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必须重新 定义知识分子

从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引入，到《南方人物周刊》的公开评选，公共知识分子就被中国社会赋予了强烈的期望，社会公众在焦虑的现实下，几乎将知识分子推向了神话叙事，曾被寄予的厚望如同紧箍在知识分子头顶的咒语。随之而来的微博时代，知识分子在微博广场的一言一语都直接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之内，微博话语的民主化又使得公共知识分子在谈论社会议题时，时刻遭遇民间话语的祛魅。微信时代，似乎社会议题已经逐步被十万加流量所覆盖，似乎社会意见被自媒体大咖们接管流量？回顾这些年，是否感觉我们社会已经很久没能如往常那样谈论知识分子话题了？知识分子都到哪去了？缘何销声匿迹了？是否该重新定义？

前段时间，由马东的“5%论”所引发的泛知识分子议题，让编者似乎感觉我们社会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知识分子提出议题或引发议题的社会讨论了。上一次大范围讨论知识分子议题，还是借由杨绛去世所引发的舆论战争，使得沉默隐匿的知识分子命题获得社会热议：“何谓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何为”。围绕钱杨与时代之间的微妙关系，知识分子的话语开始转入“是否应该缺位”或“是否可以沉默”的议题之上，借助钱杨夫妇在时代漩涡中的进退问题，象征或比拟当下知识分子的参与问题或沉默问题。最后一波议题的话语争夺，几乎被知识分子的参战话语所笼罩，议题正中时代的心灵，也鲜明地对应了各自在这个时代的心态。尽管，议题并未获得统一的定论。

周泽雄，曾在教学岗位工作十余年，现辞职专事写作。著有《青梅煮酒》、《当代眉批》、《齐人物论》、《说文解气》、《耳朵的立场》、《性格词典》和《知识分子的笔墨事功》等，现在《经济观察报·观察家》开设“笔墨事功”专栏。

近来，周泽雄将自己在《经济观察报》的“笔墨事功”专栏文章结集成《知识分子的笔墨事功》（西苑出版社 2017 年 7 月版），希冀复归知识分子的社会议题，继续探讨“何谓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何为”。在《引言》中，周泽雄认为，由于对知识分子的定义素来混乱，以致于让知识分子这一荣誉身份过分容易摘得，故而其呼吁重新定义知识分子，并且强硬地认为：“必须对知识分子的范围加以约束”。今日，单读特别节录周泽雄此文，希望大家也随着他的笔墨，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在我们时代应该做点什么……

知识分子：私人的还是公共的？

周泽雄

一

知识分子的定义不计其数。无论观点的制造者、传播者、消费者，还是某个俏皮说法的供应商——类似意见超市的庞大货架上一只只漆色鲜亮的罐头——都可以自称或被说成是知识分子。

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借他人之口，提供过一个知识分子定义：“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说出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听上去满腔鄙夷，只有对知识分子同样嫌恶的人，才闻之欣然。瓦尔特·本雅明的定义更是奇特，道是“眼镜在鼻子上，秋天在心中”，那是着眼于情调了，迷恋诗人气质的读者会格外受用。英国学者 C. P. 斯诺脑海里萦绕着老年易卜生的形象时——他强调“没有什么是这位老人所不能理解的。”——他将知识分子概括成“天生的勒代特”，勒代特系指 19 世纪初用捣毁机器等手段反对企业主的工人运动参加者，一种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使命并决意与资本主义制度为敌的人。扩充该比喻以使斯诺的定义保持活性，还可将知识分子理解成决意与现存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对抗的人，德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就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从来不对现状满意的人”，那也是著名异议家爱德华·萨义德满意的表述，我们日后会专门研究他。

爱德华·W·萨义德，极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与文化批评家之一。生于耶路撒冷，在英国占领期间就读于埃及开罗的西方学校，接受英式和美式教育，1950 年代赴美就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从1963 年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教授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是享有声誉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同时也是乐评家、歌剧鉴赏者、钢琴家。他的乐评、文学评论和他的理论著作一样，学识渊博，兼有清晰明快的行文风格。其主要著作包括《东方学》、《开始：意图与方法》、《世界·文本·批评家》、《文化与帝国主义》、《知识分子论》、《巴勒斯坦问题》、《文化与帝国主义》以及《流离失所的政治：巴勒斯坦自决的奋斗》等等。其后发表的自传《乡关何处》亦广受好评。

与之相反，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认定知识分子是社会上的“超脱之人”，那等于排除了“勒代特”。法国学者朱利安·班达认为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人王，代表人类的良心。他同时强调，“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听上去一点不“超脱”，读者可能想到十字架上的耶稣，或西方学者概括为古代社会“殉道三重奏”的三位古典知识分子：苏格拉底、西塞罗和塞涅卡——三人皆死于非命；更贴切的联想则是 1600 年因传播哥白尼日心说而被罗马教廷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的科学家布鲁诺。列宁的定义是知识分子“等于常识渊博者和民众的导师”，从后一个条件里又推导出斯大林时期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概念，一种关于“洗脑”的委婉表述。认定知识分子负有“改造国民性”的责任，可能是该概念在另一层面上的运用，这份责任会赋予知识分子一种庄严使命感，最终诱导他沉迷于一项超出其知识范围的生物改造工程，从而无视“洗脑”的存在。

对知识分子的这些定义，约有如下特点：它们互不隶属，除斯大林对列宁版知识分子定义有所继承，其余定义还具有内在冲突。“超脱之人”不会唠唠叨叨，“秋天在心中”的人，无论鼻梁上是否架着眼镜，都懒得充当民众导师，更缺乏领导工人捣毁机器、推翻旧政权的兴致。发起美国独立战争并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个国父群体，除军人出身的乔治·华盛顿外，都具有鲜明的知识分子特征，他们与一个世纪后由列宁及其继任者奠定的革命知识分子模式鲜有相通之处。无论杰斐逊、亚当斯还是汉密尔顿、麦迪逊，都不曾密谋过地下活动，他们无需担心军警监视，也不必乞灵于刺杀、起义、暴动等酷烈手段，在北美那块相对质朴的大地上，他们的建国方略与一种纯净的知识分子生活方式，融合无间。他们不是“勒代特”，更无从“殉道”。

有学者认为，应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称为知识分子——他们纵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言说方式也堪称知识分子表达的光辉典范——结合班达的激情定义，大法官又落选了。大法官的工作过于安稳，在终身职位的保障下，无惧权力和公共舆论，更无需承担生命风险。此外，大法官的司法写作是一种职务行为，缺乏知识分子写作的业余性和独立性。美国建国之初有一位大法官蔡斯，替亚当斯竞选总统拉票，积极推动限制言论自由的《惩治煽动法》，还在法庭上配合检察官，要求被告自证己罪，导致杰斐逊总统执政伊始就对他进行调查，并“促成了美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对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弹劾”。饶是如此，弹劾仍归失败。蔡斯日后有所悔悟，在约翰·马歇尔执掌的最高法院里，成为一位至少说得过去的法官大人。

理查德·A·波斯纳，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曾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他是法律经济学运动的重要人物，著有《法律的经济分析》、《法律理论的前沿》、《论剽窃》、《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公共知识分子: 衰落之研究》、《性与理性》、《法律与文学》等著作。

当代知识分子研究的最新突出成果《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的作者理查德·波斯纳，既是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资深法官，又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还是一位著述极丰、影响广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著述快到这种程度，学者对他上一本书的讨论还未结束，他另辟蹊径、锋芒毕露的新书又已上架。可见，认同上述定义中的任何一条，都会使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更模糊，而不是更清晰。

我国还有“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之分，自是一种笼统的身份式归类，如果陈寅恪、钱学森等人算“大知识分子”，随便哪个中学老师、公司会计、博客写手、微信公众号的发布者都可以算“小知识分子”，将使针对知识分子的讨论乱成一锅粥。一个兼容中学老师与陈寅恪的定义，已经无限趋近人类整体的定义了。

二

必须对知识分子的范围加以约束。

可行办法是，找出一种类型，我们除了称他们“知识分子”，用别种名称都有欠完整。以陈寅恪为例，当然可以称他“大知识分子”，但叫他教授、学者、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或国学大师又有什么不妥呢？同理，把钱学森说成科学家或“中国导弹之父”，比空泛的“大知识分子”更能概括其成就。中学老师或公司会计亦然，两者已然构成指向清晰的名称，无需“小知识分子”一词来画蛇添足。雪莱也不妨是知识分子，但叫他“诗人”更好些，正如易卜生更合适的称呼是戏剧家，哪怕他的戏剧创作引发过一个时代的骚动，并带出知识分子群体的激情表达（如鲁迅关于“娜拉出走之后怎样”的讨论），仍无改易卜生的戏剧家身份。奇怪的是，保罗·约翰逊在专著《知识分子》里，竟为雪莱和易卜生各辟一章，我们只能感叹，即使在专业研究者里，对知识分子的认知也是各说各话，歧义纷呈。

可以明确的是，绝大多数称为“大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的个体，其工作特点和职业特性均未对“知识分子”称谓构成依赖，放弃称他们为“知识分子”，不会导致歧义和混乱。对笔者来说，既然意在探讨知识分子写作，在材料选择上就可作出如下限定：只有在其作品具有鲜明知识分子特征时，方是适宜的讨论对象。

保罗·约翰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撰写了一大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著作，涵盖历史、哲学及宗教等领域。包括《知识分子》、《犹太人史》、《当代》、《美国人民史》、《英国人民史》、《艺术：一段新历史》等。

何谓鲜明的知识分子写作特征？作者走出专业领域，着眼公共话题，面向人类社会的公共关切，表述方式上力求贴近公众，思维方式上力求合乎公共理性，当他这么做时，无论之前的身份是学者、科学家、小说家还是一名普通公务员，他都是一位符合苛刻认定标准的知识分子。比如，写出《卢贡－马卡尔家族》长篇系列小说的爱弥尔·左拉原是一位出色小说家，当他激于一腔正义和公民良知，替蒙受冤屈的犹太人上尉德雷福斯打抱不平，并用朗朗上口的书信体檄文写出震撼全法国、影响全欧洲的《我控诉》时，他的身份就转变了，那一刻，除了说他是知识分子，没有别种称呼可以评价他的工作和成就，除非，我们叫他“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是一个新名词，出自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的专著《最后的知识分子》，但“公共知识分子”本身却并非一种新人。实际上，正是感于名词“知识分子”频遭滥用，雅各比才深感有必要加一个限定词，还原知识分子本义。他笔下的“公共知识分子”，恰是此前称为“知识分子”的那个精英群体。在严格意义上，“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系同义反复，所有关于知识分子的衍生含义（包括中国式“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则属误用。

拉塞尔•雅各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著作涉及历史、政治和文化批评，包括《最后的知识分子：学院时代的美国文化》、《社会贫血症：当代心理学批判》、《不完美的图像：论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和《杀戮欲：西方文化中的暴力根源》等。

有趣的是，后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只是为了向原初的“知识分子”返航，学者接受该称呼后，又发现了该词的别种好处，可以借道梳理“知识分子”家族中的乱象。

C. P. 斯诺在《两种文化》里提到同事、当代最杰出纯粹数学家之一 G. H. 哈代的困惑，他写道：

很好玩不是？这位哈代先生已经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他的学生里包括中国数学家华罗庚），仍对自己被排除在“知识分子”之外耿耿于怀。于是，为安抚那些曾被呼为知识分子、又与左拉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知识界人士，有人借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语词便车，发明出“私人知识分子”。大致上，但凡不属于公共知识分子者，均可被“私人知识分子”所收容，包括中国式大小知识分子。

随着“私人知识分子”概念的诞生，学者再接再厉，向世人贡献了另外一些分类学概念，如学院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体制外或体制内知识分子，稍早些的米歇尔·福柯还贡献出“普遍的知识分子”与“特殊的知识分子”这对标签。在别种论述题旨下，这些概念各有胜场，但就“知识分子写作”而论，它们用处不大。当我们意欲关注知识分子写作的内在品质，没有证据表明，这类品质特别喜欢栖息在学院知识分子或独立知识分子身上。标签适用于群体，伟大知识分子往往抗拒标签，留下独一无二的私人印记。

三

大致上，所有知识人都可视为私人知识分子，只有在他对公共事务发表含有公共关切且不以专业人士为目标的文章、演说时，他才临时客串了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因此，每一位正在从事公共知识分子工作的“私人知识分子”，都含有程度不等的兼职性，这份兼职性还会浓淡不匀地带来表达上的外行性及业余性，他对此最好有所预警。

据说，国内有微博大 V 在自我介绍一栏里写着“公共知识分子”，那有点搞笑。公共知识分子很难成为职业。试想，公共事务牵涉广大，所涉学科深浅不一，不专属某种专业——法学是个例外，拥有更多法律知识的知识人，更容易成为优秀公共知识分子——而更多地依赖常识和经验，尤其依赖知识人的思辩水准。再则，个体即使洋溢着源源不竭的正义激情，在一个还算良善的社会里，他一般不容易找到那么多邪恶丑陋，供他日日笔耕，天天批判。

这里还有个矛盾之处：伟大知识分子大多出现在那些虽有弊端但社会总体还算健康民主的制度和言论环境里，而一种过于黑暗的政治环境，会致力于铲除异端，它不打算让具有批判意识和自由精神的知识人自如地存活。在那种地方，你的公共批评未及面向公众，即被扼杀在萌芽之中，批评者本人是否幸免，还得看运气。苏联上世纪 30 年代实施大清洗时，亦难以产生真正的知识分子，天才诗人曼德施塔姆仅仅在诗句里暗示性地挖苦了一下斯大林的手指（“他粗胖的手指像蛆虫一样肥”），即被送往劳改营，不久悲惨地死在押运途中。所以，强调自己是职业公共知识分子，实行起来就像说自己每天都在竞选总统一样滑稽。

再以批判现代极权制度闻名的三位知识分子为例，乔治·奥威尔是在无需担心迫害的英国从事写作，作品出版时虽受到不少刁难，但个人安危无虞。萨义德在《行走在狗群之间》一文中评论道：“奥威尔有关政治的持续不断的创作不是发生在他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也不是发生在他对具体的帝国主义经历稍感兴趣的时候，而是在他再次融入资产阶级的生活圈子且后来以这种生活为主的时候。”切斯瓦夫·米沃什撰写《被禁锢的头脑》时，已经身在巴黎，且作为逃亡者，已可确认不会再回到苏联阴影下的波兰。如果他必须回去，这本书不可能产生。据崔卫平女士介绍，他的书后来在波兰出现，还是“有人运用气球，将这本《被禁锢的头脑》从美国降落在他母语的土地和山峦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撰写《古拉格群岛》时，先已认定无望在苏联出版，因而不必在表达上有丝毫顾虑。他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保护已经写就的稿子和大量素材，避免让警察搜走。可见，在迫切需要知识分子振臂高呼的地方，往往一派死寂；而死寂的高级阶段，则表现为群情亢奋的万众欢呼，这类欢呼足以使得任何知识分子的异议，要么无法写出，要么无法被人听闻。

有美国知识界良心之誉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主要笔墨工作是写小说和那些更具私人知识分子色彩的著述，如《论摄影》和大量文学评论；当今欧洲知名公共知识分子翁贝托·埃科，除了那些非常成功、非常别致的小说，还从事大量具有博学、博趣属性的私人著述，他还以“中世纪学者”闻名，相形之下，公共知识分子写作只是笔墨余事。

苏珊·桑塔格，美国作家、艺术评论家。写作领域广泛，在文学界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广博的知识著称。她是当前美国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和西蒙・彼伏娃、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著作主要有《反对阐释》、《激进意志的风格》、《在土星的标志下》、《重点所在》、《关于他人的痛苦》、《疾病的隐喻》《论摄影》等。

的确，个别知识分子能力全面，情绪饱满，下笔如飞，愿意在人类的各项公共事务中发表纲领性、指导性意见，如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和保罗·萨特，他们都具有对任何话题日均发表三千言高论的滂沛能量。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里，对罗素的涉猎范围作了一番不完全归纳，让人惊叹：

即使天资卓颖如罗素，他贪多务得的结果，事后盘点也可能入不敷出，对其持批评态度的，如保罗·约翰逊记录了他更多的笑料，而非更多的教诲；对其持赞美态度的，如萨义德，也仅仅认为“他们特殊的、个人的声音和风范给我留下的印象远超过他们的论点”，听上去并不像是赞美。据说，热衷于在人类一切事务上指指点点的罗素，生活上极端低能，“他不会操作最简单的机械装置或是从事任何日常事务，……他爱喝茶，却不会煮茶”。

让-保罗·萨特，法国 20 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其主要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方法论若干问题》、《恶心》、《苍蝇年》、《自由之路》《共产主义与和平》等。

那么，对于不具有罗素、萨特式才能的知识人，放任自己对每一个凑巧经眼的不公正现象加以批判，他就非常可能把自己弄成那种宁可写些废话也不愿停笔的人，一台文字自动售货机，只要投入相应分币，就吐出对应观点。有编辑说过一个笑话：某自命公共知识分子的家伙，但凡遇到重大公共事件，就写出分别代表正方反方意见的两篇文章，供编辑采纳。为了跻身公共知识分子队伍，他天天自我打脸。另一个现象也可留意，有时知识分子会迫于某种平台要求，发表某些过于尖锐的观点。他们只有先把观点在磨刀石上摩擦几下，其言说才能指望得到倾听。平台提供者往往认为，平易温和的观点（哪怕更加准确）无法激起听众的激情，因而不值得发表。知识分子浸淫其间，只要放弃自我要求，也会逐渐形成新的表述爱好：夸诞自己的观点，使其更具表演性。英国学者朱利安·巴吉尼感叹道：

当然，倘若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命者只是满足于发表些姿态性言论，类似在遇到恐怖袭击时表示一下愤慨，遇到空难事件时在 Twitter、Facebook 或微博、微信上向遇难者献一束数字花束，那也无可厚非。只是，这种表态与知识分子言论何干呢？这不是一件谁都可以顺手操作的小事吗？知识分子的初始定义里原本含有智性因素，埃科说过：

安伯托·艾柯，享誉世界的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被称为“百科全书”。艾柯的学术研究纵横古今，小说随笔睿智幽默，著作横跨多个领域，并在各领域都有经典建树。

我们不时读到的知识分子文章，往往从标题即可得知，作者致力于阐述一些过于正确、在全世界都找不到质疑者的见解。假如他头头是道地阐述一项读者只能点头称是的观点，他不难得到肯定，但作为一项知识分子志业，就太过勉强了。我通常将此类文字归类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写作，特征是，道德激情凌驾于智力要求之上，最后甚至排除了智力标准。这类文字如果也能产生积极意义，通常意味着社会的司法惨状，而非作者的笔墨光荣。

四

值得人类永久铭记并深切感恩的伟大知识分子，不是正义狂人，他们表达观点不同于篮球运动员在比赛垃圾时间里刷数据，他们的知识分子人生绝非倚多为胜。阿伦特虽对极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种族隔离、五角大楼越战报告书泄密案等重大事件发表过公共批评，但其知识分子声誉主要建立在为纳粹屠夫阿道夫·艾希曼的有限辩护上，除此之外，她主要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哲学家，以其私人知识分子的皇皇著述嘉惠后人。使知识分子获得现代声誉的爱弥尔·左拉，除了替德雷福斯据理力争外，我们不记得他有别种知识分子壮举，然仅此一项，他获得了知识分子的最高赞誉，成为法兰西的良心。

爱德华·萨义德在他充满高亢音调的小册子《知识分子论》里，反复强调知识分子的“业余者”身份，理查德·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里更是多次提醒并告诫道：公共知识分子只是一种“兼职”，公共知识分子写作具有天然的外行性，每一位有志于此的入行者最好慎之又慎。他多次表示：“我并不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构成一种令人尊敬的概念，它只不过是一种职业（通常是兼职）的称谓。”他对自己不慎进入公共知识分子行列，也是满怀无奈。根据他提供的影响力标准，他无权将自己排除在公共知识分子之外，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

本文出处：周泽雄《知识分子的笔墨事功》，西苑出版社 2017 年 7 月版

迈克尔·乔丹的成功，不可能使每一个拿着球往篮筐里乱扔的家伙沾光添彩，爱弥尔·左拉和汉娜·阿伦特的正义成就，不会使每一个打算对公共话题发表一得之见的知识人凭空增彩。考虑到现代传媒业及新兴互联网可以无限放大知识分子的名声，再联系知识分子群体爱慕虚荣、贪恋名声的职业习性，我们恐怕不得不认为，知识分子里的虚伪家伙，比例上也未必逊色于政客和演艺圈明星。

通常，人类更高的知识成就总是出现在私人知识分子著述里，爱因斯坦曾对人类的公共事务表达关切，履行了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但其不朽成就仍由广狭相对论等科学成就奠定。我们认可并感谢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力量，但鉴于其鱼龙混杂性，我们不必贸然赋予其荣耀。仅仅成为“这一类”，不是让人关注的理由，成为特殊的“那一个”，才最为要紧。

理想知识分子除了“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雅各比语），还内含“三个公共”，表象层次是公共正义和公共表达，核心层次是公共理性，后者才对知识分子成色构成终极检验。公共理性是约翰·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揭橥的概念，我们会在第18章加以讨论。

不过，还是让我们先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伟大先行者作一番仰望吧，关于勇气、道义、公民责任和至关重要的公共理性，他们都已作出了垂范。同时也要看到，知识分子运用超凡的文字魔术，对人类社会实施邪恶的误导，这份罪孽也会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文士笔墨，亦功亦罪；人间福祸，忽焉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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