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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9奥威尔的 “不检之行”
单读
在这面具底下藏着的奥威尔，在日记里写着生活琐事。然而，奥威尔的过去恐怕并不完美。也许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再也找不到像奥威尔那样一针见血的政治良知，但不必自惭形秽，奥威尔在我们这里也能学到什么是检点。今天这两篇充满着奥威尔八卦的外刊选读，由单读实习生陈儒鹏编译。
“布莱尔住在维根镇上一个工人阶级聚居区，当地共产党帮助他解决了住宿问题……他参加了由沃尔·哈宁顿组织的当地的共产党集会……从生活习惯来看，他似乎是一个作家，或和文学圈子沾点边，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写东西……布莱尔在当地收集资料，包括教堂、酒馆以及人口数量，他每天收到的信件多得出奇，还经常询问这里的工业、煤矿和工厂状况，并计划前往维根矿区。”——约翰·达夫给维根警方的秘密报告，1936 年 2 月 22 日
“沃尔·哈宁顿先生是一个拙劣的演讲者，只会拿社会主义雄辩家的套路与边角料来滥竽充数，伦敦东区口音也很不地道（又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者外衣的小资产阶级），但他竟煽动了所有人。”——乔治·奥威尔《通往维根码头之路》创作日记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 1930 年代那样，鼓动着文人们将文字抛向政治的修罗场里：正如斯蒂芬·斯班德所说，“作者们要在现实面前迎上去，在形式上大费周章的实验时代已被证明了无生机”。阿多诺对“艺术自治”的断言成为了现实：“自治的艺术隔绝了外在的世界，同时质疑现实在艺术中的优先地位，于是艺术和艺术品站到了它们自己的对立面，自洽的‘自治艺术’包含着自我分离的矛盾。”
那在手稿背后的作者们呢？作为身份的“作者”只是一个弥天大谎。在这面具底下藏着的奥威尔，在日记里写着生活琐事，高呼“让国家的宣传好看一些”，也抱怨着“这玩意净在扯淡”。在《1984》里不啻以最大的恶意来揣度“老大哥”的奥威尔，在 MI5 的档案里只占了薄薄的 30 来页纸，比起密探们为“奥登与伊舍伍德”费尽心机攒下来的皇然巨著，确实少得可怜。二战后，他还为“情报研究部门”搜集苏共情报，“奥威尔老大哥注视着这个世界”。人们也许会疑惑，会困顿，但文人的“正直”是放在作品里的，温斯顿流下的热泪，未熄灭的良知，文稿顶着政治浪潮高呼“文人是隐秘的立法者”的风骨，这些是我们可见的正直。
除此之外，作为读者，尤其是奥威尔的传记读者，我们肩负着另一种责任，即“隐秘的正直”：我们要承认自己所知甚少，但也要不偏不倚地重新看待这个道德偶像、文化超人，公允地在私人道德与公共政治之间寻求平衡：历史不是小说，但充满叙事，在宏大的元叙事崩塌的解构时代，“隐秘的正直”让读者在重估一切价值之后，获得行动的尺度与导向。也只有这样，我们才配得上埃里克·布莱尔/乔治·奥威尔对人、对生活的忧与爱。
蜡像馆里的乔治.奥威尔
一. 被埋葬的信件
作者：D.J. 泰勒（原载于 TLS，2017 年 7 月 6 日）
2000 年左右，在为《奥威尔传》前期的研究准备期间，我在萨福克郡的索思沃尔德小镇暂住了几个星期。之所以去那边租一间临海的屋子住下，是因为我觉得此前的传记作者，似乎低估了这片海滩在奥威尔早年生活里扮演的角色，尽管他自称对索思沃尔德感情淡薄，《牧师的女儿》里的索思沃尔德，“奈普山”更是一个势利与心机的巢穴。但正是在这里，奥威尔断断续续和他年迈的父母度过了近十年的岁月，也正是在这里，一位当地女子学校的体育老师拒绝了他的苦苦追求，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里和自己的老朋友丹尼斯·柯林斯还有一位名唤艾琳诺·杰奎斯的女子闹了场《朱尔与吉姆》式的三角关系。
在 30 年代的相片里，艾琳诺高挑活泼，还有一头乌黑的长发，其中一张照片里的她，在索思沃尔德海滩上笑得很灿烂；旁边是身着花呢外套的奥威尔，一只手端着雨衣，另一只手则抚摸着一条狗。在彼得·戴维森编写的《奥威尔全集》第十卷里，读者们可以察觉到奥威尔追求艾琳诺的蛛丝马迹。譬如在 1932 年的一条笔记里，奥威尔写道：“最亲爱的艾琳诺……请千万别忘了周二两点十五分 在史密斯书店的约会…你若确实爱我，可别变了心。”在 1932 年秋天的一封信里，奥威尔回忆起和艾琳诺散步在布莱斯河畔的时光：“那天我们穿过布莱斯小屋旁边的树丛，你还记得吗？那里铺满了青苔，我可会一直记得，黑黢黢的青苔映衬着你白皙的身子。”文评家们也因此推论，《1984》里温斯顿和茱莉娅露天嬉戏的经典场景，正是脱胎于萨福克郡的草丛深处。
乔治.奥威尔与养子理查德.布莱尔
1932 年秋，那个沉浸在回想里的乡村情郎奥威尔，回到米德尔赛克斯的海耶斯镇，靠着在一所蚊蝇遍地的私立寄宿学校里教书来维持生计。他也在静候自己的处子作《巴黎伦敦落魄记》出版面世。1932 年 11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他和艾琳诺在伦敦幽会，两人在老维克剧院外碰头。四天后，奥威尔在一封信里苦苦哀求能和艾琳诺星期天一起去乡间旅行，但信里并未提及这段情缘还有继续下去的可能，“如果你不想这样，就随你心意，尽管我希望能继续走下去。”哎，那时候索思沃尔德的风言风语，传着艾琳诺似乎去意已决。果不其然，她和丹尼斯·柯林斯在 1934 年初操办了婚礼，然后就到远东去了。
确认这些信息真实可靠后，我就尝试联系艾琳诺和丹尼斯的长女苏珊娜。那时她住在通往索思沃尔德小镇公路旁边一幢大房子里，生活朴素，为人谨慎，也很和善。她回忆起 1950 年她母亲听到广播里奥威尔去世的消息后泣不成声的样子，还提到母亲那时候拒绝嫁给奥威尔似乎是因为“他要么过于愤世嫉俗，要么就太轻慢戏谑”。具体到家里有没有信件尚未收录进戴维森版的《奥威尔全集》，她也毫不犹豫地表示可以提供帮助，但因为施工队的人还在书房，我没法进去。工人们离开后，她整理清楚父亲遗留的文件：这似乎在暗示我，天晓得蛛网中的旧文字里藏着多少奥威尔的索思沃尔德印记呢？
我还有种直觉，苏珊娜知道的一定比我已经见到的要更多，所谓施工队不过是让我另觅他途的托词罢了。后来我又拜访了几次，施工队还在那边，他们恐怕一直都在。2003 年，时值奥威尔百年诞辰，我的《奥威尔传》得以出版，苏珊娜帮了很大的忙，从家族相册里翻出来好些老照片，还登台亮相《南岸秀》帮忙推广这本传记，但那间书房依旧大门紧锁。后来到了 2008 年，我得知苏珊娜去世了，几个月后，伯汉姆拍卖行打来电话说丹尼斯·柯林斯的那些文章会流入市场，叫我过去看一下拍卖行的检察人员有没有漏掉什么重要的东西。
1945年的乔治.奥威尔
丹尼斯生前是新加坡莱福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一位知名的人类学家，他遗留下来的文件确实反映了他的兴致所在。那些东西其实一大半是照片，拍的要么是剑麻田，要么是非洲游牧部落在照看牲口。但我能零零碎碎地找到几张 30 年代在萨福克野餐的旧照，或是在乡间花园照片的角落里看到奥威尔纺锤一样苍白的身子。丹尼斯的父亲，老柯林斯那时候是雷登地区诊所的全科医生，丹尼斯保存着他的问诊记录，奥威尔看来是诊所的常客，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我告诉伯汉姆的人，奥威尔的死忠一定会非常喜欢这些文件，但苏珊娜暗指的那些散落的奥威尔宝藏依旧不见踪影。
过了两天，伯汉姆的员工又打来了电话，她气喘吁吁地问道，“苏珊娜的房子整个清空之后，她家人好像在房子的木棚里发现了一个浅黄色信封，上面是艾琳诺的笔迹，‘我死后务必烧毁’”——这个信封里肯定藏着奥威尔在 1932 到 1933 年期间写给艾琳诺的 19 封信，我之所以如此笃定，是因为不仅是我，还有所有做奥威尔研究的学者们，都没见过这 19 封信。1960 年左右，艾琳诺去世后，它们在木棚里躺了得有近 40 年了——“您有没有兴趣来看一下，兴许能广而告之呢？”
我仿佛变成了弗莱克斯曼，那个《让叶兰在风中飞舞》里的旅行推销员，在不容有失的机会命中注定般浮现之时，惊叹道：“我的天，你还问我有没有兴趣？”我立马打电话给彼得·戴维森，他整个人都惊呆了。但接踵而来的事情很奇怪，《每日电讯报》刊登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文章，追踪了这些信件重见天日的历程，但文中引述的都是些早就公之于众的内容，后来伯汉姆那边打来了第三个电话，这次他们没那么客气，直截了当地说不会拍卖新发现的奥威尔信件。在一开始互通的一两封邮件里，苏珊娜的侄女也很热情，但后来只剩下阴森的沉默。奥威尔的养子，同时也是他作品的版权所有者，理查德·布莱尔致电伯汉姆拍卖行，询问自己能不能查看这些信件，但电话那头的回答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不关你事”。
乔治.奥威尔与养子
之后线索就都断了，在剔除了所有与索思沃尔德相关的内容后，丹尼斯·柯林斯的文件被收纳进了萨福克档案馆。奥威尔的那些信件终究不知所踪，人们也不知道苏珊娜的继承人究竟是怎样处理这笔遗产的。现在一封未发表的奥威尔信件估价大概是 5000 到 7000英镑，全英国大概有六个书籍手稿商有足够财力将那些信件收录完全，但连他们没听到哪怕是只言片语，理论上来讲，未经理查德·布莱尔和奥威尔遗产会批准，出版商不能将这些信件付梓发表。究竟发生了什么？艾琳诺的后人是不是在步入公众视野之后投鼠忌器了？难道是信件的内容太过露骨，哪怕在收信人过世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还会招致丑闻？或者说，他们已经把这些信件卖给我们这些传记作者的死敌，那些私人收藏家了？当然，并没有法案强制让私人藏家把自己的文学藏品公之于众，但就连奥威尔的养子也没办法一睹父亲八十年前写下的文字。奥威尔早年生活的这块留白，依旧诱人也依旧不为人知。
二. 上来透口气
作者：Calum Mechie（原载于 TLS, 2018 年 2 月 27 日）
肺结核，一辈子只抽劣质香烟，偏好不供热水的公寓，造出了乔治·奥威尔这样一个有味道的男人。在字里行间，奥威尔都弥漫着搔痒和恶味：硫磺和汗臭浸透了维根，老大哥的暴政和炖白菜的味道相映成趣。瓦伦丁·康宁汉姆笔下那个“鼻子扭曲着向前探着”去往维根的奥威尔，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约翰·萨瑟兰在《奥威尔的鼻子》开篇里写道，尽管他自己嗅觉尽失，但读奥威尔确实得嗅着文字里的味道；在这本“传记性病例”里，奥威尔吸引萨瑟兰的不仅仅是他的文字，还有他的肢体动作——搔痒，闻嗅，把一切弄得一团乱麻，还抽着根劣质香烟。萨瑟兰在这本“言辞闪烁”，“自我沉醉”的传记病例里甚至提及了《牧师的女儿》和《去维根码头之路》里所谓的“味道叙事”。
借约翰·罗登之言，去年大选期间“圣乔治·奥威尔成为经典的道路宣告落成”；但读者们也得留意，奥威尔尽管心明眼亮，但身上的污点也胜过我等凡人。萨瑟兰在书里就列举了一长串的（肯定尚未穷举）奥威尔的“不检之行”：1924 年在仰光车站鞭笞一位缅甸青年，强奸年少时的心上人雅辛塔未遂，给最好的朋友丹尼斯·柯林斯戴了绿帽子。奥威尔确实是一个有味道的男人，只是有时候散着一点恶臭。鞭笞、绿帽、强奸这些都是世人难以接受的恶行：但瞥见恶行便还有一些希望，它点醒人们，奥威尔的过去恐怕并不完美。也许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再也找不到像奥威尔那样一针见血的政治良知，但不必自惭形秽，奥威尔在我们这里也能学到什么是检点。
奥威尔在缅甸
在书中，萨瑟兰毫不留情地描绘着一个对自己最亲近的人，尤其自私与残忍的奥威尔。《让叶兰在风中飞舞》无外乎是一系列透着残忍的肖像画：索思沃尔德，他的姐姐，资助人，护士还有全职保姆艾薇儿，那些朋友和他的保护人理查德·里斯，无一幸免。萨瑟兰写道，“奥威尔在加泰罗尼亚后颈中弹之后的遗言是，‘告诉艾琳，我爱她’”，但在艾琳·奥威尔的信件里，萨瑟兰读到的是奥威尔对他深爱的妻子（同时也是他的打字员）令人哀伤的无视。奥威尔是这样抱怨蜜月的，“七天里，我只有两天时间能好好工作”；但这短短的两天时间，却给读者留下了《射象》——萨瑟兰眼里“他最好的散文之一”。
但萨瑟兰的传记里，少了点评述，多了点保留；他的文字富有布鲁姆斯伯里派的机锋，也有奥威尔赞赏的清晰与简洁，但奥威尔真的只是一个散发恶味的躯壳吗？向前探着鼻子，恐怕不是理解奥威尔最好的方式，味道无法让人获得批评的洞见。《上来喘口气》，这部被萨瑟兰称为奥威尔“最芬芳的小说”，归根到底讲的是嗅到的记忆并不真切。在故事的结尾，乔治·鲍林这样说道，“这些年来，下宾菲尔德总是藏在我心里的某一个地方，一个只要我想起来，就可以回去的静谧的角落，但最后我回到那里，却发现角落里却一无所有。”
难道奥威尔离世后，就散发着如鲍林在下宾菲尔德教堂里嗅到的“尸体的鲜甜”？我们要不要假装他身上道德的臭味在死后就烟消云散了？我们臧否人物是只看他的作品吗？萨瑟兰显然不这么认为，否则他不会写这本传记的，《奥威尔的鼻子》让当代人在道德高点上重新审视奥威尔和那代人：我们这代人有合法的同性婚姻，但奥威尔定然会鼻孔朝天，高傲地蔑视与嘲讽我们的工党。在私人道德自由与公共民主政治之间求得一种平衡，不仅是当代重读奥威尔亟待解决的问题，也会极大地丰富我们对奥威尔的了解。萨瑟兰的书里似乎“嗅”到了这种平衡，但离“品鉴”还有点距离。
奥威尔在战场上抱着一只小狗
阿莱克斯·沃洛克对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分野颇感兴趣，比起萨瑟兰，他在《或者是奥威尔》一书中更关注奥威尔的作品，同时也对他这辈子的尼古丁瘾着了不少笔墨：沃洛克对奥威尔一篇不知名的文章“书籍与香烟”的解读，不仅十分精准，而且通过比照另外六篇奥威尔的文章，呈现了奥威尔对“写作的物质性”的兴趣。沃洛克这样写道，“奥威尔眼里，一张纸可以化成烟升腾上天，也可以在火光消散后，落到地上；纸已如此，文何以堪呢？”这种兴趣，让他在一期 BBC 的广播里花了足足五分钟，大谈“作为观念的纸张”；写作于奥威尔，既是“一个焦虑不安，变动不居的弧线”，也是一片“静默不动的玻璃”。沃洛克的奥威尔，和萨瑟兰笔下那个“一代人良心的寒冬”一样，比那个眉头紧锁、凝视后人的文化石像要机敏不少。
奥威尔的写作，也有比文化石像的凝视更丰富的内涵：哪怕是“静若窗户”的文章，依旧通往公共与私人两个向度，里面的人透过窗户看外面，外面的人则透过玻璃看进来。沃洛克对写作的双向维度把握得极其精细，奥威尔深感到只有在巨大的外部推动下才能生发文字内涵的意义，也让这位传记作者兴味浓厚：他是这样评述《让叶兰在风中飞舞》里的作家戈登·科姆斯托克的：“香烟入喉象征写作内在的中心，而那些抽了一半的烟头是写作外在的终结。”萨瑟兰想必会认同这样的类比。
但沃洛克的风格，恐怕不会讨萨瑟兰和奥威尔喜欢。众所周知，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语言”一文中建议作者同行们，“能省则省”，但沃洛克的风格太工巧了，也不大接地气，这样的语言给他详实的分析减了减分。在 1943 年到 1947 年，奥威尔为《护民官》杂志撰写的很“奥威尔”的专栏“如我所愿”，给了沃洛克不少写作的材料：他认为，奥威尔在这组大作里从大蟾蜍写到民众调查与书评作者的身心和嘴脸，“将统一的写作原则撕成了碎片，扔到空中”。但如果这样来看奥威尔的风格，那么多读些奥威尔可能比《或者是奥威尔》更加轻松，也更为受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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