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谈造人

我一向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感到亲切，对于和自己差不多岁数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对于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完全敬而远之。倒不是因这“后生可畏”。多半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也都是很平凡的，还不如我们这一代也说不定。

小孩是从生命的泉源里分出来的一点新的力量，所以可敬，可怖。

小孩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糊涂。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怎样渴望把我所知道的全部吐露出来，把长辈们大大地吓唬一下。青年的特点是善忘，才过了儿童时代便把儿童心理忘得于干净净，直到老年，又渐渐和儿童接近起来，中间隔了一个时期，俗障最深，与孩子们完全失去接触——刚巧这便是生孩子的时候。

无怪生孩子的可以生了又生。他们把小孩看做有趣的小傻子，可笑又可爱的累赘。他们不觉得孩子的眼睛的可怕——那么认真的眼睛，像末日审判的时候，天使的眼睛。

凭空制造出这样一双眼睛，这样的有评判力的脑子，这样的身体，知道最细致的痛苦也知道快乐，凭空制造了一个人，然后半饥半饱半明半昧地养大他……造人是危险的工作。做父母的不是上帝而被迫处于神的地位。即使你慎重从事，生孩子以前把一切都给他筹备好了，还保不定他会成为何等样的人物。若是他还没下地之前，一切的环境就是于他不利的，那他是绝少成功的机会——注定了。

当然哪，环境越艰难，越显出父母之爱的伟大。父母子女之间，处处需要牺牲，因而养成了克己的美德。

1944 年，张爱玲

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或者会被认为过于理智化，过于冷淡，总之，缺乏“人性”——其实例是比较“人性”的，因为是对于兽性的善的标准表示不满。

兽类有天生的慈爱，也有天生的残酷，于是在血肉淋漓的生存竞争中一代一代活了下来。“自然”这东西是神秘伟大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不能“止于自然”。自然的作风是惊人的浪费——一条鱼产下几百万鱼子，被其他的水族吞噬之下，单剩下不多的几个侥幸孵成小鱼。为什么我们也要这样地浪费我们的骨血呢？文明人是相当值钱的动物，喂养，教养，处处需要巨大的耗费。我们的精力有限，在世的时间也有限，可做，该做的事又有那么多——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

我们的天性是要人种滋长繁殖，多多的生，生了又生。我们自己是要死的，可是我们的种子遍布于大地。然而，是什么样的不幸的种子，仇恨的种子！

（原载于 1944 年 5 月《天地》月刊第 7—8 期合刊，收入《流言》）

▼ 诵读嘉宾

胡迦，上海出生，现移居蒙特利尔。出身书香门第，生于霞飞街，成长霞飞街，三代同堂，同为教师。祖父胡怀天曾创办卢湾一中心小学（原萨坡赛小学）等名校，祖母百岁老人陆匀绡任教万竹街小学，是蒋经国、蒋纬国兄弟班主任。从小皈依佛门，师从弘一法师弟子律一法师。九十年代至今八次深入藏区腹地，游历七十一国。

▼ 嘉宾说

◎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胡迦：我姓胡，胡迦，古月胡，释迦摩尼的迦，祖籍是安徽绩溪人。我原来做了十多年中学的英语老师，在十来年前，然后决定了自己改变一下人生，我现在一半时间住在上海，一半时间住在蒙特利尔，应该说是一个自由人了。

◎ 您能跟我们说说您跟张爱玲的文字结识的缘起吗？

胡迦：第一次接触张爱玲，其实是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呢，是在上海的锦江饭店对面，兰心大戏院放的。我记得非常清楚，那部电影（《滚滚红尘》），其实当时去看那部电影不知道是写张爱玲，是冲着两个演员去的，林青霞和秦汉。然后这部电影第一次看了之后，就心里有一种落泪的感觉。说实话，那次看那个电影，我还是跟班上一个女同学逃了课去看的。

我们读书时候的那个八十年代，我也是十几岁，刚刚朦朦胧胧对于一个世界有那个向往。最美丽的场景就是女主角和男主角在阳台上，《滚滚红尘》音乐响起，他们在一个红色的围巾下面，站在他的脚上翩翩起舞。所以这种浪漫，让我到世界很多地方旅游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就会抬头去看，去找那个阳台，我甚至就想像我家里面，其实我家里面没这么漂亮的阳台，我就经常想着，我应该拥有这样一个阳台，我能够站在上面，与我的爱人翩翩起舞。

◎ 您从一个对人生，对爱情，对世界懵懂、憧憬、躁动的初中生，到今天我们坐在这房间里面讨论张爱玲，张爱玲对于您而言有变化吗？

胡迦：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变化的是周边的环境，但是这些文字，包括她的书中的一些精神，一种境界，早就植入你的心里，而且是很深的，而这种植入是跟你的成长环境非常息息相关的。我比较直白地说，脱离了上海，很难看懂张爱玲。所以我在以前任教的时候，曾经布置过一个假期作业，就是让班上的孩子去看张爱玲，去了解张爱玲。然后有一个雨天，我们坐在常德路，她的故居下面，一起诵读张爱玲。那时我认为张爱玲已经穿越了。

◎ 跨过四十岁的门槛之后，您怎么看待张爱玲之死？

胡迦：其实张爱玲的作品当中，充满了生老病死，离别，伤感，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种悲哀文字的夙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她告诉了你什么是人生，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接受这段人生，来面临人生。就好比说张爱玲最后她是孤老而终，试想另一个环境，张爱玲被抢救，其实死是她自己的事情，她完全能够接受，这才是真正的张爱玲。

◎ 您怎么看张爱玲目前的处境？

胡迦：我觉得（张爱玲）已经被很多人给忘却了，包括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从内心世界去接受张爱玲，不是从随众 popular 的角度去接受张爱玲的话，它更多地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爱，而这种爱，是我们现在当今整个教育体系当中所缺乏的，因为我们少了更重要的信仰的教育和道德的教育。换言之，我们这个社会，有可能就是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中，我们注重的层面往往是一个表象，而忽略了人应该赖以生存的，真正的一种灵魂的基础。

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么一个节目的时候，就是第一期的时候，我就说，应该让每一个人成为穿越的张爱玲，不分性别，不分国界，让张爱玲能够在一百年以后，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让她的精神，一种慈悲与宽容，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这是张爱玲。

◎ 参与《我自己的张爱玲》这样的诵读节目，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胡迦：因为从小有一种对张爱玲的亲近，这种亲近是非常偶然，也是必然的，因为她是一个上海出来的作家，我们又是从小在上海长大，所以今天我来的时候就感到张爱玲是上海的，一个上海的张爱玲。

◎ 一九五二年张爱玲离开大陆之后，再也没回来，当您远在蒙特利尔遥想上海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胡迦：我觉得上海是一个概念，是一种心境，你不论走到哪里，你最喜欢的上海它不是一个形，而是生长在你的心里，这就好比我觉得张爱玲她原来出生在上海，最后客死他乡，但是她心中永远会有那样一个伤害，那种情结。这种爱，不论是对一种作品的爱，还是对一个城市的爱，发自内心深处很深的地方，它是要有童年的经历，要有成长的背景，融合在一起，然后成为了一种既残缺又完整的爱，而这种爱是非常美丽的。

◎ 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您对于张爱玲的了解和认知有什么变化？

胡迦：现在张爱玲对于我来说，有这样一段海外生活的经历，包括我自己在西藏那些藏地，我去了很多次时候，觉得你的灵魂当中，有的时候是那么的孤独，它就是一种张爱玲的体现。

◎ 说说您的出走经历，这样的出走和归来给您带来了怎样的收获？

胡迦：我走的比较早，那个时候藏地牛皮书那些书都没出版，就是一个因缘。当时在九十年代，我刚刚工作大概没几年，然后我走的还是比较辛苦的，当时直接就是从 318 国道，川藏线，一直到拉萨这样的一段经历。

这样的出走和归来，我觉得让我能够了解其实很多时候，张爱玲的作品当中，慈悲与宽容，这句话她始终贯穿。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 318 国道最高的一个城镇，叫理塘，那一次经历我记忆犹新，也就是在理塘，它的毛垭大草原上，有一个牧民的法会，然后我就去参加了，就是当大家念诵的经文第一声出现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下来了，然而眼泪止不住，就无从悲伤。这段经历过了以后，我就在想，外界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难受的事情，你只是在那一刻，你的眼泪流下来了，而且心里面充满的就是一种感触，一种触动。这种触动很深，它到了那个点，冲破了你能够忍受的极限，忍不住，在那掉眼泪。

若干年以后，就是好比我今天讲到的在那一刻体现出来的眼泪，是一种慈悲。所以我说张爱玲在另一个层面上，她又是个宗教性的，可能从现代人去阅读的角度当中，大家很难去体会。她作品当中有她的宗教性，我自己看那个作品，我觉得它是继《红楼梦》以来，一个非常直白的，能够相提并论的一种对人生的描述。其实这种描述，我自己认为张爱玲的宗教性是在她内心深处有一种觉悟，这种觉知是她经历不同的人生以后，才能够有缘以她的文字表现出来。所以将来我们再去看张爱玲，可以从那个角度去看，一个宗教符号的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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