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雕像 三段历史

从 1860 年纪念碑那里，我回头望了一眼莫斯科大饭店。咖啡馆的大玻璃窗里透露出金碧辉煌的天花板上捷克水晶吊灯沉重的光芒。那里是晚年的依沃·安德里奇先生每天下午都去的地方。说起来，他也是在萨拉热窝长大的，和卡拉季奇一样。

不过安德里奇先生晚年生活在一个巴尔干难得安宁的时代。1860 年纪念碑旁边的莫斯科咖啡馆是他生活中的最爱。他常常去那里喝些不加奶的土耳其咖啡，再用一杯白水冲干净嘴里的咖啡渣。那款咖啡是莫斯科咖啡馆的招牌咖啡，又烫又黑又浓烈，却与意大利的浓缩咖啡口味截然不同。

安德里奇少年时与 1914 年刺杀斐迪南大公夫妇的普林西普一样，都是“自由波斯尼亚”读书小组的成员，他甚至也是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时的私人朋友。少年时代，安德里奇已经显露了写作的才能，他还为普林西普写的诗歌提过意见，鼓励他继续写作。

刺杀案发后，受到普林西普牵连被捕的有二十多个人，“都是十九岁甚至更小的男学生”，安德里奇也被捕和关押。只是他在 1917 年被释放，得以到奥地利和波兰继续学业。四十年代德国侵入贝尔格莱德，安德里奇隐居在老城区的一幢如今刷成淡黄色的老公寓里，在两次大轰炸之间的四年时间里，写出日后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斯尼亚三部曲”。甚至因为他的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他家乡那座四百多年的土耳其石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如今总统府旁边的绿地里，竖立着他晚年在大街上低头散步的青铜雕像，他功成名就，颐养天年。但在此不远的地方，两条大街交汇处的小街心花园里，竖立着普林西普的青铜雕像，一百年过去，他的样子永远停在十七岁上。他羞涩沉默地望着前方，甚至高中都没能毕业，甚至来不及爱上一个姑娘。他被人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恐怖主义者，也被人称为塞族的英雄。

作家安德里奇铜像。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安德里奇在写作时常去街对面的一家小餐馆吃饭，那家小馆子的门厅里还是当年的样子，深褐色护壁板，护壁板上方镶嵌着镜子，安装着黄铜衣钩。以一己之子弹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普林西普有时也去这个小餐馆，他只买得起最便宜的食物，甚至他常常饿肚子。只再过一个街口，金色大白鲸咖啡馆就到了。1914 年 6 月，初夏到来的时候，普林西普和他的两个同学与军人在这家咖啡馆里交接了手枪、子弹和炸弹。送枪来的军人问瘦小的普林西普，是否真的会打枪，能否真的行刺杀。他只说：“是的，我能。”而安德里奇日后说，他赞同暗杀行为，只是他自己杀不了人。

在贝尔格莱德老城区，有两座青铜雕像，一尊是安德里奇，另一尊是普林西普，两个曾经是同一塞族少年读书小组的成员。

不，在贝尔格莱德还有帕维奇的铜像，在安德里奇与普林西普之间的一座公园里。安德里奇的《德里纳河上的桥》与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从富有十九世纪余韵的现实主义小说，到二十世纪最出色的现代主义小说，真是对巴尔干故事描绘里最完美的过渡了。

在晚年身心富足的安宁里，安德里奇先生在莫斯科咖啡馆里阅读，会见前来访问他的苏联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们，直至吃过晚饭，才走回家去。莫斯科大饭店带有强烈的维也纳新艺术风格，是贝尔格莱德负有盛名的饭店，整个南斯拉夫都曾经以去莫斯科大饭店喝咖啡为生活中隆重而美好的事情。那时正是南斯拉夫鼎盛之时，铁托还健在，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联盟国家，正昌盛强大，幅员辽阔，是华约成员国里最富庶的，也是最自由的。安德里奇先生本人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卸任外交官后，他过着受人尊敬的生活。莫斯科大饭店有种细长的面包棍很可口，与其说它像法国长棍面包的口味，不如说它更令人想起斯拉夫口味，洋溢着朴素的麦香。那里的火腿也与欧洲东部加大蒜的萨拉米肉肠不同，更为细长结实，令人想起奥斯曼骑兵的食物。如今塞尔维亚各地，人们习惯了土耳其食物的口味，面包的形状和咖啡的口味，特别是土耳其口味的新鲜奶皮，它喷香柔滑，令面包成为难忘的美味。离开土耳其之后，我也只有在塞尔维亚才能吃到这样美味的黄油。

作家帕维奇铜像。

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奥斯曼再也不是南斯拉夫的威胁，甚至科索沃也回到了南斯拉夫的版图。历史上的交战成为南斯拉夫如今融合而多元的风貌。听说安德里奇喜欢吃莫斯科饭店咖啡馆里供应的一种叫“一片德国”的蛋糕，这与他早年在德语地区求学的经历有关。如今想来，安德里奇生活的那个“当下”真是幸运的当下，不论是与他少年时代的朋友普林西普相比，还是与他下一辈的作家帕维奇相比。

帕维奇则更喜欢仰面躺在床上写作，与安德里奇的时代不同，帕维奇经历了强大的南斯拉夫终于再次崩溃的过程。贝尔格莱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院落里，还有一家咖啡馆，散漫地放着木头桌椅，墙上挂着黑板，只在墙角安放着一座希腊年轻男子的石像，大卫式的胸肌，谛听般微微侧着俊美的面庞。在房间的另一边角落，安放着另一座年轻女子站立的躯体雕像，苗条的裸体微微扭动了腰肢，好像一句承诺。这应该就是帕维奇先生常去的那家咖啡馆。

他的办公室就在大学建筑的楼上，长期以来他都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哲学教授，研究巴洛克时代的哲学。他同时创作文学作品，小说，历史故事，诗歌和剧本，但直到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六年后，帕维奇才得以发表第一部诗集《羊皮纸》。与安德里奇不一样，帕维奇轻轻放过了与奥斯曼的各种纠葛，轻盈地将自己连接在塞尔柱大军还在孔亚附近征战的年代：东罗马帝国的时代，甚至更早的罗马帝国时代。公元前的贝尔加蒙王国文明灿烂，它鼎盛的时代，诞生了与古埃及的莎草纸相应的羊皮纸。

世界这样丰美，要不是为了帕维奇的长篇小说《哈扎尔辞典》，也许我不会来贝尔格莱德。1982 年，帕维奇从诺维萨德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的职位上离开，来到他当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贝尔格莱德大学担任教授。他带着写到一半的《哈扎尔辞典》，回到出生的城市。那时，南斯拉夫时局开始动荡，联盟分裂的阴影越来越浓。1983 年，《哈扎尔辞典》在离大学只有一个街口的 PROSVETA 出版社出版在即，帕维奇去到书店楼上的编辑部看最后的校样，现在他工作时用的房间还在原处，他摊开校样的桌子也在原处。那里还竖立了一帧小油画，画的是安德里奇作为出版社编辑委员会主席在此开会时的情形。

出版《哈扎尔辞典》的南斯拉夫出版社PROSVETA在它附属的GECA KON书店墙上陈列着一系列塞尔维亚作家的照片，都是在这里出版过重要作品的作家，都是男作家。作家安德里奇在照片上保留着他年轻时把《德里纳河上的桥》送往出版社时的样子，他被排在第四张。这间书店是塞尔维亚的第一家书店，曾被看做是塞尔维亚的文化之光。

我到达的那一年，在楼下遇到了最新一任总编辑米兰科维奇先生。他曾与安德里奇同住在一条街上，小时候看着安德里奇在树影里缓缓走去莫斯科咖啡馆吃点心，却从不敢招呼这个名人。米先生的父亲是早期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却因为党内斗争，在 1949 年被关入古拉格劳动改造营，一个名叫裸岛的地方。米先生在外婆家长大，因为母亲无法养活自己的儿子们，于是将他们带去了多瑙河边一个罗马时代的古老小城。在他童年时代，他的父亲只是一张从裸岛寄来的写着密密麻麻小字的明信片。但是，当我现在与米先生谈起来，在他经历了南斯拉夫解体的痛苦，经历了国家命运对个人生活的深刻影响，经历了不亚于他父亲当年所经历的一切之后，他仍将安德里奇时代的南斯拉夫称为“那个幸福的国家”。

“真的对你个人来说也是幸福的吗？”我不能十分肯定。但米先生肯定地说：“是的。”

如今，他不仅是这家塞尔维亚最古老出版社和书店的护卫者，也是普林西普传记的作者，更是普林西普海报的发行人。他还是 2014 年塞尔维亚语《毛主席语录》的再版者。他在新版塞尔维亚语《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选择了毛泽东在 1956 年写的一段语录：“2001 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他将塞尔维亚语的毛主席语录赠送给我，并说：“你看，你的国家真的做到了。”

2014年出版的塞尔维亚语《毛主席语录》。

安德里奇与帕维奇，这两个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作家也生活在最近一次巴尔干的起伏之中。与安德里奇相比，帕维奇对塞尔维亚历史与现状的看法要丰富和含混许多，我想这正是帕维奇不得不采用迷宫式结构和超现实写法的出发点。安德里奇写奥斯曼血贡制度下，那些塞尔维亚青年深刻的身份危机，这也是一种历史带来的绝境。但比起安德里奇描绘的绝境，帕维奇对塞尔维亚历史的认知要更复杂，更悲哀，更独立无援。

沿着当年安德里奇散步的路线，我经过几座灯光黯淡、墙上贴满各种花里胡哨海报的人行过街地道，来到米哈伊洛大公街。这条街通往共和广场，广场上竖立着骑马的米哈伊洛·奥布雷诺维奇大公青铜像，大公像后就是国家博物馆，据说它是 1999 年被北约炸坏的。这座红砖的建筑至今都被脚手架包着。米哈伊洛大公街两边都是些带有铸铁阳台和高大白色窗子的老公寓，底楼拱形门厅天棚的中央，用粗大的黑色链子吊着沉重的玻璃吊灯，令人想起维也纳老城。广场中央的喷泉也哗哗地喷着水，西风吹了一夜，将喷泉里的水都吹到水池外，街道上全都湿漉漉的。

DERETA 书店里设有米洛拉德·帕维奇著作专柜，塞尔维亚版的《哈扎尔辞典》封面不如中文版的精致好看，但确实有种货真价实的本土生命力，就好像一个人穿了与他精神气质最吻合的衣裳所显现出来的自在。一团浓黑的夜色里，书店橱窗显得格外明亮，散发着书店安宁而矜持的气息，一切似乎都还停留在九十年代初。甚至更早，编辑们在书店深处的职员区里会见作者，那里放着一对杏黄色的旧沙发椅，以及一张宽大的旧写字桌。

透过玻璃窗，能看到店堂的天花板上吊着一张大幅海报，不是新书海报，而是一张发黄的旧照片。有个满面病容的年轻人站在照片里，他缩在皱成一团的衣服里，哀伤地望着前方。他就是普林西普。在沿途各种咖啡馆，甚至杂货店的橱窗里都能见到他站在同一张照片里。贝尔格莱德原来是这样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的。

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暗杀者普林西普铜像。

当时，远在瑞士的蒙特勒，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结了欧洲美好时代的生活方式。广播电台播出了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王国宣战的新闻之后，曾因为完美无缺的湖景和奢华舒适的大酒店闻名欧洲的度假胜地蒙特勒，客人们纷纷连夜结账回家，生怕战火迅速蔓延。美好时代拥有七百多张客床的蒙特勒人去楼空，西庸城堡夏季新出产的葡萄酒突然变得无人品尝，往返于蒙特勒和日内瓦之间的白色游船无所事事，美好时代就此终结。即使是今天，蒙特勒的游客床位也只有四百张。

我想起 1999 年 5 月，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炸。消息传来，上海的大学生们连夜游行到离我家一条街开外的美国领事馆，学生们抗议的声浪和着温暖的晚风扑入室内。那个礼拜天懒洋洋的傍晚，我们过去看个究竟，我的孩子激动地边跑边喊：“世界大战爆发啦，不用上学啦。”——二十四年过去了，如今我在贝尔格莱德想起她飘荡在丁香花盛开的弄堂里的喊声，发现至今我都不知道她如何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一个深受刻板教育之苦的上海小姑娘来说，世界大战犹如击破强大的学校控制，使她可以获得解放的一种力量。

世界大战在不同的人心中激起的反应是如此不同，但这一切的导火索，竟是从书店高大天花板上垂吊下来的海报上这个 1918 年病死狱中的塞族少年。

我站在夜色深沉的街道上眺望塞尔维亚最古老的书店，深信自己看到了在 2014 年欧洲各地唯一可见的街景——在世界各地都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年时，只有在离贝尔格莱德大学不远处的书店里，用谋求南斯拉夫独立和统一的年轻刺客的肖像海报来纪念这场战争。灯光照亮的地方，我看到书店传统的放海报的木头架子上架着一厚沓普林西普的肖像海报出售，好像八十年代世界各地书店里出售的明星海报一样。

20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周年纪念日，PROSVETA出版社出版了普林西普肖像的海报，海报被布置在GECA KON书店的橱窗里。橱窗里还陈列着普林西普的传记、安德里奇的传记以及帕维奇写的《贝尔格莱德简史》。

一种遗世独立但渊源深厚的是非观荡漾在贝尔格莱德。

难怪帕维奇在接受一次访问时，将自己称作“世界上最遭人恨的民族的最著名的作家”。他说自己生活在一个必须拼命证明自己清白无罪的时代。

帕维奇算是一个长寿的人，普林西普死去十一年，他才出生。在童年时代，他享受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贝尔格莱德短暂的和平时光，少年时代即遭受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贝尔格莱德带来的两次大轰炸。当他成为著名作家，被数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时，他的创作生涯伴随着南斯拉夫的再次解体，贝尔格莱德的再次被轰炸。许多传言都说到，如果他不是生活在此时政治非常不正确的国家，他会因为《哈扎尔辞典》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在他去世的 2009 年，塞尔维亚再次成为巴尔干走廊上核心地带的一小条山河，就连科索沃也已脱离塞尔维亚十年了。如今这个凌晨，他的青铜雕像披挂着厚厚一层露水，站在普林西普雕像街心花园和安德里奇雕像街心花园之间的人民公园里。

这三座雕像都带着浓重的斯拉夫雕塑庄严雄壮的气息，在我看来，它们都远远未能表现出这三个人复杂的人生与内心世界，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名字都比自己的生命活得长久。

作者陈丹燕曾获第二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旅行写作奖。著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非虚构类文学作品等多部。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金奖、奥地利国家青少年图书金奖、德国国家图书奖银奖、台湾年度优秀童书奖等。作品在德、法、美、日、奥和瑞士、越南、印度等国家出版发行。本文选自《捕梦之乡》，原标题为“三座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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