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 从个人到分人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日本作家平野启一郎先生，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面孔。他在23岁发表的处女作《日蚀》获得第 120 届芥川奖，成为当年最年轻的芥川奖获得者，被认为“三岛由纪夫转世”。在这之后平野先生不断笔耕，获奖不断。他去年的新作《剧演的终章》，获得了渡边淳一郎奖。除此之外，《决口》还获得了一系列奖项。

从第一部小说到现在，平野启一郎已经创作了将近 20 年。平野启一郎的创作非常丰厚，有小说、散文和评论。他的作品大概分为这样几个时期：首先是初期的《日蚀》、《一月物语》和《葬送》，被称之为“古典三部曲”；在第二个时期，有《高濑川》、《无颜者》和《滴漏时钟的波纹》等小说；在第三个时期，也是平野启一郎的思想形成时期，他写了一部评论《我是谁：个人和分人》，以这种思想为基础创作了一些小说，比如《决口》等系列小说；第四个时期就是近期到现在，《剧演的终章》和《透明的迷宫》等系列小说。

平野启一郎

今年被浙江文艺出版社译介出版的《日蚀》、《一月物语》，是平野启一郎的早期创作。《日蚀》和《一月物语》，这两部小说都有古典氛围和古典情怀，都发端于旅行，一次是中世纪欧洲前往佛罗伦萨寻找秘籍的旅行，一次是治愈的旅行，但两次旅行最终的结果是不同的，共同点是他体现了一种自我探求，尽管面对古典，却兼顾于今。

作为当代日本最具话题性的作家，平野启一郎在上海书展给中国读者带来的讲座主题也特别有意思。在他的第一本作品《日蚀》当中，他提出“分人”的概念，探讨人对于自身的认识和对于社会的认识；所有的“分人”都是真正的自己，一个人的个性正是由无数个“分人”的构成比例所决定的。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面临着如何从自我厌恶中解脱出来，如何活出自我，如何控制与他人的距离，如何处理恋爱、职场、家族关系等难题，这些难题的存在，也许从平野启一郎的“分人”概念中可以获得生活的启发。单读特别整理和编辑了平野启一郎的讲座稿，稿件未经平野启一郎和出版社审阅，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协助。

平野启一郎作品：《日蚀》、《一月物语》

童年的阴影触发了“我是谁”的思考

在我近二十年的创作过程当中，“我是谁”经常有所体现。我在二十岁的头几年写的处女作《日蚀》和第二本作品《一月物语》亦复如此。说到“我是谁”，如果用概念来讲，可能大家不一定理解，所以我会更多的讲述关于我个人的一些体验。

我出生于日本爱知县，之后搬到北九州生活。常言道，成为作家的小孩儿是非常喜欢读书且有一点怪僻的小孩。如果说到我小时候是否读书，可能并不那么喜欢读书，说到底有可能是非常讨厌读书的那种。在我小学的时候，同学当中有一些人在那么好的天气竟然在教室里面读书，他们在我眼里看起来脑子是有些奇怪的，那么好的天为什么不出去呢？然后，我在这个时候会跟朋友一起打棒球。我虽然是个很平凡的小孩，但有一点和其他小孩不一样，我一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 36 岁，我今年 42 岁，也就是现在我比我的父亲长六岁。听说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有一天他中午吃完午饭以后，躺在日本的榻榻米上午睡，忽然心脏停止就去世了。父亲去世以后，由我的母亲以及母亲那边的外公、外婆来照顾我，因为父亲早逝，所以他们非常地喜欢我，所以我也不觉得比较悲伤或者说很孤独，但是对于父亲这种突然之间有一天去世了的死法，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些芥蒂。

从小学的时候，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人的死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花了八九十年时间逐渐接近死亡的终点；另外一种像我父亲那样，有一天突然遇到疾病或者是事故就去世了。从小学开始，我就这样想。所以，我小时候有这样一种不安，怕我像父亲那样心肌梗塞，我会数我心脏的心跳，下一拍再下一拍，没有办法保证到明天心跳能一直跳下去。小时候，我在跟朋友打游戏或者打棒球的时候，我就在想，也许我就像我的父亲那样，下一秒可能心脏就停止了，就会死去。在有这种突然死去可能性的情况下，我现在做这样的事情好不好，是不是对我的生命来说，有着更加重要的事情呢？所以，我就在考虑人生到底是什么，死亡到底是什么。在考虑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对原本不感兴趣的文学开始感兴趣了，这个契机是读了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这本小说。

《金阁寺》这本小说用非常优美的文体，描写了一些主人公，主人公的性格非常阴郁，对自己与社会之间的鸿沟到底怎样感到非常烦恼。我在读了这本小说以后，我觉得它所描写这些的情况，正是我所烦恼的事情，所以之后就开始读三岛由纪夫以及他喜欢作家的作品。在读这些小说越来越多以后，我逐渐觉得跟我朋友之间的对话就没有什么兴趣了。在小学的时候，可能还是可以非常开心地跟别人对话；之后，就觉得跟学校的同学之间有了鸿沟。但是，我又不得不去学校，所以就逐渐变成我去学校跟同学对话时候的那个“我”，我觉得是在表演，不得不与他们对话的这样一个“我”，这个“我”真的是我自己吗？我不断扪心自问，逐渐在自己的心里分裂成两个“我”，一个是读小说的时候真正的自我，一个是在学校和同学对话的“我”。

日本的社会加深了“我是谁”的思考

在日本，我这个年纪被称为“团块二代”，它的意思指父亲是“团块世代”，这代人口数量非常多。正因为人口非常多，所以在我成长的年代里，不断被教育不能跟别人一样，要做一个真正的自我。虽然，当时被教育要尊重个性，活出自我，但是从我自己来说，我不知道真正的自我是什么样的，我在学生时期就一直对这个问题感到烦恼。虽然我现在讲的是我个人的经历，但是无论哪个国家的年轻人，其实都有这样的烦恼。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烦恼呢？我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们会在生活当中面对各种各样的人，与他们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面孔，比如跟父母、恋人、上司、老师之间的“我”是不一样的。在这些不同的“我”当中，到底哪个是真正的我呢？其实，年轻人是搞不清楚的。在各种各样的“我”当中，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我”？

第二个原因，其实是职业选择的原因，日本的年轻人到了 20 岁以后就开始就业，进入了某个公司以后直到 60 岁退休，一般都是通过终生雇佣制，在长时间里都是从事同一个工作。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职业非常重要，在跟别人第一次见面进行自我介绍的时候，首先会问对方是做什么的；在我们的护照上面，除了写自己的出生地等一系列信息之外，也会写上自己的职业。刚刚我提到过，人有两种死法，第一种就是花很长的时间逐渐去接近死亡，在这个接近死亡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从事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的话，那还好；如果是从事自己非常讨厌的职业的话，其实是受不了的。

为了选择职业，我们不得不去追问我是谁，然后选择一个职业，等于是回答 who am I 的问题。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考虑跟别人之间有什么不同 what is I 以及选择职业时回答 who am I 的问题，在我十几岁时一直困扰着我。这个时候的烦恼，跟我后来成为作家以后，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其实是有联系的。我所关注的也是“我是谁”，就是“个人”这个概念。虽然“个人”这个概念现在大家都知道，但其实对亚洲整个群体来说，之前大家是不知道这个概念的。直到近代才从欧洲引入 individual 这个英语，19 世纪初期的时候，中英字典把这个英文翻译成“一个人”。在江户时代，日本引入这本字典，逐步把这个概念铺展开来，真正为民众所接受，要等到日本现代化以后了。

面具时代：“谎言中的自己”？

日本人觉得，“独一人”的翻译太长了，于是就变成了“个人”这个词。于是，“个人”这个词在日本传播开来，后来又输出到中国和韩国。对我们亚洲人来说，“个人”这个概念很难理解，因为它是个由两个部分组成的英语单词。为什么“不可分”这个概念的词变成了“个人”的意思呢？从欧洲的历史来说，其实是比较复杂的，而简单来说，有两个理由造成了这个现象。

第一个原因来自于宗教学。在六世纪的拉丁语当中，individual  这个词在拉丁语当中是存在的，最初是没有“个人”的意思，而只是表示“不可分”，为什么变成了“不可分”、“一个人”这样的意思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基督教是一神教，从这个词而来的。基督教的神只有一个，人在与神对面的过程中是一个人，如果不与神对面是另外一个人，这从宗教的层面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人就变成“不可分”的“一个人”的概念。

第二个原因来自于伦理学。它的机制是把各种各样的东西进行分解，到不可分时才去考虑它到底是什么。这是从伦理学的方面所造成的影响，比如这里这么多人在这边可以分成男性、女性，根据出生地不同分成不同地方的人，到最后不可分的时候，平野启一郎这个人没法分下去，那么就变成了个人的概念，就产生了不可再分下去的“一个人”这样的概念。

在欧洲阶级社会瓦解的时候，是基于不可分的个人概念来重新组织社会的。个人是无法再分下去的，就是个性的集合体。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人不仅是一直与神进行对话、对面，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与不同的人进行交流，在与他们交流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变成各种各样的脸。自己明明是一个不可分的人，但在面对不同人的时候，又不得不变成不一样的自己，那么这个矛盾从罗曼主义欧洲时代的人，就开始令他们非常烦恼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说明真正的自己只有一个，但在社会上生活而自己就变成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脸的时候，这些人只不过是自己的演技和自己的面具，只不过是“谎言中的自己”。这个烦恼或这个问题，其实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困扰着我们。

实际上，我们在与各种人交流的时候，不是存心地去表演一个虚假的自己。比如说我跟我朋友非常开心地喝了酒，觉得今天真是非常好的一天，两个人分别以后忽然开始考虑，其实刚刚的朋友只不过是对我进行一套演技的“他”，而我也是为了表演才跟“他”在一起，现在他回到家里成为真正的自己，而现在的我是真正的自我。如果这样考虑下去，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没有办法成立的。

所有的“分人”都是真正的自我

其实，人并不是有意识地去变成不同的“我”来表演自己，而是与其他人相遇、交流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变成这样的“我”，比如说跟自己很讨厌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流汗或者其他不好的感觉，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所以，我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在与不同人交流的过程当中，自己并不是戴着面具或者表演，与不同的人进行交流，而是一个不可分的人，其实它可以变成更小的概念，变成可分的“分人”，提出这样的概念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应该这样去考量这个问题：人是不存在真正的个人的，而是与不同的人交流过程当中，在不同的人际关系当中形成不同的“分人”，所有的“分人”都是真正的自我。

与恋人在一起时的自己，与上司在一起时的自己，跟不同的人在一起时的自己，考虑问题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些“自己”都是真正的自己。跟不同的人在一起的就是不同的自己，都是真正的自己，所以“个人”这个成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真正的自己就不存在了，就可以否定掉了。一个人是由不同的“分人”所组成的，在我学生时代可能有同学、父母、老师在一起的“分人”，组成的结构和现在完全不同，现在的“我”就变成与我妻子、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以及外国朋友在一起的“分人”，这个组成的成分已经发生了改变。若想象成一个统计员，比如说现在对我来说，工作是很重要的，那么工作的“分人”就占 30% 的比例，与家人在一起的“分人”占 30% 的比例，以前的朋友是占 5% 的比例，与大学的老师在一起的“分人”占 6% 的比例，等等。即使不说“分人”的概念，很多人其实都有这样一个感觉：自己的心里其实存在着不同的自己。但是，社会和个人这个组成就是不可分的个人，社会是对于人有各种各样的人格的存在是持否定的态度，人们往往会认为这个人表里不一，或者他是一个多重人格者，等等。有多种人格的人，被社会认为是不可信用的人，虽然这也有可能是日本社会独有的风潮。

重要的是，不否认自己是有多种的人格，而是对于自己有不同“分人”的存在，用肯定、积极的方式去考量。为什么说这很重要呢？因为，这关系到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在日本社会当中，自杀率很高，特别是年轻人的自杀率，虽然近年有所下降，但一年当中也有将近3万个人自杀。日本人经常被认为，对于肯定自己、对自己采取积极的态度是不擅长的，经常听到像小学生、中学生在学校里受到了欺负以后就自杀了。在这个时候，他留下来的家人包括母亲、母亲等等会对记者说，他在家里会像平常一样吃饭说笑等，完全想象不到他在学校遭到了欺负。其实，那些自杀的小学生，他们也有多个“分人”，在学校受到欺负的“分人”，是令他悲伤的“分人”；但他与家人在一起的“分人”，不能说一定是悲伤的，可能是高兴的。他在学校的“分人”，对这样的自己感到厌恶，又觉得个人不可分，结果就造成他对自己整个“分人”产生了厌恶的情绪。如果这个小学生能够像刚刚我所说的那样，在自己的心中画一个圈，然后把自己分为不同的“分人”，比如跟学校的“分人”，跟妈妈在一起的“分人”，令自己悲伤的仅仅是在学校的“分人”，可以给他这样的建议：先不去上学，和自己的母亲和朋友玩一段时间，再去一个新的学校做一个新学校的“分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他所讨厌的自己的“分人”，在自己心中的厌恶感是会无限扩张的。

“分人”概念重塑人与社会的关系

反过来，让我们考虑一下自我肯定的情况。如果有人问我：平野先生，你喜欢自己吗？我其实不能马上回答说：“是的，我喜欢自己。”为什么？因为人是最了解自己的，知道自己有哪些令人讨厌的地方，所以不能进行完整的自我肯定。如果真的在生活当中碰到这样的一个人，每天早晨照着镜子，对镜子说我真是喜欢自己啊，像这样的自恋者，平时我们不太愿意跟他交朋友，看到他的话就会说，你还是好好看自己吧。

我不是想让大家都成为自恋者，我只是想说当自己讨厌自己的时候，如果你跟他说你要喜欢自己，这样其实是起不到作用的。虽然很难喜欢一个完整的自己，但是如果用自己的每一个“分人”去考虑我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这样的事情还是做得到的。比如说，把自己分成与朋友 A 在一起的“分人”，和朋友 B 在一起的“分人”，和父母或和上司在一起的“分人”，与朋友 A 在一起跟他的感情是怎么样的呢？自我扪心自问一下，和 A 在一起时，让我觉得很开心、很放松，我喜欢这样的自己；和 B 在一起时，我跟讨厌这个人，他让我觉得心里不好受，以这样的方式可以根据跟不同人在一起的“分人”，来决定是不是喜欢这一个“分人”。这种想法的好处，不是说让大家一个人在那边自恋地去喜欢自己，而是说到喜不喜欢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度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决定自己是不是喜欢自己。

说到我们喜欢别人或者爱别人的话，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比如有一个女性在那边，然后我很喜欢他，其实是对她产生了一种情绪。但有另外一种情况，我跟这个女性在一起的时候，不仅是喜欢这个女性，其实是喜欢与这个女性在一起的自己，这样的话题对于“爱”也很重要。比如说我现在有两个喜欢的女性，然后在不同的时间与她们进行约会，跟 A 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说有笑的，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对跟她在一起的自己，我非常喜欢；与 B 约会的时候，虽然我对她很有好感，但我和她说话的时候她对我不理不睬，我会想自己是不是一个很无聊的人，我会讨厌跟 B 在一起的自己。如果让我选择到底跟哪位女士再约会的话，我会选择第一位的。为什么呢？无论怎么说，跟 A 在一起时的“分人”，相比与 B 在一起时的“分人”，更让我感到愉快一些。我们爱一个人，其实是与这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这个“分人”令自己喜欢这一点十分重要。我们在社会当中生活，可能跟不同的人之间有不同的“分人”，然后有些“分人”令自己喜欢，有些“分人”令自己讨厌，在自己心中对于自己各个“分人”组成的比例进行调整，尽量地让自己喜欢的这个“分人”的比例大一点，这是调整与人关系时非常重要的问题。

再说回刚刚说到的就业问题。以前社会比较稳定，一个人从事一个职业以后，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就一直从事这个职业，这种情况在现在是越发不可能了。我就职的公司说不定哪一天就倒闭或者裁员了，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所以现在的人同时从事多份职业。这种社会形态引发了改变，不是一个不可分的个人与只有一份的职业进行相联系，而是自己不同的“分人”与其各自“分人”所从事的职业之间的联系。如果自己只有一份职业，只有一个可信赖的朋友关系的话，一旦失去了这一份职业或者朋友关系的话，自己就会陷入到非常深刻的自我丧失；但如果自己不同的“分人”有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朋友关系，一个朋友关系或者职业丧失掉了，那么其他的地方就可以发挥其他的作用。如果持续像以前很固化地思考，继续固执地认为个人是一个不可分的人，真正的自己只有一个，其他的自己都是谎言中的自己，以这样的想法来继续生活下去的话，在这种不确定因素非常多的社会当中是活不下去的。

“分人”概念重塑人与自己关系

最后，我想回到前面我所说的让我有这种想法最初的原因，就是我父亲去世的原因。刚刚我有说到不同的“分人”比例的话题，简单地来说，其实就是自己以某一个“分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到底有多长的时间。请大家想象一下自己临终前的情景，如果有 10 分钟、15 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来回顾自己的一生，试着想想在自己人生中，哪一个“分人”生活的时间最长？如果与自己所爱的人、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和自己喜欢的“分人”所活的时间比较长的话，也许我们能够获得满足感地而死去；如果自己不喜欢的“分人”活的时间比较长，自己就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想法：如果我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更长一点就好了，这个时候我们会非常悲伤地死去。

最近经常听到这样的新闻，现代美国人去了伊拉克战场，好不容易活着回到美国，但是马上就自杀了。这是因为他们必须以在战场上的“分人”——与市场生活完全不同的状态下所适用的“分人”，与这样的“分人”进行生活。虽然他们可以与自己的家人进行通话，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接近 100%“分人”的构成比例是战场上的“分人”，这一个“分人”一听到有什么声响就必须要反应出来，可能是枪声，然后他可能会被杀死。必须要这样想的“分人”，与日常生活是完全背离的。他们回到美国以后，应该是将战场上的这个“分人”的比例缩小，然后逐步地调整与亲人和邻居之间的“分人”比例，但他们往往在这点上做不好，所以就没有办法继续生活下去。所以，完全适用于战场上的“分人”，让自己产生了非常厌恶的情绪，为了抹煞他，就走向了自杀这条途径。想象自己死亡的时候，以哪一个“分人”生活比较长的想法，其实也会借鉴于我们考虑现在自己以哪一个“分人”进行生活的问题。比如，在压力非常大的“分人”的比例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去改善一下自己的职场或者换一个地方，从而改善“分人”的比例。

最后，我以人去世时候的悲伤来结束这个话题。当自己深爱的人去世时，我们肯定会感到非常悲伤，虽然悲伤之后我再也见不到深爱的人，或者觉得深爱的人这样死去非常可怜，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但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悲伤点，就是与深爱的人在一起的“分人”今后再也不能生活了，对于这一点的悲伤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公司当中一个领导，他平时威风凛凛，但只有跟自己的妻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会开一些玩笑来放松，那么当妻子去世的时候，只有在妻子面前才能表现出来的“分人”将不能再生活下去了，我想这有可能是他妻子去世的时候，他感到悲伤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与自己深爱的人在一起的“分人”，在自己的构成比例当中，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所以当爱人去世的时候，这个“分人”不能再生活下去的这种悲伤是非常巨大的。

在心理学当中，有“丧之作业”的概念，指当自己深爱的人去世以后，逐步从沉痛的打击恢复的过程，我理解自己与去世的深爱的人的“分人”的比例逐渐缩小，回到正常生活的“分人”的过程；但与去世的人之间的“分人”不是完全的抹杀掉，比如我们扫墓或者看他以前的照片，像他活着的时候跟他说话，这个时候跟他在一起的“分人”又会重新出现。当一个人去世以后，深爱他的人觉得自己逐步地好像把这件事情忘记，自己能够开心起来，对此事怀有一种非常大的罪恶感。但是自己必须要生活下去，然后正常生活的那些“分人”的比例逐步地扩大，如果能够这样想，与自己深爱的去世的人的“分人”并不是完全的消失，只要还有一点是留着的话，就能够理解这样的问题。

提问平野启一郎

周砚舒（平野作品中文译者）：平野启一郎先生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最近在大陆出版的这两部作品，以及你自己的创作体会？

平野启一郎：90 年代，我正在京都大学，还是一个大学生。战后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经济发展也有既定的价值观，但在 80 年代末经历了泡沫经济。在经济低迷之后，人们没有建立新的价值观，而且因特网的网络也没有建立起来，整个价值观处于一种比较不明了的状态。这样一个时代，2010 年又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在这之前还有 1995 年的阪神大地震，在阪神大地震之后不久又发生了奥姆真理教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当时觉得是不是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了。在《日蚀》当中所描写的氛围，跟我刚才谈到的日本 90 年代中期的氛围非常相似。在法国中世纪的时候，当然是一神教，又有战争，又有黑死病，也是非常郁闷的时代，也是感觉世界末日将要到来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旧的价值观解体，新的价值观还没有确立起来，它跟日本所处的 1995 年、1996 年非常相似，所以写了《日蚀》这本小说。通过宗教这种形态，来表现日本社会需要通过惩罚别人来确立自我、体现自我这样一种感觉。比如说惩罚魔女，要通过惩罚她、磋磨她、虐待她的身体来寻求一种价值观。包括中世纪的宗教性炼金术，一种神秘体验都体现了当时那个时代的一种思想趋势。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个人可能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书可读，就想通过一种非日常的书写来排解日常所产生的忧郁或者说是时代的闭锁性，所以《日蚀》就写了炼金术和中世纪的神秘体验。

《日蚀》是以太阳作为象征的，而《一月物语》是以月亮作为象征的。大家都知道，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近代化过程中日本吸收了很多西欧的东西。在西欧思想里，有以人为本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但在日本只吸收了比较表面的东西，而没有把以人为本的思想完全吸收到日本文化当中，所以《一月物语》的主人公恰巧是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处于日本近代化的时代，很难消化接受到的这些新思潮，于是就想到要出去旅行，只有出去旅行，才能让他得到治愈。所以，《一月物语》也是以旅行开始的。主人公是来到了原始森林当中，这个原始森林用合理主义是很难解释清楚的，在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也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两部小说共同的特点是时间：在《日蚀》当中讲到资本主义，一条直线下去，最后的结果是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一月物语》是另外一种时间观，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出日落、月圆月缺这样一个带有循环性的圆环式时间，跟《日蚀》当中的一条直线式的时间是不同的。在这样的一个循环式的时间当中，主人公就被卷了进来，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

毛尖（华东师大教授）：平野启一郎先生一直被认为是三岛由纪夫转世，我想知道，你被这样认为，是爽还是不爽？

平野启一郎：我对文学产生兴趣，是因为我在 14 岁时读了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三岛由纪夫跟之前的日本作家不一样，他的文体非常华丽，当然有人不喜欢这种文体，但我非常喜欢。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主人公是金阁寺的小和尚，他有口吃的毛病，性格非常晦暗，有自己的一定程度的哲学性思考。他每天打扫金阁寺的时候，晦暗的性格跟金阁寺呈现出非常鲜明的对比；在小说当中，主人公晦暗阴郁的性格和三岛由纪夫华丽的文体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可以说，我是三岛由纪夫迷。但因为三岛由纪夫晚年是右翼，特别尊崇天皇，最后剖腹自杀了。其实在日本也有很多的疑虑，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到现在还是一个迷，从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讨论的话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是一直不能理解，所以我对这样一种政治性的行为，总觉得今后是我的一个课题：怎么样才能一边批判，一边超越三岛由纪夫。

三岛由纪夫

我个人是不赞成三岛由纪夫要以天皇为中心的形式。在《日蚀》当中，我所描写的中世纪的宗教这些东西，也是以一个神为中心的事件，所以当时《新潮》编辑就用了“三岛由纪夫转世”这么一个小标语。我被这样说，本身肯定会觉得很荣光了，但在日本还有很多三岛由纪夫迷，我被这样说之后，他们也会表示一些不满。为什么他就是三岛由纪夫转世呢？所以，对我负面的评论也有，正面的评论也有。我想，是不是两两抵消了这种感觉呢？

查屏球（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我想问一下在你写《一月物语》里面引用了李贺的“苏小小墓”这首诗还有一句话，你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去接触李贺诗歌的？据我所知，平野很谦虚，也是学霸，高中喜欢文学，考取了日本最有名的京都大学，而且是最难的法学专业。在京都大学有一个文学专家研究团队，也是我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过他的课？通过这个渠道接触了唐诗，从而接触了李贺？

平野启一郎：在日本中小学都有一个课，就是学中国的汉文，也包括汉诗。但是，这个汉诗不像咱们这样读了，它是在中国汉诗的基础上，旁边标上假名，以日本的读法来学习中国的汉文，在那个时候也读了一些短篇。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无法想象的读法，比如说我们读《论语》的“弟子不必不如师”这句话，在日语当中是完全按照日语来读的。日本早期是没有文字的，都是用汉文的，所以在平安时期，基本上汉文就是官方文字，所以汉文在日本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到了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那些大文学家，比如说森鸥外他们在看了西欧巨著之后，把欧美的东西通过汉文介绍到日本，是这样一种传承。明治维新之后，当时很多留学生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大概是19世纪末，跟清朝派遣留学生差不多的时代，这些留学生到了西方，像森鸥外去的是德国，到了国外学习西方思想之后，他们怎么介绍给国人呢？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他们的汉学素养非常深，他们就把西方思想转换为一种本国的文字再介绍给日本人。这个贡献是比较大的，因为西方的思想通过日本，也输入到了中国，甚至朝鲜、韩国，其实也是经由日本了解西方的近代思想。

森鸥外

其实在日本，汉文的素养在日本人当中是渐渐退化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明治时期的文学巨匠，他们能够非常自如地读写汉文；到了谷崎润一郎的大正时代，大概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可能是可以读，但是写就不是那么自如了；到三岛由纪夫就更加衰退了，到我们这个年代基本上谈不上汉文素养了；到了 90 年代，也就是平野启一郎创作的时代，日本的作家都是写非常日常的生活化文体，我写小说的时候就想写一些非日常的，要把文体和语言塑造得非常美丽。我当时读了一些汉文，主要是源自于森鸥外写的史传，写成了《日蚀》和《一月物语》这两部作品。

在日本，有一种书叫做文库本，拿着也比较方便，比这个小本稍微大一点，价格又便宜，携带也方便。文库本主要是岩波书店在出，他有一套关于唐代的李白、杜甫等诗人的诗，而且有注解，读起来非常方便。我当时读的是文库本当中李贺这一部分。在日本，其实《三国演义》是非常受欢迎的，而且是以各种版本存在的，比如说有电影、电视剧，大家经常看的有动画、动漫，甚至游戏也有《三国志》。日本男孩子特别喜欢《三国志》，而且还衍生了很多关于《三国志》的次生文化，所以《三国志》在日本是非常受欢迎的。关于汉学的素养，我就是从这些里面来的。

观众：平野先生讲到不同的自己，与不同人在一起时候的自己，和一个人时候的自己是不是不一样的，那么，写书时候的平野先生，和朋友在一起时候的平野先生，是怎样的关系？

平野启一郎：这是非常尖锐地触及本质的问题。大家可能有这样的想法：自己一个人时候的自己是真正的自己。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我们是不可能离开社会生活的。如果你说一个人时候的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的话，与其他的人进行切断关系的话，那么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到底真正的自己是什么呢？当我们一个人考虑问题的时候，到底是哪一个“分人”在考虑这个问题呢？比如说有一个学生在学校受到了欺负，然后回到家他再考虑这个问题时会非常烦恼，这个时候虽然他是自己一个人，但他应该是变成了那个受到欺负的“分人”来进行考虑这个问题的；如果这个时候他读了一些比如毕加索等艺术家的作品，他开始考虑到人只有改变才能够继续生活，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他跟这些作品之间的“分人”，他能考虑自己面对这种情况改变一下就好了。

我想当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是自己心中的各个“分人”之间在进行对话。我的小说的背景其实都是非常不同的，在不同的背景当中所产生的主人公也是非常不同的。我与朋友在一起的我的“分人”，与我写书时候的“分人”，甚至是我写不同小说时候的“分人”，应该都是不同的“分人”。但是，无论我写了多少背景非常不同的小说，总在无意识之间有一种感觉，没法用文字表达哪个是“我”的作品，我想这种感觉是我自己真正的个性。个性这种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生来就具有的，而是当我们回顾整个人生，自己隐隐约约感觉到我的人生是这样的，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个性，这个可能是我们“分人”之间的共同点。但是，这并不是普遍的，各个“分人”的个性其实在不断地变化，在变化的过程当中，诞生了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