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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24

在妓院听爵士乐

Billie Holiday
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也许只有在妓院里,白人和黑人才能自在地相处,在教堂里却可能做不到。种族歧视到处都是,爵士乐成了妓院里的常客,一些白人嫖客也是在妓院里第一次听到爵士乐,他们叫爵士乐为“妓院音乐”。幼年哈乐戴一边在这里拿着刷子干活,一边接受着爵士乐的启蒙熏陶。

十六岁时,我已经是一个女人了,看上去比我的实际年龄要成熟。我有一对大奶子,骨架粗大,是一个健康的胖娘们儿。在放学前后,我开始找活儿干,照看婴儿,跑腿打杂,还擦遍了整个巴尔的摩的那些该死的白台阶。

我给邻居擦台阶,他们会给我五美分。我想挣更多的钱,所以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买了一把刷子、一只水桶、一些抹布和奥克特根牌肥皂,还有那种我永生难忘的伯阿米牌洗洁皂,白白的一大块。

当我第一次站在白台阶上,向这家的女主人提出擦台阶需要支付十五美分时,她看上去像是要马上发火了。我向她解释说这十五美分包括我自己带来的清洁工具。我想她一定认为我脸皮有点太厚了。我又向她提议说擦厨房或是洗澡间的地板是同样的价钱,她居然同意了。我得到了这份工作。

这些娘们儿都是些懒鬼。我很清楚这点,所以知道怎么对付她们。她们不关心他妈的屋子里面有多脏,只要房子外面的台阶干净就行了。有时候我一天能赚九十美分。最多的一天挣了两块一毛钱,大概刷了十四个厨房和洗澡间的地板,还有好多好多的台阶。

因为干这些活,我没有时间再去滑旱冰、骑脚踏车和打拳击了。我以前很喜欢打拳击。学校里也有拳击课,但是我没有继续学下去。有一次一个女孩打了我的鼻子,我把拳击手套脱下来,狠狠地揍了她一顿。体育老师气坏了,从此再也不许我走进体育馆。

不管是骑着脚踏车,还是擦着别人家的脏地板,我都喜欢边唱边干。我喜欢音乐。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听音乐,我一定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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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比莉·哈乐戴(Billie Holiday)演出现场。本文节选自比莉·哈乐戴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威廉·达夫蒂、比莉·哈乐戴著,张玮译,河南大学出版社/上河卓远文化 2017 年 5 月版。

艾丽斯·迪安(Alice Dean)经营着一家妓院,就在离我家不远的拐角处。我经常帮她和她的姑娘们跑腿。那时候的我脑子里只有生意,从来不会白白替人干活。但是碰上艾丽斯和她的姑娘们就不一样了。我给她们刷洗脸盆,然后放上莱肤伯依牌肥皂和毛巾。当她们给钱时,我会让她们把钱收回去,只要她们让我到前厅去听老爹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和贝茜·史密斯(Bessie Smith)的唱片就行了。

留声机在那个时候可是个稀罕物。除了艾丽斯的妓院,别的地方都没有。听着老爹和贝茜的唱片,我在那里度过了很多美好时光。我记得听到老爹的《西区布鲁斯》(West End Blues)时,真是被迷住了。之前我从没听过有谁不用歌词就可以唱歌。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忘了歌词才会那么唱的。对我来说,这些“叭…叭…叭…叭…叭…叭…叭”里面有很多的意义,就像那些我总是搞不懂的歌词一样。但是这些意义经常会随我的情绪而变化。有时这首歌会让我非常难过,我会放声痛哭。有时还是这张该死的唱片,却会让我开心得不得了,甚至忘了是用多么辛苦的劳动才换来这个欣赏的机会。

但是妈妈不喜欢我到妓院里去。更让她不明白的是,我没从那里赚回一分钱。她总抱怨说:“我知道埃莉诺拉,她不会白白替人干活。”埃莉诺拉是我受洗时取的名字。当妈妈知道我居然用辛苦劳动挣来的钱到艾丽斯那里去听爵士唱片时,她简直气疯了。

一定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是在妓院第一次听到爵士乐。就算是在女童子军军营听到老爹和贝茜,我也一样会喜欢上他们。那个时候我没想过将来会和爵士乐扯上关系。很多在妓院首次听到爵士乐的白人却把这种音乐叫做“妓院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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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单读推送的视频音乐演奏者: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

他们忘了当时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只有在妓院里,白人和黑人才能自在地相处。在那些该死的教堂里可做不到。在巴尔的摩,只有在艾丽斯·迪安那样的娱乐场所才会有留声机和好唱片。

对于这点我他妈的知道得太清楚了。如果那些牧师的家里能传出老爹和贝茜的歌声,我也会免费为他们跑腿打杂。在巴尔的摩没有一个喜欢爵士乐的牧师,就像波士顿的诺曼·奥康纳(Norman O’Connor)牧师。他喜欢爵士乐,很多人都喜欢听他主持的电台节目。

那个时候,还能听到音乐的地方就是在舞会上。只要附近有舞会,我都会去。不是为了跳舞,而是为了听音乐。当然表姨艾达不会相信我,她说我到舞会上是为了勾引男孩子,还因为这个打了我。

艾达总是担心我会和男孩子搞出事来。我家旁边有一家旧货商店。每天放工后,收旧货的货车就会停在店门前。周围的男孩子就在货车附近玩弹珠、掷骰子。我也经常和他们混在一起,互相打打闹闹,不过没干什么出格的事。一天,一个好管闲事的老女人从她家的二楼窗户探出身子,一个劲儿地冲我晃手指。然后她下了楼,冲我大喊大叫,说我和男孩子乱搞,丢了街坊四邻的脸。

我根本没想到性爱之类的事,只是把自己当成男孩一样和他们玩在一起。当这个爱管闲事的老女人在我眼前晃着手指时,我也大声朝她喊着:“你以为他们干了我,是不是?”

我的话让她不舒服,她开始大声嚷嚷。我把她心里想的说了出来,她觉得我太可怕了。我不关心她是怎么想的,谁的话我也不在乎。但我不想这个女人去烦我妈妈,因为妈妈本来就够操心了。

她经常跟我说:“你没有爸爸,我还得辛苦工作。我不希望你犯下和我一样的错误。”妈妈总是担心我会变坏。当她认为我犯错时,从不打我,只是自己流泪。我受不了她哭,不想伤害她。我唯一伤害她的那次发生在她去世的三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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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莉·哈乐戴语录:“If you copy, it means you're working without any real feeling. No two people on earth are alike, and it's got to be that way in music or it isn't music.”

但在当时,我很担心那个老婊子会向妈妈告状。她说她觉得我和那些男孩上了床,但我真没干。我拿起一把扫帚开始揍她,直到她答应告诉妈妈我和男孩是清白的才停手。

但是男孩子们确实一直在寻找做爱的机会,我会告诉他们去找谁。在我们住的街上有一个假正经的女孩,她总是说自己多么多么会跳舞。同时,她也和男孩子们上床,还和所有女人的老公上床。

但她总是一副举止端庄、冰清玉洁的样子。她叫伊夫琳(Evelyn)。因为妈妈犯的错,所有人,包括表姨艾达却总是找我的麻烦。

很多年以前,我回到巴尔的摩,在皇家剧院演出。我开着我那辆白色的卡迪拉克经过伊夫琳的老房子。我把车子停在以前收旧货的货车经常停放的地方。这个想要成为舞蹈明星的圣洁的婊子还住在那儿。她生了六个孩子,都有各自的老爸。她还是像从前那样衣着光鲜、虚情假意。六个孩子在街上排成一排,我给他们买了冰激凌,还给了每人五十美分。他们觉得那是一大笔钱,把我当成了大明星。

伊夫琳家总有一个年轻男人,那天也不例外。一个棕色头发、相貌英俊的小伙子靠着窗子,指着其中一个孩子说:“这个是我的。”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的情形。就是这些人曾经为我和妈妈会变坏而担心得要死。

就在我整天忙着擦洗生意的时候,还错过了别的一些事。我喜欢到巴尔的摩的廉价商店买热狗吃。他们从不接待黑人,但他们会卖给我一个热狗。可能因为我只是一个小孩子,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不过如果他们发现我还没走到街上就开始吃起来,他们就会大声骂我。

我也喜欢白丝袜,当然还有黑色的漆皮鞋。我买不起这些东西。有一次,我偷偷溜进廉价商店,抓起柜台上的白丝袜撒腿就跑。为什么不呢?就算我有钱,他们也不会卖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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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唱起布鲁斯》是爵士乐传奇名伶比莉·哈乐戴最诚实坦率且毫无保留的自传。它令读者在阅读时仿佛踏上了一段飞奔的旅程,我们将会看到哈乐戴在巴尔的摩混乱的童年生活(她在妓院帮人跑腿,换取聆听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贝西·史密斯唱片的机会),看到她出现在哈莱姆的俱乐部,看到她和贝西伯爵、阿蒂·肖乐队的演出场场爆满。这本具有启发性的自传还有一点引人注目的就是它对种族歧视的犀利观察。正是种族歧视让比莉的生活陷入黑暗,加重了她对海洛因的依赖,让她的生命过早地逝去。在本书中,我们将和她一起沉醉在歌曲《奇异果》首次响起时;我们将和她一起同当时最著名的电影明星和音乐家亲密接触(鲍伯·霍普,拉娜·特纳,克拉克·盖博,班尼·古德曼,李斯特·扬,科尔曼·霍金斯 等等);我们将和她一起承受种族歧视带来的伤害,与萨拉·沃恩的摩擦不和,狱中服刑的耻辱,以及她悲惨的陨落。所有这一切通过哈乐戴那尖刻的,充满街头智慧和时髦俚语的语言娓娓道来,就像昨天才刚刚付诸笔端一样。

我还偷偷从后门溜进电影院,省下从前门进去的那一角钱。我看过所有比莉·达芙(Billie Dove)主演的电影,我真是爱死她了。我还模仿她的发型,最终拿她的名字作了自己的艺名。

埃莉诺拉这个名字念起来太长了。再说,我也不喜欢它。外祖母把名字缩成“诺拉”(Nora),总是从后面的门廊扯着脖子叫我。爸爸开始叫我比尔(Bill),因为那时的我就像一个假小子。我不介意他这么叫我,但我也想变漂亮,而且有个漂亮的名字。所以我决定叫自己比莉,也让别人这么叫我。

妈妈在费城和纽约当佣人的时候,白人雇主会给她一些衣服,而她会把衣服送给我。虽然都是一些旧衣服,但却很漂亮。当我穿上这些衣服,就变成了附近最时髦的小孩。

妈妈知道我不喜欢和外祖父母,还有表姨艾达住在一起。她也不喜欢。但该死的是她只能在北部的大城市拼命工作,把每一分钱都存下来。

爸爸和麦金尼棉花工乐队走后就消失了。不久,他在弗莱彻·亨德森(Fletcher Henderson)的乐队里找到一份工作。但他总是在路上巡演。后来他和妈妈离了婚,又娶了一个叫范妮的西部印第安女人。妈妈带着九百美元存款回到巴尔的摩。她买了一座真正的好房子,就在北巴尔的摩的宾夕法尼亚大道,那里是高档住宅区。妈妈当起了房东,我们开始像有社会地位的女士那样生活,一切都变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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