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 书籍走私史

3 月 16 日伦敦街头，一群立陶宛人穿城而过，他们来自维尔纽斯，背着沉重的包裹，不是香奈儿或塞琳新款的透明塑料袋。没有人知道这些或灰或白的包裹里装着什么，路人投下沉沉的目光，仿佛在看东欧毒枭，间谍，密探。但那些立陶宛人在西方注视下微笑，谈论，时而用立陶宛语，时而用英语，这个国家过往的沉默与创痛，在他们的步履中破碎：他们进入地铁站，影子随着他们走下楼梯慢慢拉长，黑魆魆的，像一行一行的诗，而这些诗行，英文译作中的维尔纽斯和在沙俄，苏联与第三帝国阴影之下的书籍走私的历史，是他们带给 4 月 10 日到 4 月 12 日伦敦书展波罗的海特展的礼物。

书籍走私者雕像

本期外刊精选，从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摘选文章，探讨立陶宛书籍走私史与帝国、权力与文字的勾连与反抗。如果国都和圣殿毁于战火，语言和记忆灭亡于政治铁蹄，只有筚路蓝缕的记忆重建与喃喃自语中的爆发才能让私人的痴呆与公共的迷狂烟消云散，让恸哭与隐忍拥有意义。立陶宛的作者们，见证了人性野马般的梦，交织着尘埃般的脆弱，提笔赋予存在最为深沉而沧桑的底色。

“What a Country” By Catharine Morris published in TLS (March 28, 2018). 

一. “这是什么样的国度呀！” 

作者：凯瑟琳·莫里斯；讲述人：克里斯缇娜·萨巴莉奥盖蒂 发表于 TLS (2018 年 3 月 28 日)

立陶宛作家克里斯缇娜·萨巴莉奥盖蒂，1974 年生于维尔纽斯，2002 年起定居英国，但依旧用立陶宛语写作。英国生活并没有阻碍她写出当代立陶宛文学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万物之林》 四部曲。这部皇皇巨著记录了从 1659 年到 1795 年一个立陶宛家族的历史变迁：伦敦的生活，正如她在接受罗西·戈德史密斯的采访中说，“是写作的催化剂，让我重新发现到那些湮没在立陶宛生活惯见里的细节”。戈德史密斯认为，作者对历史的关切，让作品仿佛和希拉里·曼特尔的《狼厅》系列产生了精彩的共鸣。

3 月 16 日，是立陶宛 “图书走私者纪念日”。萨巴莉奥斯卡蒂身着发皱的白衬衫，花呢上衣，玄色刺绣长裙，颇具旧时走私者风致，在伦敦中心讲述那段隐秘历史投在当下的剪影。

1795 年，俄、普、奥三国第三次瓜分波兰宣告了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灭亡，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无情地镇压了 1831 年与 1863-1864 年两次起义，并在 1865 年宣布查禁立陶宛语刊物，人们可以用立陶宛语日常交谈，但出版、写作是被严令禁止的，孩童们也被送往用俄语教育的小学。沙皇政府以东正教取代天主教的强制改宗打开了图书走私偷运的闸门：萨莫吉希亚主教莫蒂埃尤斯·瓦兰修斯将钱汇到普鲁士，以期刊印并运回一些天主教书籍，拉开了立陶宛书籍走私史的序幕。除了立陶宛语宗教文学，小册子和童书也被列入偷运名单，大部分书籍从普鲁士走私而来，也有一些取道美国出版商。

克里斯缇娜·萨巴莉奥斯盖蒂

3 月 16 日，是“走私皇帝”尤尔吉斯·比耶里尼斯的生日，他同时也是瓦兰修斯主教的好友。照片里晚年的他看起来有些吓人，大胡子，长长的手杖，野人似的，但实际上他毕业于里加大学，是个精通四五门语言的知识分子，那副无知农民的扮相只是他对付铁路宪兵队的伪装。后来，比耶里尼斯组织起一个千余人书籍偷运网络，他们徒步穿过边境，把装着书的背包放在教堂或者旅馆这类地方。偷运绝非毫无风险，恰恰相反，被揭穿的走私者如果试图逃跑，往往会被就地枪决，而被活捉的人则将领受鞭刑，或遭受五年以上的牢狱之灾，或流放到西伯利亚。一些立陶宛神职人员通过把书放在棺材或者装蔬菜的麻袋里来帮助偷运。越是看着和蔼可亲的人就越适合去做走私，偷运大军中也确实不乏风烛残年的老太太。

这场跨阶级的书籍走私运动自下而上地影响着立陶宛贵族社会，原来说波兰语的贵族开始学习立陶宛语并转而支持运动：在他们看来，这场运动“事关国运与民族的反抗”。沙皇的禁令由此变成了一纸空文， 萨巴莉奥斯卡蒂谈道，19 世纪末，连沙皇警察都成为走私共谋。在走私网络里颇具声望的萨里亚莫纳斯·巴奈提斯，有一次把书藏到猪圈里，当他看到猪在书堆里嚼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时，不禁慨叹，“这是什么样的国度！连猪猡对文学都胃口大开。” 1904 年禁令取消后，巴奈提斯成立了第一批立陶宛语出版社，首批发表的作品中就有《哈姆雷特》的译本，从而打开了引进西方文学的大门，1918 年他作为 20 个代表之一，签署了《立陶宛独立宣言》，自由的出版“宣誓独立伊始立陶宛经典文学的破晓，先锋派小说比方说文卡斯·米克莱茨-普蒂那斯的《在圣坛阴影下》登上舞台，还有新诗与剧作者，一切的一切层出不穷！”

“走私皇帝”尤尔吉斯·比耶里尼斯

但正如萨巴莉奥斯盖蒂所言，取消禁令绝非朝夕之事，苏俄时代接踵而至，人们被迫重新走上走私之路，“苏联政府并未禁绝甚至鼓励使用立陶宛语：作为农民文化的象征，立陶宛语与贵族通用的波兰语的对立，苏联占领者试图以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让立陶宛和它波兰式的过去诀别，以农民阶级反抗贵族的阶级斗争叙事来重构立陶宛的身份”：尽管立陶宛语的使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审查制度依旧无孔不入。托马斯·文克罗瓦在文字中观照并揭示了这个时代：这位当代立陶宛在世的伟大诗人出生于短暂的独立时期，在政权更替后目睹了“审查制度下的教育，被驱逐的教授，反抗与压迫，地下与私人出版社，政治上的异见文学”，最终选择流亡到西方世界。

图书走私作为镌刻在立陶宛民族心态的文化象征，体现在国民对阅读的渴望；文学让立陶宛人在大肆渲染和流言蜚语中保有理智，认清来处，《席尔瓦·利朗》这部历史小说巨作，也是克里斯缇娜·萨巴莉奥斯盖蒂的“历史走私”，她的文字穿过历史和惯见的长廊，为读者重现波兰—立陶宛联邦时代，“往昔的帝国在苏联的叙事中沦为贵族统治下的颓败与衰弱，但其实那时的我们有一个共和国，那里有规范的民主，议会与一时的煊赫。”

David E. Fishman, The Book Smugglers: Partisans, Poets and the Race to Save Jewish Treasures from the Nazis. 节选自 TLS ，2017 年 11 月 29 日

二、书籍民族

作者：安娜·卡特里娜·沙夫纳 Anna Katharina Schaffner 

当我们讨论纳粹德国和那些死于暴行的亡魂时，正邪的分野便十分清楚。与第三帝国的对立行动依旧是现代英雄行为的范本，反抗者的形象也成为当代文化想象中的巨人，因为那些挺身抗争法西斯暴政的人们往往要冒着性命之虞，来捍卫他们的人道信仰与政治判断。

大卫·费什曼在《书籍走私者：党派人士，诗人，从纳粹手上拯救犹太珍宝》里记述了一群无惧死亡，舍身冒险的维尔纳（现在的维尔纽斯）犹太诗人和学者，他们为之赴死的事业显得非比寻常，不为别的，而是为了保护手稿与书籍。除了屠杀欧洲犹太人，纳粹分子也对犹太文化遗产执行最后解决令，不可胜计的图书与文物或被抢掠，毁坏，或被没收，转运到法兰克福的“犹太问题研究所”：在“犹太研究”工程的扶持下，研究者们希望借此了解犹太死敌的风俗与习惯，并为欧洲范围内的大屠杀寻求所谓科学依据与理论。

维尔纽斯原属波兰，但此后苏联开拓东方疆界，并根据 1941 年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将其划入德国领土。作为东欧犹太文化中心，这座“立陶宛的耶路撒冷”自然成为了罗森博格别动队——纳粹负责掠夺文化珍宝的特别机构——的抢掠乐土。纳粹喉舌《维尔纳总报》对别动队有一段触目惊心的描写，“对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分子的政治及军事行动伴随着对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我们不仅仅要击败敌人，更要了解他们的本性，意图与目的……别动队的成员就是科学研究的先锋。”

罗森博格别动队

尽管维尔纽斯犹太文物诸多，但因为别动队成员缺乏希伯来文和犹太文化的专业知识，他们无法一一过筛，只能依据当地专家对这些图书和手稿的鉴别意见来决定是否值得掠走。1942 年，一批寄居于维尔纽斯犹太居民区的学者和作家因此被征召，其中就有史莫克·卡泽津斯基与亚布拉罕·苏茨克维尔，他们被迫为“维尔纽斯犹太科学研究所”工作。这座犹太区外的研究所内已经堆积了大量的文物。尽管冒着被处决的风险，“文件兵团”的成员只要有机会就会违背命令，把手稿夹带出去。长此以往，他们抱着战后这些手稿和书籍能够重见天日的希望，将成千上万的文件转移到犹太居民区。

费什曼鲜活而直见人心地重现了那些勇者的历史：信件，日记，回忆录，包括对“文件兵团”幸存者的采访构成了最丰富的素材。那些男男女女坚信在犹太区，哪怕幸存都是种奢侈，但也有些微的希望能得以保守他们的文化遗产，他们同样相信“一个族群的灵魂在于它的书籍和文本”。这样的英雄主义潜藏在费什曼指称的“存在呐喊”之中，“文学与文化是比任何个人或者群体更为伟大的终极价值”。苏茨克维尔写道，

“也许这些文字能够幸存

它们也许还能看到熹微的晨光

也许在命里注定的一瞬，

它们会意想不到地绽放？

如同初时的青芒，

变成挂穗的稻杆，

润物的文字，

归夫，归夫

回归那永远在流亡的民族。”

史莫克·卡泽津斯基（左）与亚布拉罕·苏茨克维尔（右）

1943 年夏天，“文件兵团”宣告解散，不久后，成千上万的犹太区的居民被席卷着流放到爱沙尼亚和特雷布琳卡的劳动营，或是被送到博纳尔附近执行最终处决。大部分“兵团”成员不幸遇害，而苏茨克维尔与卡泽津斯基加入了苏共，另有一些人移民海外得以避祸。但哪怕熬过了纳粹的屠戮，苏占时期无组织的屠杀与处决以及官僚政治的压迫令幸存者的恐惧阴魂不散。经历了多年的反抗，苏茨克维尔与卡泽津斯基终于在维尔纽斯建起犹太博物馆，馆藏中就包括他们战后重新发掘出来的珍宝，比如犹太律法卷，维尔纳犹太教典学者的石棺碑文记录，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手稿，以及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兹尔的日记。

但两位诗人很快意识到这些馆藏珍宝很难逃过苏联人的魔掌，于是他们又冒着危险把这些文物偷运出维尔纽斯。他们希望这些文件能够平安到达纽约，在那边“维尔纽斯犹太科学研究所”的前所长马克思·魏因赖希于 1940 年组建了新的机构。几次跨越边境险象环生，期间多亏魏因赖希奋力游说，才确保这批文件顺利抵达。后来，别动队掠往法兰克福的文物很多也悉数到达美国。费什曼的洞见赋予战后立陶宛犹太人偷运史以政治与伦理的复杂层次，而正是这种纠葛让他们的行动卓越超凡。

偷运到犹太区的书

《古兰经》中的犹太人被称为“书籍民族”，近 2000 年的流亡迫使犹太人塑造一种宗教与文化的“自我认同”，但这种认同的形式也必然是流亡的。在 2016 年出版的《书籍与民族》里，亚当·基尔希写道，“圣殿的覆灭推动着犹太文化从以庙宇为基础到以书籍为内核的转化，书籍，尤其是律法书和法典有效地取代了庙宇与纪念碑的文化地位。”书籍在笼罩维尔纽斯犹太区的阴云中撑持着人们度过无算的苦厄，也提供给他们一种逃离。在“文件兵团”拯救出来的文件之中，就有犹太区图书馆馆长赫尔曼·克鲁克的日记。克鲁克是一个事无巨细的记录者，也是走私行动智识上的大建筑师：大量手稿被偷运回犹太区的图书馆深处。在图书馆的公共开放区有一个公告，上面写着，

“书籍是犹太区唯一的慰藉

它让你忘却现实的哀伤

带你到犹太区外面遥远的世界

使你在饥馑之时恢复淡然

书籍永远对你真诚，请你也对它真诚

请守护书籍，我们的精神宝藏”

克鲁克在日记里写道犹太区的很多居民如瘾君子一般读书，而他自己就是毒品贩子，“世事维艰，与其说大家都在读书，不如说自我陶醉四处弥漫，有些人在最艰难的时候只是死抱着廉价的侦探小说读个不停，另有有识之士则挑其他的书来看”。令克鲁克失望的是，犹太区居民们借的最频繁的书只是些低俗小说，人们频繁借阅的书还包括埃德加·华莱士的犯罪小说，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还有维基·包姆的德语罗曼史。福楼拜，高尔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恰恰相反，一直以来无人问津。克鲁克说，孩子们是犹太区最热情的读者们，他们的需求早就超过了少得可怜的供给，有好多孩子为了读书甚至不惜去偷去抢。

“Uncovering Lithuania’s Hidden Relics” By Kristina Sabaliauskaitė, published in TLS April 9, 2018. 

三.“重现立陶宛的遗迹” 

原作者：克里斯蒂娜.萨巴莉奥斯卡蒂，发布于 TLS 2018年4月9日

19 世纪中叶的立陶宛历史注定了立陶宛语历史小说的骤亡，1864 年起义失败后，沙皇俄国严令推行政治压迫与“俄化”政策，禁止立陶宛语与拉丁文字的教育与书籍出版。

文卡斯·皮埃塔利斯写成了出版禁令时期的第一部立陶宛语历史小说，他的“浪漫—爱国主义”三部曲叙述了中世纪立陶宛大公阿尔吉曼塔斯的往事。重鼓舞民族意识而轻文体实验的写作潮流在短暂的立陶宛独立时代依然占据主流；二战后，苏联占领立陶宛，严苛的审查强迫历史小说套上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史观和社会现实主义囚服：如此肃杀的氛围无疑预示着杰作的绝迹。

1991 年独立后，立陶宛历史小说一度延续着提振民族精神的“使命”，在主题上模仿时下的畅销小说，写一些艳情与冒险，少年成长故事和中世纪的勇士传说。但人们逐渐认识到小说需要生动崭新的形式。过去的 20 年见证了历史小说的井喷，小说中人物的存在渐染上了哲学的思辨色彩。作者们再度揭开纳粹与苏占时期遗留下的伤疤，马里乌斯·伊瓦什科维休斯  2002 的小说《格林一家》和加拿大籍立陶宛作者安塔纳斯·斯莱卡 2011 年的作品《地下》重审苏占时期在政治莽原中委身自保的立陶宛民族党人；斯基塔斯·帕鲁尔斯吉斯的小说《黑夜与随从》则唤起纳粹种族大屠杀的阴影； 格里高利·卡诺维奇的《小镇情歌》 重现了战争中失落的立陶宛犹太世界；塞族人在流放中的恐怖潜行在《纽约时报》年度畅销书鲁塔·塞佩提斯的 《灰色阴影之间》；达利亚·格林克维修特的回忆录经典《苔原阴影》 重新赋予那个被遣往塞尔维亚的立陶宛女孩以真实的声音。

苏占时期的维尔纽斯

评论者们说我的《万物之林》四部曲开当代立陶宛历史小说的先河，这怕是谬赞了，它只是在时代的焦虑中“在场”罢了：我想通过写作祭奠那个在 1795 年灭亡的波兰—立陶宛联邦，与昔日那个文化多元的世界。19 世纪的两次复国起义均告失败，黍离之悲绵延在几代人的记忆中：失败的怅惘和民族的哀矜在苏珊·桑塔格（她是立陶宛犹太人的第三代后裔）的最后一部小说《在美国》中亦明灭可见。沙俄和苏联企图在立陶宛人的记忆中抹去他们的国家观念和对曾经兼具东方风情和欧陆印记的文化盛景的追忆，我便试图用小说来追记这 150 年间四代人所见证的繁华与崩溃。我感到作为作者，我有点像安提戈涅，只是她的责任是埋葬兄长，而我则是重现存在，拨开数十年来宣传与审查的迷雾，重现那个依旧汩汩流淌在我们文化血脉中的故国风物。

在这方面，我和我的同胞切斯瓦夫·米沃什可能会有一些共鸣，他认为当代社会对写作的需求，就是从湮灭的深渊之中挽救可能散佚的人、物、与记忆：他们在小说中重现，他们的生活在口语相传的史诗中重生，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不正是如此，才越过了回旋险阻的时流吗？我的祖父是一个博学的叙事者，在他讲述的故事中我寻到了祖先的印记。小说里大部分角色都有真实的背景，他们的生活波澜壮阔，有幻想成为圣徒的小修女，自由派的大学生，有将亡妻的发绺铸进自己造的每一口钟里的法国铸钟匠，还有与瘟疫奋战的犹太医生，改宗犹太教的妻妾成群的国王，加入立陶宛耶稣会的大学教授，也包括在伦敦过了五年，与一个英国女人有染的共济会教徒，和嫁入豪门的美丽的卡拉依姆农民。他们从世界与社会的各个角落来到这里，法国人，苏格兰人，英格兰人，德国人，犹太人，荷兰人，卡拉依姆人和鞑靼人：而流浪的立陶宛人的故事也将整个欧洲大陆与英伦三岛铺陈在我面前。但每个人物也有各自的家庭，他们咀嚼着生死疲劳，经历着一波三折的复杂情感与激荡的矛盾冲突。

历史的叙述者不是为了展现套着古典外衣的当代生活，这只是一场哗众取宠的盛装舞会，作者要努力赋予历史事实以存在的维度，赋予历史人物以生活与命运：客观的零度历史欠缺的丰满宣示了文学的胜利。是文学让我们在过往里发现情愫，在往生中找到同感，照亮我们的来处与真实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