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国的 文艺复兴时期？

杰克·古迪（Jack Goody，1919—2015），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荣誉教授，圣约翰学院成员。他在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其代表作有《偷窃历史》《西方中的东方》《烹饪、菜肴与阶级》《金属，文化与资本主义：论现代世界的起源》《神话、仪式与口述》《文艺复兴：一个还是多个？》《欧洲家庭与婚姻的发展》《花的文化》和《饮食与爱情》等。

在《文艺复兴：一个还是多个？》一书中，通过大量的事实分析，他得出结论：“其他文明同样有类似于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的欧洲式文艺复兴，正如当下广泛认可欧洲人恢复阿拉伯学者所解释的希腊和罗马的科学和文学，并受波斯和印度影响，因而欧洲文艺复兴实际上是欧亚大陆文化发展的高潮，并不仅是欧洲的发展痕迹。”

杰克·古迪一直致力于重新解读全球背景下的“西方崛起”，作为当代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他不断尝试通过精细的学术考察去解构欧洲文明里程碑事件下的历史内涵，从欧洲古典文化、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科学革命中探究欧洲文明的发展线索，质疑和批判欧洲文化中心论，修正了欧洲文明对欧洲近现代的霸权地位形成的实质影响。

《文艺复兴：一个还是多个？》，杰克·古迪 著，邓沛东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他同样指出，类似欧洲文明，比如中国文明有他们的炼金术和天文学，他们的艺术和诗歌，他们的复杂的制造业和贸易，甚至他们的官僚机构，这丝毫不逊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但是与欧洲复苏截然不同的是，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导致丧失知识和艺术根本性改变的可能性。

究竟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跟随《文艺复兴：一个还是多个？》第七章《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起看看宋朝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吗？

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显示，中国毫无疑问存在一场文艺复兴。他在此书中提到秦代之前的古典时代、之后汉代末年的“知识复兴”、唐代“黄金时代”中佛教的“大发展”及其衰落、大约公元 845 年灭佛运动之后的中国“文艺复兴”、之后的“古文运动”，以及公元 1000 年宋代的“复古”。谢和耐宣称，在这种环境下，他采用了“‘文艺复兴’这个术语，但也必须承认这种做法会招来批评，尽管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类似‘文艺复兴’的存在——对古典传统的回归，知识的传播，科学技术的发展高峰（印刷术、火药、航海技术的发展、带擒纵器的钟表等等），一种新的哲学和新世界观的出现”。他承认，和西方的文艺复兴类似，中国文艺复兴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但这种对欧洲的参照也提醒我们看到“在其发展路径中，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文明历史总体上的平行发展和长时段的密切关系”。这一论断也精确表达了我希望得出的结论；除此以外，我还认为这种平行发展的原因部分在于通讯交流的机制，而双方的密切关系则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今天的世界使这二者表现得更为明显。

《中国社会史》，谢和耐[法]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11 月版 

在中国时常发生对过去的回顾，通常是回顾公元前 6 至前 5 世纪孔子的作品（前 551—前 479）。与伊斯兰教（或犹太教、基督教）不同，这种回顾与霸权性、一神论的宗教并无牵连——这种宗教会在兴起时清扫在它之前的一切文明成就，因此这种状况需要在以后被修正，某些异教的、受古典启发的文化复兴才能成为可能。在印度，这一复兴的进程涉及一种更多元化、较少霸权形式的超自然主义。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尽管某些情况下多神信仰经历了繁荣，并且在 843—845 年受到压制之前，佛教也在繁盛发展；但在中国，儒家思想意味着对一种世俗的、关注个人与社会行为的学说的回顾。的确，在所谓的宋代（有些人还会把晚唐时期包括在内）“文艺复兴”当中，有一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倾向于排除来自印度的出世的佛教思想的影响，以复兴起源于中国本土的、修正的儒家思想，并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发展出一套非常世俗的文化。

《征討卜辭》，龜腹甲，殷商武丁早期

中国产生了亚欧大陆上最伟大的青铜文化之一。远在欧洲之前，在城市文化和城市革命的意义上，中国就有了一个复杂的“文明”。在此之前，中国发明了表意文字，促进了这个国家的统一，也推动了中国在科学、技术和艺术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在这一点上，与欧亚大陆的其他主要社会相比，中国并不存在任何“倒退”。陶器上的标记装饰在公元前 4000 年就已出现，但更重要的是从商代末期（前18—前 10 世纪）发展起来的书面语言。在其位于今天河南省的首都安阳附近，发现了雕刻在甲骨上的文字，这些文字为国王提供占卜以及献祭方面的指导。书写对中国人变得尤为重要，它保存和散播了中国的文化（中文用书写文字的“文”来表示文化的意思）。这一点将当时开化了的中国人与他们所说的“野蛮人”（“北狄”）区分开来；而这种区分，可能从公元前 6 世纪孔子的时代开始，对于维持国家运转，以及对知识层面而言变得非常重要。文字标准化在公元前 3 世纪末期得到了秦朝的支持，从那时起，书写就成了对政治统一和文化整合而言更加重要的工具。在知识事务中，文字占有主导性位置。在唐代早期（7 世纪），我们不只看到了帝国的图书馆，还有国立大学（国子监）存在。这表明汉代（前 206—220）以后，选官考试制度开始在官僚系统高层人事任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国子监是唐朝政府主管的教育机关，驻长安城的务本坊。国子监制度并非固有，也并非不变。它在唐高祖至中宗时几次变更，最终在唐中宗神龙元年成熟稳定，并得以延续一千余年，至清。

中国文字还需要更深入的评价。作为一种等同于我们数学符号的表意文字，它可以表现中国境内所存在的不同语言的多样性，因此得以将这个广阔而复杂的国家维系在一起，并为知识产品提供了统一的“市场”。美国通过坚持使用一种语言，即英语，实现了同样的统一效果，因此也压制了其他的语言和文化。欧盟试图在建立统一市场的同时保留所有成员国原有的语言和文化。比美国付出更小的文化上的代价，同时凭着比欧盟更高的效率，中国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尽管列宁曾宣称东方将要进行采用字母文字的革命，但人们依然可以讨论：欧盟是否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表音文字是否是最适合多语言环境的社区的文字，我们是否应当采用类似中文的文字，而字母则作为输入这种文字的键盘输入方式。

在艺术方面，早至公元前 500 年，已经有许多诗句被写下并收录进《诗经》当中，并且从那时起，许多“通晓古典的文人”开始创作诗歌。同时，中国发展出了一套编年史传统，为流行的历史演义小说提供了范例（这与纯口头文化里的故事和民间逸事非常不同）。然而，书写的大规模使用只在汉代得到了发展，当时书法成了一种艺术形式。

敦煌地区古遗址中出土的汉代汉简书法

书写，宽泛地说对于人文学科，以及具体地说对于艺术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在近东，书写最终产生了基于圣经的宗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些相继由前者转化而来、又有着坚定信念的一神论宗教的教义，坚定地主张世界的运行所应遵循的方式。但在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在古典世界的科学研究中，和某些具有较少威权因素的多神论信条中，书写也在被使用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历了对自然之思考的逐渐发展，这一过程淡化了超自然因素。虽然最初并没有有组织的霸权性宗教，但从公元前 5 世纪开始，以儒家的形式，中国开始有了一种主导的世俗意识形态。后来来自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成了 4 到 9 世纪宗教热情所拥抱的对象。不过佛教从未占据主导地位，但它无论如何也冲击了中国关于超自然方面的信条。随着 9 世纪中期对佛教的压制，中国世俗化的因素进一步发展，但佛教从未像欧洲和中东的亚伯拉罕宗教那样，拥有在后来必须被颠覆的支配地位。

对于中国科学史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拥有不止一种宗教及意识形态，而且不是一神论的。除了非神论的儒家以外，中国还有佛教、道教、祖先崇拜以及众多地方性和帝国的教派。多元性意味着没有哪一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上都可以互相兼容，甚至与非超自然的观念共存，“几乎所有中国自然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存在欧洲那种长期的有神论世界观与机械物质主义的争论——西方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伟大的中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看到中国人对自然世界的兴趣明确地与道教联系在一起，从这一方面来看，道教与印度的密宗类似。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道教为中国自然主义深刻的有机和非机械性的特征所做的贡献”。与儒家类似，道教接受这个被佛教拒斥的世界。

道教信徒拒绝放弃他们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世界图景。对于他们，外在世界是真实的，并非幻象。……性因素居于所有事物的核心位置，而禁欲主义……仅仅是一个手段，目的在于达到物质上的不朽——这样对自然及其美丽的享受可以没有终结。

关键点就在这里。科学发展所必需的前提之一就是对自然的接受，而不是厌弃……但对这个世界所抱有的超脱尘世的拒斥态度似乎在形式上和心理上都无法与科学的发展共存。

李约瑟关于道教的论点基本上不被人所接受。他认为儒家助长了一种对科学的矛盾态度。这种哲学很大程度上关注人和事务，而不是关注会导致科学产生的事物。“一方面，儒家基本上是理性的，反对任何迷信甚至超自然形式的宗教……但另一方面它又特别关注人类的社会生活，以至于排除了任何非人的现象，因而阻碍了对事物——作为人类事务的对立面——的研究”。李约瑟自相矛盾地承认“理性主义不如神秘主义更有利于科学的进展”。现在我们并不清楚事情为什么应该是他所说的这样，或者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这种说法的确曾被激烈地质疑过。莫特认为李约瑟对道教的强调导致他将儒家看作是对科学有害的，并且也低估了其他晚期的成就。在科技史学家中，将主要关注点集中在宋朝是很常见的做法，宋朝是伟大的“革命”时期，当时为接受文官系统选拔考试而钻研儒家书籍的受过教育男性对佛教的兴趣越来越弱，而新儒家占据主导并同时吸收了其他思想体系。

因此在中国，不存在类似欧洲基督教到来的时期、伊斯兰教某些间断性的时期和犹太教经常出现的情况，即非现实宗教的主导地位急剧地中断了更“理性”世界观的发展。李约瑟写道，在中国没有与西方黑暗时代对应的历史。比如，在地理学方面，托勒密的地理学在欧洲渐渐被人遗忘，但在中国“它一直稳定地发展，到17 世纪耶稣会士到来时，中国一直在使用直角坐标网”。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与宗教和世界观的性质有关——中国采取了“一种有机的物质主义”。“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在中国从未取得主导位置，关于世界的机械论观点也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思想当中……在某些方面，关于自然的哲学可能帮助了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在对场论的促进上）。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超自然导向的神学并没有像欧洲的霸权性宗教那样监管着所有关于自然的思想，阻碍科学发展。在科学方面，对中国产生了如此影响的耶稣会士是一个后文艺复兴时期的例外；在他们的信仰体系中，他们吸收了西方许多新近的发现，并试图将之用于宗教目的——向异教徒传教。为了以这种方式介入到世界其他地区，在不排除非现实因素的情况下，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被掺入到了信仰当中。

道教和儒家所重视的问题都促进了对关于人或事务的物质世界的关注。并且，物质主义与物质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和道教的隐退而非正统教导密切相关的炼金术中所体现的那样；这一活动不只为医学科学中的药物学，同样也为中国远在西方之前发明火药奠定了基础。后一项发明作为“中世纪时中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最早出现在 9 世纪时的唐朝末期，但第一次记载使用硝石（硝酸钾）、木炭和硫磺配制火药是在 1044 年的一部道教著作当中。火药的发现似乎与为军事目的而进行的控制烟雾的能力有关——这一点最早在公元前 4 世纪时就有记录，人们需要它来掩饰军队的行进。但火药后来被用于“飞火”以及手雷和火箭。这项发明通过伊斯兰世界传播到欧洲；1248 年，安达卢西亚的植物学家伊本· 艾尔· 拜塔尔把硝石称为“中国的雪”。

不过，这种物质的变化并不符合所有人的口味，科学也并不总是能随心所欲地发展。从上流社会学者们的角度来看，特定的科学是正统的，其余的则不是。对历法的兴趣使得天文学变得很有价值，在西方也一样。但炼金术是“特别不正统的，是冷漠的道士及其他隐士们特有的追求”；在药学方面，某些类型的医学是模棱两可的，尽管和其他地方一样，实践的意义上治疗总是十分重要的——即便在理论不被重视的情形下。李约瑟解释道，中国人表现出了一种“基本的实用性”，并且“倾向于不信任所有理论”，11 至 13 世纪的“新儒家”和宋代革命的哲学基础则是例外。

通过征服战争，宋代政权在 960 年建立（终结于 1279 年），在 10 世纪 70 年代之前通过夺回大部分分裂的领土，重新统一了这个古老的帝国。在这种情况下，宋代见证了传统学术与教育的重生，但目的是用它们促进许多领域的进步，而不是退回到过去。所有传统的中国教育，以参与最高等的考试考取进士为终点，需要学生掌握十到十二部基本的儒家经典。宋代“新儒家”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朱熹（1130—1200）就对古典学术有很深的造诣。虽然他的教义直到他死后超过一个世纪才被宣告为是正统的，他对“新儒家”的贡献中包含一个教育体系，将儒家哲学的四部核心书籍——《中庸》《大学》《论语》和《孟子》，以及他的评注——放在一起，形成了基础教育文献。这些书一直到 1905 年被废除时，一直都是选官考试的标准。这样，已存在了约 2500 年的意识形态连续性的标准来衡量，南宋的评注是一个关键因素：它的核心是一个并不妨碍科学知识或艺术成就增加的世俗意识形态。并且，这种意识形态的社会视野也受到几个方面的限制。例如，据说朱熹曾写过一本叫作《朱子家礼》的书，在核心章节中以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描述了各种仪式；在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上，他给女性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倾向于将她们放置在更强烈的男性控制之下。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关于“大道”的学说被视作是僵硬、缺乏头脑的，构成了人们所认为的中国文化后期发展缓慢的一个因素。但无论如何，“北宋的知识活力产生于重新发现儒家价值”——换句话说，对过去的回顾带来了文化的繁荣。

南宋 “皇宋湖学宝尊”铭铜牺尊 浙江湖州龙溪港安定书院段出土 湖州市博物馆藏  

自宋代以来，除了蒙元时期，中国的上层阶级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军事职业感兴趣——那是雇佣兵做的事情。他们更喜欢关注文献知识，在他们的闲暇时间中收集书籍和艺术作品，进行文学、绘画和篆刻实践，这些方面取得发展有赖于之前出现的雕版印刷术。南宋的艺术活动中心在首都杭州，那里有许多科举应试者、官僚、军人和佛教僧侣。这些人的生活表现出被描述为高消费水平、奢侈的品位和对异国产品之热爱的特征。相同的消费类型多数在其他大的城市中心也很明显，因为精英分散在全国，城市之间的贸易规模也很大。这些城市的娱乐区进行流行演出，吸引了许多普通观众，包括从乡村地区前来的人。同时，娱乐的扩展还包括流行文学的萌芽；说书人，影子戏剧院，小说和戏剧繁荣起来。在中国，总是存在文人的传统作品和更粗鄙的民众文学之间的区别，尽管变革的大部分推动力是由后者提供的。“每一种新形式”，胡适写道，“……来自……乡村未受教育的阶层……”

依据埃尔文的说法，中世纪时的中国——他意指 10 到 14 世纪，晚唐到宋代——经历了一场广泛的“革命”。李约瑟也提到 11 和 12 世纪自然科学的“黄金时期”。技术上说，中国的农业得以转型：在北方，改进了的磨粉机促使小米向小麦转变；在南方，水田种稻技术也有了更加娴熟。新方法的传播受到模板印刷的促进，特别是新的种子、复种制、水分控制以及由此提高的抽水量（通过戽水车这样的手段）、对土地更仔细的预备以及市场的开拓。在水路运输方面也发生了一场广泛的革命，不论是通过内陆的道路和河流，还是在海上从中国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到宋代之前，中国船只已经变得非常复杂，用铁钉建造，用油防水，使用不透水的隔板、浮力舱、轴舵和指南针。运河将内陆的河流联结起来，11 世纪双向船闸的发明缓解了难以通行的节点的通航问题。与技术的进步一起，商业活动也变得更加复杂，许多种类的合伙组织利用水运系统谋利。同时，道路也得到了改进，甚至开拓了新的道路。贸易增长，而贸易所部分依赖的货币的供应量也在增长。在 11 世纪，纸币最早出现，但大量使用纸币导致 12 世纪早期和 13 世纪时的通货膨胀。其结果是纸币被废除。不过，商业信用依然以纸钞交易及其他工具的形式存在。中国向商业活动的开放，特别是在南方的省份以及与印度洋之间的商业往来，意味着 10 到 13 世纪中国在所有方面的繁荣。

埃尔文提出，一场更深刻的商业革命发生在市场结构和城市化方面。商业之前一直很重要，但现在，提供日常商品的远距离市场发展起来。对农民来说，这意味着交换的增加，不只是食品和木材，同样也包括纸张和丝织品。不管是内部贸易，还是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国际商贸都有了很大的增长。商业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更加复杂，城镇发展起来，但埃尔文却认为这些中心的历史作用与欧洲的市镇很不相同（这意味着，在他看来中国的城镇并不预示资本主义的出现，只有欧洲的市镇才有这样的功能）。

清明上河图（局部）

从 10 世纪起，中国很明显经历了科学革命，其技术也“发展到了系统实验调查自然的基础的水准”，在锻铁和丝织方面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化工业”；在 13 世纪，这些技术被麻织品行业广泛采用，以运河水为动力，这可能影响了欧洲的卢卡、博洛尼亚，并一直影响到英格兰摇纱机器的创造。进步也发生在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知识领域。这些进步的基础同样是基于发明于 7 世纪、在11 世纪时被广泛使用的雕板印刷技艺。11 世纪时甚至发明了活字印刷，尽管它从未得到大规模使用。埃尔文写到由政府驱动的“一场学术的复兴”。宋代编辑并印制了许多文献，既有古老的，也有新近的，将“全国的知识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历史学家谢和耐也把 1000 年左右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这增强了埃尔文论点的可信性。11 世纪以回归古典儒家传统和佛教从 5 世纪开始的影响力的终结为特征。他宣称，11 世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是“与他们唐代的前辈非常不同的，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中世纪的人之间存在许多差异”。谢和耐发现了一种基于实验的实践理性主义，对一切事物的测试，对人类知识所有领域的好奇心，促进了建构一套体系和一种自然哲学的尝试。事实上，以城市经济和“便宜的复制书写材料的方式”为基础，当时存在着一种完全的“知识生活的更新”。

在后一个方面，中国在印刷术上的经历相当缓慢。构成佛教著作和图画主要部分的许多文件和文本被存放在北方敦煌洞穴里的储藏室中。这些储藏室大约在 1000 年时被关闭，直到 1907 年才被发现，其中包含历书、辞典、一部篇幅较短的大众百科全书、教育性文献、写作示范以及历史和神秘著作。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文献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是印刷的。文人们采用这种新方法的过程十分缓慢，但从 932 年起，《九经》即由省级政府印制，之后很快，在宋代之前，所有佛教经卷也开始印制，尽管佛教当时还面临管制措施。

《金剛经》首部 大英图书馆蔵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最终在活字印刷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种技术第一次在中国使用则要追溯至约 1040 年。不过，中国在活字印刷时并没有涉及印刷机，而没有印刷机，活字印刷很难在19 世纪欧洲机械印刷到来之前成为对雕版印刷的补充。直到那时，制作雕版通常比排活字更加迅捷和廉价。这种技术并未促生活跃的书籍贸易，以达成广泛的知识扩散。之前学术的主要中心是佛教庙宇和首都的国立学校。但从 11 世纪起，公立和私立学校与图书馆都迅速增加。最大的图书馆之一是建立于 978 年的皇宫图书馆，后来收藏了八万卷图书。这是一个收集文献、大型百科全书和编制复杂书目的时代。这个时代同样以自然科学领域出版的图书数量而知名。从 12 世纪后半叶起，中国东南部的私人出版繁荣起来，从而在医学、地理、数学和天文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数学领域，有代数的发展和使用数字“零”的证据。此外，1090 年，在开封建造了由擒纵机构棘轮驱动的天文机械，这种装置提供缓慢但规律的动力，由此产生了当时最精确的计时装置。

宋代同样见证了古典兴趣的觉醒和考古学的成长，这些进程早在之前的 8 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启。这反过来导致了复制和造假的活动。据说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一场批判性反思的运动，特别是对不同版本历史的比较——这是文字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场运动形成了一场“历史研究的有效更新”和历史百科全书编纂的基础。司马光的作品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资治通鉴》），它以穷尽来源地搜寻和对文献采用批评性的方法为标志。

同时，宋代作者们也形成了一套关注人与自然秩序的基本特征的哲学体系，这套体系与佛教思想显然是敌对的，虽然在回归被认为是真正的儒家传统的过程中，它也采用了佛教的某些问题和教育方法。从这一方面，这种新学术，就像我们已看到的，与一种跳过之前时代的宗教限制回归包括古典文献在内的古代资源的努力联系在一起，这一目标与后来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事实上，这个时代被描述为一个“乐观主义和相信普世理性”，相信教育的益处与社会和政治制度改良的可能，并有着对知识进行系统化，并寻求替代佛教意识形态的“良善生活”模式这些愿望的时代。这一任务涉及对过去的回归和“新儒家”的形成，而后者——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思想相比——对中国思想产生了稳定作用。

总结来说，与欧亚大陆上那条大型商道另一端的意大利城市呈现出新生活模式之前欧洲相对的“落后”状况相比，中国在 11 到 13 世纪见证了“一场令人赞叹的经济和知识的高潮”。在一段时间内，通过陆路和海路的贸易避免了曾使伊斯兰世界遭受重大损失、却也建立或恢复了亚洲东西部之间联系的蒙古人的入侵，尽管这种联系又因中亚的蒙古帝国从 14 世纪中期开始的分裂而受到损害。在 1500 年之后，西方通过对东方的探索，特别是通过航海，而重新出现；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和其他一些人则在之前长期通过印度洋和中国海进行贸易。

金明池大澳北造船坞，位于河南开封金明池北，北宋（960—1127年)宦官黄怀信设计。

在更重要的市镇中，政府推广教育，其内容主要是文字性的，但同时也教授实践课程。医学有自己独立的培训体系，和中东一样（欧洲最终也变成了这样），医学教学受最高医学办公室的监管。这个机构建立了一所学院，在政府的管理下，在全科医学、针灸、按摩和驱邪术四个领域提供指导。在 629 年，唐朝皇帝就已经在每一个州建立了医学院，在 11 世纪时药物学著作被集中印刷；先进且内容广泛的药典也得以出版。医学训练需要七年的学习，知识程度将以考试的形式检验。这种训练的一部分涉及对伦理概念的学习，它与希波克拉底誓言很接近。和西方一样，中国医学并没有产生多少手术技术，因为人们认为身体应当以神或祖先所赐予时的样式返回到神或祖先那里。结果是，在这个领域很少有人进行调查研究，但解剖还是从 1045 年发展起来。在这些医学工作中，道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与驱邪术相关的部分；但佛教僧侣则很少参与其中，除了照看穷人和病患者的照看，——这项活动在对佛教的迫害运动之后，在 9、10 世纪时被政府接管。但除了“宗教医学”外，还存在“儒家医生”，即在唐朝更显重要的世俗医生。

私人印刷变得繁荣起来，其中不只有佛教经卷，也包括农业和数学的文献，因此中国成了“世界上最会算数和识字率最高的国家”。在写到 10 至14 世纪的“科学与技术革命”时，埃尔文提到“这场学术的复兴”。它发生在“之前几个取得了科学与技术进步的世纪”之后，其中包括从 8 世纪时开始的雕版印刷的进步，它作为这场复兴的基础，保证了科学文献的广泛流传。但“主要的驱动力”是政府（除了天文学，它被“评定”有潜在危险）。另外宋代政府编辑和印制了标准教材，不只是在数学和农业方面，也在医学和战争方面，同时还包括儒家文献、历代史、法令和哲学著作。政府还赞助了一些新的出版物。换句话说，和爱森斯坦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评述一样，埃尔文也认为印刷术（雕版印刷）从大约 10 世纪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在麦克德莫特关于中国书籍的著作中，他认为宋朝印刷书籍的作用被夸大了；但无论如何，印刷术传播旧知识和促进新知识方面是十分重要的，而中国早于古腾堡几个世纪就已经有了这种能力。

在艺术领域的成就并非更不重要，它构成了“所有后来朝代的基础”。在宋代，“绘画艺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皇帝们自己也会作画，绘画成了一种雅致的艺术。这一时期绘画艺术的伟大实践者是属于贵族阶层的李柽（919—967），他以早期南北方画家的作品为基础，成了宋代风景画风格的创立者，他绘制的优雅的世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最精细、最成熟的作品”。北宋审美的宽度体现在李柽和另一位伟大画家范宽（955—1025）之间的突出对比上，后者是一位“山人”，他创作了现存最伟大的风景画之一：《溪山行旅图》。

《溪山行旅图》范宽绘

徽宗皇帝曾组建了一所皇家绘画学院，徽宗自己除了绘画以外，也从事诗歌和篆刻艺术的实践。在这所学院，画家们在非常优越的环境中工作，描绘他们身边的飞鸟与花草。徽宗同时也是与过去历史紧密相关的古文物领域的专家，他的这一兴趣使得制陶工匠们开始以三千年前制造的青铜器的形式复制这些物件。大约在 1110 年，手稿和石头、青铜与玉上的铭文在宋朝得以编辑，而这使得人们能够通过这些文件窥见古代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生活。

把比以往更多的画家带到首都的徽宗在他的绘画学院中强调了三个方面。首先是道家宗教和对自然仔细、直接的探寻——这是在当时最伟大的艺术家郭熙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表现自然的传统。徽宗还坚持系统研究古典绘画传统；他为政府的收藏品所编纂的目录是“确立艺术经典过程中的一份主要文件”。第三个要求是对“一个诗意想法” 的达成，徽宗自己的画作就达到了“一种古典的，根植于过去、现实观察和诗意理想的美”。

宋代的政治进程同样分为两部分： 北宋（960—1126） 和南宋（1127—1279）。在艺术成就方面，莫特对前者大加赞扬：

北宋被誉为一个拥有完美的诗歌、纯文学和历史性散文作品、华丽的绘画与篆刻、无与伦比的瓷器和被中国人看作是次等艺术的艺术完全发展的时代。学者–官员精英们……是诗歌和其他文学以及绘画、篆刻的创造和生产者，他们还赞助了制造……瓷器和所有他们所收集、藏和日常使用的精美物件的手工艺人……在人文学科的某些领域，宋代见证了相当系统化的学术的开端，这种学术在它的方法和目标上相当地现代。在这个时代，对百科全书中知识的广泛领域进行系统化和排序整理是一项典型性的事业。对过去的研究见证了历史研究、语言学、对古典材料的批判研究、对古代青铜器或石头上铭文的收集和研究的进展，以及考古学的开端。

宋代精英所取得的进展远超过欧洲文艺复兴时的“珍奇室”阶段，后者在欧洲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宋代精英们专注于与鉴定、语源学、年代测定和释义相关的知识研究……从那个产生了艺术家、作家和人文主义者的同一个学者– 官员精英群体中，还出现了钻研数学、科学、医学和技术的人物，他们使得宋代在这些领域的成就也达到了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