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反叛遗产： 五月风暴五十年

1968 年 1 月，法国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前往巴黎大学楠泰尔学院为游泳池落成剪彩。由于不满大学对于男生访问女生宿舍的严格限制，一些学生围住部长，德裔无政府主义者“红毛丹尼”的丹尼尔·科恩－班迪质问“为何从不谈论学生性方面问题”，部长轻率答复“你可以跳到水中来败败火”，科恩－班迪立即回应“这是法西斯官员对于学生所作的唯一答复”，被激怒的学生们应声高呼“打倒性别隔离区”，不知所措的部长匆匆离去。政府无从预测的是，这种对学生不理不睬的拂袖而去，打开了年青一代起来反抗的道路……

1968 年 5 月，共 1000 万法国学生和罢工工人涌上街头抗议示威，导致整个法国停摆，几乎推翻了当时的政府。虽然这场“五月风暴”最终以抗议者的失败而告终，但却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

“我们拒绝用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一个免于饥饿的世界。”1968 年，法国情境主义者在街头写下这句极富煽动力。在劫后余生的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之间，躁动不安的年轻一代人意欲击碎教条主义的保守和心安理得的虚伪，通过“想象力夺权”，让“五月风暴”成为现代政治的重大拐点。

“五月风暴”之后的西方，政治家们在面对年轻人的诉求之际，对“五月风暴”采取了乡愁式的话语重塑，既想通过复古的话语来激荡年轻人的内心，意欲通过控制过去来接管未来；也想通过新型话语来修订新时代的新诉求，意欲通过对历史记忆的篡改来抚慰当下。

“五月风暴”时的标语

为了迎接“五月风暴”五十周年纪念日，马克龙政府紧锣密鼓地筹备这场历史性起义的纪念仪式，据称它为自由主义的“法国社会现代化”做出了贡献，然而马克龙的拙劣表演反而刺激了法国社会的反感，使得五十年后的法国上空飘荡着当年的幽灵，而他的支持率也骤然下降。

甚至，除去法国的纪念活动和学生重新躁动之外，著名时装品牌 Dior 迪奥也加入了纪念队伍：摆脱束缚，彰显自我，为社会精神“摇旗呐喊”，一幕幕重返 1968 年的巴黎五月风暴。在巴黎罗丹美术馆展开的 show，秀场由 3000 张抗议海报制作拼贴而成，重温了自由叛逆的六十年代。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战后的欧美社会，两次世界大战的余温，核武器的威胁，种族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加剧，民主进程的不断受挫以及消费文化的兴起，诱惑着知识分子对大同世界的构想，对中国左派革命充满着理想化的企盼。

保罗·霍兰德在《政治朝圣者》中以知识分子的态度与倾向为研究方向，痛斥西方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荒谬抉择。有意思的是，在“五月风暴” 50 周年之际，当年的知识分子克里斯蒂娃，这位借助中国革命想象来煽动学生的哲学家被两百多页档案里的间谍丑闻所纠缠。

《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遗产》，理查德·沃林著，董树宝译，三辉图书丨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年 3 月版。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法国最杰出的智识精英受“毛主义”鼓舞，极大地拓展了政治与文化想象。学生、左翼群体、智识精英一起推动了席卷整个法国的“五月风暴”，对当时的局势与日常生活政治展开批判，意图通过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来复兴法国的市民和文化生活。理查德·沃林指出，60 年代流行于法国智识精英中的“毛主义热”与中国现实并无实质关联。通过回顾 60 年代法国文化与政治生活，《东风》力图揭示“毛主义”是如何出人意料地影响了法国的民主政治进程。

纽约大学教授理查德·沃林在《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遗产》中，对她在“五月风暴”的所作所为花费了整整一个章节。在《东风》中，理查德·沃林通过回顾 60 年代法国文化与政治生活，力图揭示 60 年代流行于法国智识精英中的“毛主义热”是如何出人意料地影响了法国的民主政治进程。在理查德·沃林看来，“五月造反”实现了一场日常生活彻底而激动人心的转变。日常生活的政治策略发挥了一种“退出策略”的功能，通过日常生活的话语，更新了当代社会批评的词汇，由此使之切合于现代世界的特殊挑战。

在对“五月风暴”的反思中，“什么都不会改变”曾占据过话语舆论。因为，许多当初反对体制的激进分子如今成了体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就像程巍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 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中所叙述的那样：那些曾在格林威治村放浪形骸、在街上高呼革命口号的哥伦比亚大学生，在毕业后不久，就以这副新面貌出现在了曼哈顿窗明几净的写字楼里；夜里则换上质地考究的休闲服装混迹于长岛一带，凭会员证才能进入的酒吧或俱乐部。然而，1998 年，已是成功人士的“红毛班迪”重返楠泰尔，试图向学弟学妹们讲述自己的革命历史，却在一片哄笑中被人结结实实扔了块奶油蛋糕在脸上。

或许，这，就是改变。

萧轶：1968 年，青年运动撞击了全球政治。从西欧到东欧，从美国到墨西哥，各个地方的运动表现有何异同？如何综合性地去看待这一全球性的运动图景？

理查德·沃林：这是一个经常造成误解却很重要的问题，各国的学生运动在逻辑与内容方面大相径庭，但也有一条共同的线索，即抗拒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与越战期间日复一日的暴行。战争中骇人的图景——比方说美军的地毯式轰炸与投放化学燃烧弹的行径——在世界范围内散播着恐怖。各国激进的学生群体大为震惊，并将自己对时局的沮丧转移到对本国政治的激辩中。

1968 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即便在西方各民主国家中也是独树一帜的，它让学生与工人联合起来，而这种联盟引发了大范围的罢工。到五月中旬，大概有一千万之众的示威群众占领街道，以此抗议当下的政治秩序。学生运动的另一条共同线索是对权威的反抗。反抗权威联结了东西欧的青年运动：在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学生和知识分子们强烈质疑国家机器的压抑本质，以此作为回应，苏军的坦克野蛮地镇压了“布拉格之春”，而在华沙，众多左翼学生遭到政府逮捕。事后回味，这一系列悲剧事件预示了苏联式的官僚共产主义的解体，倚仗坦克与士兵来维持民意的政府，在东欧各国最终不得人心。

萧轶：在“五月风暴”中，知识分子的地位收到冲击后，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进行了调整，这一调整过程是如何进行的？知识分子身份问题的调整，对后来的知识分子身份问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理查德·沃林：是的，1968 年“五月风暴”之后，法国知识分子们踏上了一条重要的灵魂探索之旅，重新衡量自己的角色。法国的作家与教师群体，不再认同知识分子以己之一言而行万民之志的“先锋队”角色。知识分子身份的调整，呼应了“五月风暴”中反抗权威的精神。人们在五月中旬就能预感到这种调整行将发生，彼时供稿给新闻杂志《新观察家》的萨特对学生运动领袖丹尼·科恩-班迪进行了采访。非同以往，萨特十分谦虚地提了几个很平常也很基础的问题，他不再担起那个已经习惯且颇为依赖的“普遍知识分子”角色。意识到自己与眼下诸多事件的“不合拍”，萨特把采访的舞台让给了科恩-班迪，并无私地给了后者阐发学生的公共要求与社会立场的机会。

正如我在《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遗产》一书中所言，类似情形同样适用于阿尔都塞在巴黎高师的学生们，他们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拥趸。经历了 1968 年夏天长期的自我拷问，他们不再以所谓“革命精英”自居，转而接受了毛泽东“到人民中去”的思想，重新衡量直接民主与平民政治的价值。

萧轶：如今的知识分子是否也面临着身份调整的问题？当下的知识分子面对右翼思想的崛起，以及互联网舆论民主化的崛起，知识分子身份该如何去调整呢？

理查德·沃林：你说得很有道理，当代极端右翼思想——尤其是在年轻人群体中——得以大行其道：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对互联网的巧妙运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着实改变了知识分子的角色，尽管不一定朝着好的方向。这样的发展趋势反映了眼下“高速社会”的需求；问题在于，对高速的执念阻碍了知识分子以往的干预模式，即持续的思考与缜密的考量。我们很清楚 Facebook 对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极影响，它成为了一种软性工具，使民意逐渐滑向特朗普那端。但无论如何，社交媒体已然成为了当代公民获取新闻与了解时事的主流媒介，我们必须确保 Facebook 与 Google 能更好地承担社会问责：“自由放任”的市场模式已然步入深渊，这些影响深广的社交网络在运营过程中更要充满社会责任感，兼顾社会效益。

萧轶：如今的社会似乎正在重估全球化遗产，全球有着朝向“部落化”回归的倾向。1968 年内的日常生活革命遗产，是否正在消耗殆尽？

理查德·沃林：这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令人担忧的是，当前欧洲所谓“新右派”的支持者们为了传达他们的理念，采取了与“六八一代”相近的策略：诉诸“政治舞台”以博取公众关注，给自己的政治道路渲染上“青年”色彩。但他们将当代社会的诸多谬误归咎于“六八一代”的失败。我并不认为那一代人的遗产已被我们“消耗殆尽”，68 年的精神遗产在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中——社会运动在当代社会中依旧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依旧充满活力。此处我主要考虑的是女权主义与生态主义运动。倘若回顾 2012 年，1968 的精神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西班牙的“愤怒者”抗议运动灼灼可见。（注：沃林在此似乎记错了，Indignados movement 在 2011 年 5 月 15 日。）

你谈到的回归“部落化”的倾向在当代社会已然是很显著的一股力量，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碎片化与无序感。这种防御性回应希望建立持久而连贯的秩序，以抵消全球化引发的传统社会与文化纽带的断裂；在此过程中，让回归“国族身份”在当前格外引人注目。全球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更为各国的政治权威所用以服务一己之私利。以我之见，回归“部落化”正是当代左派，或者说西方左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萧轶：左翼政治思想似乎面临着某种程度的焦点的丧失，由于社会重组而导致很难找到当年的左翼联盟的形式来重新激发对全球政治的重估反思。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重估政治思想的新时代？那么，该如何去重估当下的政治思潮呢？

理查德·沃林：西方左派的“焦点丧失”确实是 60 年代的一大产物。60 年代出现的“争辩逻辑”，不再和此前的工人运动那样具有“普世性”。恰恰相反，“争辩逻辑”转向一系列对特定方面的争论，比方说女权主义、生态主义、争取移民和同性恋的权利。这些争论是有价值的，也是我们应当为之斗争的使命，然而 60 年代的人们缺乏对经济层面上的正义与普遍“不平等”的关注。恰恰是这些问题，附带着强烈的报复情绪，重现在当代社会之中。

同理，60 年代的“文化争辩”潜藏着宗派主义倾向，并与“身份政治”眉来眼去：此等情形在左派内部引发了直到现在也无法调和的持久纷争。个人之见，这也意味着当代左派亟需克服宗派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的影响，并在“普世正义”的旗帜下——即解决右翼分子与社会平等的问题——重新团结左派运动。然而讽刺的是，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派，尽管标语响亮，却沦为了社会精英的玩物，与美国民主党无异。

萧轶：中国的革命道路在当年法国的投射，或者说 1968 年代的法国人通过一个想象的中国进行了一场政治运动，似乎应验着居伊·德波在“五月风暴”前后的政治口号：“让想象力夺权”。在中国，由于阿甘本的阅读热潮，居伊·德波的思想遗产重新被激活，甚至居伊·德波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遗产，成为很多年轻人想要效仿而不得的诱惑。您如何看待“五月风暴”前后的居伊·德波，及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理查德·沃林：真是有趣极了，没想到居伊·德波在中国有如此广大的读者，还对当代中国青年有这么大的影响。回到你的问题上来，有一点很重要，居伊·德波并无“亲华”主张，他推崇工人自治，在工厂实践直接民主的精神。1968 年五月兴起于索邦大学，随后在五月底波及到包括雷诺公司和南特的南部航空等工厂的“占领运动”——或称为“野猫式罢工”，即未经与共产党联盟的保守的法国总工会授权的罢工——就将这种直接民主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五月风暴之后，法国社会主义党的所谓“第二波左派”重新拾起这种精神，并得到了 1988 年到 1991 年期间担任密特朗政府总理一职的米歇尔·罗卡尔的支持。

居伊·德波的思想在“五月风暴”期间极富影响力，他的思想使“自由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得以兴起。革命不再仅仅事关物质条件与经济福祉，更涉及日常生活的问题。革命不但意味“对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指向“欲望革命”，获得欢愉，满足利比多的需求。

标语：想象力夺权

萧轶：前段时间，克里斯蒂娃被爆料长期以来一直是保加利亚的间谍，为共产主义组织常年提供服务。您在《东风》中对她着墨甚多，综合来看，您如何看待她在“五月风暴”中的行为，以及她在“五月风暴”中的影响？

理查德·沃林：真是谢谢你，这个问题太有必要了！正如你所预料到的，我对四月份爆出的这个新闻非常关注，毕竟在《东风》里我用了很长一章写克里斯蒂娃与《泰凯尔》（Tel Quel）杂志。事实上，尽管克里斯蒂娃长期与保加利亚情报部门合作，但她提供的情报并没有多少价值。这就像猫捉老鼠的游戏，只是克里斯蒂娃恰恰是“老鼠”罢了。我读过不少法译的保加利亚当局的档案，不堪的是，她堂而皇之地否认了自己的间谍活动，甚至控诉他人诽谤自己。如果说这份两百多页的档案只是几十年后人们为了诋毁克里斯蒂娃的清誉而凭空捏造出来的，然而在既定现实面前，实在是荒唐可笑。

整个丑闻，到头来要追溯到 60 到 70 年代——克里斯蒂娃作为托多尔·日尔科夫政权支持者的种种行径。她与《泰凯尔》杂志的众位编辑一道，支持华约组织在 1968 年 8 月对布拉格的侵略。对五月学生运动，她不甚同情，《泰凯尔》杂志也在运动之初站在法国共产党那边，蔑称学生们只是“享受特权的小孩子”而已。后来在 1972 年，在他们塞纳河左岸安逸的编辑部，《泰凯尔》杂志也为慕尼黑奥运会惨案辩解——恐怖组织残忍杀害了 11 个无辜的平民。但令人不安之处在于，克里斯蒂娃不仅大为支持苏联卫星国之中政治最为压抑的保加利亚政权，在这样一个反对极权政治、左翼思想振臂高呼的时代，她依然试图为象征国家暴力的那种意识形态提供合理说辞，将她的命运与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威权传统牢牢绑在一起。

克里斯蒂娃

萧轶：“五月风暴”是否可以说它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语言的资产阶级掘墓人反而成为资产阶级合伙人，最终埋葬的也并非资产阶级，反而是资产阶级内部的非资产阶级意识。

理查德·沃林：个人认为，“五月风暴”还不至于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但这场运动启发我们，为了保持与现代社会的相关，马克思主义需要“修正线路”。其实人们对“修正线路”的要求不应该感到意外，鉴于马克思主义是对 19 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的反动，其发展也是在对集中于工厂之中的压抑与社会控制的批判中得以实现的。彼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然而 20 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情形发生了根本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欧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以及工会运动，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因此得到了极大改善，中欧与西欧各国的工人们得以加入中产阶级的行列。

“五月风暴”与运动的思想中坚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捕捉到马克思主义中的“异化”概念，并将对“异化”的分析从工厂转移到文化领域与日常生活。这种转变在居伊·德波对“景观社会”的批判中已然清晰可见。在“景观社会”中，文化塑造并决定公民的需求与欲望，沦为所谓“大众文化”或“文化产业”。正因如此，“五月风暴”采取了“日常生活批判”与“欲望革命”的形式。

萧轶：在书中，您写到了当时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提出“生活在真实中”，东欧也提出了“生活在真实中”，这两个来自不同环境下的“生活在真实中”，有何异同？似乎西欧对“生活在真实中”的实践，后来被论述为这导致了大众的虚无？

理查德·沃林：对“本真性”的追求联结了 1968 年东欧与西欧的青年们。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产业”近乎极权政治的统治之下，青年们意识到日常生活极端缺乏“本真性”，这种认识成为反抗运动的一大动因。广告工业与大众文化传递的“景观”调节着日常生活，这也正是“景观社会”的由来。我们不妨说 1968 年青年运动的反抗对象是生活的“全盘商品化”。

瓦茨拉夫·哈维尔在 80 年代提出的这句口号，“生活在真实中”，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大众传媒上谎言铺天盖地的“后真相”时代尤其如此。如果不能让政治领袖们坚守真理，人们就必然遭殃。因此 60 年代对“本真性”的追求是留给当代的极其宝贵而且厚重的政治遗产。

萧轶：“五月风暴”是否某种程度上具备终结古典意义上的革命形式、知识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态？知识分子在“五月风暴”中也开始告别古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角色，并且后来也告别了古典意义上的革命激情。

理查德·沃林：在我看来——如果我没有误解你的问题——到 1968 年，“古典意义上的革命形式”，即以职业革命者组成的“先锋政党”为中心的列宁主义革命模式，已告破产。“六八一代”也察觉到了这个状况，这让此次运动具有其“历史意义”：他们明白“革命”这一概念必须重构。革命要成为直接民主的、平民化的草根现象，从而抗衡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僵化的官僚体制。

同时切记，1917 年布尔什维克的夺权革命是建立在对欧洲各国将会步俄国之革命后尘的认知之上的，换言说，俄国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之中最弱的一环。然而，欧洲并没有爆发类似的革命。不妨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背了黑锅”，他们独自承担革命重担，被迫进行革命的即兴演出，在一场几乎要输掉的灾难般的内战之中，列宁出台新经济政策，重新引入市场经济的机制。上述所有，说明了布尔什维克模式也许是适应俄国国情的；但在全球范围内，这种模式是失败的。在“六八一代”年轻人“智慧”的明眸中，列宁主义的政党结构除非通过武力强权，无法嫁接到欧洲各国。1968 年是苏联修正主义终结的开端。尤其是 68 年夏天，华约的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也碾碎了人民对政治的信任。

萧轶：在书中，您说“五月风暴”之后的激进政治强调本真性与自我实现的理想，但这种社会论战的新逻辑的必要组成部分需要创造可供选择的话语和空间：一个类似的城邦或公民社会。这句话是否可以这么解释，在缺乏公共空间的非公民社会，古典意义上的革命形式依旧无法告别？

理查德·沃林：这是一个精彩的问题。我仍然相信，当代革命需要重新把握并复活公共空间或者公民社会。对两者全然罔顾的革命，注定是失败的。因为它没有在社会范围内获得赖以维系其成功的广泛合法性支撑。自下而上的革命，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前提，将无异于那些非法的“起义”或者政变。并不是只要夺得权力，新政权就理所应当的具有合法性。政治合法性来源于下层民众，以此表达“人民的意志”。这正是卢梭“主权在民”的核心主张。1968 年五月的反抗运动，在很多方面就是为了在一个政治精英与技术寡头将“理民之事”视同私事的时代，重新把握并复活卢梭的主张。

萧轶：今年法国的学生运动再度爆发了占领学校的运动，而这场运动恰逢马克龙政府预备借助纪念“五月风暴”来完成某些社会意愿，换句话说，借助对历史的纪念来达成对未来的掌控。然而，学生借助各种运动反击了马克龙的计划。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学生打出的口号里有“你想让它和 1968 年一样成果寥寥吗”和“去他妈的 1968 ”等宣传语。我们该如何去理解今年法国学生喊出的这些口号？

理查德·沃林：过去 12 年里，大部分的法国学生运动都具有“社团模式”，也就是说，与 1968 年“五月风暴”为社会谋求普遍进步的革命需求不同，当下的学生运动更“纯粹”，专注于改善大学条件。人们自然可以对学生运动的需求与目标抱同情态度，毕竟马克龙的教育改革是为了将大学课程纳入“合理的流水线”中。同理，人们也可以认为，当代学生不过是另一个社会利益团体，希望在社会经济的全局中多分一杯羹罢了。

马克龙借纪念 1968 年的成果以达成对未来的掌握，这确实是种妄想，不过是转移视线，不甚真诚的“烟幕弹”。但这只是他整体大局——合理化马克龙式的技术寡头政治对法国就业市场与教育制度的改革——之中的一小部分。颇为讽刺的是，68 一代革命者们对法国社会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正是 50 到 60 年代盛行的经理式技术寡头统治。埃马努埃尔·马克龙却披着这身“复古外衣”行其为政之道，无怪他在法国各界的支持率陡然下跌了。

“五月风暴”时的街头标语

萧轶：在您看来，“五月风暴”留给 21 世纪的最重要遗产是什么？它对于当下中国，是否存在某些方面的社会遗产？

理查德·沃林：“五月风暴”最重要的遗产，是它以自下而上的直接民主精神对合法性缺失的社会政治权威的迎面挑战。所谓“合法性缺失”，意指政治精英们高傲地认为自己凌驾于“人民的意志”之上，导致民众发现他们不仅被边缘化了，还被剥夺了直接面对上层精英的沟通渠道。1968 年 5 月，仍旧是当代政治社会发展的一大拐点与一个断层：在此之后，蓬皮杜或戴高乐式的“旧制度”销声匿迹。“五月风暴”给了西方社会深刻的教训：美国的政治领袖们认识到他们无法发动一场在国内政治与社会层面上免责的对外战争。在中国，我们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中国的领导人由此知晓政治合法性不可或缺的一大评判标准，在于政府是否清楚认识并积极回应民众的诉求。

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美国政治思想史家，著名国际左翼学者，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历史、比较文学和政治学杰出教授，著有《存在的政治》《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文化批评的观念》《海德格尔的弟子》《非理性的诱惑》《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遗产》等多部作品。

萧轶：最后一个问题，您在中国的形象似乎一直被媒体塑造为美国左翼的中坚力量。但我看您的其他著作，或者在西方报刊的文章，尤其是在《洛杉矶书评》上写的《Dreaming in Chinese》，您似乎与西方当下的左翼阵营有着很大的冲突感。您自己如何定位自己的思想？1968 年的政治遗产，是否也对您个人的思想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理查德·沃林：我始终保持自己左派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坚信左派的政治行动与诉求，但我并不是“新左派”的一员，换言曰，我并不是“革命浪漫主义者”。从历史角度来看，否认革命浪漫对诸多政治暴行的责任是非常愚蠢的。我们的政治诉求，应当指向一个富有生机的公民社会，一个由活跃的公民共同塑造的沸腾的公共政治氛围。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公民们能够向当权者直言他们的需求与利益。倘若回归古典共和政治的理念，我们需要的是“法治”而非“人治”。只有对法治尊崇，才能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得以维护。反之，“人治”会冒着将异议诉诸个人裁决的风险。“五月风暴”最高贵的政治遗产之一，正是力图让政府对公民集体的要求负责。

本文原载于《经济观察报·书评》2018 年 5 月 2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