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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2西方刮来的 中国风
瓦尔特·本雅明
作为第三代移民的好莱坞亚裔女星，她既是西方人又是东方人，外在身份的不确定性，让她的职业和生活都受到美国国家身份及与中国关系变革的影响；而对于她自己而言，不得不面对东西方矛盾的双重撕扯，同时也不得不受到东西方身份的双重诱惑
编者按：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单读在一周前推送的《黄柳霜的寻根之旅》？在那篇文章的导语部分中，我们提到了她在群星闪耀的影史黄金时代，留下了上世纪华裔中国人与欧美公共知识分子谈笑风生的东方魅影；除了安迪·沃霍尔专门设计一件艺术品来表达对她的敬意之外，还特意谈到了瓦尔特·本雅明在采访时被她的言行举止所倾倒。
然而，在这些光鲜亮丽的光环背后，作为首位在好莱坞成为国际巨星的她，背负着无休无止的政治、种族和性别的争议，她既是白人世界的歧视对象，也是黄种人眼里有辱国格的傀儡；既是亚裔族群的先锋人物，也是华裔女星的东方模版。在东西方的无间道上，这个名字又承载了太多东西方冲突与融合的内在呈现：作为第三代移民的好莱坞亚裔女星，她既是西方人又是东方人，外在身份的不确定性，让她的职业和生活都受到美国国家身份及与中国关系变革的影响；而对于她自己而言，不得不面对东西方矛盾的双重撕扯，同时也不得不受到东西方身份的双重诱惑。
在东方，从唐人街的东方家庭成长，到 1936 年首次踏上故土，她的荧幕角色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身着“夸张而神秘的中国服饰、裸露的肌体、扭动的身躯，伴随着性的挑逗和暗杀的诡异气氛”。在她出演《巴格达窃贼》后，上海《电影杂志》不仅认为她让“让中国观众失望”，更批评她“自甘堕落”；《电影画报》则直接讽刺她不过是“毫不自重”的“受人摆弄的傀儡”；甚至，还遭到国民政府的公开指责，认为她是有辱国格。在 1936 年首次回到中国时，等待她的除了部分名流对她的接待之外，更多的是民众的抗议，甚至回到家乡时也遭遇了乡亲们的深深敌意。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她是个“侮辱中国的小丑”。
一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开始，她才从妓女、舞女和弃女的形象中逃离出来，转而出演医生、将军女儿、教师和游击队队长等完全颠覆的正面角色。在四十年代，她还参演爱国影片的方式支持中国抗日事业，并通过专栏写作、慰问盟军士兵，积极参加红十字会、美国劳军联合会和美国援华联合会的募款活动等方式，为抗战出力。然而，负面形象如同烙印一样镌刻在她的身上，即是如此也未能扭转她在国人心中的形象。1943 年，宋美龄访美宣传抗日，在好莱坞专门为她举行的名流派对和演讲活动中，英格丽·褒曼、芭芭拉·斯坦威克和奥黛丽·赫本等都被邀请出席，但宋美龄等民国政府官员特别将她从邀席名单上剔除。
在西方，黄柳霜最初以契合西方人的东方想象来完成自己的角色表演，异域风情招致了异域眼光的密集围观。随着演技不断受到西方观众的认可和赞誉，终于可以在屏幕上获得重要角色，从而成为欧美时尚杂志专辑的常客。然而，尽管成为好莱坞的大明星，东方遗留的身份问题依旧成为西方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择偶对象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都会遭受西方媒体的刁钻评价，甚至与女性朋友的亲密无间也会被认为是同性恋。作为一个具备无限可能性的阐释符号，导致黄柳霜不断地在趋于反面与趋于正面的社会评价之间穿梭。幸运的是，相对于东方人对她的顽固敌意，西方人因为二战时中国作为盟国的抗战，以及黄柳霜在西方荧幕的角色改善，让她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正面，而不再被顽固地描述成“坎普”文化的猎奇品味。
她的穿着也不再被猎异的眼光所紧盯着了，转而被评论为“通过发型、衣着、肢体动作和语言来表达中华传统”，并被同时代的人视作“世界上最善于穿着的女性”。尤其是她对旗袍的热衷，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华裔女星，让旗袍成为世界欢迎的服装“先文本”。由于她在服装时尚方面对世界的贡献，1973年亚洲时装设计师协会年度大奖以她的名字命名，以纪念她的时尚对时代的影响。
让我们回到 1928 年。由于黄柳霜厌倦了好莱坞的反面角色演艺，她前往欧洲重新寻找角色。出乎意料的是，在美国时她会被舞女和荡女的形象而成为东方主义想象幽灵之下的符号阐释，在欧洲尤其在英德两国，黄柳霜的荧幕形象却因演技方面而真正得到认可和赞赏，更不会如美国娱乐杂志那般紧盯着她的私人生活，比如即使成了明星后依旧摆脱不了东方家庭里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也正是这一次闯荡欧洲的经历，让她结识了伍尔夫和本雅明。本雅明更是特意跑到酒店采访黄柳霜，在德国杂志《文学评论》上撰文阐释她那与众不同的华裔美国人的世界主义。
如今读来，本雅明的那篇文章并不出彩，但自刊发后便成为不断引用的经典文本，至今依旧是西方学人不断援引阐释的原典篇章。或许因为本雅明自身是犹太裔德籍哲学家，而黄柳霜是华裔美籍明星，本雅明特意书写了黄柳霜的人生饱受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双重困扰，不仅来自东西方之间，还来自于家庭的内部。他还被黄柳霜的东方气质所吸引，为黄柳霜的演艺遭遇美国式粗暴的导演方式打抱不平。甚至，本雅明认为，同样是来自东方的日本演员早川雪洲，能够被西方媒体认为开创了演艺学派，而黄柳霜在西方的遭遇让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位中国女演员在美国经历如此漫长的等待之后才被允许拍摄电影？
本雅明这篇文章，至今在国内没有译文，尽管太多的人善于自称“本雅明迷”。由于该文对东方想象的话语建构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以及至今在西方不断被援引，单读特将之翻译出来，共同分享。
本雅明对话黄柳霜：西方刮来的中国风
作者：瓦尔特·本雅明
翻译：徐安安
黄柳霜，一个带着异域风采的名字。这个名字就像杯中起先干硬细小的茶叶，在水中舒展成满月般暗香袭人的一朵花。我的问题就像是杯中的温水，试图打开那名字中包裹着的命运和故事。
我们和其他几位宾客一起，在舒适的柏林酒店的一张矮桌子旁开始了这次面谈。
就像在《玉娇梨》①中所说：“人们无用的闲聊反倒会阻碍真正的沟通。”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聊得太多，不过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时间慢慢地互相观察。在场的人包括这座房子阅人无数的女主人柳霜，她慷慨地将临行前的几个小时赠予了我们（她说：“一个人遇见了另一个人，对方有求于他，如果相投，两人便能成朋友”）；一位小说作家，他问柳霜是不是会在镜子前练习自己的角色；一位画家和一位美国记者，两人分别在柳霜的左侧和右侧为她画像；还有就是同在欧洲陪伴柳霜的姐姐。
这两姐妹没有他人陪伴，径自从美国来到了欧洲。当她俩从汉堡火车站下车的时候，别无他法，只能四处留意周围有没有人提到“柏林”一词，然后跟着别人走。当时的她们窘困至此。而今这样的窘境不复存在，反而是过度的关注成为她们的苦恼。
正如大家所知，黄柳霜在艾希贝格执导的新戏中扮演主角。不过关于这部新戏，我们所知的并不多。柳霜评价自己的角色时说道：“这个角色是完美的。和我演过的其他角色相比，她是真真正正属于我的角色。”这个角色是编剧福尔穆勒为她量身打造的。因柳霜极喜欢演悲凉的场景，所以可以猜测这部戏中一定充满伤痛和厄运。柳霜的哭戏是圈中很有名气的。人们蜂拥到新巴贝尔贝格②去看她的哭戏。而我猜测，她纯真活泼的性格并不是伪装，她对悲剧的喜爱越由衷，越热烈，在日常生活中就越平和，越积极。这点她的姐姐可以作证。这个乖巧、健美又迷人的姑娘会用认真友好的目光看着你，让人完全看不出她是一位电影明星。
“我不想总演一些摩登女郎的角色。我最爱演母亲。十五岁的时候我就演过一次母亲。有何不可呢？有很多母亲都很年轻啊。”
我告诉自己，我越引导她谈论别的话题，她就反而越是会谈起我们想从她那里得知的事情。
就像在《葛茨》③中当人们想开始一段谈话时，总会先抛出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德国贵族在博洛尼亚学习吗？” 而在我们的谈话中，类似的引起话头的问题是：“中国人喜欢这部电影吗？中国有导演吗？在中国有人拍电影吗？”
当然有。中国人当然喜欢她。不管怎么样，世界上有能够抵挡电影魅力的国家吗？
不过根据最近在巴黎展映的被称作“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复活的玫瑰》④给人的印象来看，中国在电影方面确实起步得太晚了。在这部电影中，美国式粗暴的导演方式破坏了电影本身非常微妙细腻的题材，而这个题材本应是该电影的神秘之处。只有缺乏专业素质的电影人才敢这样试图用几句单薄的话去承托这独特的题材。
直到今天，日本演员早川雪洲在欧洲仍未被遗忘。无论是他演技中的克制还是爆发，不管是他那突然闪现的微笑还是猝不及防的惊恐，都仍然让人印象深刻。他的表演几乎开创了一个学派。因此也就更加让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位中国女演员在美国经历如此漫长的等待之后才被允许拍摄电影。
黄柳霜完全不能想象自己没有了电影会怎样。当我问道：“如果不能选择电影的话，您会选择哪种方式表达自己？”她唯一的回答是“快敲敲木头”⑤，在场的人都饶有兴致地敲起那张矮桌子来。在问答的过程中柳霜就像是在荡秋千：她一会儿上升，展现出真实的自己，一会儿下降，又将自己隐藏起来。而我仿佛时不时就要她背后推她一把。面对某些问题时，她只是一笑。
而她的着装也很适合这种花园的游戏：她穿着深蓝色的套装，浅蓝色的衬衣，搭配一条黄色领带，让人看了简直想为这身装扮吟诵一首中文绝句。她总是这样的装扮，因为她其实并不在中国，而是在洛杉矶的中国城出生。但是如果角色需要，她也乐意穿上中国传统的旗袍。这样这更能激发她的想象力。她最喜欢的一条裙子是用她父亲的结婚礼服裁剪出来的。直到今天她在家时还会穿这条裙子。
于是我们的话题又从“博洛尼亚”转回了好莱坞。当第一次有人让她去拍电影时，她觉得这个主意很奇怪，不以为意。当然，那时她得到的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龙套角色。但是我们仍然完全可以想象，当电影首映时她激动地在大屏幕上寻找自己名字却始终找不到的时候该有多失望。
她在表演上下了苦功，那是因为电影一直是她最大的兴趣。至今她还记得她第一次进电影院的情形。当时学校因为传染病流行而停课。她用零花钱买了一张票。看完之后一回到家，她就迫不及待地在镜子前模仿表演着刚刚在电影中看到的一切。就像《玉娇梨》中送鸿迎燕那章里讲的：
“从来人世美前程，不是寻常旦夕成。”⑥
很长一段时间里，柳霜都在镜前偷偷练习。终于有一次，这个秘密的爱好被她母亲发现了。她因此受到了一顿苛责。不过，现在的她早就不再需要镜子了。不管是玻璃镜还是哈哈镜，都不能为她反射大众对她的评价。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评价，对她来说其实都并没有太大意义。用她自己的话说：“因为人往往只能从对手的口中听到残忍的真相。我也想在对手的口中听真话。”
我问她：“您有偶像吗？”“没有。我有欣赏的女演员，比如说波琳·弗雷德里克。但是唯一一次我从别人身上学一个动作，是从一个好莱坞公认的最愚笨、最没有天分的女演员身上学的。”
谈话进行到此时，我们早就移到了另一个房间。柳霜很快就又恢复了她的卧姿。她在这里似乎很放松自在。她散开了她的长发，梳成了个“水中游龙”的发型。她将头发往额头方向梳，恰好在额头中心处用一缕发梳出一个低低的尖，让她的脸显出一个最标准的心形。所有真心的东西仿佛都能在她的这双眼中反射出来。我知道，我一定会在一部电影里再次见到她，一部和我们这次对话过程相仿的电影。借用《玉娇梨》中的一句话：
“掩虽掩得神，看亦看得毒。”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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