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医生 恐怖的天使

“他可以随每一阵风而转向，或者是顽强地把自己嵌入某种古怪复杂和非理性的社会制度中，只是为了与它一起灭亡。［人就是一种］变幻无常、漂泊不定的危险生物，［他那］焦躁不安的头脑想去尝试所有的路径、所有的恐怖、所有的辜负⋯⋯既相信一切，又什么都不相信⋯⋯为一些虚幻想法而野蛮地杀戮，超过了其他生物争夺食物的厮杀；于是，在一代人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就忘掉了曾经如此折磨他的血腥之梦。”——洛伦·艾斯利

奥斯维辛集中营前的铁轨

生物学革新

国族复兴的集体精神有一个独特的特征——焦点是强调生物学革新，纳粹医生们一直受其影响。医生们觉得自己是医学生物学家，是为一个“有机不可分割的民族社群”工作，对此的反对会被视为“有病的症状，这种病会威胁民族有机体的⋯⋯健康整体”。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应用生物学”，这种形象不仅是一个医生从一次纳粹演讲中感知到的，而且这场运动强调只是要建设一个生物学上进化的国家而形成了这种愿景。戈特弗里德·贝恩是少数几个具有精神高度的德国作家之一，但也至少短暂地信奉过纳粹这种事业，欢迎“一种新的生物学类型、历史的突变和一个民族要培育自身的愿望”。贝恩也是一个关注日耳曼种族之“生命力”的医生。并非医生，而是现代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马丁·海德格尔，在论证自己早期对德国人“想要成为我们自身”的同情时，也与此相类似。

对于医生们来说，他们的领域（生物学和治疗）就是民族振兴的领域，所以这种诱惑是不言而喻的；而这种振兴要选择屠杀之路，“种族警察”的任务被托付给了党卫队这个群体，这又形成了他们的困难。医生们加入党卫队，在接受它的种族要求上毫无困难，也就是要有追溯到几代人之前的雅利安家族之根，这是成为体现这种种族理想的党卫队成员的原则之一部分。当他们成为这个样板群体的成员，期待他们去参与屠杀时，困难就开始出现了。对此，他们需要一个奥斯维辛自我，或者是角色转换的一个类似产物。这个自我的形成得到了一种医学诱惑的帮助，那就是去接管整个纳粹集体精神，去控制被控制的纳粹生命形象。

在纽伦堡法庭认定参与纳粹人体实验的23名纳粹医生中，有15人被认定有罪，其中7人被判处绞刑，5人被判终生监禁。

反犹的集体精神

纳粹集体精神的反犹一面也被生物学化了，抵达奥斯维辛的纳粹医生们携带着这种视犹太人为威胁性的反面种族的集体精神。这种想象在心理上有助于奥斯维辛自我，因为执行筛选变得容易一些了，那些被送去死亡的人已被视为潜在的凶残敌人。

与对犹太人这种严苛、抽象和原始的想象不同，纳粹医生与实际的犹太医生相接触是另外的感觉。对他们人数众多有怨恨和嫉妒，很多时候也气愤于他们的成功和才华，所以当他们被赶出德国医学界后（这会很快地改善纳粹医生的地位）就颇感满意，但同时又有一种共谋虐待这些人的愧疚感——这些人毕竟是他们的同事。一个曾在奥斯维辛短暂待过的纳粹医生这样说：“你可以一直说犹太人有罪”，他们与共产党的危险和其他政治威胁有关联，可以宣布他们是“德国的死敌”，于是，“走到消灭他们的那一步，就轻而易举了”。所以，反犹的集体精神是无处不在。

然而，那些自己认识的犹太医生——有时还是关系密切的同事或受人尊重的老师，会干扰这种集体精神。比如，一个前纳粹医生回忆起“一些［曾做过他老师的］伟大人物——沃瑟曼、摩根罗思，还有布卢门塔尔——我的血清学从布卢门塔尔那里学得最多”，并给我讲述了当年这些犹太人是怎样从他那所学院“消失”的。尽管这个医生辩称自己对此无能为力，并坚持他热切的纳粹观点，但他此时的愧疚感是显而易见的，而其他的纳粹医生也是一样。即使在奥斯维辛，也有类似的倾向。比如，维尔特对个体的犹太医生就很“正确”，甚至有“绅士风度”，帮助他们，把他们放在负责的位置上，但与此同时仍然持一种强烈反犹的纳粹集体精神。他保持这种信念的一个层面，就是坚持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医疗区必须分开，而更为恶意的则是在医学化屠杀犹太人中的积极作用。事实上，那个奥斯维辛自我在所有情况中都要锁住面对实际犹太人的潜在愧疚感，而去依赖一种意识形态的愿景，即消灭犹太人或“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这个建设性目标。如同我们所知道的，这样一种混合立场中有冲突，但这种冲突根本上对奥斯维辛自我的工作没有什么打扰。

对集中营的双胞胎进行实验，该研究的中心领导是约瑟夫·门格尔医生，他在超过1500对双胞胎身上实施了实验，这些双胞胎最终只有200多人存活下来。他们还把双胞胎缝在一起，试图创造连体婴。

致命的逻辑与神圣的科学

对于德国—纳粹集体精神而言，逻辑、理性和科学的宣称是极为重要的。在奥斯维辛，这种宣称以其极其古怪的形式而具有特别的意义。恩斯特·B 就讲述过，奥斯维辛的医生们就杀掉所有犹太人的必要性进行过“理性”讨论，认为它不同于以前那些难以实施的方案，为解决这个棘手问题提供了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正是这种理性思考的主张，使得当我提出奥斯维辛的心态与 1978 年琼斯镇大规模自杀性屠杀的心态的相似性这个问题时，恩斯特·B 医生会如此恼怒，坚称后者是某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和愚蠢，而他和他的奥斯维辛同事则是细心地思考逻辑和理论问题。人们会联想到希特勒的“冰冷的逻辑”，如同一个学者所说的那样运作，“从一些疯狂的前提到一些荒谬可怕的结论，希特勒有着冷酷的逻辑”，以这样一种方式，就“得出了热爱人类的他必须灭绝犹太人的结论”。这种致命的逻辑与个体妄想狂有重要的关系。在妄想狂中，即使是妄想或幻想的想法，也会被有逻辑地组织起来，于是就让妄想中的此人相信，常常还让其他人也相信。妄想狂事实上是一种逻辑病，由于所有限定条件都被去除，逻辑就走火入魔了。某些意识形态理论家虽然没有精神病，但已把他们宣扬的集体精神带到了妄想狂的边缘，或者已经是妄想狂了。所以，就可以视他们为一种“妄想狂人格”，如同希特勒本人一样，尽管有时很难诊断出任何形式的精神疾病。

关于妄想狂，有一些新的理论，它们强调一种潜在的灭绝恐惧，或者是担心自己被灭绝，或者是担心人类被灭绝（世界末日想象）。这种想象有时被称为“弑魂”，一个著名的早期妄想狂病人用过这个说法，它的观念结构和症状，包括有时的幻觉和错觉，可以理解为一种要去重新获得生活力量的努力，一种想要新生的努力。夸张的逻辑就是这种要把自我拢在一起之努力的一部分。这种模式的一种集体版本，在我前面谈到的一战后的德国作为一个整体上看得很明显，它出现了一种感觉在军事上和精神上要被灭绝，成为了“弑魂”对象的感觉。那些蛊惑人心的领袖（尤其是希特勒，但也包括其他人）就能够以各种方式触碰这种被灭之痛和“弑魂”，将其归因于一种特别邪恶的外部力量——犹太人。

死亡营的逻辑极端性就是想要把这个奥斯维辛群落拢在一起，这个群落本身就是视犹太人为威胁和邪恶之德国—纳粹集体精神的终极显示，这整个过程类似于妄想狂使用逻辑极端性来把自身拢到一起。不过，这二者之间也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个人的妄想狂逻辑一般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形成，通常源于很容易感知为“弑魂”的极度的早期创伤，也有遗传上易受妄想状态影响的因素。集体对所感知的“弑魂”的体验和回应，可以把它那些有着不同心理背景的持致命逻辑的成年人吸收进来，纳粹医生中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我们就要抵挡住使用“妄想狂”这个临床术语的诱惑，即使从它里面吸收了部分模式。纳粹逻辑宣称的是以我所说的“神圣科学”作为整体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种意识形态对原来的社会创伤和以复兴名义而来的论点和做法做了整体化。

有些医生还搜集人皮，用来制造极其精美的灯罩，有人还对有纹身的人皮特别钟爱。

于是，这种纳粹集体精神就包含了一种神圣的生物学，它的逻辑被医生们的奥斯维辛自我所采纳和积极传播。对逻辑和理性的宣称，是纳粹更大主张的一部分，后者直接是生物学实验室的结果。无疑，一些其他的运动，比如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也都宣称其科学正确性；但是，只有纳粹视自己就是生命科学和生命过程的产物和实践者，是生物学上被任命的指导者，指导着自己和这个世界的生物学命运。不管这有多么傲慢，不管这里面有多少伪科学和科学至上主义，他们将自己等同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科学。

不过，他们用一种启示录般、非常浪漫的方式来利用科学，瓦格纳“诸神的黄昏”的那种死亡萦绕与最绝对的实证主义合并到一起。不管由此而来的屠杀和治疗中有什么样的幻想荒谬，科学的逻辑总是近在眼前，至少在纳粹眼中是这样。这样一种结合，抽象而言显然易于管理，但运用到奥斯维辛这类地方时，就需要相当的脑力了。这样一种结合的努力对于奥斯维辛自我是一场重要的奋斗，这奋斗因宣称要从最遥远的浪漫氛围回到坚实的科学之地而成为可能。对理性和科学的高度强调，恰如它们本身的高度不靠谱。

实际的科学传统对这种集体精神的贡献，在恩斯特·海克尔这种典型的德国人物身上体现出来。这个令人敬畏的生物学家和达尔文主义的皈依者，将对“人民”的狂热鼓吹与浪漫性的国家主义、种族再生和反犹主义结合起来。他变成了丹尼尔·加斯曼所称的“德国政治生物学的主要提倡者”。那些非科学的幻想家将他们的海克尔与某种神秘的种族观结合起来，这无疑启发了希特勒和其他高级纳粹。海克尔本人也在神秘的种族观上渐行渐远，用一种说法来装饰自己的反犹主义，说基督的美德来自一个事实：他只是半个犹太族。

海克尔信奉一个人们广泛相信的 19 世纪主题：人类的每一个主要种族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单独的物种。海克尔相信人的不同种族具有不同的遗传特点，这不仅仅是肤色，而且更重要的是智力，外在的身体特点是先天智力和道德能力的一种标志。比如，他认为“羊毛状头发”的黑人就“没有能力具有一种真正的内在文化和较高的心智发展”。“一个歌德、一个康德、一个拉马克或一个达尔文与一个最低级的野蛮人之间的理性差异⋯⋯要远远超过后者与最为‘理性’的哺乳类动物、类人猿之间的理性差异。”谈到那些“低等种族”时，海克尔甚至说，由于它们在“心理上接近哺乳类动物（猿和犬）而不是文明的欧洲人，所以我们必须赋予它们的生命以完全不同的价值”。纳粹医生的奥斯维辛自我在它那种严酷、启示录般的致命理性背后，可以感觉到某种国家—科学的传统。

纳粹医生的纯种计划：制造纯种雅利安人。

麻木与现实感丧失

奥斯维辛自我依赖于感受的大幅度降低，依赖于一个人不再在心理上体验到自己在做什么。我已经将这种状态称为“心理麻木”，这是一个表示降低感觉能力或倾向的范畴。心理麻木涉及心理行为的中断——想象和形式的持续创造与再创造，这构成了人之心灵生活的象征或“形成过程”的特征，现在这个过程中断了。心理麻木的程度各不相同，从日常生活中锁闭过多的刺激，到在回应充满死亡环境上的极度表现，各种情况都有。不过，对受害者没有心理麻木而将其杀害，这大概是不可能的。

奥斯维辛自我也使用与心理麻木相关联的“现实感丧失”的机制，让自己从自身为其一部分的现实中脱身而出，不再将现实体验为“真实”。另外一种心理模式就是“否定”，或者是排斥一个人事实上感知到的东西及其意义。否定和现实感丧失交织在一起，都是整体心理麻木过程的一个方面。对于奥斯维辛自我来说，心理麻木的关键功能就是在参与屠杀时避免罪恶感，这样奥斯维辛自我就可以参与到医学杀人之中，而医学杀人可说是麻木暴力的终极形式。

无疑，一个纳粹医生来到奥斯维辛时就已经带着他的心理麻木了。在此之前，他卷入纳粹医学——包括它对犹太人的清除和使用恐怖，他参与强迫绝育，他对直接医学杀人（“安乐死”）的知晓或参与，他即使不知道奥斯维辛这种死亡营情况，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知道集中营和它的人体试验，他在参与或知晓所有这些时，大量感觉就已经钝化。心理麻木不仅由这种知晓和罪过培育出来，而且由受人钦佩的“日耳曼冷酷的新精神”之原则而培育。而且，早期纳粹的那些成就也推进了这种坚硬冷酷，所以常常是成功培育着麻木。

为了配合德国空军，纳粹希望调查极限海拔下的大气压条件对人体的影响。

过渡到集体麻木

从有感知过渡到无感知，在奥斯维辛，这种过渡快而剧烈。它以对心理上感知的集中营主要活动——屠杀犹太人——的一种内置遮蔽而开始。大量的犹太人来到奥斯维辛就被杀掉，甚至没有被允许进入集中营，胳膊上还没有刺上囚号而获得囚犯身份——在奥斯维辛，有了这种身份就意味着能活着，不管这种存活是多么不确定。对于这些受害者的心理麻木能够建立，是因为对奥斯维辛而言，这些人从来就不存在。那些大规模筛选让大量的不存在者和这些筛选本身在人的心理上与其他活动分离开来，这归入了一个“不算数”的心理区域。也就是说，既被非现实化了，也被否定了。在这个意义上，恩斯特·B 医生宣称筛选对于纳粹医生而言在心理上并不那么重要，比不上他们经常会遇到的饥饿问题，这个说法是有几分道理的。

然而，纳粹医生们知道筛选就意味着屠杀，他们必须在心理上唤起一个麻木的奥斯维辛自我，才能去执行这种任务。尽管纳粹医生在执行筛选上的原有想法或意愿上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倾向于克服“障碍”或“踌躇”。有了第一次或者也许还需要第二次的执行筛选之后，一个人事实上就下决心保持麻木了，这意味着在奥斯维辛自我的限定感知中生活。

为了这种过渡，大量饮酒就非常重要。开始时，饮酒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人可以对可怕的奥斯维辛现实进行“尝试”。处在这种不同的状态中，内心冲突和反对就不必被视为严重的排拒了，不再危险了。一个人就可以探讨自己的怀疑但不让它们变成真的，他可以让怀疑和自己奥斯维辛新生活的其他方面非现实化。与此同时，对于男人之间的纽带模式而言，酒也起着关键作用。通过饮酒，新医生就进入这个奥斯维辛群体了。男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而齐心协力，甚至是为了纳粹医生中间感知的那种集体生存而齐心协力。饮酒增强了与“前辈”之间的交流，他们可以为新来者的寻求进入奥斯维辛屠杀天地提供一个奥斯维辛自我的榜样。由饮酒来强化的集体感觉和集体麻木的持续，又进一步塑造了正在形成的奥斯维辛自我。

奥斯维辛自我的这种麻木，得到了“责任扩散”的很大帮助。有医学卫生兵更靠近实际屠杀，单个医生的奥斯维辛自我就很容易感觉“杀人的不是我”。他也会将自己所做的事感知为接受军事命令（“命令我去执行坡道筛选”）、被指定的角色（“要求我去把强壮的囚徒挑出来干活，把虚弱的囚犯挑出来‘特殊处理’”）和人们想要的态度（“人们希望我遵守纪律、坚强、克服‘踌躇’”）的一种结合。而且，由于“元首决定着这个国家任何敌人的生与死”，所以责任就在他一个人（或他的直接代表）身上。就参与直接医学屠杀（“安乐死”）而言，那个奥斯维辛自我感觉自己不过是一个“团队”的成员而已，责任集体的，而且是上级领导的，这个团队的单个成员没有什么责任。如果一个人感觉到了某种残存的责任感，他还可以用一种数字上的计较来重新麻木自己：“我们给了他们 10 或 15 个人，救下了 5 个或 6 个。”

1942年，经纳粹党卫军头目希姆莱的授权， 纳粹党卫军妇科医生Carl Clauberg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进行医学实验，实验的目的是发明一种可以快速、大规模的完成妇女绝育的手术。

没有杀字的屠杀

奥斯维辛自我使用的语言，以及纳粹整体使用的语言，对于心理麻木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位研究大屠杀的著名学者说自己查看了“数以万计”的纳粹档案，一次也没有看到过“杀”这个字眼，许多年后他终于发现有这个字的使用——在一份与狗有关的法令上。

关于对犹太人做了什么，这有不同的用语，这些用语通过把杀人说成不是杀人而维持奥斯维辛自我的麻木。尤其是对于医生而言，这些用语显示的是一种负责的军事—医学行为：“坡道值勤”或者有时甚至是“坡道医学值勤”或“［囚犯们］向医生报到”。关于对犹太人整体做了什么，用语当然有“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有“可能的解决方案”、“疏散”、“转移”和“重新安置”。即使他们用了“气体处理行动队”这样的说法，但表面的功能却是消毒。“筛选”一词可以暗示把健康者与病人区分开来，甚至可以与达尔文派的科学用语“自然选择”有某种联系，当然与屠杀无关了。

纳粹医生并不老老实实在地相信这些委婉语。即使是一个发展得很充分的奥斯维辛自我，也知道犹太人并不是被重新安置而是被杀掉，知道“最后解决”意味着把他们全杀光。然而，这种语言使用却仍然给纳粹医生们一种屠杀不再是屠杀的表述方式，于是他们就不需要将屠杀作为屠杀来体验、甚至不需要这样来感知了。随着他们越来越生活在这种语言之中，他们彼此之间也使用这种表述，纳粹医生就变得在想象上束缚于一种现实感丧失、否定和无感的心理领域。

随着一个人逐渐习惯于奥斯维辛，这个奥斯维辛自我也就让自己的要求内在化了。群体总是对适应给予着支持，这里的生活变得“如同天气般自然”，只是比天气更可预测，半是自然、半是包封起来的现实。马格达·V 医生告诉我：“事实上，从来没有过很多的德国人。”她不仅是在说控制集中营需要的德国人很少，而且暗示了一种自动化的自然力之感。奥斯维辛自我使得纳粹医生去执行筛选，而他的那些助手负责所有细节，囚犯则对集中营发生的所有事情进行记录。一切都自然进行着，运输囚犯的火车来了，焚尸炉冒着烟；冬去春来了，春逝夏来了，如果这个奥斯维辛自我没有确切感受到“上帝在他的天堂”，那它至少也感受到了一种安全，即成为更大而无情的人类流动的一部分所带来的安全。

就医生们也得做一些实际的暴行而言，这个奥斯维辛自我会迅速转向一种顺从、“超越战争”的立场。比如，恩斯特·B 医生就认为奥斯维辛与其他的毁灭之事没有什么不同，除了“它的规模⋯⋯而规模显然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是奥托·F 医生谈到纳粹时代的时候坚持认为的那样，“既要看到坏的，也要看到好的⋯⋯去评价⋯⋯真正发生的事情”。这个奥斯维辛自我可能会把自己在如此之多死亡中的幸存当做美德的证明，视为“有一件绝对洁白的背心”或纯洁良心的证明。对美德的这种宣称，以依赖一种“身份荣誉”之感而维持，也就是很好地遵守了自己那个群体的习俗。

最后一名纳粹军医阿里贝特·海姆，被称为“最后的纳粹死亡医生”。27岁时的他曾在毛特豪森集中营随意拿被关押者做死亡实验以寻找“便宜又迅速”的杀人方法。2008年春，已是耄耋之年的以色列纳粹专职追缉者和德国检察官联合决定，他们携手再发起一次全球缉拿海姆的行动，德国、奥地利、法国和以色列四国的相关人员将组队共同追查，并为海姆开出了31万欧元的赏金。

作为屠杀者的医生：职业身份

有一点虽然讽刺但在心理上并不令人吃惊，这就是纳粹医生们在执行他们的屠杀功能时，仍然想尽量维持自己作为医生的感觉。如同恩斯特·B医生告诉我的那样，因为“［对于纳粹医生们来说］在奥斯维辛的医学行为就是筛选人送往毒气室”，所以他们就更想维持医生的感觉。医生奥斯维辛自我的功能所要求的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对医学身份的强调。

奥斯维辛逐渐形成了一种做法：不是要按规定的那样去称呼党卫队医生的军衔，而是要称他们为“大夫”，赫尔曼·朗本由此感觉到了这种身份的重要性，因为这创造了一种较为温和、较随意的基调。这个称呼也证实着一个人对自己作为医生而非仅仅是党卫队军官的感觉，这无疑也有助于朗本为囚犯说话，主要是在医疗区的事务上。我们知道，在纳粹医生来到奥斯维辛之前，他们的医学身份就已经被纳粹的集体精神所渗透。他们也是一种伟大的医学传统的传人，这种传统一直关注医学伦理，包括长期以来德国医生中对人体效果不明的药物的限用，以及经常在医生自己身上先试用这类药物。他们也是颇为激烈的医学政治性论战的传人，德国医学甚至于鼓励对一种医学—科学家观念的讽刺，这种人只关注疾病本身而遗忘了自己的病人，他的地位——尤其他如果是一位教授的话，就可以使他宣称自己具有不犯错误的智慧。尽管医生们与德国医学这种立场的关系各不相同，他们之中当然也有许多献身的治疗者，但远在纳粹出现之前，他们也有着那种“医学元首”的榜样。德国医学伟大职业传统的遗产在衰败，它在这个行业中的地位已经很不稳定，这就使得纳粹医生们尤其渴望一种职业前景，如同个人和国家的复兴一样。

纳粹医生正在进行人体实验。

纳粹用殷勤、恫吓、奉承、威胁，尤其是“整合”等办法，迫使医生们与他们残酷无情的“一体化”政策吻合起来。与此同时，他们又把医生的身份扩张为“军事化的医学元首”之身份。曾担任帝国首席医生利奥纳多·康迪之副手的库尔特·布洛梅在一本自传性的书籍中捕捉住了这种医学身份的精髓。在这本《挣扎之中的医生》中，他兴致勃勃地以生死之战将医学力量与军事力量相提并论。医学的军事化是在大学开始的，这如同奥托·F 医生告诉我们的那样，“绝大多数学生都变成了士兵”，许多教授也是如此，对于医学院学生来说，进行带着武器的军事训练是一种骄傲。许多高层的纳粹医学领导人在“自由军团”里战斗过，没有突出的军事背景，一个医生在纳粹德国不可能获得显赫的医学声望。

对于这种新身份，可能会有相当的困惑。即使是受过充分教育的纳粹医生在坚持自己的医学身份时，也不能避免这种困惑。一个前纳粹医生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定罪（因参与人体试验）而长期服刑，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想要恢复自己的医学荣誉。在我们的交谈中，他一再请求我对此事正式干预，甚至在法律上代表他说话，尽管我从一开始就清楚地告诉他我完全不可能这样做。

由于犹太人变成了受害者，犹太医生就被剥夺了他们作为治疗者的身份。远在奥斯维辛出现之前，德国就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一个犹太医生不是医生，他是堕胎者和投毒者。”然而，德国医生也变成了他们指控犹太医生的这种情况：不是堕胎者，而是婴儿和儿童的屠杀者，毫无疑问的“投毒者”，同时也是他们自己方式的病人“治疗者”或“处理者”。更大的奥斯维辛反讽在于：仅有的真正治疗者只有囚犯医生，当然他们主要是犹太人。

靠着替代性地生活和医学化地说话，通过他们驱使和支配的囚犯医生，纳粹医生就能够在心理上利用这种反讽。奥斯维辛自我能够披上它自己的医学身份（并用医学嗜好和“科学”试验来巩固），从而能够更好地进行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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