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 伊斯坦布尔

我们普遍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中的上海独一无二，是一座百年不遇的城市，会聚了东方和西方的色彩。按照这个思路，独特的地方是指身处历史久远的古老国度，却代表着现代。这个视角令人叹服，但是如果没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伊斯坦布尔和黄浦江岸的上海加以比较的话，不能帮助阅读查尔斯·金出色的讲述两战期间伊斯坦布尔的新传记——《佩拉宫的午夜：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相似之处很有很多：概括而言，两个城市都是国家内部具有前瞻性的城市，饱尝长期经济和政治实力衰弱的痛苦；两个城市虽然不是首都，但都是国家政治的支点；而且两个城市都以极大的热情探索现代性的新奇和世界主义。

具体来说，两个城市都被迫要应对大批人口的内向迁移的问题，这些移民有的来自周边的内陆国家，有的来自海外。上海和伊斯坦布尔基本上都很欢迎难民群体，他们提高了大都会的活力和创业精神；两个城市还都发展出战争期间的风流社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只此两地，两个城市因此声名在外，成了间谍、浪荡子、冒险家和侨民的安乐窝，也成了 20 世纪 30 年代极端政治暴力的温床。它们有几分像是孪生的城市，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了它们不是同一类型。两个城市在二战的炮火及其余波的影响下，拥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20 世纪下半叶，土耳其和中国类似于粉笔和奶酪； 而相比之下，20 世纪上半叶，两个国家和它们最大的国际化商业城市就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1883年，欧洲第一辆横贯大陆的“东方快车”开始运行，为满足贵族富豪们的下榻所需，1881年，东方快车的股东之一就出资，请法国建筑师建造佩拉宫酒店，成为奥斯曼帝国首家奢华五星级酒店，配备全欧洲第二部电梯，由此留下众多作家、政客和明星的足迹。二战期间，土耳其保持中立，伊斯坦布尔因为其独特的位置而堪称“间谍之都”，佩拉宫则堪称“间谍窝点”，见证着东西方世界的融合与角逐，以及土耳其的兴衰荣辱。

酒店似乎成了一种浏览城市历史的流行方式。马修·斯威特（Matthew Sweet）的《西区前线：伦敦大酒店的战时秘密》（The West End Front: The Wartime Secrets of London's Great Hotels）借助伦敦著名的旅馆及其住客的视角，反思了这座城市的战时生活，而提拉尔·马泽奥（Tilar Mazzeo）的《旺多姆广场的酒店》（The Hotel on Place Vendome）也类似地用酒店折射了占领时期的巴黎。上海当然也有大酒店，其中维克多·沙逊（Victor Sassoon）爵士的华懋饭店[一本旧书的主题，维姬·鲍姆（Vicky Baum）的小说《上海 1937》（Shanghai'  37）]或许就相当于伊斯坦布尔豪华的佩拉宫。

上海是通商口岸，辟设了多个国家军队保护的公共租界（和添设的法租界）；伊斯坦布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是欧洲和美国占领的城市。两个城市都是重要的港口和贸易中心，发展成为多民族的中转港（entrepôts）（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紧张局面）并且深受一波又一波移民的影响，这些移民大部分来自幅员辽阔且普遍贫困的内陆以及其他政治动乱的地区。两个城市见证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大量涌入的白俄，接着是纳粹主义出现后的犹太难民，还有常见的国际旅居者和禁令、经济萧条的逃避者，以及欧美上流社会百无聊赖的富人。

从政治层面上讲，两个国家都在为自身打造新的国家概念。1911 年之后，中国的共和主义经历了各种迭代风波（从激进的孙中山到差一点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还有一些两人之间和后续的失败者）才到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伊斯坦布尔，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被称作国父，而同时代个人崇拜的另一个真实人物就是蒋介石委员长。两个人都是从国内的政治分裂中脱颖而出的大统一者，他们后来都极力文饰弱点，但却从未完全根除。两个人都认为反抗和背叛无处不在，而且都力图把自己对现代化的定义强加于古代社会（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和土耳其凯末尔的改革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主持了迁都（南京和安卡拉），还都是政治先锋和最高领导人，不喜欢左派分子，并且不过度热衷民主（尽管两个人都将有限的选举形式引入了国家）。两位领导人引起了国际的极大关注和支持（虽然两个人或许都不迷恋外国资本），也激发了国内的仇恨和愤怒——20 世纪 20 年代，凯末尔频频出现在许多美国和欧洲的杂志封面上，而 20 世纪 30 年代，蒋介石和他极富魅力的夫人也时常在媒体面前亮相。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上海虽然大体上控制在外国人手里，但也代表了蒋介石希望看到的现代中国；同样地，伊斯坦布尔也象征着凯末尔憧憬的现代土耳其。两战期间，现代性的外在符号盛行于这两个城市：汽车和刺耳的喇叭、老式留声机、飞机、火车、电影院、舞厅、酒精和各种各样的噪音。街道上加高的声音——警报器、消防车和电子扩音喇叭——经常在各自的文学和诗歌中用来表现这两个城市的生活。融合乐也丰富多彩——伊斯坦布尔当地的音乐家创造了“土耳其探戈”，大约同一时间，中外音乐家尝试了“黄色爵士乐”。晚礼服、软毡帽、低胸的领口和凸起的褶边养活了时尚社会版面和选美，这些东西当时被认为代表了进步和现代，迅速流行开来。不管在伊斯坦布尔，还在上海，现代性要求现代女性既是消费者，也是劳动者——女售货员、女服务员、艺术家的模特以及公共交通、剧院和影院的女职工。而作家、诗人、艺术家和摄影师，无论男女，在这两个城市都找到了新萌生的媒介渠道来实现自我表达。两个城市一前一后地打响了世俗、试验和现代性的全球声誉。

从另一方面来看，两个城市貌似再次彼此映照。上海在全球战争期间麻醉品贸易中的地位主要是在国际社会要求对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旧称）的麻醉药物出口贸易实施制裁后才突然提升。从马赛的保罗·卡伯恩（Paul Carbone）和弗朗索瓦·斯皮里托（Francois Spirito）、土耳其的埃里欧普劳斯（Eliopoulos）兄弟到布鲁克林西摩大道的卡森伯格-布切尔特（Katzenberg-Buchalter）帮派等各大毒贩在这一时期甚至都将大部分的鸦片货源从伊斯坦布尔转移到了上海，供应甚至出现了短暂的中断。性交易也是如此——伊斯坦布尔的闺房和苏丹的后宫一直撩拨着外国人的心弦，他们认为这些地方就是大众幻想的妓院，就像上海的歌舞厅也被不公正地当成是不折不扣的青楼。伊斯坦布尔的妓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的性工作者都是多个国家的职业妓女，她们全部都持有执照，这种由来已久的许可制度原本是为了控制疾病的传播，结果却把这座城市变成了性旅游业发达的罪恶之城，能与之比肩的只有上海。两个城市总是摆脱不了猖獗的“逼良为娼”和拐卖妇女的罪名——而且也没有铁证可以表明这两座城市是 20 世纪早期全球性交易的集聚地和目的地。在伊斯坦布尔，金角湾北部和佩拉区（现今的贝伊奥卢区）的夜生活和上海罪恶的脱衣舞——血巷、歹土、虬江路（Jukong Alley）和壕沟（The Trenches）——不相上下。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将伊斯坦布尔称作“拜占庭妓女”，而“东方妓女”也是流行的上海的代名词。两个城市的政府常常被指责没有尽力遏制罪恶的交易。但是正如金所言，“现代性要求宽容反差。”

伊斯坦布尔

而且他们有什么理由遏制？两个城市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依靠政治或者民族主义，而是金钱。伊斯坦布尔和上海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长期的经济繁荣，因为它们周边的土地提供了原材料和劳动力。它们应时应景地成了经纪商、中间人和调停者的城市——低买高卖是资本的原则。旧奥斯曼帝国的持续冲突和中国的军阀统治都当仁不让，但是伊斯坦布尔和上海可以说最终都受益于城市邻近不稳定的内陆地区。长远来看，大量的人力物资从麻烦不断的地区流入，不仅提高了经济条件，而且促进了现代化进步——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当然还有进步的土耳其人都是伊斯坦布尔经济的动力。他们将方方面面的生意都发展到了极致，从航运到间谍活动，从娱乐到军火走私，还包括白俄和无国籍人士浮沉不定的生活。金的书讲述了白俄穿越中国——从哈尔滨去北京，转天津，再到上海——有时会继续前往伊斯坦布尔，通过欧洲，乘船去美国。但是也有人反向通行——伟大的白俄艺人亚历山大·维尔金斯基（Alexander Vertinsky）在伊斯坦布尔表演了一段时间后，搬去了上海，在城市歹土开了栀子花俱乐部（Gardenia Club），他在这个区域的夜总会圈内称雄多年。

两战期间，世界主义者纷纷前往伊斯坦布尔和上海旅行——许多旅居者的回忆录重现了他们全球壮游行至这两个城市的点滴。另一些人则找到了在祖国难以想象的自由——非裔美国人发现伊斯坦布尔是允许他们经商的地方。金给我们举了弗雷德里克·布鲁斯·托马斯（Frederick Bruce Thomas）的例子，这个密西西比奴隶的儿子 1919 年经由莫斯科抵达伊斯坦布尔，20 世纪 20 年代，他借暗娼起家，在佩拉区经营着名为马克西姆的豪华舞厅。托马斯创建了这个城市最大的夜总会，每晚都有黑人爵士乐队登台献艺。布鲁斯·托马斯提升了夜生活的人气，上海也有规模相当的夜总会——福尔松监狱从前的犯人“黑暗”路易斯·拉杜尔（“Dark” Louis Ladow）是著名的老卡尔登咖啡馆的老板，还有泰迪·韦瑟福德（Teddy Weatherford）、瓦赖达·斯诺（Valaida Snow）和巴克·克莱顿（Buck Clayton）等非裔美国音乐家。他们开创了伊斯坦布尔和上海的爵士乐时代，但是先驱这份殊荣也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托马斯最终负债累累，他的夜总会模式不断被模仿者复制，他最终在伊斯坦布尔逝世；路易斯·拉杜尔也因开支过大、周转不灵破产，不久就于上海与世长辞。

《佩拉宫的午夜：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查尔斯·金著，“单读Classics”丛书之一，单读独家定制版，由单向街书店独家销售，点击文末底部图片即可购买。单向街书店花家地店、大悦城店和爱琴海店三家书店也已全部铺货。

历史和文化环境必然意味着城市之间存在的差异。伊斯坦布尔实际上总是土耳其人的；安卡拉掌握着国家的主权，随时代变化的土耳其人管理着这座城市。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实际与中国是割裂的。南京的命令在中国战争结束和外国租界交还前一直无法执行。现在它们还是完全不同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土耳其加入了北约，与西方结盟，警惕地观察着邻国和前苏联。而中国则陷入内战，随后选择了共产主义，与西方隔离，任由上海尘封四十年。共产党用了很长时间才认清了上海的历史作用，并且上海是中国最后一个获准“改革开放”的大城市。这个城市进入 21 世纪攀上了新高度，但是它的上升可以说是已达顶点，由于目前中国政治体制的约束，它很难实现全部的雄心壮志，从而夺回完整的全球地位，有些人这是上海的历史宿命。与此同时，伊斯坦布尔在新世纪可以说是拼尽了全力。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位居东西方的交汇地，站在可能加入欧盟的风口浪尖，而且还有充满活力的民主政治来塑造国家进程。伊斯坦布尔或许是即将经历另一个历史“瞬间”的城市。

伊斯坦布尔和上海曾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今依然同时交替上演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原标题为“两战期间的伊斯坦布尔和上海——一枚硬币的两面”，原载于《洛杉矶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