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2016/11/27卡斯特罗与 西方知识分子
程映虹
西方知识分子对古巴的兴趣，自革命刚胜利时就开始了。如果说在游击战的年代里，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的记者们是出于一种正义感和新闻意识的话，那么革命后涌向古巴的大学教授、社会评论家和哲学家们，则是对继苏联和中国之后的又一次国家规模的社会实验充满兴趣。
原标题为“卡斯特罗与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蜜月’”。
一
就在卡斯特罗加紧对外输出革命并把古巴变成一个大军营的一九六七和一九六八年，古巴对一些西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也日益增强。大量的西方和拉美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涌到古巴，想亲眼目睹“新人”呱呱坠地。而卡斯特罗那特别的殷勤和好客，也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西方知识分子对古巴的兴趣，自革命刚胜利时就开始了。如果说在游击战的年代里，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马埃特腊山区的记者们是出于一种正义感和新闻意识的话，那么革命后涌向古巴的大学教授、社会评论家和哲学家们则是对继苏联和中国之后的又一次国家规模的社会实验感兴趣。美国的一批左派教授在一九六〇年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为在国际上支持新古巴，组织了“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成员包括著名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和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以及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罗伯特·泰伯（Robert Taber），此人现在辞去了职务，在哈瓦那帮助办《革命》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怀特·米尔斯（C.right Mills），可以说是这个委员会中最出名的。他一九六〇年去古巴，卡斯特罗亲自去旅馆看他，特意提到在打游击的时候，他所写的《权力精英》（Power Elite）一书是很多游击队员的枕边读物。米尔斯没想到自己的书竟然如此受古巴革命者的重视。卡斯特罗邀他一起旅行了三天半，据说每天有十八个小时在一起。这个美国左派教授回去后兴奋得不能自持，当年就出了一本书，题目叫《听着，美国佬》（Listen，Yankee），说他在古巴呼吸到了新鲜空气，遇到了新类型的革命家，大声疾呼美国人不要敌对古巴，否则这个人类的新婴儿会由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投向苏联的怀抱，像苏联一样变成令人厌恶的官僚社会主义。
萨特携伏波娃造访革命后的古巴，与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一同出游。
革命初期访问古巴的，还有一个西方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六十年代新左派运动的思想导师让·保罗·萨特。一九六〇年初《革命》报的主编卡洛斯去法国，面请这位大人物，当然是想通过邀请扩大古巴革命在欧洲知识界的影响。萨特接受了邀请，他曾在一九四七年去过古巴，在那里见了海明威。古巴革命后，这个加勒比的小岛再一次吸引了这个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一场真正的革命的法国哲学家的注意。
萨特和波伏娃对古巴的访问从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三月二十一日，不但见到了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而且和他们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时光。古巴革命有足够的理由吸引萨特：沸腾的民众、“直接民主”（萨特是少数最先使用这个概念的人）、狂热的反美主义，而最使他感慨的是这个革命和它的领导人是那么年轻、充满朝气。一位萨特传的作者说，在萨特对古巴的着迷中，人们可以再一次看到这个哲学家身上一种周期性发作的症状：对青春、再生和复活的迷恋。
热情、精力和活力，就是他在古巴所发现的东西：“掌权的没有老人！……我遇见的都是可以做我的孩子的人。”这正是他在受到法国青年簇拥时的那种心情。
卡斯特罗也果真视萨特若父。他亲自驾车前往萨特和波伏娃下榻的旅馆将他们接出来，带他们参观访问了很多地方。卡斯特罗还带他们去了自己的老家，午饭前他来到湖边，掏出手枪朝湖中连发数响，一条大鱼应声肚皮朝上浮出了水面。萨特的行踪不但被报纸跟踪报导，卡斯特罗还把他们带到电视台，向全国人民介绍说这是自己的朋友。于是他们所到之处，都有人兴奋地高喊：“萨特！这是萨特！”
萨特对卡斯特罗所创造的“直接民主”和他所保证的“让人民要什么有什么”印象深刻，他曾经问卡斯特罗：“要是他们（指群众）问你要月亮怎么办？”半夜三更，卡斯特罗让萨特和波伏娃在现场观察自己的演说和下面群众的反应。萨特对古巴的不眠之夜印象深刻。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竟然能够改变和抑制人的生理需要！他说这是“白夜、民族之夜、卡斯特罗（萨特用的是“他”，指卡斯特罗）之夜”。
1957年，卡斯特罗带领反抗军在古巴山区时阅读一幕。
有一次，卡斯特罗和他谈到半夜，五十五岁的哲学家实在撑不住了：“我十分难为情地承认，我是第一个要去睡觉的人，当时是午夜一点左右，我只想睡觉，什么东西也听不进去了。”
卡斯特罗、劳尔和西里娅离开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留给了波伏娃，其他的人都挤在一个大房间里（当时卡斯特罗把萨特等人带到了外地）。萨特被纱窗上雷鸣般的蚊声搅得无法入睡，然而他注意到劳尔和西里娅在两点左右回来了，卡斯特罗在三点十五分也回来了。他们也许打了个瞌睡，也许根本就没睡。萨特并不认为这仅仅是打游击时昼伏夜出的习性在和平年代的延续，而是上纲上线道：“彻夜不眠是一种激情”，而卡斯特罗又是这些古巴人中最有这种激情的。
格瓦拉曾经和这个法国哲学家订了一个午夜的单独约见，在他的办公室，而卡斯特罗则是凌晨两点。在萨特看来，古巴革命者征服了睡眠，征服了休憩，也就是征服了自我。
萨特在访问中，应卡洛斯之邀为《革命》报写了文章，题为《意识形态与革命》，后来又出版了《萨特论古巴》一书。他的结论是古巴革命是直接民主，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虽然他指出这场年轻人的革命在很多方面是孩子气的、不成熟的，但他又强调这是不可避免的、理所当然的。回法国途中，萨特在纽约停留了八个钟头，古巴驻纽约的代表机构不失时机地安排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让萨特谈感想。回国后，他在《法兰西晚报》上发表了文章，说卡斯特罗就是“整个古巴岛，因为他没有为自己占有一寸土地。古巴人必须赢得胜利，不然我们就将失去一切，甚至希望。”
萨特对古巴和卡斯特罗的赞美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因为这是法国——甚至欧洲——第一个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对古巴革命所作的观察和判断，而且是在古巴革命刚刚胜利之后。萨特对古巴的访问和赞美，甚至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注意，他们在这位法国左派哲学家的档案里加进了有关内容，但却无知地说波伏娃是萨特的 “妻”。
二
古巴革命在拉美知识分子中也曾经引起过很高的热情，墨西哥作家丰塔斯（Carlos Fuentes），瓦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iosa），墨西哥诗人帕兹（Octavio Paz）和智利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等都曾支持过它。这些都是拉美“文学爆炸”中的头面人物。
然而到了七十年代，他们都先后和卡斯特罗分道扬镳，聂鲁达在某次访问古巴后对危地马拉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Angel Asturias）说过这样一句话：“真是不幸，我们用生命去保卫的是一个我们不能在里面生活的国家。”此时只有哥伦比亚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ia Marguez）仍然维持着和卡斯特罗的亲密关系。
2002年，卡斯特罗在哥伦比亚《变革》杂志上撰文，说希望来世能当一名像马尔克斯那样的作家。马尔克斯也在很多场合谈起他所认识的卡斯特罗，并为卡斯特罗撰写赞颂文章为他站台。
马尔克斯和古巴的关系可以追述到一九五九年初，古巴革命刚胜利的时候，那时他赶往哈瓦那采访和观察。从此，他和卡斯特罗在几十年中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卡斯特罗叫他“加博”（Gabo），在哈瓦那第五大街上给了他一幢带泳池的房子，供他来古巴时小住，里面有四个佣人、一个花匠，还有一条只有供外国人住的旅馆里才有的国际电话线。古巴人都知道这是“加博的屋子”。卡斯特罗还供应他一辆奔驰 280 汽车。
当马尔克斯在哈瓦那小住的时候，卡斯特罗经常造访，有时他在回自己在哈瓦那十一号大街的住宅时，顺便拐个弯就到了马尔克斯家，手上会提一瓶酒。卡斯特罗和马尔克斯之间没有客套，卡斯特罗有时把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当作知心朋友，向他倾吐自己的苦闷，发泄对不利处境的愤怒。有次，他对马尔克斯说：“我就像个车轱辘上的齿轮一样终日转个不停，身不由己。要是时光倒转的话，我真不想干政治了！”这也算是权力的孤独吧。
拉丁美洲头号文豪和古巴领导人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友谊，引起了广泛的评论或者指责。马尔克斯过去的文友帕兹、略萨和丰塔斯在和卡斯特罗决裂后，都批评马尔克斯继续和这个“独裁者”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略萨甚至说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 Cortesano（编辑注：西班牙语，一般是指朝臣,就是朝廷上的服役者,如太监、宫人等），但马尔克斯很少特意为自己作辩护。他只是我行我素。他在古巴办了一所“拉美电影学校”，把自己接受采访的报酬（据说有时西方报刊愿意出价一万美元得到他的专访）作为对这所学校的资助。他在古巴和外界之间承担了某种沟通的作用，有时在卡斯特罗面前为一些古巴的政治犯和知识分子说情。
他曾经不无道理地说：“我维持和卡斯特罗的关系对于拉美来说，远比和他决裂重要得多。”不管别人如何指责，也不管古巴和卡斯特罗在国际知识界的名声变得每况愈下，他都说他绝不抛弃老朋友。
卡斯特罗不但对这些大人物礼数周到，对一些不那么有名但也有社会影响的人，他也并不怠慢。例如美国摄影记者李·洛克伍德对古巴的访问就是如此。洛克伍德一九五九年初在古巴，目睹了革命初期万众欢腾的节日气象。后来，他得到了一份卡斯特罗手写的邀请书，这份手令足以使任何美国人在墨西哥获得去古巴的签证，而且没有时限。“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卡斯特罗说。
一九六七年洛克伍德去古巴，在卡斯特罗的伴随下花了七天的时间周游全岛，卡斯特罗不但亲自开吉普，而且驾驶汽艇。洛克伍德在马埃特腊山区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卡斯特罗是怎样为这些外国客人制造效果的：
清晨，洛克伍德被当地干部带到一处山头，这里是过去的战场，干部甚至指给他看当初菲德尔站的位置。一队武装民兵在晨光中学习《基本教育课程》，这些人过去都是文盲。当他被介绍给这些民兵后，一个汉子上来质问他“为何美国政府要敌视古巴”，被那个干部喝住。下午时，一架飞机在低空飞过，洒下无数鲜花，每个人都飞奔过去，欢呼着接花，然后又是一架飞机来洒下古巴国旗，这是特意给在场儿童的，群众欢呼着“菲——德尔！菲——德尔！”就在万众欢腾的时候，一架直升机降落了，这是劳尔。然后，才是卡斯特罗自己的直升机缓缓降落。群众的欢呼雀跃达到了高潮。卡斯特罗来到群众中间时，人们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告诉他们说，现在一切都是人民的。有一个老兵说他的养老金还没落实，卡斯特罗吃惊地记了下来，答应马上解决。
洛克伍德后来和卡斯特罗作了数次长谈，回国后出版了《卡斯特罗的古巴，古巴的菲德尔》，此书图文并茂，由大量第一手材料组成，其中还有卡斯特罗对自己世界观的形成期的介绍，被认为是六十年代有关古巴革命的重要材料。洛克伍德虽然不像有些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完全为卡斯特罗着迷，他的观察还是很谨慎的，但他的结论是卡斯特罗给了古巴一个没有腐败的政府，实行了社会改革，提高了民族地位，因而受到了人民的支持，美国应该正视这个现实。
总的来说，他的这本书是有利于卡斯特罗在西方的声誉的。
三
卡斯特罗不满足于个别接待西方和拉美知识分子，他发起了一系列国际大会，广邀四方佳宾，以扩大古巴和他个人的国际影响。
一九六七年八月，古巴召开了“拉美团结组织大会”，与会的只有古巴一个政府代表团，其他的都是游击队、地下组织和激进学生，还有美国黑人代表。当时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正转向武装斗争，底特律等城市的黑人和警察展开了大规模的枪战。很多黑人把古巴看作他们的天然盟友，黑豹党（美国黑人的一个主张武装斗争的激进政党）的一些领导人先后来到古巴参加各种集会，特别是这次大会。
1959年卡斯特罗访美，警察痴迷，美女献吻。
黑豹党的活动家尤利乌斯·莱斯特（Julius Lester）在大会发言中说，他这辈子自由过两次，一次是在越南访问，一次是来到古巴。对格瓦拉的“创造更多个越南”的呼吁，他们的回答是在美国国内创造五十个。卡斯特罗在大会上说，黑人兄弟必须懂得：古巴无论何时都是他们的家。
但他却没有就在美国国内创造五十个越南的问题作更多的发挥，也没有像对拉美那样坚持古巴有从精神到物质上支持美国国内革命力量的义务。
卡斯特罗有不怕美国的名声，也以输出革命作为使命，但他却一直谨慎地避免对美国国内的激进分子提供军火和训练，即使当最受压迫的黑人拿起武器时他也没有提供这种支持。不但如此，每当古巴在海外的力量有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时，他所表现出的谨慎可以说超过了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人。这说明，他是非常有现实感和分寸感的。他的反美主义总是以支持某个外国的革命运动或暴力组织为目的，以美国支持的某个政权为对象，从来都避免自己直接向美国挑战。有次，谈到美国及其拉美盟友对古巴可能的入侵时，他说古巴会立刻将巴西的师团踢下海去，但对美国佬，他重复了那个“战斗一百年，牺牲一百年”的誓言。
这次大会名为“拉美团结”，却邀请了很多西方知识分子作为佳宾，卡斯特罗不放过任何有可能扩大古巴在世界上影响的机会。罗素是他竭力想要请来的，但未能如愿。然而罗素却发来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贺电，罗素的贺电和他的照片同北朝鲜的金日成和越南的胡志明（这是六十年代古巴的两个最受尊敬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和贺电并排登在《格拉玛》报上。也只有他们三人有这样的殊荣。奇怪的是，当时有很多被卡斯特罗称作同志和兄弟的第三世界的领袖或者革命领袖也发来了贺电，但这些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直接斗争的战士的待遇却不如一个英国哲学家，这充分说明对于任何有影响的西方人，卡斯特罗都是非常当回事的。
罗素在电报中说：“我希望（拉美）解放运动找到一条共同斗争的道路，使得在玻利维亚的斗争（罗素这里指的就是格瓦拉），举例来说，和巴西的解放联系起来。这个大陆所受的压迫是超越国界的。美国统治阶级所挑起的战争，正在受到整个大陆的反抗。”
为了最充分地利用这次大会，卡斯特罗让参加会议的西方知识分子提前来古巴，参加七月二十六日的革命纪念活动（拉美团结组织大会拟于八月初举行）。当时美、法、德和加拿大等国的音乐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在古巴举行了对美国的“抗议歌会”，法国还在古巴举行了一个法国文化展览会，尽管其中有很多不革命的成分，但卡斯特罗还是批准了。他太需要欧洲知识分子的支持了。数月以前，古巴宣布那年的“七·二六”纪念活动将在圣地亚哥，即“七·二六”袭击的发生地举行。参加大会的各国代表和西方知识分子都被运到那里，法国人最多。卡斯特罗那次“七·二六”讲话的大字标题是：“一代更革命的青年正在形成”、“最体现革命的，目前就是劳动”、“除了革命，没有解决饥饿问题的方法”、“要么武装斗争，要么放弃解放的希望”、“到一九七五年，古巴不可能再被叫做不发达国家了”等等。演讲持续到午夜。
午夜过后，卡斯特罗还有新的节目。凌晨两点在野外，他会见了西方知识分子，陪同的有负责文化和对外联络工作的卡洛斯。在一片景仰的目光下，他和这些作家和艺术家进行了轻松的交谈。
法国作家莫尼克（Monigue Lange）正在主持法国在哈瓦那的那个展览会，她敬佩地对卡斯特罗说：“在古巴，没有办不到的事。”卡斯特罗回答道：“但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米契尔·莱利斯（Michel Leiris）是一个有些知名度的法国诗人，他说这次在古巴的所见所闻给自己上了一课，问卡斯特罗回去后怎样才能更好地支持古巴的斗争，卡斯特罗答道：你们做得已经很多了，办一个书展，开一个展览会都是贡献。
这时，有人提到法国知识分子应该联合起来声援被囚的德布雷，这个诗人说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有义务声援他。大概他们把德布雷当作又一个德雷福斯了。有人说古巴的革命进展很快，卡斯特罗表示同意，他对这些知识分子介绍了古巴的未来，特别提到了他的良种牛繁殖计划。卡斯特罗还对他们介绍了即将举行的国际文化大会，希望他们都能参加。
当卡斯特罗在黎明的晨曦中离开后，一个报导中未提姓名的法国作家让一个拉美歌手猜谜：“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的总理会在半夜三更和作家艺术家亲密交谈，你知道他是谁吗？”
不要以为卡斯特罗已经尽兴了，更精彩的节目还在后面。凌晨四点，所有与会代表被组织起来，坐上大客车和卡车，从圣地亚哥前往一个叫Gran Tierra的山区小镇。这是一个革命后新建起来的社区，有寄宿制学校和护士学校和其他社区公共设施，卡斯特罗来此是为了给新学校剪彩。
早晨六点，卡斯特罗出现在疲惫不堪的客人和早已组织好的当地居民面前，开始了又一次讲话。他说：
昨天我们在城里庆祝了一整天，当时大会的组织者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把代表们带到这里来，因为交通不便，道路太差。有一个人要为这个匆忙的决定负责。这个人就是我。我坚持要你们到这里来，因为外国人到古巴来总是看哈瓦那，但哈瓦那是不发达国家的超发达地区。我们从圣地亚哥到这里，要经过几个小时的旅行，我想路上一定又热又颠跛，灰尘漫天，难道不是吗？而且你们必须在三点起身（实际上人们根本就没时间休息），翻山越岭，路上还要和当地的人民见面，所以一定没有休息好。但我有一个小小的特权：我在这里打过仗，知道一条近路，所以我多睡了一点点，然后和你们差不多同时到这里。但我也很疲劳，所以我的讲话尽可能短一些。
他的这次讲话确实很短，报上登了三大张，估计不到四个小时。
卡斯特罗的这种安排看似随心所欲，实际上有他的考虑。哈瓦那是旧古巴，再好也不是他的功劳，因此不是“他的”古巴。“他的”古巴不在已经建设得有模有样的城里，而在乡下，在山上，在交通最不便的地方。他要外国人经过一番艰苦旅行后疲惫之极时眼前一亮，柳暗花明，惊叹他竟然在这么崎岖的地方，领导人民建立了新城镇，过上了新生活。因此，看似一场儿戏般的捉弄，实则有良苦的用心。
四
一九六八年初，卡斯特罗又作了一次更大的东道主，发起召开了国际文化大会（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ngress），邀请了七十多个国家的五百多名知识分子代表。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对他冷眼相看时，他用这种方式来显示其存在和重要性。这是古巴人民的又一件大事，他们不但要进一步节衣缩食以保证这些虽然向往革命但生活上有时马虎不得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一个月前就由“保卫革命委员会”布置了二十个问题学习和讨论，它们在报纸上登了两大版。知识分子如何和革命进一步结合，或者说外国知识分子如何和古巴革命进一步结合是所有问题的中心。最后一个有趣的问题是“革命就是艺术”。
卡斯特罗和罗素发来了贺电，他们的电文和奥地利著名无机化学家恩斯特·费彻（Ernst Fischer，一九七一年得到诺贝尔奖）的电报并列登在古巴报纸上。罗素在电报中说，在帝国主义加紧向世界人民进攻时，这次大会显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它应该在古巴举行，因为古巴在发展世界社会主义、民族独立、反帝斗争和成为文化和科学的先锋以及文化的自由表达方面站在世界的前面。萨特的贺电是直接给卡斯特罗的，他原来接受了邀请，但在电报中说病了，医生不准他出行（但有人认为这是这个哲学家的托辞，真正的原因是他担心与会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会就他的亲以色列态度向他发难），然后他用冗长得让人找不到尽头的句子铺陈了一番大会的意义，两次“恳求”总理先生向大会转达他和亚非拉兄弟的团结一致。
有这样热烈的贺词，这些大人物不来，卡斯特罗也觉得足够了。
亲密战友：胜利进军哈瓦那之前，卡斯特罗与战友切·格瓦拉在一起。
一月十四日大会开幕，总统多铁戈斯致开幕词。他说未来的人将是全面和完整的人，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他将不再是文化活动的旁观者，而是文化的主人。卡斯特罗在二十一日的闭幕式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又一次赞美了这些知识分子所崇拜的切·格瓦拉，说再也找不到比他更纯粹的革命家了。当时玻利维亚建议用德布雷交换古巴政治犯，卡斯特罗提出相反建议：用格瓦拉的遗体交换一百名古巴反革命，他说可以由美国人随意点名，要谁给谁。要是美国人不愿意的话，这就表示他们对死的格瓦拉比对活的更怕。他的反美主义在这次讲话中有了新发展，他说：“如果人类历史上有一个真正的人类公敌，那个敌人，那个真正的敌人，那个真正的全人类的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然后，他转向了苏联和它的拉美小伙计。他说很多共产党都躲在反帝战线的后面，变成了假马克思主义的教会。现在不是这些共产党，而是知识分子接过了切·格瓦拉的旗帜。
卡斯特罗不愧是看人说话的天才，他的这番话引起了与会知识分子的长时间欢呼。
然而，这次会议虽然热闹，却像三大洲会议和拉美团结组织会议一样没有具体的结果。
知识分子们议论了一番，发表了几个激昂而空洞的宣言，然后各自打道回府。他们唯一具体的承诺，是不接受任何来自美国的邀请、资助、研究金、工作机会和合作项目，认为它们都是美国这个人类撒旦文化奴役政策的工具。但究竟有多少人离开会场后真的受这个承诺的约束，还是个未知数。
五
一九六八年上半年的“世界文化大会”，标志着国际知识分子对古巴的热情或者说是痴情达到了高潮。然而在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这种感情纽带在种种政治和经济因素面前，有时显得十分脆弱。这一年，同时也是这种热情骤然降温的时候。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
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国爆发了以学生反政府运动为主体的“五月风暴”，这次运动势头很猛，引发了自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和体制危机，西方左翼知识界为此而欢呼。
如果这场运动发生在美国，卡斯特罗早就发表长篇讲话和声明了，何况这多少会使得他回想起自己的学生革命家时代。然而，卡斯特罗这次的态度却十分保守，迟迟没有正式表态。古巴报纸对此事的关切，也不如对奄奄一息的拉美游击战的报导。其中的奥秘在于，二战后主宰法国政坛的戴高乐奉行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一些被美国视为眼中钉的国家保持着友好关系，包括中国和古巴。它不但是古巴当时主要的西方贸易伙伴，而且还有相当的文化交流。古巴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联系，虽然并没有受到大张旗鼓的宣传，但卡斯特罗完全清楚它对古巴的意义。他并不想让内外交困的戴高乐在此时对古巴记仇。
直到七月份，法国的事态到了担当世界革命重任的卡斯特罗再也无法低调处理的时候，他才让古巴学生联合会在“七·二六”纪念日发表声明，声援法国学生，卡斯特罗随后表示支持这份声明。他的这种态度，大大出乎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意料。
另一件事发生于古巴的近邻墨西哥。七月二十六日，在全球性的学生造反的气氛下，墨西哥学生游行，纪念古巴革命，游行被警察驱散，死了十个人。第二天所有的大学罢课，包括高中。在学生酝酿更大的游行示威时，墨西哥政府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假意同意学生在一个叫作“三文化广场”的地方集会。十月二日集会举行时，政府派来大量军警和坦克进行镇压，官方宣布死了三十人，实际当然不止此数。
1968,在墨西哥奥运会开始之前,对墨西哥现状不满的抗议者在墨西哥城遭到当局的疯狂镇压。
奇怪的是，平时拉美邻国有个风吹草动就集会游行的古巴却对这件大事反应平淡。卡斯特罗一直没有公开谴责墨西哥政府，而墨西哥也一直不像其他拉美国家那样，三天两头被卡斯特罗自己或是古巴报刊随意挑出来品头论足。这里的原因也是十分现实的：墨西哥是拉美唯一一个和古巴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在一九六八年墨西哥政府镇压学生时，古巴的低调反应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当年十月墨西哥要举办奥运会。屠杀事件发生后，国际上掀起了一个抵制在墨西哥举办的这届奥运会的浪潮，萨特和罗素发起了一个签名运动，很多几个月前参加“国际文化大会”的知识分子都为此奔走呼号。
但参加奥运会在当时是古巴几乎是除了联合国大会以外唯一的在国际上亮相的机会，而且卡斯特罗对有些项目很有信心。体育是卡斯特罗自己的爱好，革命后在他的直接关心下，古巴的棒球、篮排球、拳击和田径等项目发展很快。一九六六年在波多黎各举行了中美和加勒比地区运动会，古巴获得的金牌数是最多的，卡斯特罗亲自去机场迎接归来的运动员，他说：“我们把体育的胜利看成是社会制度的胜利”，报纸的标题是：“古巴革命赢得了又一场反帝斗争的胜利，又一场吉隆滩的胜利”。运动员们成了民族英雄，在全国巡回演说。被这次胜利所鼓舞，卡斯特罗曾提出下届运动会要包揽全部金牌，这话又成了报纸的大号标题。有这样的背景，卡斯特罗当然不肯轻易放弃让世界对革命的古巴刮目相看的机会。他的这种表现无疑使得萨特和罗素为代表的那些知识分子深为失望，心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