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伦堡审判 到特朗普执政

按：日前，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白人至上主义者举行大型集会，与反对种族歧视者发生暴力冲突，造成 1 死 34 伤；事后，特朗普对肇事极右分子的暴力选择性地视而不见，不分清红皂白地谴责了所有事件相关方，引起众怒。特朗普的含糊其辞，加上之前对左翼恐怖分子的抨击，甚至引来前任三 K 党领导人的公开致谢——社会正在因为政治信仰分崩离析，而美国不是个例。这一切都似曾相识，我们对公正的追求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回到 1945 年之前。

在右翼崛起、暴力冲突不断的今天，我们总是在感叹人类不知吸取教训。但与此同时，也有人在努力地拨开历史的迷雾，逼我们正视黑暗。马塞尔·奥菲尔斯便是以还原历史、直视复杂人性为己任，历经万难，拍摄了这部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正义的记忆》。今年四月，《正义的记忆》历经十年终于被修复完成，在 HBO 上映。《纽约书评》新任主编伊恩·布鲁玛于此时献上影评，意味深长——自从特朗普执政，右翼卷土重来，白人至上主义呈燎原之势。一年前，特朗普的父亲就被曝出曾被卷入三 K 党暴力事件锒铛入狱。

弗吉尼亚州的暴力冲突

马塞尔·奥菲尔斯的导演天才常被其父马克斯·奥菲尔斯所掩盖。他曾模仿父亲精致繁复的镜头语言，拍摄过良莠不齐的剧情片，却义无反顾地转向了纪录片制作，成为法国第二代“真实电影”的领军人物。商业电影的拍摄过程固然轻松愉悦，但奥菲尔斯最终回到了自己亲眼见证过的历史伤痛。他出生自犹太人家庭，1933 年自西德逃往巴黎；岂料法国沦陷，维希政府上台，他又辗转自西班牙前往美国。1946 年，他跟随美军剧团入驻日本，一睹岛国的战后疮痍。这几十年间，全世界都在暴力与道德沦丧中挣扎；各方势力在制造历史的同时不断扭曲、抹去真实，再道貌岸然地寻求普世的法则，以匡正义。奥菲尔斯无法对此视而不见，通过冷峻客观地访问各阶层历史人物，试图呈现一场全球性的二十世纪罗生门。《悲伤与怜悯》（1967）是他最为人称道的作品，也被誉为“真实电影”的巅峰之作。但他却说，鲜有人知的《正义的记忆》，才是他最好、最真诚、也最珍视的作品。

《正义的记忆》以纽伦堡审判为切入口，却不仅仅是对前纳粹分子的控诉。从纳粹分子到纵容阿尔及利亚屠杀的法军将领，再到越南战争的幕后推手，奥菲尔斯不自居道德高地诘问访问者，只是冷漠客观地回归了复杂的历史真相。1945 年 11 月 21 日至 1946 年 10 月 1 日间，以纳粹分子为主的轴心国领袖在纽伦堡接受审判。汉娜·阿伦特已经详析过纳粹战犯的极度平庸和缺乏想象力，警示世人罪恶并不遥远；奥菲尔斯不仅想弄清普通人如何一步步堕入罪恶，更试图暗示，在纳粹之外，无辜者者也已所剩无几了。

纽伦堡审判

在纽伦堡审问纳粹领袖的各方代表中，有的出自屠杀阿尔及利亚人的法军，有的是漠视人命为数字的美国技术官僚。我们警惕着纳粹被告人的一面之词，却容易轻信审判者的正义。当我们将纳粹分子妖魔化时，就已经在自我安慰：我们是正常的普通人，我们没有到道德污点。奥菲尔斯的镜头像是刺眼的聚光灯，照在看似不需要审视的角落：我们所接受的历史也许是件叫做“伪善”的袍子，遮住了胜利者自己的罪行。奥尔菲斯热衷于采访，便是将话语权还给各个历史事件的参与者。

正如布鲁玛在文章末尾所指出的，时代毕竟不同，纳粹政权已逝，对正义的追求不再是以卵击石。八月十五日，迫于各方压力，特朗普终于点名谴责三 K 党、新纳粹党和白人至上主义者，承认了种族主义的罪恶——这份声明或让步来得虽晚，却依然让人相信，我们还拥有关于正义的记忆，也还在这条路上艰难前行。（撰文/冯塬雅）

傻子，懦夫，还是罪人

文｜伊恩·布鲁玛   译｜冯塬雅

一

纽伦堡审判从 1945 年 11 月一直持续到了 1946 年 10  月。丽贝卡·韦斯特为《纽约客》报导了这场漫长得令人崩溃的审判，并在文中将纽伦堡法庭称作“无聊大本营”。但戏剧性时刻依然时时闪现，譬如在盘问赫尔曼·戈林时，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溃不成军。但杰克逊的开庭词，却是欧洲军事法庭中最掷地有声的发言：

但审判纳粹高层的诸方势力，同样与许多惨绝人寰的暴行直接相关。在无数血淋淋的纷争之后，人类如何能达成杰克逊表达的这些期望呢？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正义的记忆》，试图拨开迷雾。马塞尔·奥菲尔斯于 1976 年拍摄的这部作品鲜有人问津，却被导演本人视为最佳作品，甚至好过《悲哀和怜悯》（1969）；后者着眼于法国维希政府和法国人民的反抗，讲述了法兰西被纳粹占领的历史。

马塞尔·奥菲尔斯执导的纪录片《正义的记忆》（The Memory of Justice ），由电影学院档案与派拉蒙影业公司联合修复，影片可于 HBO 观看。

在《正义的记忆》伊始，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提出，纳粹德国的野蛮只是代表了普遍性的道德沦丧：“我的推论全都始自同一个基本假设——人人有罪。”这场灾难虽然发生在德国，但暴行的种子散布在世界各处。讽刺的是，梅纽因在纪录片中的这段话，恰在纳粹领导人接受纽伦堡审判的片段之后——纳粹高层一一宣称自己无罪。

在纪录片中，我们能听到一名法国伞兵描述法国军队如何在阿尔及利亚系统地折磨、屠杀当地人；纪录片中还有惨不忍睹的越南战争照片。负责审判的美国检察官之一，特尔福德·泰勒感慨道，不知多少人能接受“原则在各方压力下的巨大妥协”。他之后在纪录片中提到，他在审判过程中对美国人和美国历史的改观，远大于对德国受审者的重新认知。

将美、德相提并论，自然会引起众怒。艺评人哈罗德·罗森伯格针批判纪录片的相关片段：“陷入了近虚无主义的泥沼——没有人能够为战争买单，因为人人有罪，找不出一个具有道德资格的审判者。”在他看来，奥尔菲斯淡化了纳粹的过错和集中营的道德罪恶。

这是对奥尔菲斯目的的极大误解。作品从未暗示过奥斯维辛、美莱村惨案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能被一视同仁，更没有将越南战争和纳粹屠杀的罪恶放在天平的两端来衡量。奥尔菲斯没有怀疑过对戈林及其党羽的判决的公正性。他本人便是从纳粹魔爪逃脱的难民——1933 年，奥尔菲斯被迫逃离德国；1940 年，纳粹入侵法国，他再度流亡。与罗森伯格的揣度相反，奥尔菲斯试图以不失讽刺幽默的客观，呈现道德判断的复杂性：普通人何以在特殊情况中犯下令人发指的暴行？如何看待以国家之名施此暴行的同胞？借助纽伦堡审判的先例，我们如何重新审视当今世界对正义的追求？关于正义的回忆，能否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奥尔菲斯丝毫没有为纳粹兽行开脱的意思，但他拒绝将罪行实施者简单粗暴地视作怪物。他曾说道：“将纳粹视为猛兽是变相的自满。”这句话使我想起争议缠身的德国小说家马丁·瓦尔泽。六十年代，对奥斯维辛的审判在法兰克福举行。瓦尔泽没有否定这些审判的意义，但他提出，德国媒体日日渲染纳粹屠夫的荒谬暴行，容易事与愿违，使德国民众在心理上对纳粹统治及其罪行日渐疏离。谁又能与这些野蛮人感同身受呢？只要有这些异类为屠杀负责，其他人无须以史为镜，三省吾身。

德国小说家马丁·瓦尔泽

不可否认的是，在采访阿尔伯特·施佩尔和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这两个前纳粹分子时，奥尔菲斯没有声嘶力竭地质问和控诉 。他的目的不在于指控，而在于摸清他们的动机——那些原本衣冠楚楚、教养极佳的男男女女的动机。奥尔菲斯的访问之道，再次受到罗森伯格的抨击。后者指责道，受害者也应发声，与倒行逆施者的一己之见抗衡；否则，这些混蛋会假以一面之词、利用观者的疑虑为自己脱罪。

卡尔·邓尼茨的受访片段，便能证明罗森伯格多虑了。邓尼茨曾可笑地宣称自己绝非反犹太分子，因为他从不歧视德国海军中的犹太人；邓尼茨似乎忘了，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海军里哪里会有犹太人。奥尔菲斯在采访中问邓尼茨，是否相信自己激进的反犹言论与犹太人的命运确实毫不相干。这位海军上将警觉地扭曲了嘴唇，然后坚决地否认了一切联系，宛若一只困兽的绝地惊嚎。所见自明，无需多言，与之对质。

奥尔菲斯礼貌、疏远而无情，是个出色的采访者。他言语间透着疑虑，却不说教，亦不强势。相比气势汹汹的访问者，他更能诱人倾吐心声。阿尔伯特·施佩尔众多罪行之一是残害奴工——无数劳动力从集中营被运往德国军工厂工作，命运凄惨。施佩尔最是油滑，为了回应奥尔菲斯沉着的询问，他滔滔不绝地谈论当年无情的事业野心，检讨了自己的投机主义和对道德的漠视。施佩尔有别于同代人，他相信纽伦堡审判的公正性；可他仅被判入狱，竟被免于绞刑，可谓是落网之鱼。

海军上校卡尔·邓尼茨

邓尼茨警惕而保守，施佩尔却是圆滑的，甚至富有魅力；这无疑是他的救命稻草。特尔福德·泰勒认为，根据已有的证据和纽伦堡审判的规则，施佩尔理应被处以绞刑。朱利叶斯·施特赖歇尔作为恶毒的反犹太主义煽动者被处决，可他尚不及施佩尔的位高权重。但施特赖歇尔是个冷血固执的暴徒，丽贝卡·韦斯特形容他为“那种会在公园里找麻烦的肮脏老男人”，一个容易被人视作怪物的人。法官对施佩尔的网开一面，也许是因为终于松了一口气。相比于施特赖歇尔、粗俗自大的戈林、骄傲刻板的陆军大将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或是笨拙的中央保安总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施佩尔是个绅士。泰勒在记录片中回忆道，施佩尔所在的社会阶级救了他。奥尔菲斯提起泰勒的评价时，一个诡异的微笑从施佩尔的脸上一闪而过：“如果那就是原因的话……我很欣慰自己能在大家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最终，施佩尔获刑二十年，而邓尼茨仅获刑十年。

奥菲尔斯在一次采访中说，对施佩尔心生好感太容易了，但这并不能减少他的罪恶。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也在记录片中接受了详细访问，他认为，在德国人的天性中，并没有使他们更加嗜好杀戮，或对死亡视而不见——世上没有生来罪恶的民族。一个腼腆的年轻建筑师手上所沾的鲜血，也许更甚于一个屠犹恶棍。我想，这也许就是耶胡迪·梅纽因想说的吧：这件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

二

奥菲尔斯并非轻视纳粹罪行的道德虚无主义者。他太执着于审视罪恶与正义，以至于《正义的记忆》差点被彻底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包括BBC在内的投资公司，对影片的粗糙剪辑非常不满，并认为片时过长。他们希望影片忠于特尔福德·泰勒的著作《纽伦堡和越南：美国式悲剧》（Nuremberg and Vietnam: An American Tragedy ，1970），并以越南战争为主题。奥菲尔斯向来不顾这些西装革履者对他指手画脚，于是一意孤行，坚持了自己的设想。相比于一个纯美国或纯德国式的悲剧，奥尔菲斯对普遍的人性堕落更感兴趣，不论何时何地。

在伦敦的剪辑室，奥尔菲斯吃了闭门羹。制片人出品了一个重点不同的较短版本，售予德国 ZDF 电视频道，于是，奥尔菲斯穿越欧洲去拯救他的原作；德国法院最终决定禁止 ZDF 播放修剪版。奥尔菲斯的原始剪辑被偷携至美国，并在一次私人放映中将迈克·尼古拉斯感动落泪。随后，鼎鼎大名的出版人汉密尔顿·菲什，决定说服一群投资人买下原版剪辑，交由派拉蒙影业出品。1976 年，《正义的记忆》在戛纳电影节放映，又辗转在纽约和一些美国校园播放，还出现在各国的电视机屏幕上。若非奥尔菲斯的固执己见和美国的支持者，《公平与正义》将永不见光日。这正如费什所述：“做一部这样的电影，需要他（奥尔菲斯）这种以历史为己任的性格。”

在最初一轮的放映后，这部电影就消失了——涉及档案权的合同到期，库存电影胶卷也磨损严重。如果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基金会没有介入派拉蒙影业来补救存片，这部纪录片杰作也就永久遗失了。十年的修复工作之后，影片在 2015 年重见光日。

奥菲尔斯驱车寻找前纳粹医生

1976 年之后，天翻地覆，物是人非。无论从地理、政治还是文化的角度，德国都已脱胎换骨。奥菲尔斯采访邓尼茨时，西德当局还在前纳粹分子的股掌之中。走过战争的那代人，用拙劣的借口掩盖肮脏的秘密。大屠杀幸存者欧根·科贡，是第一个研写集中营的德国历史学家。用他的话来说，第三帝国的历史，依然是“地窖中的尸体”。

许多普通人忆起井然有序的第三帝国时，依然满怀深情，仿佛那是个没有罪行的年代；奥菲尔斯就在石荷州的小镇，遇到了这么一个笑容可掬的男人；他是在追踪一名前纳粹女医生时，碰巧遇见了这个小镇居民。那个女医生曾在集中营中虐杀儿童，往幼童静脉中注入油脂仅是其众多可怖罪行之一。她在纽伦堡受审，并于 1952 被释，之后作为普通家庭医生维持生计。她看起来备受尊重，甚至待人友善。

当奥菲尔斯最终找到她时，她以身体抱恙为由，礼貌地拒绝了采访。另一名前集中营医师格哈德·罗斯，倒是接受了访谈，却对恶行概不承认。他声称自己的医学实验（譬如使受害人感染疟疾），都是为了人道主义目的，还申辩道美军也进行过生化实验。奥尔菲斯正确地观察到，美方的同类实验，是在与达豪和布痕瓦尔德等集中营截然不同的环境里展开的。盟军就此事展现出来的伪善，其实能在其他地方得到更好的体现。作恶远甚于罗斯医生的德、日医师被视作制胜冷战的技术资源，受到了美国的庇佑。

在记录片中，最触目惊心的采访，并非与不知悔改的纳粹分子和战犯，而是与广受尊重的律师 Otto Kranzbühler 的对话。战时，Kranzbühler 曾任海军律师；战后，他成为了邓尼茨海军上将在纽伦堡审判中的辩方律师。他着军装上庭，风度着实翩翩。随后，他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及其同僚，针对剥削奴工的控诉进行了辩护。纽伦堡审判后，Kranzbühler 成为企业律师，事业有成。他为纳粹的辩解从未成功过。奥菲尔斯问他是否与孩子聊过自己在第三帝国中的角色，Kranzbühler 回复说，他找到了一个有助于孩子们理解的说法：如果你对所发生的一无所知，你是个傻子；如果你知道却视而不见，你是个懦夫；如果你知道并投身其中，你是个罪人。那他的孩子们对这个答案满意吗？Kranzbühler 答：“他们发现，自己的父亲在所有类型之外。”

1946 年 10 月 2 日于纽伦堡，纳粹领导人因二战期间的罪行被指控，正在接受裁决。阿尔伯特·斯皮尔为后排被告人中右数第三；卡尔·邓尼茨在同排左侧。（美联社／盖蒂图片社）

高明的回避。可 Kranzbühler 并没有比纽伦堡的起诉者——同样老于世故的埃德加·福尔更闪烁其词。 纳粹占领法国时，福尔是地下抗争运动的一员。在与他的采访中，奥尔菲斯问起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彼时，法军系统性地残害阿尔及利亚人，无数公民被屠杀，而将囚犯扔出直升飞机的做法，后来在南美军团中更是广为效仿，风行一时。福尔回道：“事情的发展失控了，但你无法指责肩负着政府运行重任的政治家。”埃德加·福尔是当时的法国总理。

对于德国而言，七十年代至关重要。仍然有人相信，纳粹的死亡集中营只是谎言，而在集中营修建毒气室的实是美国人。在这些人中，包括受奥菲尔斯采访的前党卫军军官的儿子。但战后的一代人开始在六十年代的反叛中质问父辈。《正义的记忆》拍摄结束一年后，德国的极端主义开始为害。红军派分子打着反法西斯的旗号，谋杀银行家、绑架工业巨头甚至劫机，仿佛以此为父母与纳粹的苟且赎罪。

因战争的记忆，德国家庭分崩离析。奥菲尔斯本人并不简单的家庭生活，也成为了电影的一部分。他的德国妻子雷吉娜，是一名纳粹国防老兵的女儿。她能与美国学生开诚布公地谈论自己纳粹时期的童年；可当他们的青年女儿提出与过去和解的必要性时，她身为人母却认为，十七岁对于集中营的记忆来说，是个太稚嫩的年纪。雷吉娜说到了一些私事，触碰到了其夫工作、生活的核心。她希望奥菲尔斯的镜头，朝向不那么黑暗的世事。那应该拍什么样的电影呢？奥菲尔斯追问。她回道，恩斯特·刘别谦那样的电影，或再来一部《卖花女》式的喜剧。背景音乐响起，赛德·查里斯唱着《蓬车队》（1953）的主题曲“New Sun in the Sky”；与此同时，镜头从雷吉娜移开，转向驾车寻找弑童医生的奥菲尔斯。

马塞尔·奥菲尔斯在法国讷伊，多米尼克·纳博科夫摄 于1988 年前后

欢歌唤起往日的美好，与恐怖的记忆交织——这是典型的奥菲尔斯手法。 但这部电影并不堆砌廉价的讽刺，只是引入自传因素。他的父亲马克斯·奥菲尔斯，是拍摄了《情变》（1933）、《轮舞》（1950）和《劳拉·蒙特斯》（1955）的伟大导演，也是当年的流亡导演奇才之一。在关于维也纳帝国和十九世纪法国的回忆中，生活曾经加倍甜蜜；但在电影中，背叛的意味和堕落的情欲，为甜蜜笼上了阴影。

对已逝美好的怀念，同样纠缠着他的儿子马塞尔·奥菲尔斯。他的青春，是在担心无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忧虑中度过的。他未尝不想拍出《轮舞》（1950）那样的杰作，但他反倒带来了杰出的纪录片。他拍摄摆脱不了的过去：关于维希法国，关于里昂的盖世太保克劳斯·巴比，关于纽伦堡。在他的作品中，真实的恐怖故事总是相互混杂，像是在一幅拼贴画里；与之呼应的，却是战前柏林音乐厅和好莱坞的音乐。

在最具奥菲尔斯特色的电影中，最令人难忘的作品之一，却几乎从未面世（这牵扯到与出品人的另一场恶战）。《十一月的日子》（1991）以柏林墙的倒塌为题。奥菲尔斯采访了前东德间谍头目马尔克斯·伍尔夫，后者是共产主义作家弗里德里希·伍尔夫的儿子——两人的父亲是战前旧识。每每被问及其过去，马尔克斯都以明目张胆的谎言搪塞。这时，其父马克斯·奥菲尔斯电影里的音乐缓缓流淌，愈来愈强。马塞尔·奥菲尔斯自述心声：幸亏他的父亲迁往西德，而不是东德。

三

《正义的记忆》的后半段将重心由东转西，将目光从德国转移到法国和美国。提及越南战争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说：“这场战争将我们变成怪物。”我们会听到当年的老兵，讲述美军对平民的冷血屠杀；我们会听见一名越南退伍军人的自述。他讲述了向上级汇报屠杀情况被令噤声的故事——他的长官下达了屠杀的命令。我们会听见埃尔斯伯格说，在对美莱村越南公民的大规模屠杀后，没有任何军衔在中尉以上的美国军官因此获罪。

再说法国。在谈论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法军虐杀行为之后，奥菲尔斯向前纽伦堡审判起诉人、法国前总理埃德加·福尔提问：从他的角度来看，法国是否会接受一个基于欧洲军事法庭的国际委员会，审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所作所为？福尔若有所思地嘬一口烟斗，给予了否定答复，因为侵犯他国和在自己的殖民地上有所行动，不能相提并论。

纽伦堡审判的英方起诉人哈特利·肖克利爵士，在他位于苏塞克斯郡的乡间别墅，接受了奥菲尔斯的访问。他想起了他当时的美国同事对正义和法律的笃信。一如当时的英国军官肖克利，对此持保留意见：“一切律法不过是胜利者为失败者设定的。”但在他眼里，重要的不是谁制定了法律，而是原则正确与否；但他对既有原则的正确性，鲜有疑虑。

1956 年，入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外籍兵团

回首过往，Otto Kranzbühler 和肖克利一样，对美式理想主义印象深刻；但他相信，纽伦堡审判成为后世模表的宏愿显然没有达成。在他看来，整场审判建立在一个世界大同、战争已成历史的前提上，但这个宏大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

事实上，审判的开端就不够理想，这不仅是因为纳粹领导人的审判者中，已经有人参加了斯大林血腥的象征性审判，也是因为盟军的战时罪行丝毫未被提及。

若说《正义的记忆》有美中不足，那就是集中讨论法国和美国战时罪行的电影后半部分，不如前半段引人入胜——也许，奥菲尔斯更感兴趣的，确实是纽伦堡审判对德国的影响。抑或是，无论人们如何看待美莱村惨案和阿尔及利亚事件，它们相较于纳粹罪行的规模和暴虐，也都显得不足挂齿了。

然而，我们需要再一次反驳罗森伯格：奥菲尔斯并不是说二者性质相同。相似的是，人们对以他们的名义所为之事视而不见、辩解开脱甚至矢口否认的方式。一个美国海军的妻子，拒绝怀疑祖国的一致正确性。她的丈夫在越南阵亡，而她家中举目皆是国旗和军事纪念品。更有趣的，或者说更可悲可气的，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言论。这个曾经的外交家、高度开明的经济学家告诉奥菲尔斯，越南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实际需求，不涉及任何道德考量。

越南不是1943年的东部战线，美莱村也不是奥斯维辛，加尔布雷思也决非阿尔伯特·施佩尔。但不变的是，正因为对暴力冲突的这种技术官僚式的理解，人们才会在一个有罪的政权下误入歧途。在影片中，埃尔斯伯格将施佩尔的狭隘称为“选择性愚蠢”，即拒绝认清其言行举止的后果。

关于美莱村惨案的新闻报道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部出色纪录片，同样也关于“选择性愚蠢”。埃洛·莫里斯的《战争迷雾》（2003）以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为主角。麦克纳马拉作为美方技术官僚，是众多暴行的幕后推手，其中包括二战期间多座日本城市的毁灭、六十年代越南战争的白热化。于他而言，蓄意谋杀成千上万的无辜公民，与解决一个数学难题别无二致。直到多年之后，他才承认，假如美国输掉了二战，他必定被指控为战犯。

莫里斯的另一部纪录片《已知的未知》（2013），不如《战争迷雾》引人注目，却更令人心寒。影片论及越南战争，另一名颇有风度的技术官僚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不过耸肩置之，抱以一句“有的事情就是行不通”。他本人被更深入地卷入了另一场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巴格达在无政府暴力中的崩溃。拉姆斯菲尔德的评论臭名昭著：“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此即汉娜·阿伦特所谓“恶之平庸”。

1945 年的美国，可能设立了一个太高不可攀的理想。可悲的是，一个国家能对国际法怀有如此大的信心、为建立正义的规范做如此多的努力，却不身体力行。美国甚至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签约国之一。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虽然漏洞百出不亚于纽伦堡特别法庭，却是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任性妄为，谁又能将它绳之以法呢？阿布格莱布的审讯室、无限期关押嫌疑人而不审判、炮轰平民……美国不对任何一件事情负责。

对于生活在第三帝国的德国人，认清统治者的真面目已不安全，反抗更是危险；但在特朗普的时代，这已经不适用了。当现任美国总统包庇虐囚行为、为竞选集会里打人的流氓支持者喝彩时，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如今的我们，尤其需要奥尔菲斯的杰作，需要更多这样的电影；这样，我们才不会忘记，当正义的记忆消失时，将会发生什么。

来源｜纽约书评

撰文｜伊恩·布鲁玛

翻译｜冯塬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