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 的图书之厄

单读定期把全球各种媒体的文章译介到中文世界，旨在关注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看看其他国家的人们都在读些什么。本期的三篇文章分别选自《泰晤士文学增刊》与《纽约书评》。

2016 与 2017 年，无疑会成为世界史研究上重要的年份，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民粹主义的浪潮又会将今年的法国总统大选带往何方？欧洲的未来会怎样？在政变失败后的伊斯坦布尔，书籍的命运如何？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身处洪流中的我们也可从迷茫的当下回望往昔，那逝去的日子或许比现在清晰，或许在畅想中变得神秘。

伊斯坦布尔：被禁止与丢弃的书籍 

如果想要知道一座城市的秘密，则应该去问回收废品的人。Ahmet，在他来之前，我已经盯着街角的书堆一小时了。自去年夏天政变的几周后，类似的书堆突然出现在我居住的街区，我所凝视者，不过是其中的一个。

和 Ahmet 一样，许多拾荒者穿梭往来于城市的街道，像一个循环移动点，将玻璃、塑料同烟头和香蕉皮分类。“书？”当我这样问时，他笑了。 Ahmet 是一名来自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他说话带有强烈的鼻音。“我每天都捡到更多的书，我想人们不再需要书籍了。”这句话至少适用于这些书：奥斯曼时代的历史小说、宗教文本以及童书，而它们均出版自法图拉·葛兰旗下的公司。

在西方，部分相关领域的人士对这位年迈的穆斯林宗教领袖有所耳闻，他掌控着一批狂热的追随者，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州过着流亡国外的生活。但对于土耳其政府来说，他是头号公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认为，葛兰与去年那场政变有关。自士兵们在博斯普鲁斯大桥投降的那一刻起，葛兰的支持者们就从不良分子变成了恐怖分子。任何与此行动相关的人——更确切地说，是与政府敌对的人——都处于危险境地。

数以万计的人遭到逮捕、解雇，或是停职。而当局几乎没有什么铁证，有的人被抓进监狱，只因为持有一张一元钞票——上面有一串疑似与葛兰相关的数字。但对许多人来说，是他们的书架出了纰漏。葛兰曾一度作为总统的亲密盟友，他的影响力至少延伸到了三十家出版社。尽管许多事物与那次行动毫不相关，但拥有一本这样的书就可能被拘捕。

就在政变的那段日子里，一场声势浩大的书籍清洗运动在全国展开。在北塞浦路斯（自 1974 年起被土耳其占领），一个村庄的居民向当局抱怨了夜间发生于附近垃圾场的火灾。超过一百本葛兰主义的巨著被投入火中。对突击搜查的恐惧带来了许多极端的措施。我有一位朋友的朋友，恰好是名学者，她有许多与葛兰相关的书以作研究材料，她知道，没有法子可以一次性处理完这些书。于是，她将它们放在包里，并提着包裹小心翼翼地在城中行走，每路过一个垃圾桶，便向里面扔一两本。回到家时，她如释重负。然而几分钟后，一名警察便叩开了她的门——邻居告发了她，她被全程跟踪了。警察瞪着她，将所有的书倒在门前，转身离去。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逃过一劫。去年九月，一位教师坐在位于伊斯坦布尔市区的一所小学门口哭泣，据他说，他在这儿教书十多年了，而现在却因加入了与葛兰相关的团体而遭到开除。他的学生们被告知说，他必须迁到另一所学校去，临别之际，他们将自己的画像送给老师，在画像上，他们泪落如珠。在返校的第一天，学校给这些八岁的孩子放映了政府制作的影片，以宣扬烈士们阻止政变的德行。由葛兰的公司提供的教材被销毁，而新教材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分发下来。“他们太小了，他们还什么都不懂。”

总统埃尔多安支持者手持国旗上街， Defne Karadeniz 摄影

埃尔多安与葛兰同盟时期，葛兰运动的支持者在教育部、司法部高层职位的任命以及武装力量得到了默认容忍。葛兰的学校遍布全国，他的大学培养出许多有才能的毕业生。2013年，二人因一系列针对埃尔多安核心集团的腐败指控而分道扬镳。而后埃尔多安指责葛兰捏造了这一系列诋毁政府的证据，葛兰就此流亡国外。葛兰分子已然被视为不良人士，但很快，它变成了一项罪名。

一位生于伊斯坦布尔的朋友评述道：“这一切都非常的‘土耳其’。”从奥斯曼时代晚期的苏丹们，到独立战争和接下来的一系列政权，这个国家一直笼罩在阴谋灭国论的极端猜疑和恐惧中。书籍与新闻不可避免地遭到焚毁打压。 19 世纪 60 年代末及 70 年代，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被禁，令人费解的是，同期被禁的还有《国家地理》——一本世界地图集。不断的军事政变迫使本国最知名的作家们流向欧美，留下的，是一个充满阴谋怀疑的社会，它疯狂地想要搜出隐藏在内部的敌人。

“当然了，我们以前有一些葛兰的书，”一位伊斯坦布尔的书商说道，“但自从政变之后，我们感觉事情将会变得糟糕，于是我们把那些书扔掉了。警察来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找不到。”在我所居住的街道附近，似乎人人都有什么想要隐藏。在这个偏执的国度，一切都可成为罪证，一切都将置人于险境。有时候，拥有一本不该拥有的书，就是罪过。

▍本文选自《泰晤士文学增刊》。

最好的公主

20 世纪，英国王室成员对高深的艺术似乎没有什么兴趣。肯内特·克拉克记录到， 1934 年，乔治五世造访了伦敦的国家美术馆，他认为  J. M. W.  特纳的画作是“精神错乱的”。“他疯了，”国王如是说道，“我的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就常这样说。”乔治六世的妻子，伊丽莎白王后（伊丽莎白二世的母亲）在年暮时向 A.N. 威尔逊追忆了一个在二战时期的诗歌之夜，有人朗诵了一首题为“沙漠”的诗，“一开始，女孩儿们（伊丽莎白二世和玛格丽特公主）笑了，后来我也笑了，最后甚至连国王都笑了……他看起来如此惨淡，也许他在银行工作吧，我们不明白他说的。”

《奴隶船》，J.M.W. 特纳， 1840 年

然而，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举办的展览告诉人们，英国王室并非向来如此。18 世纪时，他们有着更为深厚的教养，尤其是三位引人注目的公主：安斯巴赫的卡罗琳公主（1683 — 1737）——乔治二世的妻子，萨克森-科堡的奥古斯塔公主 ( 1719 — 1772 )——弗雷德里克王子的遗孀，以及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的夏洛特公主（ 1744 — 1818 ）——乔治三世的妻子。她们是本次展览的焦点。

夏洛特女王与她的两个孩子

三位公主都生于东方德意志的小公国，与配偶婚姻多半是由她们新教徒的身份促成的，但她们为英国带来的不只是政治联姻的稳定。接受过超乎寻常的良好教育，充满求知精神，并具备调和的审美，这三位女性丝毫不逊色于同时代的男性。在当时，启蒙思想是一种先进的文化，而公主们多种多样的学习课程中，科学备受重视，尤其是植物学与天文学，希腊文与拉丁文同样在课表之中。她们的学识大大超过了绝大部分的英国贵族阶层。

奥古斯塔公主

她们又是不尽相同的三位公主。卡罗琳公主天生头脑活跃，精神充沛。作为一名柏林的年轻女士，她与知名的哲学家、数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通信。后者对宇宙持有的乐观态度与其同时代的牛顿恰好相反，莱布尼茨认为，宇宙是关心人的，而牛顿则认为它只是漠然地按规律运行。 1714 年，卡罗琳公主移居伦敦，没过多久，牛顿便成了她知识圈子中的一位——到了 30 年代，这个圈子里还有亨德尔这样的大家。一位皇室贵妇能与两位独立建立微积分体系的人保持紧密联系，实为罕见。

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卡罗琳女王、牛顿

卡罗琳王后的儿媳妇——奥古斯塔公主同样卓越，她更多地投入到自然科学方面。这位公主最为人们铭记的举措莫过于邱园的建造，如今，座落于伦敦西南郊泰晤士河畔的邱园已然成为世界上一流的植物园，园内共有植物 5 万余种，囊括了现今已知植物的七分之一，联合国将其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但与卡罗琳、夏洛特相比，奥古斯塔很少有其他的活动。在她的丈夫去世后，她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确保自己长子的前途，这位长子便是后来的乔治三世，他在位长达 60 年之久。

邱园

1761 年， 17 岁的夏洛特公主嫁给了乔治三世。英国的讽刺漫画早在乔治三世以前就有发展，然而这对夫妇的爱好不是那么循规蹈矩——科学耕种（包括轮种、肥料以及其他革新观念）、节制饮食，女王亲自养育孩子等，使他们成了讽刺画家的众矢之的，这些画作留存至今。其中一幅描绘了如下场景：女王给了孩子们不加糖的茶，他们不愉快地撅起了嘴，女王哄劝着说：“不加糖的茶，你怎么能指望它有多好呢？”

“不加糖的茶，你怎么能指望它有多好呢？”

18 世纪 70 年代，夏洛特王后大力支持妇女健康事业的研究。她的医生，威廉·亨特，是第一个为孕妇解剖并研究子宫结构的人，得益于此，王后与乔治三世生育了十五个子女。

威廉·亨特绘， Jan van Rymsdyk 刻印

19 世纪，维多利亚女王与萨克森-科堡-哥达阿尔伯特王子的婚姻为英国王室注入新的德意志血液。尽管阿尔伯特亲王博学多识，对艺术与科学有很高的敏感度，然而在他的观念中，女性只有从属的地位，加上女王最终的默许，这些都导致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王室女性成员影响力逐步下降，三位公主的时代成为了过去。

展览中暗伏着微妙的女性主义情绪，例如，对母亲们采取更为先进的态度对促进社会进步是必要的。而流动着的，还有那个时代逝去的生活。

▍本文选自《纽约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