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作家 到“叛国者”

人们常说，世俗国家的建立使穆斯林女性摆脱了传统和宗教的双重束缚。“社会生活形态的改变，”著名的土耳其作家、学者米纳·乌甘回忆说，“女人不再闭锁深闺。她们可以跟小伙子们一起出门吃喝玩乐。”

与男子的费兹帽禁令不同，政府并未全面禁止穆斯林妇女戴伊斯兰头巾，只是官方讲话劝阻她们说这是思想回退和不文明的表现。从学校到政府部门，头巾和面纱不允许在国家体系内出现，没过多久，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精英女性着装风格就十分接近其他欧洲国家了。1930年，纱窗最终被拆除，穆斯林妇女不再隐蔽在公众视野之外，因为国家卫生法要求公寓住宅通风良好，让更多的光线进入潮湿的室内。这项改革结束了活跃一时的秘密经济。旅行者来到伊斯坦布尔，总期待探访屏风之后神秘的女性世界，所以这座奥斯曼帝都的闺房旅游特别容易吸引上当受骗的欧洲人，事实上，他们参观的基本都是伪装的妓院。

20世纪初，这些做法逐渐消失。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女性的全面隔离主要是穆斯林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存在的现象，穿戴精致的面纱等遮盖物也是如此。面纱的形式尺寸不仅是宗教虔诚的标志，也是重要的装饰风格。农村妇女或工人阶级女性通常围戴长巾，能够在陌生男子面前遮掩容颜，而全身的罩袍一般只是精英妻女的时尚，即一大块能覆盖头、脸和衣服的圆形布料。同样，穆斯林妇女坐着轿子穿街走巷或者透过纱窗害羞地对着路人比画，这些想法也已经是遥远的——而且大部分是幻想的——过去。

穆斯塔法·凯末尔治国期间的现实创新把女性的平等权益正式写入了法律体系，在理论上实现了穆斯林女性真正参与共和国建设的梦想。新的民法典深受瑞士法律的影响，废除了一夫多妻制，结束了男性在财产继承上的优待，并且肯定了妇女提请与丈夫离婚的权利，公开骚扰被认定是刑事犯罪，1930年，妇女还被赋予了地方选举的投票权。四年后，这项公民权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及大国民议会的选举，十八位女性很快当选进入立法机关，人数相当于当时美国国会女议员的两倍多。

虽然法律保障了女性权利，但是新兴国家在处理公共生活的现实问题时依然因循守旧。总的来说，女性只能以群体形象写进新共和国的历史，却不能作为个人载入史册。她们现身聚光灯下，通常都是不太真实的女英雄，不是牺牲自己成就民族大业，就是肩负为共和国服务的重任。报纸杂志充斥着各行各业女强人的传奇故事。第一位出现在伊斯坦布尔法庭的穆斯林女律师布亚恩·哈尼姆，1928年跻身律师行列，随后晋升为法官。第一位女外科医生萨阿德·哈尼姆，于1931年考取了行医执照。同年，第一位女药剂师贝尔克·哈尼姆也获得了执业许可。第一位女摔跤手埃米内·哈尼姆，于1932年在立式摔跤场上挑战男选手。1941年，第一批电车女售票员出现，公众十分满意，认为她们比男售票员更有礼貌。

“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

然而，正如了不起的凯末尔主义和共和国的宣告成立无法改变世界，女性取得的成就也不会消除社会旧习。早在帝国末期，伊斯坦布尔的女性就倾向于晚结婚，少生孩子，她们如果想离婚也比其他伊斯兰社会的妇女更加容易。伊斯坦布尔女性拥有非常大的社会空间。她们可以参加公共娱乐，可以在离博蒂尚公园不远的拱廊做小生意，可以在佩拉宫的餐厅就餐。1920年，佩拉区超过三分之一的百货商店柜员是女性，即使在保守的金角湾南部，女售货员的占比也接近百分之二十。其中许多是基督徒和犹太人，她们的生活与同时代其他欧洲城市的女性并没有什么不同，此外，也有相当多的穆斯林妇女也在公众视线下抛头露面。电车同时搭载男女乘客（虽然会用窗帘分隔成男区和女区），而且在协约国占领时期，穆斯林男女还经常一起出现在剧院、电影院等聚会场所。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后不久，第一个妇女组织成立，因为宪法复位带来的相对自由，城里自由主义普遍高涨，改革派团体不断涌现。这些组织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同行一样，往往力图通过提升女性地位来实现女性解放。他们的领导人主要来自杰出的奥斯曼家族，认为提高读写能力、开放一系列新的教育机会非常必要，这可以让女性在公共生活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受过教育的穆斯林女性参与了土耳其壁炉运动，她们原本探讨文化与时事的社团在1918年后变成了民众反占领情绪的核心。她们的名字出现在一系列有关政治、国际事务、教育等话题的署名出版物上。与此同时，《女性世界》等专业学报也力荐女散文家和女艺术家的作品。1919年和1920年，群众举行集会，抗议希腊占领士麦那和协约国长期驻留伊斯坦布尔。其中女演说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们呼吁土耳其兄弟姐妹站出来，共同反对国家解体。

本文内容节选自《佩拉宫的午夜：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由单向空间列入“单读Classics”丛书独家定制出品，独家购买链接请点击文末底部图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伊斯坦布尔职业女性总数持续增加，既离不开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自由思想，也与根本性的人口危机息息相关。1927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土耳其全国有一百万名寡妇，伊斯坦布尔三分之一的已婚妇女因战争、疾病等原因失去了丈夫。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这一阶段是土耳其历史上职业女性最多的时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令人煎熬的暴力和难民混战。各阶级、各宗教的女性早在政府尚未明确表态之前，就已经开始自信沉着地占据公共空间。1923年夏，伊斯坦布尔女权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土耳其妇女联盟的创始人内兹尔·毛希丁甚至想要组建一个女性政党，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它是土耳其的第一个政党，比穆斯塔法·凯末尔创立的共和人民党还要早几个月。政府却拒绝为其登记注册。

土耳其政客时常宣称，女性进步的主要障碍是她们自身。她们视野狭隘，无法面对民法变化所带来的新机会。“土耳其女性社团的主要责任是说服绝大多数土耳其妇女接受她们被赋予的权利，” 1927年，《民族报》的一篇社论写道，“这些社团在耗费时间精力组织政治生活、投身于与男性的斗争之前，首先应该关心其他女性，并且与她们自身的原始心态作战。”

女性的进步是国家仁慈的馈赠，而女性的不足是她们自身的局限。这一观点频繁出现。共和国甚至有半官方的声音专门申明这一观点。阿菲特·伊南是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养女之一，她是一党制政府的首席女发言人。像许多共和国精英一样，她在萨洛尼卡出生，就读于伊斯坦布尔的法语学校，后来去了布尔萨担任教职。20世纪20年代中期，她被穆斯塔法·凯末尔收养，受其翼护，20世纪30年代，她前往日内瓦大学深造。作为社会学家，伊南运用自己的学术素养精心打造着民众对总统的个人崇拜。她不仅把凯末尔主义阐释为清晰连贯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且编纂了革命推动妇女解放的官方历史。

别的女性就没有这么幸运了。20世纪30年代，政府整顿无党派的公民结社，内兹尔·毛希丁的妇女组织因此被关停。但是即便此时，共和国仍有机会走出一条新路，脱离凯末尔主义日益偏狭的布局。有个最好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可能性，1919年，一名女子站在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欢呼的人群前，痛责协约国的占领，鼓励伊斯坦布尔人民坚定地拥护民族主义者。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女性在土耳其历史的关键时刻拥有如此重要的政治发言权。

如果想要寻找奥斯曼帝国晚期乐观主义的象征，寻求伊斯兰教、现代性和帝国复兴和谐发展的希望，哈莉黛·埃迪布是个不错的人选。她可能是旧帝国的最佳代表。1884年，哈莉黛出生于一个受人尊敬的奥斯曼家庭，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密叶掌形的宜人环境中长大。最初的宅院位于苏丹耶尔德兹宫附近绿树葱茏的原野，后来搬去了于斯屈达尔亚洲侧的郊区。她家的别墅覆着灿若云霞的紫藤，梯台花园周围高大的洋槐和低矮的果木交相环抱。和风之中，白鸽展翅；小喷泉里石狮吐水，汩汩流淌。

哈莉黛·埃迪布·阿迪瓦尔

哈莉黛的父亲埃迪布·贝是奥斯曼帝国的忠臣，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亲密顾问。尽管按照穆斯林的习惯他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娶了多名妻子，但是从管理财产到教育子女等各种问题来看，他是铁杆儿的亲英派。许多爱上土耳其的英国游客回到伦敦后还会吃加蜂蜜的白奶酪，用安纳托利亚长绒毯铺餐桌，可是埃迪布·贝却正好相反，他命令家厨一日三餐只做英国饭菜，他家可能是伊斯坦布尔唯一一个回报英国人这种热爱的家庭。

埃迪布·贝确信英国发现了现代性的启蒙之路，他运用各种方法把这些价值观念传递给他的孩子。伍兹·帕夏曾是杰出的英国海员，最初人们称他为海军上将亨利·伍兹，19世纪60年代末，他头戴费兹帽，当上了苏丹现役海军的高级顾问。他是埃迪布·贝一家的密友，常常与埃迪布的小女儿哈莉黛碰面。哈莉黛无视奥斯曼帝国的时尚，她喜爱穿英国制造的衣服，冬天是深蓝色的连衣裙，夏天是白亚麻衫。伍兹回忆说，她纤细孱弱，但拥有非凡的智慧。她刚到开始学习外语的年龄，伍兹就为她挑选了一些英语故事书。很可能是在伍兹的建议下，埃迪布·贝决定让哈莉黛朝着非传统的方向发展，让她报名上了学。

私人家教在上流社会的穆斯林女性当中并不罕见，几乎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同等社会阶级的女性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女孩上学就很不寻常，即使是去女子学校读书也很少见。埃迪布·贝为培养哈莉黛，选择了美国女子学院这所传教士管理、英语授课的中学。这所学校的课程设置很全面，包括从文学到科学的一整套学科，是城内宗教少数族裔精英教育的支柱，学生里有许多英语为母语的商人和外交官的女儿。哈莉黛的同学有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也有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她是这所著名学府里唯一的穆斯林学生，1901年，她又成了第一位穆斯林毕业生。

埃迪布·贝坚持让女儿接受良好的教育，但他又是一个十足的传统主义者，他认为培养女儿的首要目的是让她成为更好的女人，而不是助她开创事业。哈莉黛刚离开学院，就嫁给了比她年长许多的萨利赫·泽基，这位伊斯坦布尔的作家、翻译家曾经是她的数学老师，他的年龄几乎与她的父亲相当，所以他很快转换角色，把自己定位为少妻慈父般的伴侣。哈莉黛后来回忆道：“从奴隶市场低价购买的切尔克斯奴隶，本来也能秉持我这样顺从的态度，过上我们这样平淡的生活。”

受自己的性别、阶级和宗教所限，她逐渐适应了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成年累月幽居在家，从公寓的窗口俯瞰佩拉大街，侍候丈夫，抚养儿子。新家庭的人生观带有帝国色彩却又锐意进取，从他们儿子的名字就可窥见一斑。哈莉黛给第一个儿子取名为阿里·阿亚图拉，是个传统的穆斯林名字；第二个儿子叫东乡，与日俄战争中打败沙皇的日本海军司令同名。见证了明治维新中传统与现代化的有效融合，哈莉黛夫妇这样思想进步的穆斯林认为奥斯曼帝国也可以复制日本的发展，超越西方工业国家。她密切关注着国际媒体上的全球大事件，但是她的心还没有觉醒，哈莉黛说。她屡受抑郁症折磨，偶尔还会精神崩溃。

哈莉黛纪念邮票

1908年紧接着就来了。哈莉黛和许多伊斯坦布尔人一同卷入了恢复宪法和议会的热潮。奥斯曼帝国最后似乎也出现了类似欧洲的现代化革命。政治变革并非借由宫廷阴谋或苏丹早夭发生，而是开明军官揭竿而起，把帝国拽离了自我毁灭的深渊。作为知识渊博的年轻女性，英语又非常流利，哈莉黛向统一进步党的主要报纸《回声》自我举荐，这张报纸的主编、著名诗人陶菲克·菲克莱特同意聘她为文学专栏作者。她从未踏进报社大门半步，因为地位显赫的穆斯林妇女不能独自公开露面，即使是接受英语教育的女性也一样，但她大胆迈入了写作和出版界，这一点还是让人颇感意外。“我成了一名作家。”她这样评述她对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回应。哈莉黛声名远播，常常因为专栏文章收到死亡威胁。1909年，她前往埃及和英国短暂旅行，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开反对统一进步党政府的那段时期。

二十几岁的哈莉黛仍是相当传统的进步分子。她重视自我完善胜过政治，看重爱国主义超过个人主义，她认为国家可以矫正无序的多元文化论。仅就这个意义而言，她是自由主义分子，她的多重身份——女性、穆斯林、土耳其人——隶属的范畴需要摆脱不同的压迫者：男人、宗教保守派，以及被她的同胞视为潜在背叛者的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她参与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批妇女组织后来成为土耳其壁炉社团的中流砥柱，这些工作主要都是通过法语和英语讲座的熏陶，关注女性思维的培养。1910年，她做出了个人的重大选择。萨利赫·泽基提议再娶一个妻子时，哈莉黛要求离婚，泽基同意了。她搬出了公寓，并且带走了孩子。她说，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不再怯场。

哈莉黛的出版事业突飞猛进。她一边继续写着随笔，一边投入了小说的创作，她出版的小说一心想要展现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女性的世界，她们不是禁足在闺房的奴隶，也不是革命性的女权主义者。哈莉黛因此被誉为土耳其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成了作家齐亚·格卡尔普的接棒人。格卡尔普的家乡是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迪亚巴克尔，统一进步党鼓动革命时，他居住在萨洛尼卡，而且迅速成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圈内举足轻重的人物。格卡尔普又矮又胖，前额有一处枪伤疤痕，站在人群里一眼就能被认出来。不过他巧言善辩，总能滔滔不绝地跟人谈论土耳其人进步的必要性，谈论土耳其的民族身份需要脱离旧帝国的烈火炽焰。哈莉黛终究还是和格卡尔普绝交了，她认为他的民族主义越了界，演变成了民族沙文主义。在民族主义者圈子里，只要谈及身份问题和土耳其的未来，她的远见卓识无人能及。1918年，协约国的占领表明了旧帝国的软弱无能。1919年和1920年，希腊人强占士麦那以及亚美尼亚人对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权利主张最终都得到协约国的支持，被白纸黑字地写进了《色佛尔条约》，这是帝国的丧钟。“1914年后发生的一切让我感觉麻木、疲倦而且厌恶至极。”哈莉黛说道，“我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倒下了，这不完全是统一进步党领导人的责任，他们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帝国灭亡是注定的结局，那一刻是无法逃避的现实。”

1996年2月7日，美国航空航天局麦哲伦金星探测器拍摄的撞击坑照片，被命名为“阿迪瓦尔撞击坑”，以纪念土耳其女作家哈莉黛·埃迪布·阿迪瓦尔。

即使是1918年和1919年，哈莉黛与穆斯塔法·凯末尔都在伊斯坦布尔，两个人也始终没有理由碰面。事实上，哈莉黛当时作为公众人物的名望明显盖过凯末尔。她与土耳其壁炉运动的渊源自然而然把她与城市地下的统一进步党联系在一起，她的作品使她成为帝国知名度最高的知识分子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哈莉黛再婚，嫁给了阿卜杜哈·阿德南。阿德南是一位杰出的统一进步党党员、内科医生、作家，他身材矮小、面色苍白，戴一副显眼的圆框眼镜，传言他非常幽默。他一战时曾在红新月会供职，后来主管伊斯坦布尔的公共卫生系统，因为斑疹伤寒等疾病频发，这个职位攸关生死。

阿德南和哈莉黛是非常罕见的伴侣，夫妻双方都是公众人物，而且都积极投身国民运动。伊斯坦布尔反对协约国占领的声浪越来越大，他们就站在反对队伍的中心。哈莉黛回想1919年时说道：“我突然不再为个人而活：我工作，我写作，我作为高尚的热血民族的一分子疯狂生活。”那年夏天，她受邀前往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外向抗议希腊入侵的大约二十万群众发表公开讲话，哈莉黛感觉自己刚刚抵达，就和现场的人群心意相通。她终于扮演了终其一生都在等待的角色：值此民族危亡之际，领导公众向伟大的目标冲刺。“弟兄们、孩子们，请听我说。”她大声说道。政府是我们的敌人，人民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内心的正义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期盼的那一天不远了，所有的民族都必将获得应有的权利。等到那一天来临，请扛起旗帜去弟兄的坟前祭奠，他们为了最后的胜利坚守阵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现在请跟我重复一遍我们的誓言：我们珍视内心崇高的情感，我们必将坚持到人民权利宣告的那一天！“我们发誓！”人群的呼应犹如雷鸣。这次群众集会不仅是土耳其民族历史的分水岭，也是土耳其女性发展的转折点。这样一位高瞻远瞩的女性史无前例地登场，发挥了这么显著的政治作用，尤其还是一名穆斯林。不过，哈莉黛还是用彰显贞洁的头巾隐藏了她的金发。

次年春天，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展开了军事行动，哈莉黛和众多穆斯林知识分子、活动家和政治家纷纷东去，投奔民族军。如果继续留在伊斯坦布尔，英国当局必然会逮捕她和阿德南，并且将他们作为扰乱治安的民族分子流放马耳他。双方也很快划清了界限，支持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人都被奥斯曼帝国议会宣判了死刑。这项判决几乎成了民族主义者的荣誉勋章。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势力范围连伊斯坦布尔的宫殿和议会大厦都超越不了，更不可能向东延伸到安纳托利亚。哈莉黛与阿德南抵达安卡拉，穆斯塔法·凯末尔亲自去火车站迎接他们，并且伸手扶哈莉黛走下了车厢。

安卡拉处处欢欣鼓舞，每天都有支持者到达，犹如一个正在筹建的新国家，他们正在更加平等、更加公正、更加坚定地朝着摆脱外国侵略者的目标迈进。鉴于过去作家和记者的背景，哈莉黛成了新秀的民族主义媒体的重要人物。她和另一位从伊斯坦布尔前来的著名作家、编辑尤努斯·纳迪共同组建了安纳托利亚新闻社，这家新闻机构是国民军的喉舌，后来变成了土耳其政府官方的新闻办公室。

革命时代的土耳其街头

抗击希腊军的战斗打响后，哈莉黛加入了民族军。她当了一名下士，恪守投身妇女解放的承诺。民族主义者无法想象一名女军官穿着特别设计的束腰外衣和长裙，头戴暗色的伊斯兰头巾，站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身边。1922年9月，哈莉黛见证了萨卡里亚决战，并陪同总司令高奏凯歌地进入士麦那。“我尽情享受着眼前的海景，”她说，“规划着未来的生活：一所安卡拉郊区的田园别墅，炉火中成堆的原木熊熊燃烧，壁炉前铺着一张灰色的山羊皮，我躺在上面做着梦。”

可是她名扬四海，根本没时间做梦。她结合自己的经历，创作了一系列新小说，在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夺回士麦那之后不久就出版了。这些小说是独立战争新文学最早的力作，也是共和国文学新流派最初的硕果，这些作品受反占领运动启发，许多都是战争荣誉和浴血奋战的真实故事。20世纪20年代末，第一批土耳其制作的电影在伊斯坦布尔的影院放映，其中穆辛·埃尔图鲁尔执导的故事片《火焰衫》（Shirt of Flame）就改编自哈莉黛描写民族独立战争的畅销小说。

哈莉黛和阿德南自知他们位于努力建设共和国的中心。阿德南是大国民议会的副主席，政治地位上仅次于主席穆斯塔法·凯末尔，他也是国民政府主要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之一。1922年末，他和哈莉黛返回伊斯坦布尔，此后两年他们一直没有离开这座城市，但是内心的苦楚与渴望却仿佛维持了两个世纪。哈莉黛说，阿德南被聘为高级专员，肩负着初期特使勒费·帕夏的职责，从协约国撤离到民族政府这段过渡时期，他还担任了伊斯坦布尔的准市长。他代表大国民议会出席在多尔玛巴赫切宫举行的交接仪式，哈林顿将军向土耳其国旗行礼致敬后，永远离开了这个城市，结束了协约国的占领。哈莉黛没有官方身份，但是作为小说家、发言人以及直言不讳的女权主义者，她的名字在新共和国顶尖精英人物的万神殿当中仍然十分醒目。一份美国外交报告毫不含糊地评价了这对夫妇：“阿德南·贝博士是国民政府现任的领导人之一，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地位主要是凭借其妻子非凡的人格魅力，而不全是他自己的才华。”

她和阿德南刚刚在伊斯坦布尔安好新家，他们就感觉到山雨欲来。“我见过，我经历过，这片土地到处是破碎的心和痛楚的往事，在我生活的时代，政客玩弄人心就像赌徒玩纸牌一样平常。”她写道，“我原本憧憬民族主义会开辟一片充满美丽、理解和爱的乐土，可最后却只能看见相互残杀、彼此仇恨，我只能看见理想成为制造人类屠戮和痛苦的工具。”

从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独立战争，共和国曾经承诺结束哈莉黛这一代人整个成年生活的长期不和。她感觉这个诺言很快就会被打破。穆斯塔法·凯末尔收买地方军阀的意愿，他对各种不同意见渐增的猜疑，以及他建立独立法庭来惩治公开的造反派和低调的异议者，这一切似乎都与哈莉黛为之奋斗的世界渐行渐远。穆斯塔法·凯末尔看起来越来越像独裁者，他的共和人民党也越来越像是唯一获批的统治工具。她相信，独立战争是人民的斗争，没有一个人可以充分代表集体对自由的渴望。“唯有牺牲的全体人民可以证明他们对自由的捍卫。”她的回忆录写道。

《哈莉黛·埃迪布回忆录》封面

昔日的同人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一些人公开与穆斯塔法·凯末尔割袍断义，结果被送上了法庭。另一些人默默退出公众生活，放弃了自己在这个一党专政国家的权力。1926年，哈莉黛和阿德南决定离开伊斯坦布尔，也正是这一年，土耳其新的民法典确立了女性权利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他们俩开始长期在法国、英国、印度和美国漂泊。就像当年逃离英国人治下的伊斯坦布尔，他们这次离开也非常及时。次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发表长达三十六个小时的著名演讲“最喜爱的书籍”，公然抨击了他的政敌，并且时刻围绕自己展开整段叙述，从而改写了独立战争的历史。政治分歧现在提升至叛国的高度。哈莉黛尤其受到了攻击，她被黑化为主张土耳其成为英国或美国政府的保护国，而不拥护国家完全独立。这一指控尽管没有多少支持，但足以把她从共和国的建国神话里抹去。

哈莉黛利用漂泊国外的这段时间撰写回忆录，娓娓道出了一段早期共和国的或然历史。20世纪20年代末，第一卷以英文出版，可是在土耳其影响不大。她和阿德南大部分时间都在巴黎和纽约，过着移民学者的生活，他们四处演讲，偶尔当当客座教授，把昔日的战斗当作古代历史说给学生听。穆斯林女性在共和国逐步拥有了新权利，她们可以摘下面纱，可以从事医生和教授的工作，还可以投票和参选议员，但是曾经为妇女事业殚精竭虑、呼吁提高妇女地位的主要斗士却无缘见证这些转变。

1938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去世，哈莉黛和阿德南重返伊斯坦布尔。她一度在土耳其二战后创立的多党制民主议会供职，可是多年的流亡生涯已经拉远了她和政治的距离，她见证过共和国的诞生，却与国家痛苦的青春期失之交臂，她现在成了局外人。于是她递交了辞呈，返回了博斯普鲁斯埃迪布·贝的家宅，寻觅自己的童年时光。她是伊斯坦布尔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当上了英语系主任，还把莎士比亚的作品译成了土耳其语。《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描写了主人公从战斗英雄到暴君，从流亡到报复的命运起伏，她的译本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哈莉黛年轻的时候一心想要挽救帝国，她相信在苏丹的统治下，不同宗教信仰的国民都可以找到容身之所。后来经历了战争和占领，她又成了民族主义者，她认为土耳其人需要祖国，而她理解的民族主义具有世界性的内核。她说，历史和文化塑造了土耳其人，他们是伊斯兰世界的新教徒——改革、务实，理应恪守政教分离的承诺。优秀的民族主义者要有自我意识，心怀家国也要学会如何评点天下。“我只有以包容的心态无私地爱我的同胞，尝试了解他们的优点与不足，我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苦乐，还有他们在民族生活里表现出来的个性。”她写道。尽管如此，现实生活中，性别仍然深深影响着大众的行为方式。共和国主张一切平等，但是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却几乎总是男人的游戏。她喜欢说：“女性也是国家的一分子。”

哈莉黛认为必须时刻争取权利。权利不会被授予或赋予，甚至最终也不被接受，也不被承认，就像是女性遮掩容颜的面纱，虽然给她们的生活蒙上了阴影，但是摘下它也需要勇气。在战场、群众集会等情形之下，土耳其未来的画面很容易想象，穆斯林女性可以追求男女平等，与男人并肩作战，她们强大而自信，摆脱了宗教和传统礼制的束缚。事实证明，女性的成就佐证了共和国的大踏步前进，值得举杯相庆，只是几十年后，女性才获得了公众话语权，达成了哈莉黛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