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爱写诗

诗歌是高雅的艺术，也是纤巧与敏感的同义词。它似乎不可能歌颂暴行，或成为独裁者们钟爱的艺术形式。但是，从古典时期到现代，许多独裁者都喜欢写诗——以此寻求慰藉、亲近或荣耀。他们的作品揭示着权力的本质、诗歌长盛不衰的诱惑、以及艺术的可能危害。

罗马君王尼禄（37-68 CE）是暴君诗人的典型代表，作为一个自负而又自怜的表演欲患者，他糟糕的统治恰恰映照着他蹩脚的艺术。史学家塔西陀和苏埃托尼乌斯都指出，罗马不仅为尼禄的政策所苦，也为其诗歌所累。嘲讽或许是复仇的一种方式，但它们也同时提出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一个独裁者的艺术被认为是有价值的，那么他的罪行是否就会减轻？反过来说，我们能否公允地评价一个独裁者的诗歌呢？

《写诗的暴君们》(Tyrants Writing Poetry)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古代历史系教授乌尔里奇·戈特（Ulrich Gotter）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写诗的暴君们》(Tyrants Writing Poetry)中撰写了一篇关于尼禄的文章。他指出，与另两位诗人君王凯撒和奥古斯特相比，尼禄的统治显然不那么血腥。不过，尽管尼禄并没有什么军事野心，他的权术阴谋却很受瞩目。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就是一个可悲的专制君主，穿着悲剧表演的戏服，在他的罗马城几乎要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之时，歌颂着攻占特洛伊的功绩。苏埃托尼乌斯就说尼禄“非常欢欣于火焰之美丽”。

尼禄沉醉于表演：他受希腊化时代的节日启发，在罗马创办了盛大的“尼禄节”。在希腊巡视时，他参加了诗歌、歌唱、竖琴表演和驾驭战车比赛（在奥林匹亚，他从他的十匹马拉着的战车上摔了下来，但胆小又想拍马屁的裁判依然判定他为胜利者）。尼禄坚持将过往胜者的雕像从其底座上撤下，并带着 1808 个奖项回到罗马。

公元 64 年罗马城发生大火，其真正原因一直是桩历史疑案，但最大的纵火嫌疑人是尼禄。人们怀疑他想扩建宫殿，碍于皇宫周围都是平民住宅难以开工建造，于是指使手下纵火。

尼禄作为诗人的形象是充满权力欲的，硬要将他不切实际的幻想变成现实，这为后来的创作者如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亨利克·显克微支提供了灵感。后者 1896 年的小说《你往何处去》被改编成一部经典的彩色电影，由皮特·乌斯蒂诺夫主演。尼禄甚至希望导演他的最后演出——他搞砸了的自杀。他排练并演出了他的谢幕之辞：随我死去的是怎样的一个艺术家啊。

“讲演的魔力”

大约两千年以后，一群意大利诗人以尼禄式的对破坏的歌颂，揭开法西斯主义的序幕。“让艺术繁荣，尽管世界崩坏”是意大利未来主义运动的宣言之一。诗人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是其发起者，他将战争幻想为“拯救世界的唯一药方”。马里内蒂希望发展出工业化、军事化的语言，形式之一就是由这位热衷侵略的创作者写作的“具象诗”——“以残暴地破坏文法作为开始”。未来主义者们深受诗人、军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影响：这位备受尊崇的诗人曾经在 1919 年建立过一个短命的“文字独裁政权”，三年后，这启发了墨索里尼的夺权。

虽然墨索里尼对邓南遮的“诗人与人民的‘神秘联盟’”表现出兴趣，他自己的诗却陷于无病呻吟。在他的文学野心里多少有装腔作势的成分：他的传记作家理查德·波茨沃斯注意到，墨索里尼会“在外国高官前来拜访时”，将著名诗人的作品“炫耀性地摊开在书桌上”。他之后的诗展现了他的孤立无援。这与他怀有社会主义理想的青年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他在诗中哀叹雅各宾主义的失败（“斧头在庶民的血管中流出鲜血”），并且呼唤革命预言的到来（“理想在他将死的眼睛中闪现／他看见未来数个世纪的预言”）。

墨索里尼

不可避免地，独裁者们将他们在艺术上的失意浇灌在政治生涯中。希特勒虽然宣称，比起“耽于美学的文学家们如糖浆般甜腻的表达”，他更偏爱“讲演的魔力”。但他也曾经幻想过在维也纳过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戈培尔把政治宣传的艺术发展到极致，但他也曾写过一本带有表现主义色彩的小说。“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也曾在巴黎受教育，而且很欣赏魏尔纳的表现主义诗歌。

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曾掀起过一场激进的美学运动，但苏联的诗人独裁家斯大林却以非常保守的方式写作。年轻时候的斯大林以格鲁吉亚语写诗——一种在他受教育的东正教神学院被禁止的语言——他的作品再现了关于叛逆诗人与失落的黄金时代的浪漫意象。根据评论家叶夫根尼·多布兰科的说法，斯大林的诗充斥着创作技巧的模仿，缺乏自嘲精神，并且洋溢着一股“浮夸的激情”。

斯大林的诗游走在矫饰与刻奇的边缘，有时也有一些自然主义的陈腔滥调：当灵魂正在被“夜晚的黑暗森林”折磨之时，“蔚蓝天空下的树丛中，传来夜莺的歌声”。它是真诚的，尽管从政治角度来看有些粗糙：

斯大林

在诗歌《这片土地之上》（1895）中，一位艺术家向大众展示他的预言音乐：

但这位预言家并没有被他所盼望解放的人所认可：“暴民在被抛弃者面前放了／盛满毒药的容器”。斯大林在之后的一首诗中以歌咏者的形象再现，“因贫农的艰辛而落泪”，他——带着先见——“建起一座自己的纪念碑……在每个格鲁吉亚人的心中”。斯大林的诗歌匿名发表在有名的文学杂志上，并且将其纳入格鲁吉亚文学传统中。

确实，即便最对斯大林持批判态度的传记作家也会赞美他的诗：西蒙·蒙蒂菲奥里写说“它们的美蕴藏在韵律与语言中”（难以在翻译中传达），而罗伯特·舍维斯则说其作品拥有“公认的语言纯洁性”。它的矫饰性的美感与英雄式的姿态会在斯大林对社会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推动中再次出现，这颠覆了此前实验性的现代主义的先锋创作。

笔与剑

斯大林的精神继承人尤里·安德罗洛夫将浪漫主义与官僚主义结合，作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他迫害异见者，镇压匈牙利暴动，也给他妻子写情诗（能给自己生活的各部分划上清晰的界线，是这位独裁者创作家的重要特征）。乌兹别克斯坦诗人哈米德·伊斯梅洛夫曾讲过一件很能说明安德罗洛夫性格的佚事：他的一个讲稿作者有次给他寄了张生日贺卡，开玩笑说权力会让人腐败，安德罗洛夫则回复：

金日成

另一个著名的斯大林主义者，北韩领袖金日成，也被认为是许多革命戏剧与理论作品的作者，尤其是“种子理论”，让金日成被视为艺术发展之父（译注：“种子理论”将文艺作品比作有机生命体，要求以特定意识形态为种子，而最终的作品则是果实）。1992 年，金日成给儿子金正日写了一首公开发表的诗：

审查与创作

在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上， “波斯尼亚屠夫” 拉多万·卡拉季奇被宣判要承担大屠杀的罪行，而诗歌成了他的罪证之一。英国 BBC 广播电台 1992 年的一个纪录片曾记录下卡拉季奇和民族主义者、俄国诗人爱德华·利莫诺夫的会面，卡拉季奇朗读了一首预言暴力的诗歌，利莫诺夫则向下边的村庄扫射了一排子弹。卡拉季奇号称他预言了即将到来的战争岁月，他 1971 年在萨拉热窝写的诗则包括如下几行：

国际法要求，对任何一名犯罪者都必须确认其动机。卡拉季奇是促使斯拉沃热·齐泽克提出“诗意－军事综合体”（poetic-military complex）这一概念的关键人物，他推崇民族主义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佩塔尔二世彼得罗维奇· 涅戈什的叙事长诗《山上的花环》（1847）。在这部作品里，泼洒穆斯林的鲜血被视作塞尔维亚民族的洗礼仪式。

阿亚图拉·霍梅尼

有关种族屠杀的言论就这样被包裹在平平无奇的譬喻中：一个民族通过“种族清洗”而得以“洁净”。但读者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将艺术作品中展现的人格视为作者自己的人格是危险的。比方说阿亚图拉·霍梅尼，他的波斯语诗歌有苏菲派预言者鲁米和哈菲兹的精神：

很难将这些诗句与霍梅尼本人的公众形象联系起来：

阿亚图拉的追随者们总是对这些诗作寓言式的解读（“清真寺和传道士只是流于表面的宗教信仰的空泛表征罢了”）——尽管有些诗句很难调和：“我已将苦行和伪善的衣物撕掉”。这些诗句使阿亚图拉成为一个神秘主义者，尽管他同时也是伊斯兰教义的制定者。他是审查者，又是创作者。

本·拉登

2011 年，对奥萨马·本·拉登基地的突袭引发了媒体对他的书架的报道。媒体关注到书架上没有几本小说，但却忽视了他对诗歌的喜爱。2010 年，本·拉登给一名军官写了封信，除详细叙述了一个充满野心的阴谋计划以外，他还在后面附了一个要求：“如果你认识任何一个通晓诗歌格律的人，请告诉我。如果你有任何一本书是关于古典诗歌创作规律的，请寄给我。”

本·拉登本人是最著名的圣战主义诗人之一，这一地位部分源于他在古典写作上的才能。本·拉登在伊拉克地区的首领阿布·穆萨布·扎卡维，同时以“屠夫”和“爱哭鬼”闻名——很好地说明了冷面无情与多愁善感间的联系，以及权力与同情心的双重渴望。基地组织的现任首领艾曼·扎瓦希里也写诗，而自称为伊斯兰国哈里发领袖的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读博士时候的论文就是关于宗教诗歌的。

萨达姆·侯赛因这个独裁者，直到痛苦的死亡来临前还在写诗。他 2013 年在监狱里写的诗用的是笨拙的方言：“你是令人慰藉的微风／给我的灵魂带来清新／我们复兴党就像抽芽的枝条一样繁盛”。总是喜欢带着 AK47 步枪拍照的萨达姆，展现了他标志性的反叛：“在这里我们将胸膛向狼群袒露。”更有趣的是，发明了这种枪的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曾经也想成为一个诗人。就如奥登给希特勒写的墓志铭（《一个暴君的墓志铭》）中所说：“他发明的诗歌可以说是简单易懂。”

编译：罗沁怡

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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