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后人谈 张爱玲与民国

前时我在南京无事，书报杂志亦不大看，却有个冯和仪寄了《天地》月刊来，我觉和仪的名字好，就在院子里草地上搬过一把藤椅，躺着晒太阳看书。先看发刊辞，原来冯和仪又叫苏青，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翻到一篇《封锁》，笔者张爱玲，我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的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见了胡金人，我叫他亦看，他看完了赞好，我仍于心不足。 

我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这就是真的了。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见了好人或好事，会将信将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证明其果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的高兴，却不问问与我何干。

及我获释后去上海，一下火车即去寻苏青。苏青很高兴，从她的办公室陪我上街吃蛋炒饭，随后到她的寓所。我问起张爱玲，她说张爱玲不见人的。问她要张爱玲的地址，她亦迟疑了一回才写给我，是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 

翌日去看张爱玲，果然不见，只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因我不带名片。又隔得一日，午饭后张爱玲却来了电话，说来看我。我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丽园，离她那里不远，她果然随即来到了。 

我一见张爱玲的人，只觉与我所想的全不对。她进来客厅里，似乎她的人太大，坐在那里，又幼稚可怜相，待说她是个女学生，又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我甚至怕她生活贫寒，心里想战时文化人原来苦，但她又不能使我当她是个作家。

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是我的客厅今天变得不合适了。她原极讲究衣裳，但她是个新来到世上的人，世人各种身份有各种价钱的衣料，而对于她则世上的东西都还未有品级。她又像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裳彼此叛逆。她的神情，是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里在想什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亦不理，她脸上的那种正经样子。

她的亦不是生命力强，亦不是魅惑力，但我觉得面前都是她的人。我连不以为她是美的，竟是并不喜欢她，还只怕伤害她。美是个观念，必定如何如何，连对于美的喜欢亦有定型的感情，必定如何如何，张爱玲却把我的这些全打翻了。我常时以为很懂得了什么叫做惊艳，遇到真事，却艳亦不是那艳法，惊亦不是那惊法。

爱玲先生，自从和你相会之后，才知道，你是民国世界里的临水照花人。

我竟是要和爱玲斗，向她批评今时流行作品，又说她的文章好在哪里，还讲我在南京的事情，因为在她面前，我才如此分明的有了我自己。我而且问她每月写稿的收入，听她很老实的回答。初次见面，人家又是小姐，问到这些是失礼的，但是对着好人，珍惜之意亦只能是关心她的身体与生活。

张爱玲亦会孜孜的只管听我说，在客厅里一坐五小时，她也一般的糊涂可笑。我的惊艳是还在懂得她之前，所以她喜欢，因为我这真是无条件。而她的喜欢，亦是还在晓得她自己的感情之前。这样奇怪，不晓得不懂得亦可以是知音。

后来我送她到衖堂口，两人并肩走，我说：“你的身裁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是真的非常好。

（节选自胡兰成《今生今世》）

▼ 诵读嘉宾

蒋孝良，复旦物理系毕业，曾任复旦话剧团的副团长及话剧团主要演员，是唯一留在大陆的蒋门孙辈。长期在高校任教，退休于华东师大。1994 年，作为访问学者赴台访问，2015 年，加入独立中文笔会。

嘉宾说

◎  您最早读张爱玲是什么时候，是怎么读到的？

蒋孝良：张爱玲的小说呢，以前看得不多，但是我有因缘。当时我的七哥哥的妻子，就是我的七嫂，她叫潘柳黛，她跟张爱玲是同时代的女作家。所以我从小就有所耳闻。但是对她的文字的深入的读，那是在八十年代以后。

特别是李安导演的《色戒》那个电影。这部电影里面我们能看到张爱玲这个人内心世界以及胡兰成此人。胡兰成这个人，有个评语，“此人可废，其文不可废。”我觉得张爱玲一生有三个男人，但对她影响最深的，却是胡兰成。他们不能结合，这是一个时代所决定的，带有悲剧成分的一个经历。我确信，胡兰成在张爱玲的内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有自我性格的这样一个女子。木心曾经说，艺术，伟大的艺术，都是赤裸裸的，音乐如此，诗歌如此，其实小说也是如此。我觉得张爱玲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她把她的内心世界呈现给大众。所以这是一个文化，这是一个民国时期，很珍贵的一段文化记录。

◎  您还记得您读到她的第一篇文章是什么吗？当时看了有什么感觉？

蒋孝良：第一篇文章应该是后来人家传给我的《小团圆》。当时感觉啊，因为我比较喜欢看一些带有哲理性的那些小说、诗歌，张爱玲的读得不多。但是我接触一些朋友，例如上海女作家——淳子，她是研究张爱玲的专家。在这之后，逐步地认识、敬佩张爱玲这位作家。

蒋孝良与母亲

◎  可以跟我们简单说说您人生的经历吗？

蒋孝良：我呢，算是蒋门之后吧，因为我是孝字辈，我的父亲一辈是国字辈。那么在我们家庭里面，称蒋纬国先生，蒋经国先生，我们称为纬叔、经叔。这是老一代人。那么我有四个兄长，都是黄埔军校（毕业）。我本人跟着父亲，在四九年就没去台湾，就留在大陆。因此，我受到的教育是四九年以后。

我是一九三六出生，我是一九五六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但是本人非常喜欢话剧、朗诵。所以我那个时候最早的启蒙导师是电影演员陈述，《渡江侦察记》他演情报处长。陈先生一进复旦，马上就任命我作为复旦话剧团的副团长。复旦剧社，可以说是中国话剧界的启蒙之地。那时候我们组的诗歌朗诵会，请的都是孙道临先生，冯喆先生，上海人艺的高重实先生......那时候演员是没有架子的。

我记得我（有一次）是从学校挤部车，到高安路去接孙先生到大教室去进行朗诵会。没有灯光，没有麦克风，就是一个低低的讲台，同学们都是席地而坐，孙先生也坐在下面，需要他朗诵，他就上去朗诵。当时叫登辉堂，现在叫相辉堂、大礼堂。

当然，现在朗诵作为一门艺术，蓬勃发展，有多媒体、配乐，各个辅助的东西。那时候都没有，麦克风也没有。（朗诵者）跟观众、受众是面对面的，非常朴实，但是这是一个启蒙阶段。

五六年到现在是六十年了嘛，时代在发展，所以朗诵艺术也在成熟和发展，朗诵艺术显得非常灿烂。但是我以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诗人跟诵者，他们的灵魂应该是相通的。诵者应该是把诗情、诗意、诗魂，完整地把它表达出来。这就要求朗诵者入心地去诵读。而且我认为朗诵的第一要见，就是非常诚挚地，对朗诵艺术有一颗敬畏之心。

我认为每个人都是朗诵家，只要他是全心全意地、入心地、走心地进行朗诵。

年轻时候的蒋孝良

◎  您怎么看待白先勇先生写作的《最后的贵族》那一代人？

蒋孝良：白先勇的那个作品，也是很有才能的人，很有才华的人。我是四月份去台湾，去台湾可能能够碰到我们本族的兄弟，现在孝字辈，只剩下蒋孝严。

蒋孝慈我跟他有一面之缘，一九九四年我去台湾的时候，因为大陆希望把苏州大学恢复为东吴大学，老戆额哦（注：上海话“很傻的哦”）！中国法律界，东吴大学是发源地，那些大法官联名写好信，我呢带过去，那时候蒋孝慈还叫张孝慈，请他一起签字。那这个事情，到东吴大学去，口碑非常好，一路送我出来，“蒋校长，蒋校长”。他一个眼睛是义眼，是打 baseball 给学生打的。所以，人生无常啊。双胞胎兄弟，哥哥（蒋孝严）活的好好的，弟弟（蒋孝慈）他是一九九五年，在北京脑溢血去世的。

◎  在您看来历史是什么？

蒋孝良：讲心里话啊，综合性大学都有历史系，但是我认为，历史这个学科是最不科学的学科。胡适讲，“历史就是小姑娘，你要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果不其然。说真正的一个历史学家，或者真实的一个历史，历史就是人类社会活动，对大自然的各方面的一个真实的记录，应该是这个东西，但是往往被扭曲，不真实。但是，现在新媒体那么发达，进了 IT 大数据时代，有各种记载。所以我确信，人类的历史，是不会被扭曲的。

◎  您怎么看张爱玲描写上海的故事、人和风物？

蒋孝良：我认为当时这个年代里，民国这个时期，在我心目当中，最突出的，了解上海、表达上海，唯其张爱玲。在当时这个时期，她反映了当时这个时代比较上层的人们的生活。

◎  您现在对民国时期的上海还有记忆吗？

蒋孝良：这个是忘不了的。一九四九年时，我十三岁嘛，经历抗战八年，我还记得我父亲在这个八年当中他的焦虑。他在那个长的台灯下看报纸，因为我的四哥叫蒋孝棠，他是笕桥中央航校的教务长，飞上去打嘛！他担心他儿子的（安危），这是很自然。还有一个特殊经历，日本宪兵队司令到我家，我那时候住在新闸路泰兴路的中华新村。我们家打扫干净啊，我这个印象很深，意思要我父亲出来。我父亲是宁可不行医，他是大夫，他前清的时候就是西医，中国第一代，非常有名，在镇江、南京这一带非常有名，是抗日战争才定居到上海。所以我们，这个是不可能做的。所以这个印象非常深。

那个民国时期的电影明星，我也非常熟悉，比如秦怡老师跟刘琼老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有一部电影叫做《忠义之家》，刘琼老师，他饰演老父亲，但他儿子就是空军，鹰击长空。所以，这个经历啊，跟我父亲和我四哥的经历非常相像，这我记得非常清楚。民国时的旗袍，我的姑妈、我的姨妈都是穿旗袍。而且呢，我觉得上海最主要的特点，是它的包容性，世界各地，谋生、有钱的人、没钱的人，都到大上海。而且上海有些建筑，我也印象非常深刻。

◎  您自己经历过这个民国时期，看到张爱玲也写到民国，您觉得她的书写和您看到的民国的上海一样吗？

蒋孝良：这倒是很难说。应该说啊，经过六十多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到现在，上海的范围，新的建筑，新时代的建筑是非常辉煌。一九九四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台湾访问，其实我主要是见蒋纬国将军，就是我们喊的纬叔。那时候的台北啊，比上海繁荣，就是说，它一个主要的路，比如中山路，旁边的支路啊，旁边的霓虹灯一路到底都没完。而那时候，一九九四年的上海啊，南京路是灯火辉煌，你离开福建路，陕西路，是很暗淡的，现在不然。

我去的时候台湾还在建捷运，实际上就是地铁嘛，这个捷运举步维艰，进行很慢。为什么呢？它经过一个地方，是私人的住宅，它说我现在建捷运要经过，他就是不同意，你得绕道。所以政府必须停下脚步，听老百姓的话，对不对？我们这里没有哦，政府一个命令，就动迁。当然我们上海是做的不错，比较文明，所以地铁的网络的密布，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呢，我的感觉，现在我们缺两个东西，现在普遍的就是娱乐，不是文化。我们今天读张爱玲，回顾张爱玲，这是文化，所以我很乐意参与。

第二个就是缺少信仰，我走过静安寺，有个特别的感觉，它是金碧辉煌，但是佛祖是这样要求你的吗？对不对？更何况，在我个人来说，我们国家还有一亿，两亿的贫困人口，我们必须真诚地倾听我们的同胞的声音。所以有时候我讲得有点过分吧，我不在乎真的把中国人送上月球，当然我很高兴，但我并不在乎。我很在乎，把一切雾霾，气象的、社会的、制度的雾霾，从中华大地驱逐出去，把贫困，从中华大地驱逐出去。让每一个同胞，享受幸福、快乐。

◎  您怎么看张爱玲离开故土的选择？

蒋孝良：不光是她吧，好多作家都是做了这个选择。我觉得这真是非常矛盾，我们希望国家非常强大，一个民族站立起来，但是我以为很重要的就是，个人要有个人的独立性，独立思考，他应该有这个自由。所以，外出的人，就是追求这个嘛。但是有些事情，效率，最典型的就是地铁，台北的那个捷运花了多少精力，跟这个效率不能比，但是用什么换取这个，这是一个矛盾。就如果我年长几岁，因为一九四九年我是初中一年级，我年长几岁，我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人生的轨迹，看自己怎么活着。

◎  当年您为何会选择留在上海？

蒋孝良：这个说来很奇怪，一九四九年，虽然我是蒋家人，但是我对党的宣传，就是一个很普通概念吧，“中国人站起来了”，那种民族的自豪感，照顾穷人，那种慈悲心，这是我母亲从小教育的，我是非常认同。

所以我在念高中的时候，还参加团组织生活，但是面临一个打击，我是一九五五年，上海五四中学毕业，我的数理化、文科，所有成绩全部是优秀，真的非常好，我的数学非常突出，物理也非常突出，演话剧，写作文，还是写字，真的非常会读书。但是我一九五五年没有考取（大学），就是因为是孝字辈。但是一九五六年我考取。一九五六年是特殊的一年，向科学进军。现在那些我的老同学都讲，那一年招生的时候就是讲，只看成绩，不看社会关系，什么都不看。所以我那届的同学，荣毅仁的女儿；严家淦，是台湾副总统，他的侄子；包括我，应该说是蒋总统的族侄孙吧，都进了复旦。

原来我在复旦有个绰号，有个电影叫《流浪者》，我绰号叫“拉兹”，模样也不错，啊哈哈哈……大学五年级，毕业以前，把所有的实验全部补完。然后分配就分配在上海业余工业大学，正规的、好的大学，不会要我这样的人。我们这个学校后来变第二工业大学，我们这个学校的特点，分进去的教师都是复旦、交大、同济、北大、清华，都是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因此我们这个学校的教师水平，我自以为非常了不起。整整十年这样过来，所以做了一辈子的教师。那么我的业余生活比较喜欢的就是朗诵。我觉得也不错，如果我当时去了台湾，那我人生的轨迹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认为，我现在也很不错！

◎  您有没有设想过离开的生活？

蒋孝良：我在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就有一个机会到美国定居，因为我三叔叔的那个我的堂姐、堂妹，她们都在美国嘛，给我担保啊，什么都弄好了。但是我妈妈舍不得。她说你走了，我怎么办？而且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是吧，一个男人要担当，离开女儿、妻女，也于心不忍。当然，对个人的发展来说完全不一样。我非常有信心，如果给我条件的话，我会成为一个物理学家。现在是教书，我的教书是非常突出，过去不太重视，其实大学教授最重要的是教学。我的几乎一生的精力就是教学工作，科研、论文也有，不多，但是评职称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吃亏。

所以说来很有趣，最近在群友聚会的时候，走过来一位，他说“蒋先生，你是不是就是上海电视大学给我们讲课的蒋孝良老师？”，我说“是啊”，你想，我讲课是一九七九年，这是三十几年前的事。又有一次坐在我旁边，憋了半天，他就问，“蒋先生，你是不是就是上海电视大学那个给我们讲课的蒋孝良老师？”，我就说“是啊”。遇到好多，这也是一种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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