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之前 如何想象苏联

背景按：

乔治•凯南（1904年—2005年），美国著名外交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被称为“冷战之父”，也是对苏联遏制政策的始创人。1946年2月22日，任美国驻苏联代办期间，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出著名的“长电报”，对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的长期对苏战略，塑造半个世纪国际格局。作为美国最受关注的外交官和外交政策战略家，一个被俄罗斯的魅力征服却又为苏联感到恐惧的外交官，凯南在日记中展现了深刻的政治、道德见解和哲学反思。

1944年3月，美国国务院将凯南从里斯本调往伦敦，担任驻英国大使约翰·怀南特（John G. Winant）的政治顾问。怀南特也是英-美-苏欧洲咨询委员会（EAC）的美国代表，他的职责是商定战后占领德国的计划。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凯南被派往苏联，成为苏联大使馆第二号人物，协助埃夫里尔·哈里曼。由于德国仍然占领着大部分欧洲地区，凯南不得不乘坐军用飞机从意大利出发，辗转埃及、伊拉克、伊朗，最后到达莫斯科。7月1日，凯南抵达莫斯科，安娜莉丝和孩子们晚些与他团聚。

6月17日 

如果说还有什么比发展我们军队的作战手段更值得期望的事情，那就是在人们对这些手段习以为常时，还能再次将它们轻掷一旁。

山姆·雷伯[意大利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成员]也在晚宴上，他是从罗马到这里来和我们共度良宵的，传说纳粹党卫军曾经用酷刑折磨他，把他的手指甲和脚趾甲都剥掉了，据说他把大量烈性炸药藏在德国大使馆里。我听到很多有关德国囚犯的报告，报告提到他们在囚禁中的各种反应。有些说他们很沮丧很气馁，有的说他们充满怨恨，还对我们的行为进行控诉：说我们摧毁了欧洲的文化价值观，把欧洲交给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说我们对欧洲大陆一无所知，对它的未来也缺少规划。面对这些指责，我的回答是：别再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主义，因为不是我们先把苏联人请进东欧然后又攻击他们的，如果你仅仅把欧洲看成是一座文化的博物馆，而不是一个鲜活的正在发展的文化栖息地，那么这种责备也许是公平的。无论如何，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即便是我们再次给欧洲带来了灾难，那么错误仍在于德国，因为是他们逼迫我们进入欧洲的。每当有人危及英国的安全时，我们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欧洲大陆的人民不希望不可理喻的美国佬把如此严重的灾难带到自己的头上，那他们就必须学会别去招惹英国。让德国人从中吸取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再做蠢事。

今天，我还看到了有关我们远程战略轰炸进展及其效果的记录。这些记录彰显了一种学者风范，一颗尽职尽责的心，一种对细节的忠诚，一种创造力，这是对聪明智慧的美国人民的回馈。晚上我躺在床上，雷声此起彼伏，回荡在山间，大雨顺着房檐倾泻而下。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不可能从军事艺术中汲取哪怕千分之一的能量、智慧和忠诚，倾注到人类需求更为迫切的社会和文化建设当中去。

1924年夏天，凯南去欧洲旅行时的护照照片。

6月18日 

午饭是在科克[凯南后来回忆，从这位古怪守旧的外交官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的“藏娇金屋”里吃的。那是一栋靠近海边的房子，曾经住过一个王室成员的情妇。我坐在苏联代表的妻子旁边，整个午饭期间及饭后，我们都在谈论苏联。她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非常勤奋，跟所有履职国外的苏联官员的妻子一样，她凭借着女性的本能做好自己的工作。

今天，凡是要了解苏联的人，都应该留心观察苏联妇女：不光是大都会酒店里的酒吧女郎，还有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据我所知，她们所接受的训练方式，是前所未有的。苏联妇女的道德和修养主要体现在社交方面，而不是私人生活中。她们的尊严不仅仅通过女性和母性的魅力展现出来，更体现在社会功能上。她们不会为了去爱而活着，也不会为了活着而去爱。我国的女性也工作，通常也很独立，但跟苏联妇女是两回事。对于我国女性来说，个人的基调往往定位在：随机应变，希望体验作为女人的快乐，憧憬着未来美满的个人生活。我国女性的奋斗也值得骄傲，然而她们在思想独立方面与苏联女性有天壤之别。在苏联，女人工作不是为了装点个人生活，而是严格地为国家履行义务，在这方面苏联跟纳粹德国并无区别，思想独立是自甘堕落、多余、危险和邪恶的表现。

在我看来，无论男人和女人，彼此之间最大也最让人绝望的差别就在于心态的不同，而且这种差别根本无法消除。苏联教育模式下的人们对权威异常迷信，我看不到冲破这种束缚的方法。党在路线方针上的矛盾和倒退对他们而言毫无所谓。即使党的路线在一夜之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也一定能为之找到充分的理由。一个国家的挫折和痛苦，往往是某些人所造成的，这些人比他们的领导人从事着更加罪恶的工作，他们任由自己冷漠，甚至强化自己本已狂热的信仰。他们被告知，要热情而真诚地去相信他们所相信的，就算他们相信的东西逻辑上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也要一如既往地保持热情和真诚。

离开科克家，我们开车穿过海港地区。战火给这块狭小区域造成的破坏是我平生所罕见的，不亚于在鹿特丹看到的悲惨景象。我相信，大部分破坏都是盟军轰炸造成的，可我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地思考这样做是否值得……

话题转移到政治事件上来了，我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我认为心胸狭窄的政权最善于将周围的人都看成邪恶和图谋不轨的敌人，出于那种令人难以容忍的狭隘态度，他们经常成功地把明明没必要视为敌人的对象发展成真正的敌人。举个例子，当我被问及米科瓦伊奇克[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总理]、体面而不快乐的法国人，或者波兰人和芬兰人是不是希特勒的特务时，我的回答是：“还不是，但如果在飞扬跋扈的人那里受到的偏见和敌意让他们无法做出明智的选择，他们最终有可能会沦入希特勒的阵营。”只要联合阵营内依然存在这种偏见，那么我们就会吃惊地发现，一直以来我们视为正派的团体，原来是恶魔的真正代理人。如果我们与野蛮势力同流合污，一道宣扬仇恨和污蔑之词，那我们就真有可能促使他们成为恶魔代理人了。

乔治（左二）在苏联和爱沙尼亚边境，摄于20世纪20年代末。

6月23日—25日，巴格达

在巴格达停留了三天。对夏季的巴格达最主要的印象是幽闭恐惧症。白天一整天我们都待在使馆里（温度从来没有低于九十华氏度），以躲避外面强烈的高温天气。我们可以从窗户往外看（就像一个人在北方零华氏度的天气里从窗子往外看一样），看见夹杂着热浪和灰尘的风撕扯着桉树，平地上晒得发白的乡村笼罩在沙漠透明的阳光之下；阳光肆无忌惮，没有遮挡，没有影子，它甚至不会让你的皮肤变成褐色，而是用强大邪恶的力量直接攻击、穿透甚至熔化你。置身于这种高温的地狱之中，正如诺埃尔·科沃德曾经唱过的，只有“疯狗和英国人”才会梦想着来此冒险。晚上，天气变得相当凉爽，我们舒服惬意地睡到屋顶上。不过，此时真正的疯狗和豺狼会从沙漠里跑出来，一个人走在公使馆这种偏僻的地方很危险。一天当中唯一可以忍受的时段，也是我们唯一有可能从监狱一样的公使馆走出去放放风的时间，也许就是大清早了……

有可能留在巴格达工作吗？在这个国家里，自私和愚蠢的人民几乎毁掉了全部的自然生产力，只有在穿过沙漠的大河岸边生长的植被才有可能幸存下来，气候变得越来越不利于人类的健康和生活。

在不卫生的传统习惯影响之下，各种疾病肆虐，严重损害了人们的健康，民众越来越执着于狂热的宗教信仰。在无所不在的信仰原则指导之下，整整一半的人口被判有罪，换句话说，是作为人口半数的女性被无限期地变相软禁在家里，被限制和排斥在各种社会生产活动之外，田园生活的心理习惯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也一直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差别。

这个民族现在已经能够充分地接触到西方世界，这让他们的上流社会越来越渴望从西方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对英国人的怀疑和不满又使他们更愿意从我们这里获得这些东西。他们很乐意把我们作为英国人的替代者，从英国人加于他们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如果我们给了他们所需要的，或许暂时能博得这部分人的欢心，但英国的影响力相应地就会减弱，而且不管我们希望与否，我们都要对伊拉克人的行为承担起责任。如果他们开始做一些不符合我们利益的事情，影响了世界格局并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如果英国人没有能力去阻止他们，至少我们自己应该受到一些谴责，我们必须采取合理的措施。

我们情愿去承担这样的责任吗？我知道，每一个务实的美国人都知道，我们不愿意。在距离本国领土千里之外的地区，我们的政府无法去构思和实施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在外交领域，我们采取的行动都是政治家对国内政治生活做出的过激反应，而左右国内政局的总是能发出声音的少数派。

对祖辈的拓荒生活尚有记忆的少数美国人，如果不是对开垦荒地和发展经济的可能性存有浓厚兴趣的话，几乎不可能去考察伊拉克的沙漠。如果这里曾经生长过树木，怎么就不可能再次生长？如果这里曾经降落雨滴，怎么就不可能借助丰富的自然资源将雨水再次吸引？是气候无法改变，还是疾病无法根除？

凯南1946年在国家战争学院讲座时所记的笔记。

正在从现实中寻找突破口的美国人可以追逐这些梦想，甚至走上实现梦想的漫长荆棘路。但是，如果他们愿意回想一下祖国糟糕的水土保持状态，回想一下国内有待实现的社会发展问题，回想一下外交事务中民主政治的局限性，他们恐怕就愿意抑制自己的兴奋，以沉默来面对伊拉克沙漠，然后像个失望但听话的孩子一样，重新面对故土可悲的贫穷与麻烦。

在伊拉克期间，我得以有机会思考波兰与苏联的问题……在我们国内，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考验，检验苏联是否愿意追求一种正派、人道且具有合作精神的欧洲政策。如果苏联倾向于制定这样的政策，那么美苏关系的前途就会一片光明。如果不是，那么盎格鲁-撒克逊人将仅能保留其在西欧的势力范围，与苏联建立一种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关系。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苏联对待波兰问题的态度将会成为其与西方关系的试金石。

我想我和某些人一样，能够理解苏联所处的尴尬境地。引发实质性矛盾的当然不是领土问题，而是波兰政府的问题。苏联政府正在给自己设置不必要的麻烦，很明显，负责制定苏联政策的人要么从当权者那里接收了错误的信息，要么对局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每个心智健全的人都能够理解苏联政府的现行政策，由于它对欧洲的未来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不能也决不允许其被政府内部的某些团体或者个别人过去的错误判断所左右。我相信不管波兰政府过去犯过什么样的战略错误，在目前的形势下，它依然能够像其他政府一样理解这一点。苏联凭借自己所有的记录、档案和记忆，要求完全控制和清算波兰政府，这一要求的实质是为苏联政府内部某些团体的利益服务，这些团体非常清楚自己对过去的错误负有责任。它不符合苏联政府或者全体苏联人民的利益，因为如果波兰目前的政府倒台或陷入绝境，该政府的核心力量——波兰移民必然会继续他们多年来的行动：宣传苏联当局曾利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德国一起瓜分波兰，并对波兰的军人和平民犯下一系列暴行。然而，如果能对波兰政府做出合理的安排（这样的安排也未必会排除大面积领土协议或者重建波兰政府，包括吸收维托斯[波兰前总理]等人），波兰领导人毫无疑问都乐于既往不咎；苏联政府凭借其强大的力量，也能够一直保障这种安排。如果现行的路线得以继续，那就意味着在整个国际社会的未来格局中，苏联将被自己内部少数人的政治安全所拖累，毕竟是这些人给出了不完善的建议或者做出了不适当的决定。

凯南和政策规划室的同事们。左起：伯纳德·格弗勒，乔治·巴特勒，凯南，卡尔顿·萨维奇，亨利·维拉德，以及韦尔·亚当斯。

6月28日，德黑兰

傍晚，出去散步。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俄罗斯风情浓郁的城市里。笔直的鹅卵石大街上，竖立着俄语标志和高大的栅栏，人群在夜色中漫步，操着世界各地的语言在这里轻声细语，我甚至能够感觉到多年前在爱沙尼亚瑞威尔（塔林旧称）的那个夏天，夜色中熟悉的气息。想到那两个首都就让人激动，它们之间的距离是那么遥远，却又感觉如此接近，俄罗斯细致入微的深刻影响将这两个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今天，我开始阅读伊利亚·爱伦堡的战时文章全集《战争》，结果令我大失所望。除了让人厌恶的战时宣传之外再无其他：对这场战争悲剧没有做出任何评价，文章中充斥着对德国人的控诉。作为一个苏联作家，对这些内容本是三缄其口为好（除非德国人身上邪恶的东西在苏联人看来是正义的），通篇是对引文幼稚的曲解和误读，对我们面对的敌人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本质性的剖析。难道这次战争中的苏联真的那么脆弱，以致需要通过这种虚假的胡言乱语来保护自己？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爱伦堡文风低俗，扭曲事实的做法丑陋无耻，其知识分子的立场不比戈培尔博士那些人更崇高。要么是爱伦堡有问题，要么就是苏联在战争中的立场有问题。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如此自贬身份地对人下诅咒。纳粹德国的过错也没有这么复杂敏感，根本不必以如此夸张的手法去蒙骗读者。

7月1日，莫斯科

在斯大林格勒，除了（现在仍在使用的）机场大楼之外，所有建筑物都遭到了破坏……亲眼目睹苏联人民生活现状的人，都会对他们产生深切的同情。至于政府宣传的惺惺作态，则另当别论。

凯南在国务院的办公室。

8月1日

昨天，在英国大使馆同波兰总理米科瓦伊奇克及其随行人员共进晚餐。他们已经来了两天，总理已经见过莫洛托夫[苏联外交部长]，尚未与斯大林会晤。他本人明显受到了莫洛托夫谈话的鼓励，不过其随行人员看上去并不那么乐观。

英国大使提议为他们完成使命而干杯，因为米科瓦伊奇克是受我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鼓励才出访莫斯科的，因此我们必须保持信心和乐观的态度。

这可是一个难熬的夜晚。我可能是现场唯一对东欧的复杂因素有着透彻理解和深刻体验的外国人。我知道波兰人和苏联人极有可能达成协议，我也知道在这样一份协议中甚至还可能包括坚定保证波兰独立的条款，我还知道苏联人可能会庄严地承诺不干涉波兰内政，我也知道苏联红军在军事占领期间，会堂堂正正地善待波兰人。

但是，我同样知道，这样全然不顾对方现在的意图而强压波兰与苏联磋商，最终会将这样的一份协议由章程变成套在波兰人身上的绳索。从长远角度来看，苏联目前不会再像百年前的沙俄一样，他们甚至会承认波兰人的某些权利，而这些权利连苏联人都不曾拥有。苏联人绝不会宽容那些逾越其限度的事情，其现行的警察制度也必然渗透到波兰人的生活当中，除非波兰人采取强硬的措施来阻止这种渗透，然而这种激烈的反应将不可避免地被莫斯科视为挑衅和反苏行为。总之，我知道苏联的权力是没有边界的，克里姆林宫充满猜疑和偏执的双眼最终能够区分出谁是附庸，谁是敌人。苏联的邻居们如果不希望屈尊成为其附庸，就一定会成为其敌人。

面对这些情况，我只能感觉到在波兰问题上我们的整个行动有些草率。我反思大国对小国漫不经心地提供的建议，建议所涉问题关乎着后者的重大利益。现在，我很难过地发现自己已经成为这一失误决策中的一部分。我真希望我们没有发表那打着官腔的乐观言论，我真希望我们判断准确，我真希望我们从敌人手中挽救忠诚的盟友时，也能挽救他们于我们的朋友之手。对于波兰人民遭受的悲剧，我们应该俯首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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