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容得下 失语的他们吗

聚福缘群租公寓的一场大火之后，北京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整治。外来打工者被迫搬离他们的家，在寒夜里牵着孩子寻找落脚的地方……

或许你平时并不会留意到他们。也难怪，财富与社会地位的差异，早已将我们的居住乃至活动空间分隔开来，哪里是高档小区、哪里是贫民聚居地，一眼便知。可是这其中的界线真的那么清楚吗？这些城市的漂泊者，“底层”的异乡人，或许就是那个给你送快递的小哥，或许就是公司的清洁阿姨，或许就是楼下卖烤串的大叔。他们参与着城市的历史，也在城市中生存。

然而，城市规划者们似乎总是偏好光鲜亮丽的外表，排斥劳动者们的聚落。这样的冲突之中，我们如何自处？又如何共处？单读整理了一份书单，其中有社会学、人类学视角的分析，也有小说；有中国的案例，也有外国的。关于城市、阶层与劳动，已经有许多详实的研究，但愿我们能多从书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回到历史和今天的现场，让每一个人都能获得该有的希望和尊严。

Scattered Sand: The Story of China's Rural Migrants，Hsiao-Hung Pai， Verso，2012 年 8 月

出生于台湾的英籍作家白晓红穿越了整个中国，走入鲜有外来者访问的建筑工地，在大街小巷中穿行，与形形色色的人攀谈，写下了关注中国农民工命运的《散沙》。 她笔下的主人公不再是幽灵，而是一群正派的、默默无闻的英雄人物。该书聚焦的是当代中国，在这个国家有超过 1.3 亿的人为寻找工作而背井离乡……

这本书对一群挣扎求生的人们表达了敬意。它放大了很多声音——痛苦的哀号、绝望的恳求、声嘶力竭的祈祷、充满质疑的咒骂——这些声音常常被分贝极高的政府宣传工具所淹没。白晓红描述了中国地区的农民打工的种种遭遇，以及他们是如何身受现存制度的压制进行无力的反抗后选择远走他乡用非法的途径和手段远走外国去打工赚钱养家的现象，他们都身处底层，却无人了解他们的压力与无助，更多的是关注在他们的不合法中，缺少社会的冷暖，得到的是社会的冷漠。她总结说：“他的故事道出了农民工的境遇——沒有身份，沒有地位，不被认可，不被尊重。而他们同时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生产线：正是他们创造着这个社会的财富。”

《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贾樟柯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 年 4 月版

2008 年，导演贾樟柯带领摄影队前往成都，拍摄一部名为《二十四城记》的电影。

1958 年，按照毛泽东 “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当时代码为"111”的沈阳飞机发动机修理厂，奉命内迁西南，前往成都组建代码为"420”的保密军工厂，即后来的“成发集团”。至此，三千多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告别沈阳，踏上了千里西去之路。2008 年，曾经拥有三万职工，十万家属的“成发集团”将土地转让给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这座承载着三代工人，五十年历史记忆的工厂，将在一年内拆毁，一座名为“二十四城”的商业楼盘在这块土地上拔地而起。拆迁前，导演贾樟柯深入"420”厂拍摄，对近 100 位工人进行了采访。他将这些访谈整理成文，为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留下了真实的资料。

书中长达五十年的工业记忆象一道划痕，让我们了解到，是谁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埋单”：曾经为了让国家富强、个人幸福而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但五十年来我们为这个试验而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那些最终告别工厂，孑然一身又要重新寻找自我的无数个个人，浮现在这条新闻背后。我一下子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寓言。从土地的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集体主义到个人。这是一个关于体制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全体中国人集体记忆的故事。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都在急速发展，谁愿意从高楼大厦的影子下回过头来看小人物的故事呢，每一个小故事总有时代的记认、一把辛酸泪、悲欢与离合，以关怀的目光发掘人、记忆与土地的故事，总能够对自己的身份处境、对他人的生活与生存得出更有人情味的深刻理解，贾樟柯在电影与访谈录都实实在在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美）苏黛瑞著，王春光 / 单丽卿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9 月版

本书已被公认为西方学界关于当代中国转型和流动人口的最重要文献，曾获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图书奖。

20 世纪末，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面临着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该如何处理大量被推向城市的流动者的公民权问题？对任何地方来说，这都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而在中国，这种棘手的情形变得尤为复杂。在这部以生活在中国城市边缘的农民流动者为研究对象的重要著作中，作者揭示了市场、农民流动者以及消退中的国家计划体制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农民流动者是如何在不利的环境中生存、抗争并催生新的公民权模式的。

作者的研究着眼于三种制度的微妙变迁：“国家管控的移民形态，由（世袭的）户籍制度予以支持；一个强大的城市行政官僚体系；有计划的定量供应制度，它为获得官方认可的城里人这一具有天生优势的群体提供各种特权。”数量庞大的农民流动者加速了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消退，尽管各大城市都不同程度曾发生过驱赶运动，从严查暂住证后遣送回乡到改判去昌平淘沙，整体而言，国家暴力的对此反应程度是日趋减弱。2003 年，孙志刚之死更是引发了对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对立的热烈关注，一个鲜活生命的消散换来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这一切，发生在作者成书之后。然而，如今……

《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蓝佩嘉著， 三辉图书/吉林出版集团 2011 年 12 月版

来自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的女性，来到陌生的国度从事家务劳动。雇用她们的台湾雇主，多数是青壮年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父母辈少有在家雇用佣人的历史，这些“新富家庭”的经验，映现了台湾社会在阶级、族群、性别与代间关系的转变。为了解台湾雇主和东南亚帮佣之间的互动关系，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蓝佩嘉花了数年时间，访谈了超过百位的印菲帮佣和台湾雇主，了解劳雇双方在家庭屋檐下所面临的结构困境、生存策略与认同政治。

蓝佩嘉以“跨国灰姑娘”的比喻来彰显家务移工的处境：她们或为了逃离家乡的贫穷与压迫，或为了扩展人生视野及探索现代世界。跨越国界工作后，却发现自己坐困雇主家中，被视为“用完就丢”的劳动力，灰姑娘的美满结局仍如童话般梦幻。

相对于 2006 年的英文版，作者以返璞归真的母语和大量的生命故事，描绘了“跨国灰姑娘”的身影，并且透过社会学透视，展现了台湾雇主和东南亚移工，在全球化社会中相遇而生的种种面貌：国家层面包括台湾如何制定外劳引进计划，政治、经济考量、中介运作方式，当地的对接；中观的种族层面包括不同种族/国别的外劳如何构建自己独特的“种族性人力特色”，以及不同国家文化之下的人力优势的建构。中观层面还包括外劳各自权益的保障团体、利益方式、台湾社会对外劳的评价。当然，劳务社会这一块谈的很少，也正好印证了书中台湾社会视外劳为“隐形人”这一特点。只是可惜，对为何视他们的“隐形”，是因为家务劳动的职业特性还是“底下地位的他者”的原因还是性别原因就没有深究。

《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 [美] 张彤禾著，张坤 / 吴怡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版

本书于 2008 年在美国出版便备受推崇，成为西方了解神秘东方的重要窗口。是的，在使用字母文字的国度里，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国依然是个神秘的东方，更别说那些面容模糊永不疲倦的中国劳工。2009 年，中国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入围了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排名第二。世界上所有媒体异口同声地感谢中国的廉价劳工，将资本主义从危机拯救出来。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父权和夫权是维持农村社会的基础，但是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30多年间，随着打工者把城市文明的带入，特别是带来了城市文明经济上的好处，轻而易举就颠覆了农村的权力结构。

张彤禾却忽略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不断夸大的严酷事实，在总量不断做大的前提下有部分打工者获得了成功，但比起这个社会的其他阶层来说他们的财富、他们尊严依然显得多么微不足道，2.4 亿中国新工人背后的社会问题：拆迁对中国新工人落脚城市居住点的破坏；留守儿童和老人带来的教育、心理、养老等社会问题；工人群体的收入和城市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使得他们无法在城市落脚，买不起房，只能在乡村盖房子，但是工作居住在城市，又无法使用新盖的房子，造成经济资源的闲置浪费；虽然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工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城市打工生活，但是城市和工厂不能为他们提供和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同样的福利制度，在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他们享受不到应有的福利待遇。这些问题都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不小的影响。

《落脚城市》，（加）桑德斯著，陈信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年 2 月版

作者走访了全球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区，从重庆的六公里，到孟买和德黑兰的边缘；从圣保罗与墨西哥城的山坡地，到巴黎、阿姆斯特丹与洛杉矶的各种社区。他发现，这些落脚于城市的乡村移民，正执着于他们想象中的城市中心，并在世界各地造就了极为相似的都会空间。到 21 世纪末，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

如今，世界各地的落脚城市正在创造历史。而对这种历史的冷漠，导致了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持续不断的暴动与骚乱；而在亚洲、非洲与南美洲，莽撞的贫民窟清除计划，正在摧毁数以万计人的生活与未来。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项飚 著，三联书店 2000 年 1 月 

“浙江村"是指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以浙江温州人为主的京外户籍的民众，陆续来到北京丰台区南苑乡的时村、果园村一带，租住当地居民和农民房屋，在京城经商，从而形成较固定的活动区域。

作者利用同乡之便，深入位于北京城乡结合部的“浙江村”全面深入地了解了“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用大量第一手的材料，描述了“浙江村”与周边村镇，政府部门，大中型国有商业企业的互动，分析了在深刻而巨大的社会变迁中，方方面面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以及他们的对策。

《北京折叠》，郝景芳 著

这是一篇获得了 2016 年“雨果奖”的科幻小说。在这篇小说里，北京是一座可以折叠的城市，拥有三个空间：大地的一面是第一空间，五百万人口，生存时间是从清晨六点到第二天清晨六点。之后空间休眠，大地翻转。翻转后的另一面是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第二空间生活着两千五百万人口，生存时间是从次日清晨六点到夜晚十点，第三空间生活着五千万人，生存时间是从十点到清晨六点，然后回到第一空间。

小说中空间的分隔，其实何尝不是现实生活中空间与阶层的分隔。垃圾工与衣着光鲜的人群，活动场所全然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乃至通婚，也是极其稀罕的事情。小说只不过是现实的形象化版本罢了。

《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吕途 著，法律出版社 2013 年 1 月

这本书讲述新工人的故事，他们的工作、生活和人生选择，细致描写出了工人在工厂打工的日日夜夜的体会和感受，以及工人如何在现今并不乐观的大环境下尝试创造一个更好的人生和社会。这本书每一章几乎都是“故事＋分析”的结构，从个体故事入手，反思个体、群体和社会的现实与未来。

现在，有太多的人习惯了指责别人和社会，批判从来都是必要的，但是是否有资格批判的前提是自己是怎么做的，“做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个体人的文化的整体表现。个人的选择改变的不仅是个体的人生，更是社会的命运。本书也讲述了一群新工人尝试追求新工人的劳动文化的实践，那是“做统一的人”的文化，那是“不做劳动力商品”的文化。“知道自己是谁”决定个人的命运，“做什么样的人”决定社会的命运。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袁凌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7 月

本书以记录死亡为主题，平等地纪念了人生中亲历的九十九次死亡，为人、动物或植物留下遗言。尤其是对于底层人民在时代车轮下的微不足道做出展示。

从幼年记忆中第一次面对死亡，到饥荒中饿死的年轻人；从遇难的矿工到反革命案件中枪毙的犯人；从生命最后时刻的作家路遥，到重庆红卫兵墓；从狂犬病被打死的狗到面临灭绝的熊……这不止是九十九位逝者的死亡记录，更是对中国底层社会的剖析，书中真实的还原了他们的生活场景和生存状态，可以说是一部当代中国社会史。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美] 麦高登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11 月

重庆大厦大家或许都比较熟悉了，这是王家卫电影《重庆森林》中许多场景的取景地，也是片名的来源。正如电影中所展现的，这是香港“外来人口”和“低端劳动力”的聚集地：来自巴基斯坦的手机贩卖商人、来自尼泊尔的瘾君子、来自印尼的性工作者、来自亚洲和非洲各国的商人……他们背井离乡，到在这里为生计打拼。重庆大厦也因此成为了研究全球化、人口流动、城市边缘人的绝佳案例。

本书作者麦高登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他 1983 年到香港旅游时就住在重庆大厦；1994 年定居香港，每隔几个月会来这里吃一次咖喱。这开启了他对这个地方的好奇心。从 2006 年起，他正式开始做重庆大厦的人类学研究，并在此后的三年半中，每个星期至少到这里睡一个晚上。因此书里有有非常具体的人物故事，是非常详实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在不少人眼里重庆大厦就是脏乱差的贫民窟，但麦高登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笔下，重庆大厦是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人们互动交流的地方，也因此带来道德上的宽容；这里容纳的不仅是贫穷与绝望，还有对未来的冀望。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被驱逐的人：美国城市的贫穷与利益》），马修·德蒙 ( Matthew Desmond ) 著

一个顽皮的小男孩朝过路的汽车扔雪球，司机追到他住的地方，房东于是把这家人都赶走了。男孩的母亲找了新房子，房租占她收入的 88%，但因为她总是迟交房租又被赶了出来。这回她打了九十个电话才找到新住处，但过了一段时间还是被赶出来了。

这是哈佛社会学系教授马修·德蒙在《被驱逐的人：美国城市的贫穷与利益》( 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 中写到的真实事件，但这绝不仅仅是一件偶然的小事，它反映的是美国一千万左右低收入家庭的悲惨境遇。他们房租占收入的比重过高，以至于经常付不起医药、食品的钱。不断被驱逐，使得他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低；孩子也不停换学校，没有一个稳定、良好的教育环境。德蒙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中国而言或许也有警醒的意义：贫穷或许不只是被驱逐的原因，也是被驱逐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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