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的 中国朋友

1905 年，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区。在戈登广场北边的一栋维多利亚式的宅邸里，斯蒂芬姐妹（即后来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姐姐瓦妮莎·贝尔）每周定期举办“周四之夜”，聚集了一批文化名流，这个群体逐渐发展成为后人熟知的“布鲁姆斯伯里派”。

1923 年，北京石虎胡同。刚搬进来这里不久的年轻诗人徐志摩常和一众文人雅士聚餐、办沙龙，饮酒赋诗之余成立了改变中国文坛的“新月社”。

这两个文学组织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文学姻缘呢？姻缘与关联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 展现面朝贝德福德宅邸（Bedford House）的布鲁姆斯伯里广场一景，蚀刻凹版画。© British Library Board

何谓“布鲁姆斯伯里派”？

布鲁姆斯伯里，此词中文音译实在累赘。英文简单：花镇。伦敦中心的文化区：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一些主要出版社，学生熙熙攘攘时而游行的伦敦大学，都在这小小的地区。假定北大至今留在沙滩，北图也不搬迁，而且北京胡同也像伦敦那样房子越老越堂皇，就可以想象一个中国布鲁姆斯伯里。这样的文化区，恐怕只能在文化尚属精英活动的时代，才有可能：沙滩周围，门上可以挂起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全部重要名字。

所谓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实为一个经常聚会的知识分子朋友圈，画家与美学家特别多，也有作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除了经常聚会高谈阔论，这些知识分子的共同点是对所谓“维多利亚英国”的美学和道德的叛逆。恐怕其他人群难以仿效的是这批人奇特男女关系。以尖牙利舌闻名的美国女作家朵罗西·帕克，有妙语云“好些对儿，爱三角儿，住四边儿”（指广场住宅）。

▲ 弗吉尼亚·伍尔夫与里顿·斯特拉奇的合照，摄于牛津郡的嘉辛顿庄园（Garsington Manor），来自奥托兰·莫雷尔夫人（Lady Ottoline Morrell）1923 年 6 月的日记。© The estate of Lady Ottoline Morrell

伍尔夫：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核心

伍尔夫是地地道道的伦敦人。她出生、成长于伦敦南边的肯辛顿区（Kensington）。1904 年父亲去世后，伍尔夫和姐姐瓦妮莎一同搬到了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区的戈登广场（Gordon Square）。也这是在这处居所里，姐妹俩定期举办“周四之夜”的聚会，受邀参加的绝大多数都是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大家——诗人 T· S· 艾略特（T S Eliot），作家 E· M· 福斯特（E M Forster）、里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画家朵拉·卡琳顿（Dora Carrington）、美学家罗杰·弗莱（Roger Fry）、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几年下来，这也随之形成了当时伦敦文艺界的一道风景，后人也将这群人侃称为“布鲁姆斯伯里派”。

▲ 由汉学家亚瑟·韦利所翻译的《中国诗》（Chinese Poems），1916 年在伦敦出版。

▲ T· S· 艾略特的照片（上）以及奥托兰·莫雷尔夫人和朋友在牛津郡的嘉辛顿庄园的聚会，来自奥托兰·莫雷尔夫人（Lady Ottoline Morrell）1923 年 6 月的日记。© The estate of Lady Ottoline Morrell

聚会往往会演变成激烈的辩论，众人探讨的不仅只有遥远虚无的哲学命题，更多的其实是些和当时社会息息相关、“接地气”的、甚至政治上异常敏感的论题，譬如性别与性，这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仍然是个禁忌话题。然而对于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传统、性别规条和社会准则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而言，性和其他争议话题一样，被反复地探讨、争论，从而也催生了许多影响至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作品。

▲ 奥托兰·莫雷尔夫人（Lady Ottoline Morrell）1923 年 6 月的日记中附有伍尔夫的照片和相关记述，捕捉了伍尔夫与一众艺术家、作家在莫雷尔夫人的家中聚会的情景。© The estate of Lady Ottoline Morrell

二十世纪初，席卷英伦的中国风

乍眼看去，布鲁姆斯伯里是个再“英国”不过的地方了——一排排维多利亚时期的老房子，还有曾活跃在这里的文豪与他们留给历史的一段段文学佳话。然而，你或许想不到的是，二十世纪初在此处诞生的由英国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布鲁斯伯里团体”却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交集。

那时的英国是一个现代主义盛行的“摩登”社会，如帕翠西娅·劳伦斯所言，“这段时期英国与中国大陆在文化和美学领域得到了充分的开放，中国文化开始逐渐影响英国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表达：亚瑟·韦利译介描绘中国山水的唐诗名篇；伦敦的伯灵顿府（Burlington House）于 1937 年举办首届《世界中国艺术展》（International Chinese Exhibition of Art）展出了中国的山水画卷；英国家家户户的橱柜上都摆放着绘有柳树图案的青花瓷器；“英华”（Anglo-Chinoise）园庭开始影响英国的园林设计；邱园（Kew Gardens）里的中国宝塔；件件工艺品巧夺天工、利宝（Liberty）百货公司所供销的陶瓷制品和旗袍……凡此种种，表现出英国现代主义的一种全新国际视野。”

▲ 皇家植物园邱园一景，此处展现了邱园中的两组异域建筑：阿尔罕布拉宫及中国式的宝塔。© British Library Board

徐志摩：推介伍尔夫到中国

与此同时，民国时期的中国，一个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文学组织——“新月社”于 1923 年由诗人徐志摩在北京成立。“新月社”取名自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意在通过引入“新月”所代表的第三国印度来解决东（中国）西（英、美）之间的矛盾。新月社的大部分成员都曾在海外留学，也常因为与同时代社会风范格格不入、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而饱受批评，成员往往被贴上“英美派”、“西化”、“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右翼”、“绅士”、“民族主义者”、“反苏”、“革命派”等标签，这与布鲁姆斯伯里派在英国本土的境遇非常相似，“新月社”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派”。

不过，这两个组织并非只有理论上的平行关联，成员彼此之间也结下了颇具时代意义的友谊。新月社的代表人物徐志摩曾留学英国，不仅结识了众多布鲁姆斯伯里团队的骨干成员，如美学家罗杰·弗莱（如今剑桥大学图书馆还藏有徐志摩在剑桥大学上学时寄给弗莱的圣诞卡），同时，他的诗歌创作也深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如哈代、雪莱和拜伦的影响。

此外，他还是中国推介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第一人： 1928 年 12 月，徐志摩受邀为苏州女子中学作演讲，演讲题为《关于女子》，期间他两次提及伍尔夫：“我看到一篇文章，英国一位名小说家做的，她说妇女们想从事著述至少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她得有自己的一间屋子，这她随时有关上和锁上的自由；二是她得有五百一年（那合华银有六千元）的进益。她说的是外国情形，当然和我们的相差得远，但原则还不一样是相通的？” 尽管此处未直接说白作者的名字，但我们很容易便能猜到这里指的就是伍尔夫和她刚出版不久的著作《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演讲中，徐志摩援引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观点，鼓励在场的女学生们追求独立自主、自由解放的理想，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 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于 1929 年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当之无愧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开山之作，影响深远。© The Society of Authors as the Literary Representative of the Estate of Virginia Woolf. 

凌叔华：伍尔夫的中国朋友

徐志摩热情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伍尔夫，但他却与伍尔夫从未谋面，尽管他在伦敦的时候曾多次请求见伍尔夫一面，却未了心愿。与伍尔夫及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有更深入交往的，是新月社的另一位重要成员凌叔华。

出身于北京名门望族的凌叔华是民国的一大才女，当年泰戈尔访华时，她曾作为学生代表负责接待，后嫁给《现代评论》的主编陈西滢。凌叔华的作品得到像鲁迅、周作人等当时的文学名家的赏识，其成名作《酒后》、《绣枕》在《现代评论》发表后，为她在“新月社”甚至是中国文坛奠定了重要的位置。1928 年，凌叔华随陈西滢来到武汉定居。1935 年，凌叔华结识了来到武汉教书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两人日久生情。1936 年，凌叔华与朱利安合作翻译了自己的短篇作品《无聊》，英文译名为“What's the point of it?”，并发表在 1936 年 8 月的《天下》英文期刊。这段姻缘也为凌叔华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联结埋下了伏笔。

▲ 英文刊物《天下》，1936 年 8 月在上海出版，刊载了凌叔华与朱利安·贝尔合作翻译的短篇小说《无聊》（What's the point of it?）。林语堂、姚辛农、温源宁等文人兼翻译家皆为该刊物的编辑委员会成员。

1937 年，凌叔华获知朱利安在西班牙内战中不幸牺牲，她致信朱丽安的母亲、伍尔夫的姐姐瓦妮莎·贝尔表达哀悼。而后，凌叔华开始与伍尔夫往来通信，此时的二人都因二战改变生活轨迹，伍尔夫移居英格兰乡下的住所，凌叔华则从武汉辗转到四川，后来又回到北京。信中，伍尔夫鼓励凌叔华坚持写作：“……让我们来想想看，你是否能全神贯注地去做一件本身值得做的工作。我没有读过你的任何作品，不过，朱利安在信中常常谈起，并且还打算让我看看你的作品。他还说，你的生活非常有趣……”（1938 年 4 月 5 日）

▲ 弗吉尼亚·伍尔夫于 1938 年 4 月 5 日写给凌叔华的信。© The Society of Authors as the Literary Representative of the Estate of Virginia Woolf / Henry W. and Albert A. Berg Collec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and Tilden Foundations. 

伍尔夫还寄给凌叔华多本传记作品，希望为她的创作带来新的灵感。在 1938 年 7 月 27 日的信中，伍尔夫向凌叔华推荐了盖斯凯尔夫人撰写的《夏洛蒂·勃朗特传》以及查尔斯·兰姆的散文。

凌叔华后来定居英国，其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Ancient Melodies）由伍尔夫和丈夫伦纳德创办的霍加斯出版社于 1953 年出版。2003年，帕翠西娅·劳伦斯教授出版英文著述《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布卢姆斯伯里、现代主义与中国》（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 Bloomsbury Modernism and China），从新月社的主要成员凌叔华与布鲁姆斯伯里派的第二代成员同时也是伍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的交往谈起，详尽地剖析了这两个文学组织之间的文学姻缘和创作交流。在为大英图书馆中文网站撰写的特邀文章中，劳伦斯教授比较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与凌叔华的短篇小说《无聊》：

凌叔华在短篇小说《无聊》中，探寻了饱读诗书的大家闺秀如璧心中的无聊之感。小说开篇便是女主角的一段内心独白：“天像是给人斗气，下了七八天雨还没够，一清早又是一个‘大黑脸’。瞧吧，还要下呢！”如璧起床时便很生气的自己咕哝道。院子里倒还好，桃李花落完了枝子上却长了青翠的叶子；只是房子里到处都有一股又潮又霉的土腥味儿。”

而伍尔夫笔下同样受过良好教育、还是英国议会议员之妻的达洛维夫人，在六月阳光明媚的一天则是：“达洛维太太说她要自己去买鲜花。因为露西有很多事情要做。几扇屋门将从折叶上卸下；朗波尔迈耶店里的工人要来。再说，克拉丽莎·达洛维想，今天早晨多么清新啊，好像是专为海滩上的孩子们准备的。” 

如璧对家里仆人张妈“什么都要管一管”的性格怏怏不快，她接待了忙碌的白太太，听见隔壁“有女人哭声”，还对外出购物的女人评论了一番。尽管仆人和人力车夫都把如璧当作“阔人”“了不起的大人物”，她还是从他们眼中看到了自己人生的“无聊”。她想、感、叹、观，不断思考自己作为“资产阶级”女性，人生的意义何在。与之类似，要举办聚会的达洛维夫人想着自己的裙子、身边经过的汽车、六月里的这一天、可怜的亚美尼亚人、自己的青春、未了的情缘；最终听到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自杀的消息，又开始思考他的死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义。

两位作家都尝试通过“意识流”的手法，从女性内心出发，描写她们的生活，同时批判社会制度及其对女性的影响。如果将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凌叔华的作品对比，将她们所属的“布鲁姆斯伯里派”和“新月社”对比，就会发现她们二人之间与其说“相互影响”——这种文学研究中常见的陈词滥调，不如说是惺惺相惜。这也同时凸显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英两国时局动荡的背景下，为追求共同的美学观念而既存的文化需求。

▲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第一卷）的初稿笔记。在这份写于 1923-1924 年间的初稿中，《达洛维夫人》就是从威斯敏斯特开篇。© The Society of Authors as the Literary Representative of the Estate of Virginia Woolf. 

自布鲁姆斯伯里团体诞生以来，一百多年过去了，布鲁斯伯里早已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伦敦城郊”变成了如今伦敦最繁华的中心，而周边的多所大学、企业办公楼、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等机构成了布鲁姆斯伯里区的“成员”。漫步在布鲁姆斯伯里，穿过一个个花园广场，从罗素广场到戈登广场，人们或许会想起伍尔夫曾写下这些只言片语：“在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于四点至六点之间踏出家门，摆脱了朋友们熟悉的那个自我，成为由无名的流浪者所组成的庞大共和军团中的一员，在自己的那间房里独处之后，加入他们的群体真是惬意极了。”

木心谈伍尔夫： 「年龄非常要紧的。我三四十岁，五十岁，都读过伍尔芙，六十多岁时，看懂了。看懂她对、不对的地方」。

大英图书馆的珍藏也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意识流小说之一《达洛维夫人》的创作手稿首次光临中国，去木心美术馆亲身体验伍尔夫的文学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