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神话 的诞生与覆灭

一 “青年政治暴徒”卡斯特罗

1926 年，卡斯特罗出生于奥连特省的一个拥有 25000 英亩土地的地主家庭，他们家抽农场工人的鞭子的手柄都是银质的。菲德尔的父亲安赫尔是个白手起家的人，他从西班牙移民到古巴时只是个普通的劳工，在成年以后才识字。卡斯特罗后来在哈瓦那的天主教贵族学校上学时，因为自己不是贵族血统，社交圈子大大受限；虽然他是篮球队队长，但其他学生都觉得卡斯特罗“粗鲁”又“没文化”。而且卡斯特罗不喜欢洗澡，“餐桌上也不讲礼仪”。卡斯特罗独来独往，性格暴躁，他的一个同学回忆说，卡斯特罗对“上流社会和有钱人非常憎恶”。他和自己的父母及老师也不和。他后来说：“我很早就是个革命者了……大约在六七岁的时候。”

在这方面，卡斯特罗和年轻时候的毛泽东、铁托以及斯大林非常类似，这些后来成为铁腕人物的革命领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对父母以及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铁托是个穷人，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胡志明和武元甲都是穷困潦倒的书生，而卡斯特罗则是货真价实的有钱人。他们对心目中所谓的“强权”深深厌恶，同时对拒绝接纳这些自命不凡者的政治体系也十分厌恶，而且他们准备好用暴力手段进行革命。和20世纪越来越多的激进分子，以及 19 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者一样，卡斯特罗在大学期间就是个积极的政治活动分子——他于 1945 年进入哈瓦那大学法学院。在古巴进行政治活动没有胆量是不行的，卡斯特罗随身携带枪支，经常和其他学生一起卷入与警察的暴力冲突。他根本就不重视自己的学业，两次被控犯有谋杀罪，而且得到了一个颇为夸张的外号，“青年政治暴徒”。在那些年，被同学称为“疯狂的菲德尔”的卡斯特罗满脑子只想一件事。一个朋友回忆说：“他就算跟女孩在一起也会滔滔不绝地谈论政治。”卡斯特罗多年以后身居高位时，也和铁托一样招蜂引蝶，当然同时他对政治倾轧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卡斯特罗的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

1950 年从法学院毕业后，卡斯特罗开始做律师，但接不到多少案子。虽然卡斯特罗的父亲经常会接济他，但到身居高位之前卡斯特罗一直处于囊中羞涩的窘境。卡斯特罗有个漂亮的金发妻子，她是一个亲巴蒂斯塔家族的成员，两人在上学期间就结婚了，经常没钱给他们的儿子菲德尔利托买牛奶喝。不过，卡斯特罗却整日忙于和自己的政治密友吃喝玩乐。他计划参加 1952 年的议员选举，但后来这次选举取消了。前陆军中士巴蒂斯塔在 1933～1944 年把持着古巴的大权，现在他再次独揽大权。在第一个任期内，巴蒂斯塔以革新的且受人欢迎的领导人形象赢得了工会和共产党的支持，而古巴的上流社会却并不喜欢这个出身低贱、一度当过劳工的黑白混血儿。再次掌权的巴蒂斯塔逐渐变得心黑手狠且贪污腐败，使得各个阶层的人士均对他不满。卡斯特罗立即开始策划革命，其他激进分子也一样。如果他们不能通过选举夺权，那就准备使用武力夺权。

那时候的卡斯特罗身高超过 6 英尺，健壮结实，早已经给周围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当时他还没有改成后来的经典形象：一脸大胡子加一身绿军装。那时候的卡斯特罗更喜欢穿深色衣服，留一撇小胡子，抹着百利发蜡。卡斯特罗在政坛初出茅庐时，就已经表现出“长篇大论者”的天赋，发表几个小时的高谈阔论将成为其一生的符号。他的风格类似铁托或加里波第，让人觉得“粗犷而迷人”。

卡斯特罗当时是个左派人士，但还不是共产党员。直到后来成为古巴最高领导人以后，卡斯特罗才入了党并成为第一书记；卡斯特罗天性不甘居于人下。他最开始的政治面貌是正统党党员，这是一个温和的反对党，宣称践行的是何塞·马丁——卡斯特罗的偶像——的政治理念。当然，卡斯特罗追随的首先是自己的政治抱负；他雄心万丈，按照一位女性朋友的说法，喜欢别人对他的“肯定、喝彩和崇拜”。“他希望成为上帝。”她总结道。

卡斯特罗直到多年以后才知道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他公开宣称自己是“政治文盲”，而在开始游击战之前，他也没有读过列宁、毛泽东和其他著名革命者的著作。给卡斯特罗影响更大的是古巴独立战争，以及他最偏爱的一部小说——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这部小说描写了西班牙内战中一支游击队的经历。他后来说：“这本书帮助我构思我们自己的游击战争。”和毛泽东不同的是，卡斯特罗并不特别看重在展开军事行动前先缔造政治组织。他认为一批理想主义者和冲劲十足的游击队员，通过几次大胆的袭击就能够引发一场大起义。这套理论后来成为著名的“游击中心论”，但它从来没成功过，甚至在古巴也没成功。

1939年至1960年间，海明威在古巴定居，并称自己为“普通的古巴人”。 古巴革命成功以后，海明威曾与古巴革命的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会面。图为海明威与卡斯特罗交谈。

二 法庭的审判造就了领袖的地位

卡斯特罗重返祖国、展开游击战前，早在 1952 年时就已经踏上了漫长而曲折的革命道路，这导致他被捕并流亡海外。当时卡斯特罗开着自己的米黄色雪佛兰汽车横穿古巴，到处寻找自己的追随者，并许诺要恢复民主制度。不久之后，他就有了 1200 名追随者。卡斯特罗为他们挑选的首要目标是攻打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军营，这座军营有着坚固的围墙，并且有 400 多名守卫。他希望借此夺取武器以武装自己的革命军，但是 1953 年 7 月 26 日的袭击遭到了惨败。卡斯特罗的部众大部被俘或被杀。他本人带着少数人试图逃往山区，但被乡下的自卫队抓住了。不过幸运的是，抓住卡斯特罗的那个中尉个性仁慈，他抵制了上级处决所有俘虏的命令。

根据优良的革命传统，卡斯特罗成功地把审讯自己的法庭变成向公众宣扬自己政治观点的讲坛。法官允许卡斯特罗担任自己的律师，为政府提出的“暗杀与酷刑”的指控做辩护。卡斯特罗最终和25名同伴，包括自己的弟弟劳尔被判处 15 年徒刑，但在此之前，卡斯特罗为自己进行了一场两小时的辩护演讲。当时卡斯特罗具体讲了什么已经无从查证，不过他后来在狱中整理自己的讲话并加以美化，秘密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他在最后总结道：“就像我不怕夺去了我 70 个兄弟生命的可鄙暴君的狂怒一样。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由于率众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名声，加之为自己慷慨陈词的气节，他被推举为反巴蒂斯塔力量的领导人。卡斯特罗被关押在松树岛监狱中服刑的日子，进一步为他的革命资历增光添彩，尽管他在这里是个享受特权的囚犯，能够得到书籍、食物和雪茄等包裹。他在监狱中通过阅读来深化自己的思想，最终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在监狱里的时候，卡斯特罗的妻子和他离婚了，原因很可能是卡斯特罗误把写给情人的信寄给了她。在此后的岁月里，卡斯特罗身边也不乏女人（据说他的保镖也和他有染），但是，正如他的一位女性朋友所写的那样：“他真正的情人是革命。”

1955 年，在囚犯母亲们的压力下，巴蒂斯塔对卡斯特罗及其追随者实行大赦。这是巴蒂斯塔政权粉饰自己的手段，这个独裁政权已经引起了广泛的不满，但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镇压那些不满。巴蒂斯塔曾有机会除掉这个最危险的敌人，或者至少一劳永逸地把他囚禁起来，但他却错过了。而卡斯特罗在掌权以后则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1953年10月，卡斯特罗被判入狱15年。在法庭上，他口若悬河地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2年后，他被大赦出狱。

三 格瓦拉在斯大林画像前发誓

在离开松树岛监狱后，卡斯特罗自主流亡到墨西哥。他在这里训练军队，遇到了一位新战友，此人是个医生，他最初自称埃尔·阿亨蒂诺，他将成为自加里波第之后最具传奇色彩且声名远扬的游击战士——切·格瓦拉。

但跟加里波第不一样，格瓦拉和卡斯特罗都非出身于工人阶级。格瓦拉的家庭不像卡斯特罗那么富裕，但血统上更高贵，他是阿根廷一位最富有的人的后代。到 1928 年格瓦拉出生时，他家的家财大多已经散尽了，但他的父母仍然保持着不错的生活水准——开销往往超过收入。他们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而且思想相当自由开放。他的母亲穿裤子而且抽雪茄，这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行为。格瓦拉的父亲是个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后来和格瓦拉的母亲分居了。格瓦拉身患哮喘，让他日后进行体力劳动时饱受痛苦。像赫伯特·利奥泰和西奥多·罗斯福一样，格瓦拉要建立一番丰功伟绩，以证明自己不再是当年那个体弱多病的小男孩。父母双方都把热爱运动和阅读的基因遗传给了他；格瓦拉喜欢打橄榄球和高尔夫球，阅读萨特、弗洛伊德、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当然，格瓦拉也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了蔑视社会传统的性格。

格瓦拉慢慢变得桀骜不驯、勇敢无畏且倔强固执。他喜欢用自己不修边幅的形象震惊资产阶级，比如说，他曾经不无夸张地宣称他有半年没洗过衬衫。女孩们纷纷被这个“平易近人”的年轻男子所吸引，按照他第一个妻子的描述，他“声若洪钟却又弱不禁风”。他“有一头深棕色的头发，苍白的面孔，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历数自加里波第及之后的一大批游击战领袖，格瓦拉无疑是其中最受女性欢迎，同时也最为风流倜傥的一位。

在切·格瓦拉投身革命之前，从文艺青年转变为革命青年的过程中，照相机并非可有可无，相反有相当大的催化作用。1951年，他在自己的好友药剂师阿尔贝托•格拉纳多的建议下，决定休学1年环游整个南美洲。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一辆1939年产的Norton摩托车。他们于1951年12月29日出发，决定的线路为：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

格瓦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主修医学，但其实他并不想成为一位医生。格瓦拉很喜欢旅行和写作。他小时候家里经常搬家，所以长大以后他也四海为家，一度被人当成是“拉丁美洲的杰克·凯鲁亚克”。1950 年，他独自骑着一辆摩托车在阿根廷来往奔波。两年以后他和一个朋友骑着一辆摩托车游历南美，这辆摩托车被他起名为“拉·波特若沙”（意为强者），这次 7 个月的旅行被他写成了《摩托车日记》。1953 年从医学院毕业后，他又和另外一位朋友一起完成了另一次洲际旅行。

毛泽东和他的一个同学在 1917 年夏天化装成乞丐游历湖南，当时的所见所闻让他大为震惊。与之类似，格瓦拉在旅途中既看到了赤贫、文盲而缺医少药的穷人，也看到了巨富和特权阶级。正如毛泽东将他所看到的社会不公归咎于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内在困境一样，格瓦拉也把抨击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在他看来，是拉丁美洲的寡头统治者和他们的美国后台。在给家里的信中，他写道：“我在斯大林同志的画像前发誓，不打倒这些资本主义吸血鬼绝不罢休。”

在危地马拉，格瓦拉不可避免地被政治深深迷住了，他见证了 1954 年危地马拉左派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被中情局操纵的政变推翻。格瓦拉“在战斗中特别忘我，经常冒着受伤的危险”。他写道：“这些经历都非常有趣，在枪林弹雨中，参加演说和其他活动，生活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1954 年秋天他离开危地马拉的时候，格瓦拉已经成为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了一个新生的好战分子。

切·格瓦拉访问中国。

他的下一站是墨西哥城，当时这座城市还在从墨西哥革命战争（1910～1920年）的创伤中缓慢恢复，也正处在那个塑造一个丑陋、拥挤但充满活力的特大都市的快速扩张中。由于墨西哥当时由左翼的革命制度党（PRI）执政，所以这里成为许多流亡者的目的地，如列夫·托洛茨基，他于 1940 年在这里被暗杀，还有文学界的叛逆者，诸如杰克·凯鲁亚克，他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经常造访墨西哥城，还有威廉·S·巴勒斯，他于 1949～1952 年在此定居。

在墨西哥城的时候，格瓦拉在 1955 年 7 月的日记中写道：“我见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那个古巴革命者。”卡斯特罗给格瓦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个年轻睿智的家伙，非常自信，特别勇敢。”他补充道：“我认为我们志趣相投。”格瓦拉立即加入了“七二六运动”。

“七二六运动”对格瓦拉的吸引力还在于，这至少能让他脱离自己所说的“灾难性的婚姻”。格瓦拉在危地马拉认识了一个身材丰满而相貌平庸的印第安女子，格瓦拉在加西亚怀孕以后跟她结婚了。虽然他很爱自己刚刚降生的女儿，但格瓦拉实在无法忍受成为一个“平庸的居家男人”的生活。现在他也不必再过这样的生活了，在接下来的战斗生活中他会遇到一位更年轻、更漂亮的女孩，一位名叫阿莱达·马尔奇的革命女青年，她将成为格瓦拉的第二任妻子。伊尔达最后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她声称为了能让格瓦拉全身心地投入“解放美洲的斗争”，而选择与他和平离婚。

格瓦拉最初只是作为医生加入革命队伍的，但他在军事训练以及后来的军事行动中表现得更加优异。虽然有哮喘，但格瓦拉做事非常刻苦而且不顾一切，就像加里波第和温盖特一样，甚至在他成为高层领导人，即司令官以后，他也保持着这种风格，尽管某些古巴人因为他是外国人而有些怨气（一些挑剔的古巴同志对格瓦拉不喜欢洗澡这点特别惊讶）。格瓦拉崛起的关键是，尽管他比卡斯特罗更聪明，也更加心思细密，但他从来没有挑战过菲德尔的领导地位，他将卡斯特罗当成革命中唯一的最高领导人。

1959年5月22日，格瓦拉同自己的第一任秘鲁裔妻子伊尔达•加德亚（Hilda Gadea）离婚，他们唯一的女儿由格瓦拉抚养。6月，格瓦拉同参与了古巴革命且与自己志同道合的阿莱伊达•马奇（Aleida March）结婚，之后他们共育有4个子女。

四 工业部部长和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

“七二六运动”在最后胜利时总兵力也不过几百人，他们能取得胜利着实有些不可思议，仅靠游击队就击败了一支拥兵 4 万的军队，并控制了一个拥有 600 万人口的国家。其他取得胜利的革命运动，不论是中国还是越南，在最后成功夺取政权的时候军队规模都大得多。甚至许多不成功的起义，从希腊到菲律宾，其武装力量都要多得多。卡斯特罗的胜利违反了毛泽东的理论，他从未试图组建一支正规军。而且和毛泽东或胡志明不同，他在赢得胜利的过程中，除了古巴侨民之外，基本上没得到什么来自外国的援助，苏联的援助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这正是卡斯特罗的天赋，将小规模武装进攻和大范围宣传攻势相结合，创造了一个“七二六运动”必胜的氛围。甚至在他攻打蒙卡达军营失败并遭牢狱之灾后，卡斯特罗也展现出了把军事挫折转化为宣传战胜利的神奇天赋。然而，如果不是巴蒂斯塔政权太孱弱的话，卡斯特罗也很难取胜。巴蒂斯塔手下是一个不得人心的腐败政权。他的军队只是纸面上的实力强大，巴蒂斯塔政权征召的大多数士兵都无心恋战——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两年的战争中政府军只死了不到 300 人。

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很快就抛弃了之前温和派的政治面貌，他下令处死了数以百计的政敌，拒绝举行大选，没收了大量土地，强行控制物价，和苏联结盟，压制独立的媒体和政党，建立了一个比巴蒂斯塔政权的控制更严密的警察国家——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卡斯特罗把古巴改造成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使得他和许多以前的同志疏远，并让美国政府有所警惕。美国政府展开了大量行动，有些活动是在兰斯代尔的指导下展开的，试图推翻卡斯特罗政权。面对美国对古巴新生政权的威胁，卡斯特罗能够依靠的就是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以及切·格瓦拉的坚定的忠诚，他们是首先把卡斯特罗推向共产主义的人。

格瓦拉是个强硬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他认为苏联太过软弱，转而亲近强硬的中国。格瓦拉并不是个嗜杀者，但他对动用流血手段也并无悔意。格瓦拉曾经写道：“我感到自己的鼻腔正在扩张，贪婪地嗅着火药、血液以及敌人的死亡的气味。”卡斯特罗因此在 1959 年年初，任命格瓦拉为卡瓦尼亚堡监狱的监狱长，那是一座坐落于哈瓦那海港的老式石质要塞，戒备森严，令人望而生畏。在这里，格瓦拉曾经批准只经过简单的审判就处决数百名“反革命分子”。他的其他职务还包括代表古巴出任巡回大使，以及工业部部长和国家银行行长。

格瓦拉帮助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古巴遭到美国经济封锁后，格瓦拉与苏联签定了贸易协定。在这段时间内，他也因为其对美国的强硬态度而逐渐闻名于西方。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他是1962年赴莫斯科谈判的古巴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并最终签署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计划。格瓦拉认为，安置苏联的导弹将捍卫古巴独立，使古巴免于遭受美国的侵略。

格瓦拉担任后面的职务的过程很有趣，当时古巴领导人正在开会，卡斯特罗问屋子里有谁是“经济学家”（economist），只有格瓦拉举了手，因为他以为卡斯特罗问的是谁是“共产主义者”（communists）。把这么一位对经济学一无所知的人放在掌管经济的岗位上并非一时起意。格瓦拉在实施工业化和土地改革方面倾注了大量的热情，而且他对提高工人待遇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应该为了社会利益而奉献）。格瓦拉主导的改革让古巴糖业生产遭遇了灾难性的萎缩，让这个曾是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变成了穷国。古巴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不得不依赖苏联的援助。

格瓦拉很快就对这些工作感到厌烦，准备寻找新的挑战。他自称“冒险家”和“ 20 世纪的雇佣兵”。和加里波第一样，格瓦拉并不追求权力，他是个不断革命论的信奉者。格瓦拉渴望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进行不断地打击——以创造“两个、三个或很多个越南”，这句话曾经被广泛引用。

1960 年，格瓦拉出版了一本名叫《游击战争》的书，这成为其他左翼游击队的行动指南。这本书提供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建议，甚至在今日的童子军手册中也可看到其影子——比如说，“只多带一条裤子，不要带太多的内衣和其他物品”。格瓦拉这本书的开创性贡献是他强调游击队员要有灵活的应变能力——革命的游击中心主义。“并不一定要等到发动革命的所有条件都具备，”他指出，“发动起义能够创造这样的条件。”他的追随者，法国知识分子雷吉斯·德布雷在自己的宣言书《在革命中的革命？》里这样阐述格瓦拉的思想：“开辟一个军事上的游击战中心，而非政治上的中心，他对未来的影响将是决定性的。”

游击中心论非常浪漫，而且足以鼓舞人心，但这一理论主要基于“相对比较特殊的古巴经验”，而且它忽视了城市地下工作者以及大众反对巴蒂斯塔这两个条件所起的作用。如果游击中心论在它的诞生地古巴没有成功，那在其他地方能成功吗？这是一个美丽的海市蜃楼，将让它最重要的维护者死无葬身之地。

古巴导弹危机时期，格瓦拉发表演讲：“我们的人民准备在原子弹下牺牲自己，并用自己的骨灰为新社会奠基。”

五 被自创的游击理论送进乱坟岗

格瓦拉决定在刚刚独立的刚果实践自己的理论，这是一个处于冷战前线的混乱国家。1961 年，刚果独立后的首位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被政变推翻并丧命，各种各样在苏联和中国支持下的起义者纷纷出现，意图推翻有西方背景的脆弱的刚果现政权。刚果武装部队司令官约瑟夫·蒙博托将军在绰号“疯狂迈克”的霍尔上校指挥的 1000 名南非雇佣兵的支援下，击退了起义者。格瓦拉带领 130 名古巴战士去帮助由共产党所支援的起义军。

1965 年春天，格瓦拉来到这里，他在日记中写道：“人民解放军的基本特点是一支寄生虫军队，不工作、不训练、不战斗，从民众中征用物资和劳役，有时候手段还特别残酷。”格瓦拉做了很多工作，试图提高起义军的训练水平和纪律性，但收效甚微，原因是他发现这些人缺乏卡斯特罗手下那批人的献身精神和“革命意识”。他们宁愿相信巫术而不是马列主义，他们相信巫师的符咒可以让人刀枪不入。这些人甚至拒绝携带自己的补给品，并且振振有词地说“我又不是卡车”，后来则说“我又不是古巴人”。格瓦拉总结认为，他们“懒散而毫无纪律”，而且“没有任何战斗或自我献身的精神”——“是我遇到过的最差劲的战士”作为一个骨子里的乐观主义者，格瓦拉也不得不承认情况实在令人绝望。

1965 年 11 月，格瓦拉和他的同伴在来到刚果 7 个月后就一去不复返了。不久之后，残忍无情又野心勃勃的蒙博托夺取了政权，并且在这里建立起腐败的独裁统治，他将刚果改名为扎伊尔，并且统治达 32 年之久。他最终于 1997 年被曾经得到格瓦拉帮助的起义者洛朗·卡比拉推翻，但卡比拉夺权之后和前任一样残忍而腐败。

《时代周刊》曾评论，“格瓦拉是三人执政者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他脸上充满使许多妇女为之心动的带有伤感的微笑，他用冷静的头脑、超凡的智力以及幽默的情绪领导着古巴。”

格瓦拉并没有想给他的非洲之行涂脂抹粉，在他死后多年才出版的回忆录中，他写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段失败的历史。”但是，这样的挫折并未熄灭他心中的革命火焰。1966 年格瓦拉短暂地返回古巴，但这只不过是为了下一次冒险做准备。他把下一个目标选在了玻利维亚，因为这里处于南美洲的中心地带；他希望以此为基础，将革命的浪潮辐射到玻利维亚的邻国，包括他的祖国阿根廷。然而，玻利维亚的领导人是个平民主义者，而且非常关心农民问题。同时，他也得到了美国的大量援助，而美国对拉丁美洲“卡斯特罗主义”的扩散相当警惕。

格拉瓦于 1966 年 11 月乔装成一个秃头的乌拉圭农业专家进入玻利维亚。他在玻利维亚东南部尼亚卡瓦苏地区的偏远山区开设营地，但接下来的行动全面违背了他自己提出的游击战原则。他曾写道，“游击队战士应该是一个社会改革家”，但在玻利维亚，格瓦拉没有提出任何有吸引力的社会改革计划。他也曾经提出，“在任何政府以某种形式的选举而上台的国家……都不能提倡游击战争，因为这里存在着进行和平斗争的可能性”。而在玻利维亚，总统恰恰是通过选举上台的。

格瓦拉继续写道，“游击战士需要对周边乡村的情况了如指掌”，但玻利维亚农村对格瓦拉及其手下相当抵触。他最初带领的 24 名战士中只有 9 个人是玻利维亚人，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来自城市。他还写道，“游击战士需要得到当地民众的全力支持”，但没有一个农民加入他的游击队。1967 年 4 月，格瓦拉在日记中承认道：“动员农民的工作几乎不存在，除了作为密探之外。”此外，格瓦拉也无法得到城市地下工作者的帮助。玻利维亚共产党并未要求格瓦拉前来，而且也认为眼下并不适合发动武装斗争。格瓦拉是在孤军奋战。

格瓦拉违反的另外一个准则是“绝对保密，不能让敌人掌握任何情报”。他的行踪于 1967 年 3 月暴露，两个逃兵供出了自己古巴人的身份，使得巴里恩托斯总统能够打着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旗号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他的跟随者德布雷被俘后，于 1967 年 4 月在跟随游击队行动了几个星期之后被俘，因为受刑不过也供出了格瓦拉行动的细节。

1967年10月在玻利维亚，格瓦拉游击队中的一个逃兵向玻利维亚特种部队透露了格瓦拉游击队的营地。10月8日，特种部队包围了营地并且捉住了他。上级用密码传来命令：“一个俘虏也不留！”行刑者对格瓦拉的肚皮上开了九枪，未免被追随者认出尸体，又剁去了双手，扔进了乱坟岗。 

游击队人数最多时有 50 名士兵，分成两个纵队，他们设法伏击了某些安全部队的成员，但一般都是遭到人数越来越多的政府军的追击。玻利维亚山区气候炎热，丛林密布，时常大雨倾盆。随着战局不利，格瓦拉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他经常靠“狂风暴雨式的怒骂”来发泄情绪，甚至连一些老兵都被他骂哭了。他还经常生病，身体虚弱不堪，因为格瓦拉连哮喘病药品也遗失了。游击队还缺乏食物，他们只能靠扣押农民来获得粮食。这种举动自然将农民推到了对立面，也让政府军更容易侦知他们的行踪。

1967 年 8 月 31 日，游击队遭到政府军伏击。一个月后，另外一支游击队分队被歼灭。到最后，格瓦拉手下只剩下 17 个人了。10 月 8 日上午，他们在一个狭窄的峡谷中被 100 多名玻利维亚游骑兵包围，而给他们带路的是一个当地农民。双方在午后不久开始交火，格瓦拉腿部被击伤，而他的 M-2 卡宾枪也被一发机枪子弹打坏了。格瓦拉试图突围，但因为腿部受伤加手无寸铁而没能跑远。

玻利维亚最高指挥部的命令很快下达，“立即处决格瓦拉先生”。一名士官因为三个好朋友在战斗中被打死，所以他志愿做刽子手。为了避免让后人祭奠这位烈士，格瓦拉的遗体（他的双手被砍掉，作为身份证明）被埋在了一条飞机跑道下面的乱坟岗里。直到 1997 年，格瓦拉遗体的命运才真相大白，当时他的遗体被挖掘出来运回了古巴，并得到了英雄般的葬礼。

1997年，切格瓦拉的无手身体骸骨被掘出，由DNA辨认吻合，并运返古巴。1997年10月17日，他的遗体以顶级军事荣誉安葬在圣塔克来拉陵墓。

六 引发国际恐怖主义第二波高潮

切·格瓦拉在牺牲之后就渐渐成为一个神话；摄影师阿尔贝托·科达 1960 年时为他拍下的头戴贝雷帽的照片，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出名的照片之一。

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到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再到乌拉圭的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左翼城市游击队，整个拉丁美洲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了一大批令人眼花缭乱的游击队和恐怖主义组织，它们名称类似、暴力倾向类似，指导行动的意识形态也类似，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尖锐的甚至是弄巧成拙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和亲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者的区分。大多数组织都受到“光荣的古巴革命”鼓舞。有些组织按照格瓦拉的理论，建立了农村根据地：“在不发达的美洲地区，农村是展开武装斗争的基本区域。”而其他组织——特别是在城市化程度更高的国家，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受到巴西马克思主义者卡洛斯·马里格赫拉的《城市游击战迷你手则》的影响更大，该书用城市游击中心论取代了乡村游击中心论。

马里格赫拉是 1967 年成立的巴西恐怖组织“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该组织曾绑架了几位外交官员（包括美国大使），劫持了一架巴西航空公司的飞机，多次抢劫银行。虽然马里格赫拉和格瓦拉的打击目标不同，但对暴力的救赎力量以及革命者英雄主义品质的看法却是一样的。两者还有另一个相似之处：马里格赫拉和格瓦拉一样壮志未酬。1969 年，他在巴西警察的伏击中被打死。他的城市游击中心论也像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乡村游击中心论一样，迅速灰飞烟灭。

1961年，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打了一场高尔夫球，结果输给了切·格瓦拉，一气之下卡斯特罗铲平了古巴所有的高尔夫球场，建成了军事基地。

拉丁美洲的大多数革命组织，无论是活动于城市还是乡村，大都遭受了类似的命运。拉丁美洲的各个革命组织虽然未能成功，但在那个时期仍然造成了相当大的人员伤亡。特别是农村游击运动，它们有能力存续数十年。不过，它们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基本是负面的，仅仅是刺激了军事接管。拉丁美洲的军人政权往往派出安全部队进行清剿，并且经常以“暗杀队”这样的准军事组织作为补充，疯狂屠杀起义者及被怀疑支持起义者的平民，后者的范围广泛得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的左翼分子。据说，仅在阿根廷，清剿左翼嫌疑人士的“肮脏战争”期间就有 3 万人被打死；危地马拉的死亡人数更多：1960～1996 年的内战总共导致约 20 万人丧生。

在世纪之交，大多数拉丁美洲游击队都已经被打垮了，无独有偶，大多数拉美国家也都走向了民主化。除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格林纳达之外，这些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大都不是因为美国的直接军事干预，但美国为各国当局提供了相当的军事援助，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在萨尔瓦多以及 21 世纪初在哥伦比亚。

当然，拉丁美洲并不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唯一经历革命暴力运动蔓延的区域。这是当时的世界性浪潮，甚至也让西欧和北美的许多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头疼。世界各地的激进分子以毛泽东、胡志明和切·格瓦拉为榜样——他们是游击主义的大师——对“旧制度”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们中的许多人得到了古巴、苏联、东德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或激进国家的直接支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引领了国际恐怖主义的第二个高潮时代，足以让当年的无政府主义浪潮黯然失色。

奥巴马站在切·格瓦拉的壁画前拍照，引发了美国社会的舆论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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