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女神除锈战

1980 年 5 月 10 日，星期六，自由女神的守卫睡过头了。大卫·莫菲特在早晨八点醒来，换上了制服。他喝了一杯咖啡，迈步走出他那间位于自由岛上的砖房，来到南侧的花园，开始清理杂草。他训练有素，曾经参与过克劳迪娅·约翰逊在华盛顿的美化项目，拥有一块很壮观的菜园。而作为自由女神国家纪念碑的管理员，他还拥有一个很壮观的后花园。

如此平常的休息日，他计划像往常一样，简单收拾一下花园，然后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一起去曼哈顿市中心购购物，或者去中央公园骑骑车。清澈的天空，伴随着轻柔的东南风，气温大概是 10℃。莫菲特跪在地上，修剪着玫瑰；而当他的首席管理员迈克·坦南特 跑进来时已是几个小时之后，他带来了一个消息：有两个人正沿着自由女神像的外侧往上爬。这可是头一次遇上这样的事！

莫菲特抬起头来，眯起淡褐色的眼睛，看向自由女神雕像，然后便证实了这一消息。对休息日而言，这种事来得可真不是时候。

诗人的抗议：“自由遭陷害”

从莫菲特的房子到雕像大约是一百五十码远，还没赶到他就已经听到雕像基底附近的观光客发出的叫骂声： 混蛋！”“蠢蛋！”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肯定会干扰他们的游览行程。莫菲特早已和观光客们一样愤怒，不过原因有所不同：他觉得攀爬者们正在亵渎自由女神，而且可能会造成伤害。时年 41 岁的莫菲特有着一头浓密的深棕色头发，说话时带着浓浓的休斯敦口音，因为在维护建筑方面曾经有过突出表现，他得到了这份因其孤独而被认为是苦差事的工作。当时，自由岛和自由女神像都已年久失修，国家公园管理局也知道他们的维护工作相当不足，莫菲特是这十几年来第一个全职守护者。

走到半路，莫菲特停下脚步，看到攀爬者打出了一条横幅，上面用红色的粗体字写着“自由遭陷害”，下行则写着“释放基洛尼莫·普拉特”。在此之前，他只是觉得攀爬者只是搞点恶作剧，但现在他已经明白，这两人是抗议者，尽管他并不知道基洛尼莫·普拉特是谁。当然，他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纽约警察局里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专门负责带离高台上的人——他在电视里看过那样的场景——他打算打电话向他们求助。于是，他返回办公室，命令岛上的人群疏散。然后，通过公共广播系统，在雕像内部播送公告，告知其中的游客们出现突发事件，要迅速撤至码头区域。随后，莫菲特在办公室给国家公园管理局位于波士顿的区域指挥办公室打电话，在此之前他曾做过几次这样的事，显然将来还会继续。

莫菲特曾目睹过波多黎各人占领自由女神像大半天，以及一群伊朗学生绕着雕像围成一圈，抗议美国对待伊朗国王的立场；在任职期间，他每年需要处理大概十起炸弹恐吓事件。而在他到任之前，大学生抗议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老兵们抗议越战、美国革命学生大队抗议伊朗政府以及纽约市长抗议苏联籍犹太人待遇，都在这个位置发生过。他当然很清楚，无论是为什么进行抗议，自由女神像都是一个理想的场所。所以，莫菲特给纽约警察局打了电话，而不是美国公园警察，这个决定的后果将会影响攀爬者，更会影响自由女神像。

1980 年 5 月 10 日，左下的警官站在自由女神像基座护栏上企图说服图上的攀爬者爬下神像。图中的男人利用橡胶吸盘和钉鞋爬上塑像，抗议他们口中的埃尔默·基洛尼莫·普拉特被“陷害”一事。普拉特因 1969 年杀害一名教师入狱服刑。顶上横幅上写着：“自由遭陷害——释放基洛尼莫·普拉特。”

纽约警察局紧急应变小组赶到时，正在撤离的人群发出了欢呼。小组成员们很快评估了现场，并认为“带离”过程充满危险。救生网是必需的，直升机也是。这些都准备好之后，莫菲特判断处理这一状况需要持续一段时间，于是告诉妻子去曼哈顿购物就不用等他了。随后，他从纽约警察局那里获知，原来基洛尼莫·普拉特是个黑豹党人，因涉嫌谋杀圣莫妮卡学院的一名老师而获罪，已经被关押了十年，但莫菲特并未因此消气。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亵渎自由女神像的行为都不值得同情。他重申：“我的职责是守护美国的象征。”

于是，莫菲特这一整天都待在办公室里，通过政府配置的一副双筒望远镜观察攀爬者的举动。当天下午，他接受了《纽约日报》的电话采访。就在采访的过程中，他听到从雕像位置发出来的一声巨响。“哎呀，天哪！”雕像下方的一些人异口同声喊道，“他们在破坏雕像！”首席管理员冲进办公室，汇报说有一个攀爬者正往雕像表面打岩钉。莫菲特不记得当时他听到了多少记重击，只知道自己快要急疯了。他已经确定，攀爬者们正在破坏他的雕像。他对记者喊了一声，便挂断了电话。

雕像上方，埃德·德拉蒙德正在使劲破坏女神雕像。他来自旧金山，是一名三十四岁的英国诗人，曾经有过攀爬建筑悬挂标语而被逮捕的记录。他在雕像的左腿上来回移动，随后又继续向上，继而向左，但这个过程比他之前想象或计划的要困难太多了。花了两个小时，他终于爬到了自由女神像的右膝盖窝，然后被困在一个小窗台处，那是一个可以仰望女神雕像背部长袍褶皱的排气孔。雕像表面最难爬，给他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两个八英寸的吸盘失效了。雕像表面被数以百万计的小凸起覆盖，如同粉刺一般，这是一个世纪前法国工匠将铜板敲击成型的结果。因此，即便他使出浑身的力气，吸盘也只能吸住十秒左右。“我发现它们好像没什么用了，”他回忆道，同时描述了手臂开始感觉到的麻木。他脚下一滑，往下滑了几英尺，此时已经很难用另一只吸盘维持住身体，他清楚摔下去的后果。“你会飞到空中，最后从两百英尺的高空摔落到地面，”他事后如此讲述。几乎可以肯定，如果这样的事发生了，他一定会拉住他的同伴史蒂芬·卢瑟福——一位曾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分校受过教育的三十一岁教师——一起摔下去的。

在攀爬的时候，德拉蒙德看到铜板之间都有小缺口。一定是某种原因才导致铜板翘起的，尽管由此形成的边缘还没有大到可以借力攀爬。他还注意到在雕像上有很多小洞，这些在地面上都无法看到。在自由女神像的粉丝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这些小洞都是弹孔。向上爬已经趋于绝望，他只能将背部靠在一个排气孔的外壁，双脚站在另一个排气孔上，尝试将出发前最后一分钟买到的 S 型小弯钩挂到一个小洞里支撑他的重量 ；然后通过一根吊索，把自己挂起来，但这些仍然不足以支撑他，钩子已经严重变形。

In the 1970s and early 80s, Edwin Drummond was the bane of the international establishment. His protest climbs to the top of landmarks such as Nelson's Column and the Statue of Liberty resulted in several brushes with authority, as well as making headlines around the world.

德拉蒙德计划顺着雕像的背部继续向上爬，直到爬上她的左肩，并待在左耳上方那一缕头发下边的一个小孔里。在那缕头发处落脚后，他可以展开长达一周的日夜抗议。（他准备了一个睡袋，以及奶酪、椰枣、苹果、三文鱼罐头和瓶装水等补给品。） 他本打算把标语围在雕像的胸部，就如同文胸一般，但后来发现无法跨越那个排气孔。没有其他办法，他只好决定在凸出的位置度过一晚，等次日清早再往下撤。他跟纽约警察局交代的信息就是这些，后来警察局又转达给了莫菲特。当天夜里，莫菲特躺在床上无法入睡，透过窗户望着德拉蒙德和卢瑟福。他的孩子们对整场骚乱，以及直升机不断盘旋发出的轰鸣声抱怨不已。

次日恰逢母亲节，德拉蒙德和卢瑟福在早上屈服了，距离他们开始这次行动已经差不多二十四小时了。当时他们已经用绳索滑到雕像脚部位置，媒体纷纷在夹层中现身。一名记者朝上面喊道：“你们使用岩钉了吗？”很快，德拉蒙德向下回应道：“没有，我们没有损坏雕像！”随后，在雕像左脚小趾一处小小的凸起下面，他一边将其中一个吸盘压到金属表面上，一边喊着：“我们就是这样爬上雕像的！”他和卢瑟福顺着绳索下滑，一群拿着手铐的警察早已等在下面，德拉蒙德再次强调他没有破坏雕像。不过，后来莫菲特在接受联合通讯社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攀爬者将“长钉砸入”雕像中。他还跟记者说，有人递给他一份美国检察院的通知，上面写着：“不要给他们提供特赦。”莫菲特当然不会这么做，因为他现在愤怒极了。

美国史上最具象征意义的除锈大战

在监狱待了一夜后，德拉蒙德和卢瑟福被指控非法侵入与破坏政府财产，造成共计达八万美元的损失。此时，莫菲特已经通过他的双筒望远镜观察到德拉蒙德提到的那些孔洞。他派了一名维护人员从雕像内部爬上去查看详情。维修人员发现雕像到处都是孔洞，但不是因为被岩钉或长钉之类的东西砸出来的。孔洞都位于铜质外层与内部钢铁骨架进行固定的铆钉位置，而且都已经散开了。这些洞并不是德拉蒙德造成的，而是因为金属被腐蚀。

所以，埃德·德拉蒙德是对的。“自由遭陷害”，自由女神像的骨架已经生了锈。

这成了莫菲特的心病。虽说雕像内部一直都存在涂鸦的问题，但还没人在外侧进行过破坏，莫菲特可以确认这一点。他不禁为此感到困惑。他回到办公室，翻遍所有文件柜，试图找出有关雕像状况的报告，却一无所获。他只好用一个小型的脚手架爬到雕像上检查破坏程度，并发现德拉蒙德的绳索擦掉雕像表面绿色光泽形成的磨损痕迹与小斑点。他也通过电话联系了国家公园管理局位于丹佛的设计建造单位，请求他们派工程师过来检查雕像的状况，并出具相关报告。

几周后，两名工程师抵达并进行了检查，还整理出备忘录交给莫菲特，其中的结论认为：雕像尽管有一些腐蚀，但基本还是健康的，最后也没有提出相关的修复建议。莫菲特知道雕像没有明显受损后略感宽心，但对于他们仅仅是靠目测进行的检查还是不满，他希望检查能更深入一些。他已经观察到一些破坏，所以需要明确而详细的答案。因此 5 月 20 日，他派了两名员工咨询曾检查过独立钟的温特图尔博物馆工作人员，请求其检查“引起严重腐蚀的原因，并给出稳定现状以避免更大灾难的建议”。他们寄出了两份从自由女神像火炬位置取来的铜样，而博物馆方面则将样品送到了杜邦冶金学家诺曼·尼尔森面前。

尼尔森的报告并没有比丹佛那边的多出太多亮点。他在报告中写道：“希望进行一次研究，确定可能造成铜件快速腐蚀的原因，提出控制和稳定腐蚀的建议。”然而，他通过 X 射线荧光分析得到的检查结果仅仅检查出了一些化学成分，也就是铜、铜绿以及包括锑、铅、银、锌和汞在内的杂质。

尼尔森完成报告的两天前，德拉蒙德的案子举行了听证会。此时，真相已经非常明显，德拉蒙德没有在雕像上打孔，所以赔偿损失也就无从谈起。实际上，对德拉蒙德的指控报告显示，当时德拉蒙德的背包里没有岩钉或锤子等物件。莫菲特听到的巨响被核实是一名警察用手枪柄敲击雕像内部发出的。不过德拉蒙德还是因非法入侵而获罪，被判六个月的缓刑以及二十四小时的社区劳动，不过这只是一项轻罪。

几个月后，莫菲特接到一位律师的电话，得知两位法国工程师最近刚刚完成的对一处类似铜铁结构雕像的修复，雕像名字叫作“维钦托利”（高卢阿维尔尼人的部落首领，曾领导高卢对罗马统治的最后反抗）。他们答应对自由女神像进行更彻底的检查，毕竟这也是法国送来的礼物。（法国在这个问题上比美国强并不奇怪，它的金属建筑史要比美国早上好几代。） 莫菲特非常期待，因为他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他也知道更深入的检查将会受到国家公园管理局经费的严格限制。

不得不说，这个消息来得正是时候，当时莫菲特已经两次提议为雕像即将到来的一百周年纪念日成立一个委员会，但都石沉大海，只因为吉米·卡特总统的预算有限。莫菲特知道雕像需要被装扮得漂漂亮亮，但似乎没有人想操心此事，更没人愿意出钱。所以，他只好在自由岛上与工程师见了面，并安排他们与公园管理局的主管举行会议。德拉蒙德攀爬事件发生一年后，他们决定达成合作伙伴关系，一起修复自由女神像。20 世纪的 60 年代到 70 年代被公园管理局称为“雕像被‘忽视和恶化’的年代”，此时终于要结束了。令人称奇的是，开始只是两名抗议者制造的丑闻噱头以引人注意，最后却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最具象征性的一次除锈大战。

“女神”成了一枚大电池

这座曾是世界上最高钢铁建筑的雕像正在生锈，成因充满谜团。来自法国和美国的七位建筑学家与工程师开始对她的过去进行调查，把细节拼凑到一起。可以肯定的是，它曾经被很多机构以各种方式管理过，虽然有时管理得并不到位。她矗立在贝德罗岛的伍德堡上，建成于 1886 年，在经过两周的无人监管后，最初由隶属于财政部的美国灯塔委员会管理。该机构管理了十五年，随后在她被宣布成为国家纪念碑之前，战争部接管了二十三年。又是九年过去，她的监管权转移到国家公园管理局手上。也就是说，在长达半个世纪里，她都没有得到任何机构的专门照看。1937 年，国家公园管理局与公共事业振兴署一起替换了一些生锈的结构。优秀的维护人员使用与原来类似的钢材进行了替换，但因为所有工作都是在雕像内部进行的，所以他们用了自攻螺钉而非铆钉，因此可以说这事被他们搞砸了。在那之后，雕像没有得到过更好的维护。直到 1964 年 8 月之前，这座纪念碑都没有官方的负责人，只是有过一名管理助理、三名助理负责人、一名代理助理负责人和一名部门管理人员（其中没有一人任职超过两年半）。1977 年 1 月，莫菲特终于到任了。

除锈团队的美国成员包括理查德·海登、蒂埃里·德斯庞特、爱德华·科恩，他们认为需要更多有关雕像历史的细节，因此造访了由雕像建筑师弗里德利-奥古斯特·巴特勒迪以及工程师亚历山大 - 古斯塔夫·艾菲尔完成的其他雕像。他们前往位于法国科尔马的巴特勒迪博物馆，查阅了 1885 年的笔记、文件、模型以及日记。他们没有看到建筑图，但发现巴特勒迪根本没有计划开放雕像内部，这就有些棘手了，因为美国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点。此外，他们发现了艾菲尔的手稿，其中包括雕像框架的计算过程，解释了二十七万磅的钢铁如何支撑十六万磅的铜。

将钢铁骨架与铜质外层固定起来的框架设计非常精巧，但巴特勒迪也明白这风险很高。实际上，他已经选择了另一个出自欧仁·埃马纽埃尔·维奥莱 - 勒 - 杜克之手的方案，雕像的臀部以下都用沙子填充。然而，维奥莱 - 勒 - 杜克在 1879 年就逝世了，因此巴特勒迪只好选择艾菲尔的方案。艾菲尔的设计之所以有风险，是因为两种金属不能真正相互接触，一旦接触，就会发生腐蚀，这是路易吉·伽伐尼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证实的现象，还被命名为“伽伐尼腐蚀”。实际上这也是电池工作的原理：电子从较弱，也就是电负性较高的金属传递到较强的金属上，而较弱的金属就会被破坏，这也是电池不能永远续航的原因。具体到自由女神像这个案例中，电势差只有大约 1/4 伏特，这甚至无法点亮最小的灯泡，但持久性却超过任何一枚电池。艾菲尔知道这一风险，并计划用虫胶浸渍的石棉来隔离铁、铜两种金属。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最先进的技术了，而且他很有信心。他表示：关于这件作品的维护，基于处在这座建筑内部时，所有元素的细节都可以看到，所以很容易将其保持在良好状态。”《科学美国人》对此有不同看法，在雕像完工后的一个月曾撰文告诫：需要担心五种危险，分别是地震、风、闪电、伽伐尼腐蚀和人。”巴特勒迪反击道：我丝毫不怀疑，只要得到关照与维护，这座地标性建筑将会比埃及的那些更持久。”然而，事情却不像他预料的那样，一部分原因是他从没考虑过上漆的问题。

本文节选自《锈蚀：人类最漫长的战争》（ [美]乔纳森•瓦尔德曼著，孙亚飞译，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10 月版）。图为英文版 Rust : The Longest War 封面摄影。

如今已经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在雕像内部上漆了，总之，这事发生在 1911 年，涂抹的是一层黑色的煤焦油。到了 1932 年，一位模仿者又在这层煤焦油上面厚厚地涂了一层铝涂料；1947 年，又有人在其上覆盖了一层搪瓷，这种材料可以有效地擦除其表面的涂鸦。莫菲特到任以前，至少还有六个人干过这样的事情，于是涂抹在雕像内部的漆一层接一层。为了维护雕像，莫菲特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甫一到任，工作中就有一项是在雕像内部涂上一层浅绿色的含铅油漆。本应该挂上“高腐蚀风险”警告标语的位置，却多了许多层涂料。这些涂料几乎和铜一般厚，而且还在钢铁骨架与铜质外层间保存了水分，这恰恰是艾菲尔和巴特勒迪提醒过需要避免的问题。铜与铁之间有一层水就如同两种金属相互接触一样糟糕。所以美国团队的第一个发现就是：雕像已经成了一枚巨大的电池。最后，腐蚀还产生了大量“废料”。在某些位置，涂料已经成为维持结构的唯一材料。

与此同时，团队中的法国成员们也开始收集数据，但更多是科学数据而非历史数据。他们在雕像表面安装了大量风力表，内部则装了 142 个拉力仪和加速器。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在雕像内部的封闭空间里呼吸，夏天时温度又常常超过 49℃，因此他们在内部安装了二氧化碳检测仪与湿度仪。他们用 X 射线对框架的裂缝进行扫描诊断；而在位于法国桑丽思的机械行业技术中心，他们又对泡在泥浆中的钢架样品进行疲劳与冲击测试，观察裂缝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扩大，以及金属在风力引起的动态应力下的响应。他们使用超声波测距仪对铜质外层的厚度进行测量，而且拍摄下 300 片铜板的照片。

1981 年 12 月，“法 - 美自由女神像修复委员会”完成了初步诊断报告，证实了莫菲特对丹佛方面所谓“基本完好”的怀疑。1983 年 7 月 14 日，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如同杂志一般厚的报告，足足有三十六页，其中提出了四种修复建议。这些建议只是在提高游客可接近度与环境的程度方面有所区别，如楼梯、电梯及休息平台。除此以外，有关建筑维修方面的建议非常一致：确保建筑的整体性，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避免更多的电解作用。他们说的电解就是指锈蚀。

工程师们发现，雕像的每一个部分都存在锈蚀现象，或至少对此有影响。仅有铜质外层还能够抵抗，虽然有些铆钉孔洞和其他损伤，但还是被认为属于“正常”范围内。一旦钢架开始锈蚀，恶化过程就会失控。当支架上有一个点开始生锈时，那么这个点就会膨胀，继而使铜质外层与钢铁架之间的弹性铰链点（ 可以允许铜的轻微膨胀与收缩） 无法活动，然后铜会发生扭曲，并最终将铆钉顶开，使铜质外层承受更强的拉力。这个过程被称之为“顶升”，就像是一种链式反应。特别是由于雕像内外的压力差，更多铆钉被顶开，这也意味着将会有更多水分进入，自由女神像几乎是在吸水。雕像的 1.2 万根骨架铆钉中，有 1/3 出现松动、损坏或脱落，而支架则有差不多一半发生锈蚀。石棉绝缘层早已瓦解，实际上已经因毛细作用吸收水分并加剧破坏进程。因此，支架的一些拱肋厚度已经只剩 1/3。雕像长袍与脚部下方的桁架梁则“严重锈蚀”；从照片上看，它们似乎被什么金属海狸咀嚼过一般。自由女神左手捧着的书也由“锈得很厉害”的支架勉强支撑，王冠也没好到哪儿去。楼梯被腐蚀的状况也很严重，右臂的支架也是如此，火炬更是“锈迹斑斑”。所有骨架的锈蚀问题都被认为已经“危害”到系统功能的发挥。根据这份报告，火炬部分存在“明显的结构坍塌风险”，这实在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

数百万游客肺部呼出的水蒸气在雕像内部浓缩成的水，以及雕像王冠七个尖角之一刺入举起的肱二头肌形成的那个大孔处流下的水，经过铆钉的小孔或糟糕设计的排水口（ 最初的设计是为了将水排出），钻进了雕像里。在冬天，雕像防水性差的问题就尤其突出，因为人们很容易就在雕像内部发现雪的踪迹。水也会从火炬的位置进入雕像，这从一开始就是个灾难。

1886 年，当雕像在美国组装，或者说是重新组装时，巴特勒迪要求在火炬上安装八束灯光，以点亮镀金的铜火焰。就在雕像揭幕仪式前一周，也就是 10 月 28 日，美国陆军工程部通知他调整灯光设计方案，因为原有方案会干扰港口的舰船导航系统。美国灯塔委员会海军上尉约翰·米利斯决定在火炬上切出两排舷窗，这样就可以从内部进行点亮了。不过，这样的亮度有限，只是在曼哈顿岛上可以看到，巴特勒迪揶揄这火焰只是“萤火虫之光”。到了 1892 年，上面一排舷窗的直径被扩大到十八英寸，随后用玻璃封闭，并在上方加装了一扇天窗，巴特勒迪对此仍不满意。又过了二十四年，也就是巴特勒迪去世后的十二年，一位名叫约翰·格曾·博格勒姆的艺术家对大部分火炬进行了雕刻，共切出二百五十个矩形，安装了二百五十块琥珀色玻璃。博格勒姆也曾雕刻过拉什莫尔山。后来，有位金属雕工写道，火炬现在就像“一只形状诡异的中国灯笼”，火炬从内到外也像一只巨大的鸟笼。窗户上有漏洞，下方的通风孔则是鸟类完美的入口，各种锈蚀问题也因此而生。

火炬是雕像上最高、最潮、最受风也是最少被注意的部分，同时也是最精细的部分。制作火炬的金属更薄，以确保展示柄部表面与下方坠饰的复杂细节。作为哈德逊河口最高点，火炬也成为众多鸟类栖息的据点。正因如此，火炬成了雕像上破坏最严重的部分。修复项目开展的早些时候，美国维护团队的海登和德斯庞特与几名公园管理员一起爬进火炬内部进行彻底检查。在火炬坠饰的底部，他们发现了一摊混有鸟粪的死水，称之为“原汤”。这滩死水正侵蚀着金属。如果不是因为一根拴有绳索的螺杆，坠饰早就掉落了。他们在现场拍下照片，并在随后的会议中进行传阅。其他工程师立即建议他们不要再进行这样的“冒险”，因为火炬已经太孱弱，实际上火炬支架已经消失，只是在原来的位置上留下了一点痕迹。

随着修复范围逐渐清晰，美国国内的委员会及基金会逐渐从原来的法 - 美委员会接管了自由女神像的修复项目，并为此展开筹款、调研，并完成相应的准备事项。因为前期的研究与计划就已经花了三年时间，所以接下来的三年修复工作就非常忙碌。他们在国家级委员会与基金会支部管理本项目前，率先成立了委员会的分支机构与协调机构。他们在华尔道夫酒店举行会议，并飞往巴黎造访凡尔赛宫。参与修复工作的承包商有三十多个，他们雇用了超过三百名工作人员，包括顾问、合作伙伴、专家等。一些知名企业提供了技术研究方面的援助，而提出捐赠工具与材料的企业实在太多， 连 NASA 都参与其中，最后委员会不得不谢绝其中数百家。这一基金会展开了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直邮活动，同时也是最成功的筹款活动。为了能够将材料运输到岛上，他们修建了一座码头，又搭了一座长达一千二百英尺、横跨新泽西与埃利斯岛的浮桥，使成本相比于驳船运输有所降低。在雕像周围，他们竖起了世界上最高的独立式脚手架，并最终将雕像固定到合适的高度，显著延长其寿命。所有工作都是在李·艾科卡的监督下完成的，他曾将克莱斯勒公司从泥潭中挽救出来，1982 年 5 月 17 日，罗纳德·里根总统任命他为这一工程的主席。

艾科卡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募集 2.3 亿、3 亿、5 亿乃至 10 亿美元的资金。募款工作于纽约率先开展，很快，洛杉矶、芝加哥、亚特兰大、达拉斯也都设立了募款办公室。纽约林肯中心举办的一次晚会请来卢西亚诺·帕瓦罗蒂与鲍勃·霍普站台，募集了七十五万美元；而杰拉尔德·福特（美国第 38 任总统，1974 ～ 1980 年在任）出席田纳西州的一项活动，募集了略少的资金；用于电话捐助的免费 800 电话也设立了；国会授权铸造了三千五百万枚纪念币；美国运通公司捐助了旅行支票的部分销售收入。全国的在校生们也为此奔波，他们存零钱、卖松糕或者种植鲜花以筹集资金。到 1986 年 7 月 4 日，来自两万多所学校的学生已经募集到超过五百万美元；印第安纳波利斯州的一名六岁残疾儿童募集到了三千美元；很多少数民族组织也通过质押进行筹资，包括意大利裔、捷克斯洛伐克裔、希腊裔、波兰裔、塞尔维亚裔以及白俄罗斯裔； 美国革命女儿会筹得五十万美元；某个伤残老兵组织捐助一百万美元；贝尔电话公司的前职员们捐助三百万美元；国家农业保险公司与克莱斯勒的职员们各捐助一百万美元；洛杉矶政府捐助五万美元。

邮政部门印制了 22 美分面额的纪念邮票，并选择在纽约国会大厅发布，那里正是乔治·华盛顿宣誓任职总统的地方。为了纪念这一事件，美国邮政部还从雕像上取下四十磅铜，将它们熔化后重新塑造成两件十五英寸高的复制品。这两件复制品被运送到卡纳维拉尔角（美国知名的航天飞机发射基地），并随着“发现者号”航天飞机一同升空，离开了自由之地，也离开了重力之地，并最终返回纽约。如今，其中一件复制品已经被再次熔化并铸成官方一百周年纪念印章，而另一件则静静地留在位于雕像基座的博物馆中。

最终，艾科卡的募资活动共筹得 2.77 亿美元（ 相当于如今的 14 亿美元），这些资金都被用到了多风多雨、高湿高盐的大西洋海岸，用于一项三百英尺高的金属工程。

在自由女神像的周围搭建脚手架耗时三个月，花费了二百万美元。工程师们考虑了亚洲风格的竹制脚手架，考虑了金字塔型的，还考虑了像斜拉桥那样用吊索锚固的格栅型的。最终，他们决定使用全新的铝材搭建格子，并镀上锌以避免铝对铜的腐蚀。脚手架的总重达到三百吨，半英寸直径的钢缆使用了两英里，足以支撑雕像的右臂，也能抵抗最高速度达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飓风。在 1984 年的 4 月，你可以爬到底部轻倚雕像跟她来个亲吻。

7 月 4 日，原来的火炬被拆除并降落到地面上。七个月后，它与“美国小姐”共同出现在玫瑰花车游行（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著名的新年庆祝活动）的头车上。纽约警察局将它一路护送到机场，然后装入定制的集装箱运往加利福尼亚，公园管理局的负责人充当它的保镖——从来没有哪只生锈的鸟笼受过如此礼遇。

工作人员可以在脚手架上近距离观察雕像的外表，并发现了很多尚未公开的惊喜。他们发现了不少标记 ：巴特勒迪名字的首字母“B”，一部分 1937 年给雕像施工的人员姓名，以及在大脚趾上的一段题词：“孤独如我，唯上帝与女神相伴。——平安夜”。德拉蒙德没留下什么“到此一游”的痕迹。

在雕像长袍的褶皱里，他们发现了一些鸟巢，里面还有不少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的鸟粪，并立刻对其进行彻底清除。他们还发现了看起来像酒窝的破铆钉，铜质外层流下的“眼泪”，以及煤焦油与涂料经由缝隙流出形成的斑痕。雕像手臂的阴面也有些溅点，后背还有些黑色的污痕，如果不是自由岛上的垃圾焚烧厂所致，便是酸雨的杰作了。雕像卷发下端的一些发丝已经消失，也是拜锈蚀所赐。女神王冠上的那几个尖角就像患了某种“青铜瘟疫”，满是疥斑。她的左眼、嘴唇、鼻子和脸颊都有许多裂纹，脖子前侧还有一块很大的污迹，就像流口水一样，而鼻子里的锈渣如同鼻屎。女神雕像的皮肤也糟糕透顶，法 - 美委员会曾提出用透明树脂完全覆盖，这也是巴特勒迪在九十四年前就提出的建议。不过实际方案是，将大约 2% 的损坏面积中必要的部分用全新的铜进行修复。肱二头肌里的洞也得到了修补，同时脊柱也调正了几度。

雕像内部的修复就麻烦多了：任何工作开展以前，都要将含铅涂料、煤焦油以及破碎的石棉先清理掉。工作人员穿着白色的防护服用液氮对涂料进行冷冻，花了两周时间才清理完。涂料一旦被冷冻，就会成片剥落，联合碳化物公司用“魔法棒”指挥他们完成这项工作，三周一共使用了三千五百加仑液氮。

负责清理铁架表面涂料的“暴风与吸尘器”公司，发明了一种看上去像巨型电动牙刷的工具。该公司的一名代表描述道：“我们基本上就是在一个吸尘器里安装了一只喷嘴。”尽管如此，煤焦油还是没办法清除，因其似乎与许多锈蚀产物发生了反应，十分顽固。喷砂也许可以将其清理，但也可能损伤金属铜，毕竟铜皮只有大约 3/32 英寸厚了。

其他使用研磨剂或者溶剂的方式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在铜质样品上，工程师们尝试了樱桃核、玉米粒、塑料树脂颗粒、胡桃壳、强化玻璃、盐、米、糖等，但还是没筛选出合适的。最后，公园管理局没咨询锈蚀顾问罗伯特·巴伯以安，便采用了碳酸氢钠，也就是食用小苏打。“手臂与铁锤”公司向公园管理局保证碳酸氢钠不会对铜造成损伤，并捐赠了四十吨。

自 1983 年底以来，巴伯以安观察过雕像几十次，爬遍了每个角落。到 1985 年 1 月他来访的时候，食用小苏打已经在雕像内部形成厚达几英寸的板结，并经过很多孔洞向外渗透。维护人员之前用60磅的压力将它们挤压喷出，覆盖在煤焦油的表面。在雕像内部，食用小苏打与铜发生反应并使其变蓝；而雕像外部，它们破坏了铜绿层，很多位置都出现了令人注目的斑点。就算它们能够去除煤焦油，也不能不说是个灾难。巴伯以安告诉我：“这是个严重的错误，雕像外部也因此遇到了麻烦。”Arm&Hammer 公司声称食用小苏打“不会损伤铜”，但也承认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问题”。工作人员很快采用了稀醋酸对雕像内部进行清洗，外部则采用日常淋洗清理，直至食用小苏打全部消除。蓝色物质在几周后便消失了，但外部的斑痕却留了下来，毕竟这层铜绿完全形成大概花了三十年。

巴伯以安对铜绿非常熟悉。他很明智地测量了外露铜的厚度，并与那些因为部分煤焦油漏出并覆盖从而两面都被保护的点进行比较，以此测算铜被腐蚀的速率。测算结果显示，每年外露铜的厚度都会消失 0.0013 毫米，按照这样的进度，他认为铜像可以维持超过一千年。巴伯以安还观察到，雕像那些暗斑处的铜绿是一种叫作“块铜矾”的矿物质，而不是“水胆矾”；这种物质到处都有，厚度从 0.1英寸到 0.5 英寸不等。在新泽西州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托马斯·格雷德尔和约翰·弗雷尼进一步研究了他的成果，并从雕像上取了九份铜样，与他们办公室屋顶上取的七份类似铜样一起，研究了铜绿的生长、深度、形成、表面硬化与腐蚀过程。通过质谱和 X 射线衍射，他们在铜绿内部发现了氯，这是非常糟糕的问题，因为氯对金属的腐蚀是无止境的。但他们也确定，当雨或雾的 pH 值超过 2.5 时，铜绿就不会被腐蚀了。实际上，他们发现铜绿生长的速率已经达到了一个世纪前的两倍。此外，他们也将雕像上的铜样与挪威卡姆岛上维斯内斯铜矿的样品进行对比，而没有理睬关于雕像金属来源的争论（据称铸造自由女神像所使用的铜来自于维斯内斯铜矿，但这一说法未被证实） 。

巴伯以安（他也运作着得克萨斯仪器公司的腐蚀实验室） 还研究了铜与铁架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雕像是“理想的伽伐尼腐蚀的模型结构”。正是因为铜的作用，铁腐蚀的速率达到自身应有速率的一百倍。更坏的结果是，因为相比于铁架而言，铜的表面积实在太大，腐蚀速率又因此加速了十倍。这一相互作用同时也降低了铜发生腐蚀产生铜绿的过程。史密森学会（美国著名的博物馆机构，由英国化学家史密森捐资兴建，也被称为美国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学家玛莎·古德维后来写道：“雕像的结构设计是创新的，但实现这一设计的材料却不是。”如果雕像晚修十几年，就有可能采用不锈钢而非熟铁，那整个故事都要重写了。

随后，巴伯以安和其他人便开始着手确定采用什么类型的金属来替代铁架。1984 年 3 月，在北卡罗来纳州勒丘腐蚀技术中心的一处海滩上，他开始对五种不同的合金进行测试。因为替代金属必须具备与铁类似的性能，并且能与铜匹配，所以实践中他的选择并不多。他测试了普通碳钢、铝青铜、铜镍合金、一种新型的铁基合金以及航海级的不锈钢，后者的发明比巴特勒迪决定采用铁建造雕像的时间晚了一代。因为样品距离海岸仅八十英尺，因此它们腐蚀的速率比在雕像内部快了二十二倍。六个月后，巴伯以安获得了相当于实际过程为十一年的腐蚀结果，由此筛选出新型铁基合金与不锈钢，并向公园管理局推荐了这两者。工程师们随后确定新型铁基合金并不合适，因为需要加热才能使其弯曲，但加热后会丧失防腐性能，因此可选的就只剩下不锈钢。

修复雕像支架的工作被证明是史上最具挑战性的任务。铁架的状况实在太糟糕，所谓修复的概念都已名存实亡——所有的零件都被一个一个地替换了，包括 1825 根特制的肋梁。这些肋梁每根重达二十五磅，长六尺。

此外，所有用于连接铁架与铜层的紧固件也被替换了，包括  2000 多只 U 型锁扣，接近 4000 只螺栓以及 1.2 万只铜铆钉。铆钉都预先上了漆，否则修复好的自由女神就会像长满了水痘一样。因为铁架已经太脆弱，所以这些工作只能分批进行，以避免造成结构过载。雕像被划分为四个象限，一次同时从每个象限各抽出一根肋梁，并立刻用支架撑住外面的铜。这些肋梁被送到了雕像基座旁边的金属铸造车间，火炬也是在那里完成再造的。铸造车间生产出的新肋梁与原来的肋梁完全一致，并通以三万安培的电流持续五分钟，直到温度达到 1310℃，此时就变得易于弯曲了。将肋梁弯曲到合适的形状后，放到水中淬火，然后喷砂、贴标签、包装，再送往曼哈顿，用硝酸进行处理，使其表面生成抗腐蚀的钝化层。从抽离到替换，整个过程需要三十六个小时，其中有一个小时是通过手工调整新的肋梁以支撑雕像的形状。工人们连轴工作了六个月，每周也只能铸造七十根肋梁。

原先用于隔离外层与支架的石棉也被取出来了，代之以特富龙胶带。德拉蒙德之前发现的那些裂缝，如今工人们采用了硅胶进行修补，而且还是家用型硅胶。为了使水蒸气形成后不再凝结，一套湿度控制系统也适时地安装上。在支架的其中一根主梁上，工人们厚厚地涂了三层涂料。这是一种由美国航天局开发的无机锌涂料，并已在夏威夷、俄勒冈州阿斯托里亚以及旧金山金门大桥进行过测试。（锌比铁更活泼些，因此会在支架前发生锈蚀，就如同铁与铜接触时发生锈蚀一样。）生产厂家开发了这一涂料的水性款，否则溶剂型的涂料挥发出的可燃性气体足以使雕像变成一个巨大的煤气罐。在涂料的表面，他们又添加了一层环氧树脂，这样涂鸦就会比较容易清除。当工程师们抵达雕像肩部的时候，保护主义者们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女神的肩膀移位了 1.5 英尺，而头部则偏移了 2 英尺——这属于组装失误。尽管骨架压力已经超负荷并且过于有弹性，工程师们还是更倾向于用支架固定而非重建。

最终，在 1986 年 7 月 4 日，一柄新的火炬被运送到合适的位置。火炬是严格按照巴特勒迪的原始方案精心设计的：实心的火焰由外侧灯光点亮 ；而且这次使用的也不仅仅是铜，火焰表面还覆盖了一层金箔。金箔下的铜片由 2600 根铆钉固定拼接，经过焊接、磨平、涂油脂、化学蚀刻、上底漆等步骤，最后又抹了三层清漆——自 18 世纪以来，这是用于生产小提琴的“秘方”工艺——而金箔则是在最外层清漆还未干透的时候粘接的。在下方坠饰的出气孔外，还安装了防鸟网。

万事皆毕，锈蚀你就等着吧！

重生的代价“不该是她的贞操”

里根总统称赞自由女神像的修复工作是其任职期间的亮点之一，而且也是官方与民间合作的典范。私营企业捐助了发电机、吊车、涂料、铜料，他们的工程师也为此贡献了几十万个工时。百得公司捐助了工具及备用工具；约翰·迪尔公司捐助了拖拉机；可口可乐公司借出了五十万美元的无息贷款；西兰公国捐助了储物用的集装箱；卡博特公司捐助了铁基合金；北美特种钢协会捐助了不锈钢；AT&T 捐助了预先生有铜绿的屋顶；而手臂与铁锤公司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当初捐助的那些食用小苏打还不如拿去烘焙几百万只松糕呢；公益广告协会为这次活动分配了史上最多的宣传时间，价值高达五千万美元。

当然，也有些合作关系很值得怀疑。有些公司的管理层提出捐助材料，同时索取里根总统亲笔题写的致谢牌匾。一位营销人员提议移除雕像的一只手臂以引起公众注意，并承认他想利用修复工作致富，为此还询问莫菲特是否愿意辞职并加入他的董事会，这样就可以共同致富了。另一个营销组织则诓骗了修复委员会，在未经批准的前提下进行促销活动，借此销售了大约 2500 万箱家乐氏麦片。令人反感的是，这一组织的负责人还跟雕像的一些赞助商们签署了专销合同，包括圣密夕酒庄、美国烟草和《时代》杂志，内政部门对他的目的提出了质询。另一家公司提出用 1200 万美元回收雕像上换下的零件和材料，并做成时尚小饰件——这是个令公园管理局十分鄙视的提议。

这些商业行为惹恼了很多人。《新共和》的迈克尔· 金斯利担心“自由小姐”正在沦为“高级小姐”；《纽约时报》的社论批评：没有什么修复工作值得将一座国家纪念碑置于市场中。”理查德·科恩在《华盛顿邮报》的评论中写道，雕像重生的代价“不该是她的贞操”，而乔治·威尔则没看出什么不妥。评论指出，商业化是“对艾玛·拉扎露丝那句‘憔悴而贫穷，挤作一团’的侮辱”（19 世纪美国的犹太裔女诗人，她的一首十四行诗被作为铭文雕刻在自由女神像的底座，其中有一句名言：把你那憔悴而贫穷，挤作一团、渴望自由呼吸的流民全都交给我”），是一种“文化亵渎”。在一百周年庆典临近的时候，就连媒体权限也成了争议焦点：在这么一块公共土地上，为什么美国广播公司可以通过支付一千万美元成为国庆日庆典活动的独家报道媒体呢？

这还只是众多麻烦中最微不足道的。来自莱勒麦·高文建筑管理公司的菲利普· 克莱纳，对修复项目的描述是“彻头彻尾的绿色通道工程”，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定制的；大多承包商并不希望参与进来，而自认为应该从事相关工作的公司却没能如愿。修复项目的记录者罗斯·霍兰德如此写道：“如果墨菲定律（以美国工程师墨菲之名命名的一条著名定律，其最简单的表述形式是：凡是可能出错的事必定会出错）在任何领域都适用，那它在自由女神像的修复项目中一定体现得非常到位。”

拜法国团队所赐，修复工作曾出现过长时间的延期，到 1984 年 8 月时，美国团队不得不抛弃看上去漫不经心的队友。在那之后，工作进度大幅加快；建筑经理们催促着同时进行的研发工作，直到火炬重新归位的前一天（ 也就是 7 月 3 日） 才收到最终图纸。

一年半的时间没完成多少事情，却耗费了数百万美元，还有另外两百万美元花费在电视特别节目中，由此引发了对修复成本的质疑。出于对此事的弥补，一位执行副总裁建议将瓷砖换成塑料制品，并用一般钢材替代不锈钢。美国的一些公司在核实过国外公司的一些合同后提出，他们可以节省 1/3 的成本完成同样的工作，还可以为纽约人提供就业机会。

然而就算这些工作交给纽约人完成，市内的各个工会还是为了地盘争吵不休。尽管自由岛隶属纽约，但码头和船坞却由新泽西管辖，于是国会议员弗兰克·瓜里尼与新泽西市长共同推动相关提案，要求将至少一半的工作岗位分配给新泽西工会。当木匠工会的一名成员准备用船运输脚手架的时候，海洋操作工程师工会表示不满，并威胁要去海洋检查局门前静坐抗议，阻拦海岸警卫队的工作。卡车驾驶员工会和国际电机工人兄弟会在电气合同方面也发生了摩擦。一家法国公司中标火炬加工项目，纽约的“580”钢铁工人工会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在宣布这一结果的记者招待会上举行示威活动。他们没有采用德拉蒙德的形式，而是展开了一块横幅，并给法国企业的工人们发放印有数字“580”的帽子和 T 恤衫。

政治斗争就显得更没底线了。1984 年春天，在艾科卡攻击里根的经济政策之后，关于他打算代表民主党参与总统竞选的传言开始流传。这一年的独立日，也就是旧火炬卸下的那天，里根为了冷落艾科卡，没有参加庆典活动，而是去观看了在戴通纳赛道举行的纳斯卡汽车赛。此事过后一年半，在艾科卡宣布已募集到他所期望的 2.3 亿美元之后不到一周，他被委员会解雇了。在当时，雕像修复基金会也遭遇了很大的麻烦。1985 年的夏天，国会议员布鲁斯·文托作为国家公园与娱乐委员会的支部主席，举行了听证会调查基金会与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关系。文托不喜欢基金会的管理层，在《20/20》（美国 ABC 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这档节目里，他将管理层称为“权力的错误代表”，并反问：雕像的商业化“不就像个走在街上拉客的婊子”吗？他告诉《费城询问报》的记者，基金会看起来“像是个政府机构，但究竟是谁选举了他们”？他认为存在一些威胁性的指控，项目也“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他控诉基金会积累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邮寄目录，而这可以用于政治目的。他请求美国审计总署对此项目进行审计，而后者也正是对国会政府支出进行审查的机构。

修复完毕，就在脚手架下隐藏长达两年半的自由女神像重见天日之时，她脸上的一块黑斑再度吸引了众多关注。那是食用小苏打留下来的痕迹，只有时间能让它变成更协调的绿色，但也有流言表示，这是脚手架上的工人们不愿意撤到地面上使用洗手间而在她脸上留下的印记。

本文出处：《锈蚀：人类最漫长的战争》（ [美]乔纳森•瓦尔德曼著，孙亚飞译，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10 月版）

在美国，没有哪场与锈蚀的搏斗像这次这样真切而持久，或者曾如此堂皇地开庆功宴。1986年7月4日， 数百万民众前往观看一百周年庆典，同时到来的还有四万艘舰船，包括“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航空母舰，还有比以往任何聚会都要多的高桅横帆船。因为船舶实在太多，史泰登岛渡轮的观光船不得不花上平时两倍的时间在它们之间穿梭。皇后区和史泰登岛提供了一万个露营点，看台也搭建了起来；海军部长驻扎的总督岛成为贵宾岛；沃尔特·克朗凯特（美国著名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明星主持，被观众称为“美国最值得信赖的人”）担任了庆典主持人，总统夫人南希·里根为活动剪彩。莫菲特坐在那里，巴伯以安也携妻子坐在那里。长头发的埃德·德拉蒙德并没有被邀请，尽管他就是那个引得莫菲特透过望远镜近距离查看雕像的人，当时他正打着缺乏诗意的粗体字条幅，高呼“自由遭陷害”，但没有人因此而感激他。

在盛大庆典举行的前一天傍晚，红衣主教约翰·奥康纳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举行了一场全球范围的弥撒。当天，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在埃利斯岛为 250名新入籍的公民举行宣誓仪式；波士顿大众管弦乐团在新泽西进行演出；纽约爱乐乐团的表演则选择了中央公园。活动在“芳草地”举行，不过弗兰克·辛纳屈（美国流行音乐歌手，20 世纪杰出的音乐人，曾荣获格莱美终生成就奖）并没有露面。仅仅那一个周末就耗费了将近 4000 万美元，无数游客前来“朝拜”雕像，甚至因为人数太多而被迫排起长队，还差点引发骚乱。全世界接近 1/3 的人通过电视转播观看了这一盛典。

里根总统计划乘船前往现场，模仿一百年前的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因为他想在“约翰· F. 肯尼迪号”航母的甲板上现身，并用激光“重新点亮”火炬，故而选择在总督岛上举行庆典。

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说，此次修复工程的成就都不亚于一个世纪前的荣耀。两次事件的共同点就是，自由女神像都代表了所处时代工程与艺术的伟大融合。开幕仪式过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烟火秀”——二十吨烟火在四十条驳船上点燃升空，承办此事的合作伙伴是“全美烟火队”。

这或许是最好的象征：因为出现锈蚀而谋划，因为击败锈蚀而庆功。但这也会让你思考：人们真的清楚这是场除锈战吗？庆祝活动是不是有些太隆重了？到底什么更让人印象深刻：自由还是工程？智慧还是权力？信任还是存疑？历史还是科学？站在金属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是民主的，它们最渴望起什么作用的机会不断地被计划、控制、监视和否决，为了这些金属的命运而庆祝也显得有些怪异。不管怎么说，还是专心地观看烟火秀吧。

如今在这一景点，美国国家腐蚀工程师协会竖起了一块牌匾。牌匾中，最上方的是 NACE 的标志，其下便是碑文：

这是一块独一无二的牌匾，是全国唯一一处“国家腐蚀修复地址”标识，但这绝对不会是最后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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