就是他的“本真”，自我判断，与对新知的开放态度。如是观之，得失只是次要的，因为对自己真诚的人也许会壮怀激烈，功败垂成，而背叛自我的人也可能胜之不武。

本文原载于《洛杉矶书评》2018 年 3 月 16 日（节选自于尔根·内弗著《未完成的马克思》，英文版译者：雪莱·弗里施）

盲目的愤怒 

作者｜大卫·阿伯巴奇 (David Aberbach)

《资本论》对 20 世纪革命性的影响力掩盖了马克思本人的出身。200 年前，马克思降生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小布尔乔亚世界。工人阶级的经历似乎和他风马牛不相及。女王如果邀请马克思到白金汉宫闲谈几句生活，他也一定能让她听得如痴如醉。只有在他的精神生活中，马克思才是那个冷酷无情的革命者。

马克思眼里的工人是被放逐，被歧视，被剥削的群体。他们的自由被褫夺，在无法掌控的力量面前卑微若蝼蚁。马克思对雇佣年轻劳工以及童工的资本家更是愤慨尤甚。如同《圣经》中的先知痛斥伤害与剥削手无寸铁的寡妇与孤儿那般，马克思将矛头指向工厂主，斥责他们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1867 年 9 月，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首次正式出版

马克思强烈憎恶穷人悲惨的生存状态。这与他同时代的人并无相异之处。《资本论》（第一卷于 1867 年出版）诞生于 1832 和 1867 年英国两次议会改革间歇的文学盛世。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和乔治·艾略特的《菲利克斯·霍尔特》皆在这段时间得以出版。小说成为了反思英国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与教育制度变局的强大工具。《资本论》的权威性得自英国的政府工作报告（即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读的“蓝皮书”）而不是社会主义理论。英国政府的报告呼吁并促成了社会改革。

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与知识分子——包括托马斯·卡莱尔，查尔斯·狄更斯与本杰明·迪斯累利——将工业革命带来的都市罪恶暴露在公众面前：农业人口减少导致穷人在经济动荡之中生活日益艰辛。马克思对雇佣童工的义愤，也是同时代包括狄更斯、雨果与青年左拉等人的普遍情感。

和马克思一样，英国作家与议会成员对《济贫法》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这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但他们希望改良现有制度而非诉诸暴力革命。卡莱尔警告世人，如若情况不见好转，暴力抗争将无可避免。狄更斯的文字中跃动着对穷人忍受暴虐的不公的激愤。迪斯累利在《茜比尔》一书中对英国人“贪婪的觊觎心”大加挞伐，在女王治下，英国却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富人与穷人互不相知，两者身居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接受不同的养育方式，适用不同的两套法律制度。乔治·艾略特在孩提时代就已经见证了在大工业威胁中挣扎着的饥饿的工人们所掀起的一场暴动，她在《菲利克斯·霍尔特》之中叙述着“这些疯狂的人群的盲目愤怒”。

在与《资本论》同时期出版的作品中，穷人普遍是社会罪恶的牺牲品。贫困与犯罪的关联渐渐浮现在公众意识中。19 世纪 60 年代的三部伟大小说之中——狄更斯的《远大前程》、雨果的《悲惨世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穷人的犯罪行为是社会痼疾的镜像。犯罪并非由于道德污点，而是由于社会不公，如果给予这些罪犯机会，他们能成为体面的人。《资本论》也可以被当作一本犯罪小说：工厂是犯罪现场，工人是受害者，探案是为了将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也就是资本主义剥削者。

19世纪的英国下议院

马克思很清楚英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政治手段与贫穷作斗争。但他对改革没有兴趣。《资本论》与同时代批判英国状况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同，《资本论》的文字积蓄着一种狂热，在后工业革命时代，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发动消灭贫穷的革命。比起小说里的穷人形象，马克思笔下的穷人有着更炽热的愤恨。《资本论》中对现有秩序的扰动是那么清晰可见，以至于意识形态的力量让马克思对小说家们接受的现实有所忽视。他们与马克思一样热切盼望着社会公正，然而小说家对工人的同情不妨碍他们对工厂主抱有宽容态度。这种态度显现在狄更斯的《艰难时世》、盖斯凯尔夫人的《南与北》、夏洛蒂·勃朗特的《谢利》、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左拉的《萌芽》。

但马克思拒绝妥协，在《资本论》中，他对工厂主一个也不宽恕，哪怕自己的挚友与合作者恩格斯就是一个工厂主。马克思不像盖斯凯尔夫人，后者在《玛丽·巴顿》的高潮部分对资本主义与雇佣劳动很是大度，也不像狄更斯在《艰难时世》里对事实至上，无情无义的资本主义雄心有所心慈手软。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的理论里是万恶的。正像《福音书》中，穷人拉扎罗斯比富豪更为高贵，对马克思而言，人道比金钱要更为贵重。资本主义的贪欲流露着“对人的厌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盖棺定论即是：资本主义剥削者与工人阶级之间有着永久的敌对关系，资本家全然为贪欲的实现与剥削的欲念所驱动，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夺取生产果实，与资本家拼死斗争。

马克思对社会关系中“不可避免的敌意”的论断看上去斩钉截铁，如同科学理论，却在某种程度上比小说家的虚构世界更像空中楼阁。驱动其思潮的激情当然无可指摘，而且有迹可循。马克思将资本比作“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恶心的东西”，令人不禁想到《以赛亚书》开篇的咒骂；他痛隵金钱的罪恶，文字中流露出的威严不下于索福克勒斯（“人类无可附加的诅咒”）与莎士比亚（“人类公共的娼妓”）。当他意图向人们展现被饥寒交迫的父母送入工厂的童工们地狱般的工作条件时，他和盖斯凯尔夫人一样从但丁那边寻求灵感。马克思笔下的工人如同被埃及人奴役的以色列人，“像在那些天选之人的眉头上刻着耶和华的物产那样，雇佣劳动分工给制造业工人们打上了‘资本的私产’的烙印。”无独有偶，这种想象也闪烁在盖斯凯尔夫人的文字中。

盖斯凯尔夫人

最接近马克思的小说大概是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1848 年见证了《玛丽·巴顿》和《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与全欧洲蜂起的革命浪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异化”的论述在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中已然清晰可见。不同于马克思，嫁给曼彻斯特当地牧师的盖斯凯尔夫人有着关于工人与工厂的第一手资料。她亲眼见证了大工业对工人的剥削、虐待与折磨。“工人们的生活条件不比奴隶好多少”，盖斯凯尔夫人写道，他们认为当地议员，市长，雇佣者甚至于教会的牧师，“都是压迫他们的敌人，那些人联合起来让他们俯首称臣，给他们戴上枷锁”。工人们的愤怒与异化因此不断累积，发酵为对复仇的渴望。盖斯凯尔夫人击碎了工人与工厂主共同作为分担风险的资本玩家的幻想：两者之间是一边倒的权力关系，市场波动让穷人的生活成为了一场纯靠运气的抓阄，工人们一旦失去工作就无法养家糊口。对工厂主而言只是资本游戏的市场，对工人们来说却性命攸关。萧条时期的富人们依旧殷实，只是过得没那么奢侈，穷人却只能忍饥挨饿，衣不蔽体。

《玛丽·巴顿》中工人的愤怒诱发的后果在盖斯凯尔夫人和马克思之间划分了意识形态上的界限。约翰·巴顿在贫困与丧子——他认为自己的雇主直接酿成孩子的死——的驱使下走上了复仇的道路，杀死了雇主的儿子。但饱受罪行折磨的巴顿最终死在雇主怀抱之中，他的遗言结束了小说中的恐惧与痛楚，“他悲哀地喃喃自语道，愿如基督的福音那样，富商巨贾与穷愁潦倒之人终获平等。”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宗教只是一种幻象，是“人民的精神鸦片”；他拒绝妥协，并在工人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愤怒之中获得快感。

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应得正义的激情与他对资本家的愤怒究竟来自何处呢？他又是怎样将自己浸没在这个与他本无交集的世界之中，赋予工人们耶和华一般的愤怒，让他们渴望的复仇渐染到自己的思想之中？他又为什么要以工人的视角来审视世界，却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靠着恩格斯的金钱支持，过着小布尔乔亚的日子？

卡尔·马克思

人们很难了解马克思复杂的动机，因为他不愿意将此公之于众。以赛亚·伯林认为马克思在被凌辱与被异化的工人身上投射了自己作为改宗的犹太人感受到的异化与迫害。在马克思早期的文学作品中，这种流亡感已然隐约可见。马克思的痛苦洞见和复仇心态很大程度上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产物：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施加的触目惊心的戕害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与议员的改革良知两相交织。马克思感知到的陌生感成为了《资本论》文字力量的一大来源——他在远离自己的过去，出生时与改宗后的信仰——他与所处的社会格格不入，就连向往的文学世界也将这个与它有诸多共通之处的人拒之门外。

马克思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是可敬的，但也是受个人冲突与痛苦所驱使的斗争，他希望将先知般的热情与道德的意识形态独立于犹太教之外，甚至不惜采取带有反犹主义色彩的立场，为社会主义赋予强烈的道德热情。《资本论》中的马克思，看似观尽世相，其实更像是诸多矛盾的载体。这个载体容纳了自 1789 年以来，传统的犹太世界崩溃后，对解放的希望与幻灭。然而，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怒超越了他的时代，飘荡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训诫着，也激励着人们的政治行为。

本文原载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2018 年 5 月 1 日

马克思研究书单

作者：[加拿大] 弗莱切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马克思、本雅明、德里达的历史与政治

原作名：The Promise of Memory: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arx, Benjamin, And Derrida

译者：田明 

出版年：2009年7月

作者：[英] 雷蒙德·威廉斯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原作名：Marxism and Literature

译者：王尔勃 / 周莉 

出版年：2008年9月

作者：[英] 特里·伊格尔顿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原作名：Why Marx Was Right

译者：李杨 / 任文科 / 郑义 

出版年：2011年7月

作者：[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译者：王逢振 / 陈永国 

出版年：199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