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崩溃

“一战”为世界挖掘的墓坑够大也够深，足以埋下议会民主的尸骨。暴力带来的痛苦和绝望具有特殊的政治效果，其中之一就是数种政治力量共同努力要消灭一切代议民主。它们几乎达到了它们的目的。

一开始，观察家们以为“一战”的结束预示着代议制民主辉煌的黎明，战争是民主的助产士，当然坚定地站在民主一边。头戴圆顶礼帽，身穿双排扣大礼服的政客突然变得过时了。俄国、奥斯曼土耳其、奥匈帝国和德国霍亨索伦王朝这些专制帝国一时间土崩瓦解，那些大公、皇帝、苏丹、巴夏们（Pashas）仓皇逃窜，四处寻找存身之所。1918 年 12 月，德国的士兵和工人委员会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与会者以压倒多数表决赞成以议会制为新宪法的基石。在美国的支持下，1919 年的《巴黎和约》似乎要开启议会民主的新篇章，一夜之间成立了 10 个新的共和国，每一个手里都高举着一部民主新宪法。芬兰、希腊、波兰、立陶宛和爱尔兰自由邦几个国家的宪章以豪迈的词语宣称：国家主权基于“民族”，其他几个国家的宪法虽然在文字上选择了“人民”作为权力的最终源泉，但他们的“人民”和“民族”完全是同一个含义。奥地利新宪法的第1款说：“奥地利是民主共和国。主权属于人民。”隔壁的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则用叠床架屋的语言强调自己实行代议民主的决心，说主权属于“自我组织的人民的民族自觉。”

不到 10 年，生活就证明这都是些堂吉诃德式的豪情，这些字眼与当地不稳定的现状完全搭不上关系。欧洲的大部分议会看上去都是一些没有民主派的民主制度。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肯定不能用欧洲遭受了精神变态的独裁者触发的集体癫狂来解释，尽管当时很多人真的是这样想的。肯定有其他解释。宪法谵妄——政治家、律师、外交官和政府官员天真地相信，好宪法可以克服恶劣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显然是导致代议民主死亡的诸多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假定只要议会设计巧妙，就能够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力量，让狮子们乖乖地和羊羔们卧在一起。如大约同时在拉丁美洲所发生的情况一样，企业撤资、经济崩溃和大规模的失业也是造成民主瘫痪的原因。毫无规管的市场非常不利于民主制度：整个地区的公民社会都受到市场崩溃的冲击。人们对战后改善生活抱有迫不及待的期望，又受到民族主义、党争、反犹主义的狂热煽动，加上各种半军事化暴力的蔓延，欧洲社会丧失了原有的文明，进入一种野蛮状态。那些看到了代议民主理论和实践中的软肋的人，从社会的动荡中抓住了自己的机会，法国的雅各宾派、阿根廷的罗萨斯将军、俄国的民粹派都曾经利用过这个机会：代议民主落入满口“人民”的花言巧语的政客之手。噩运临头的第一个信号，是希特勒带领他的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在大选中险胜之后，他提醒当时的总理布吕宁说：“这是民主的基本主题，‘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然后，他根据这一原则采取行动，摧毁了代议民主，他不仅得到了德国沉默的大多数的帮助，还得到了欧洲各地的同道人和绥靖分子的支持。

地缘政治在倒霉的民主党人头上又施加几重压力。最可怕的压力来自民族主义和它的敌友观，欧洲列强为争夺帝国的光荣打得不可开交，民族主义给生死之战火上浇油。从 1918—1939 年，欧洲土地上几乎所有的领土国家都是“纯”民族主权的国家，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伍德罗·威尔逊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权自我管治，当民族国家同时又是代议民主国家的时候，欧洲就会找到和平。而当欧洲各个帝国垮台之时，作为国际监管机构的国际联盟还是一个刚刚出壳的小雏，美国人为欧洲病开出的药方演变成某些狡诈、醉心权力的民族主义者手中的玩物。西方试图干涉俄国内战，但未能阻止布尔什维克的上台，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张力也达到了发作的临界点。

1918 年至 1919 年，罢工、兵变和起义的浪潮席卷欧洲，不仅在芬兰引爆内战，在德国触发大规模的巷战，而且在统治阶级内部传播了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为了对付布尔什维克，他们开始和魔鬼做交易。1919 年初爆发了匈牙利事件，以米哈依·卡罗利伯爵为首的议会共和国政府被推翻，同情布尔什维克的贝洛·库恩领导的政府上台。但新政府只存在了几个月。在英国、美国和其他协约国的旁观之下，罗马尼亚的军队入侵匈牙利，迫使匈牙利的苏维埃政府逃亡。入侵让海军上将霍尔蒂把持了政权，他是一位坚决反共的独裁者，得到大地主阶级的支持，他在国内实行恐怖统治，但他的政府得到所有联盟国的外交承认。代议民主找到了一位新朋友：虚伪。

民主的疾患有不少病因。不少知识分子参与了为民主掘墓的工程。欧洲弥漫着一派宿命情绪，所有的迹象都预示议会民主要被一种新制度所取代，只是这个备选的新制度还没有自己严格的定义。从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开始，许多作家、思想家、记者都乐于谈论“民主的危机”，说法五花八门。奥地利现代派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是未完成的优秀小说《没有个性的人》的作者，他表示，代议民主之星已经陨落。写作量巨大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告诉牛津暑期学校的学生说，即将到来的集体主义的时代需要“开明的纳粹”，他们得具有与欧洲大陆法西斯分子的勇气相匹配的意愿。罗马尼亚年轻的知识分子萧沆干脆赞扬极权主义者对“民主理性主义”的攻击是高瞻远瞩。

在这股大潮流中也有《泰晤士报》的记者推波助澜，他们评论说：“最近西班牙政府尝试搞一个议会制的共和民主，不过没有成功”，仿佛英国西敏寺制议会政府的优越让英国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有了充分的理由，他们接着说：“情况很可能是，适合大不列颠的议会政体不适合任何其他国家。”

老欧洲仇恨代议民主的传统终于又时兴起来了，许多知识分子朝着民主的软肋狠狠痛击，他们［赞同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莱希克的观点］，坚称大自然让一切生物生而不平等，由此公理出发，民主是一种极其“不自然”的东西。有些人引用伯克的老话，说民主是让蠢人来败坏政府的秘诀，“民主主义者”［“democratists”是一个古怪的字眼，大致相当于法文里的“民主党人”（démocrates）］都是些厚颜无耻的野心家，“在民主制度下，一旦国家出现严重的分歧，公民中的多数人就能够用最残忍的手段压迫少数人，而这些国家还总是逃脱不了出现内部分歧的命运”。自由派声称，民主的本质是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统一，是用国家权力压制公民社会的自由（这原是黑格尔的一句抱怨，托克维尔拿来用了一下）；在当时认为自由高于平等、对暴民充满恐惧的自由知识分子看来，“自由民主”本身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修辞。和今天不同，今天的政客、记者和学者嘴上挂着这个字眼，仿佛它一向就是人见人爱的硬通货。还有些知识分子响应费希特式对民主的批判，认为民主势将滑向无法无天，他们相信人民主权违反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用费希特的话来说，民主就是“违宪”。

对民主的批评还说，整个民主受到代议制度的污染，代议民主是一套假货，它将权力的真正主人“人民”贱卖了；有人则从完全对立的立场上批评民主说，因为民主不承认代议，代议民主在小国运作不畅，在大国则完全无法运作。同时，有些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谴责代议民主是有产阶级的玩意儿，用来掩盖阶级剥削的实质。无政府主义者，如乔治·索雷尔说，民主是奴性制造的幻象，而克鲁泡特金警告大家，民主是政党、民选政客和政府把持的新式独裁。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精心构造了对民主的一套攻击，他有条有理地诠释说，欧洲是官僚制大趋势的发源地，而社会的官僚组织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因为大规模组织的复杂性只有技术娴熟的专家和官员才能理解、处理和运作。为了实现技术的效率和组织的效率，在选举政治、政府管理和进行战争各个领域，层级化的指令系统已经“不可或缺”，就像大型工业企业中不能没有企业家进行层级化管理一样。韦伯相信，在这种权力不断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必然趋势中，欧洲国家的政府需要谙熟业务、忠诚、冷静的政治领袖。选举、政党和议会作为训练新领袖的场地，当然有它们的用处。但根据韦伯的理论，将代议民主作为国家基石这种18世纪的政治观念完全过时了。他对一位过去的学生说：“‘人民意志’‘人民的真正意愿’之类的概念，对我早已不复存在。它们都是虚幻。所有想要消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的思想都是‘乌托邦’。”

在 1918—1939 年进行的权力争夺战中，知识分子仇视或厌弃民主的语言游戏突然变得尖刻起来。在这个时期，一批披紫色皇袍子的极权政府——君主制国家竭力扭转普选权和议会民主的时代潮流。“一战”并没有如许多人所预期（或希望）的那样清理掉所有的君主。大战开始时，欧洲大陆有 19 个君主制国家、3 个共和制国家，大战结束时，算上新独立的国家，欧洲大陆有 16 个共和国，但仍然有 14 个君主制国家。1923 年，在新独立的阿尔巴尼亚，艾哈迈德·佐格推翻了由民选产生的主教范·诺力领导的政府，数年之后，佐格自立为国王（称佐格一世），实行没有民选议会的专制统治。在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在 1929 年策动军事政变，修改宪法（亚历山大的兄长王太子在盛怒下将自己的仆役踢死，被指不能胜任王位，王冠落到亚历山大头上）。新宪法将行政权交给国王，国王有权直接任命上院的半数议员，议会两院均有权单独通过立法，只要最后能得到国王的批准。亚历山大推出的选举制度大大减少了选民的人数，在农村选区恢复了记名投票，并公然威胁政府雇员必须投票支持执政党。

“一战”带来的大动荡，事实上葬送了原来意义上的君主统治，在争取代议民主的斗争中，民众同时提出了对社会平等的强烈渴望。但正是因此，另外一种反民主潮流更让代议民主的支持者感到忧心——打着“人民”旗号的军事独裁。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1934年时观察到：“直到战后时代到来之前，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中，人民自我管治意义上的民主制一直在大步挺进，民主似乎已被视为一种政治演化的天然目标。甚至那些不喜欢民主的人也认为这是历史的潮流。”霍布森对比过去与现状，他说：“现在，不仅有数个国家用专制取代了民主，民主在其他所有地方都失去了信誉。这是否只是一个暂时的挫折，因为战后悬而未决的和平产生的紧急状态，要求统治者具有决断权威，当局势恢复常态后他们将放下这些权力？”

许多身处欧洲的政治家和观察家认为，军事独裁不是一个暂时现象。葡萄牙军人独裁者安东尼奥·萨拉查 1934 年时表示：“我坚信，在 20 年内，如果不发生倒行逆施的政治革命，欧洲不会再见到任何立法议会了。”认为一国领袖独揽大权是欧洲的宿命，他真是这样想的，而且他绝不是唯一一个有此信念的人。事实上，当时有许多迹象正好与此相反，“一战”后，主要出于同盟国的压力，欧洲许多地方开始进入议会民主时代。在 1919—1921 年，很多国家废除了对选民资格的大部分限制，绝大多数国家的妇女都有了投票权，欧洲第一次接近实现了全民普选权。

但随着受统治的社会底层要求得到政治权力的压力越来越大，政府既有的层级权力结构，在多党政治的撕扯之下，经常产生从一个政治集团倒向另一个政治集团的大折腾。所有的政府都仿佛命悬一线，走马灯一样，前一个未唱罢，后一个就要登场。1918 年之后的欧洲各国政府都是短命鬼，几乎没有一个能够维持 12 个月。有些国家的议会完全精神崩溃，愤怒的党争，加上议会与行政当局没完没了的冲突，让人们经常能看到议员们互相辱骂，或者板凳椅子满天飞，议员开会活像是动物举办狂欢节。公民社会愈加虚弱，被族群和民族矛盾所割裂，最终成为社会和政治冲突的牺牲品。议会民主的内乱，让很多人感到需要强有力的领袖。欧洲开始进入紧急状态法和戒严令的时代。

以波兰为例，自由选举不仅未能产生稳定的政府，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困扰下，选举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混乱。1922 年波兰议会选举，选民将 29％ 的选票投给右翼，30％ 投给中间派，22％ 投给左翼，其余投给少数民族的代表。大选结束不久，共和国总统加布里埃·纳鲁托维奇遇刺身亡。一时间全国上下都在谈论要用“非常手段”维持国家安全。波兰爱国者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进入政治权力的真空。他在 1926 年发动军事政变，之后他立即修改选举法，用军队和政府行政干预选举结果，结果在 1930 年大选中得到了46.8％的选票。这是波兰人民的波兰——但是要减去主要反对党的领袖，减去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流，这些人统统遭到逮捕和审判。1935 年的波兰新宪法将专制统治合法化。

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在罗马尼亚，在实行不记名投票的公民普选的 18 年内，党争越来越严重，1938 年的军事政变终于结束了议会政府的生命。欧洲大陆尚还存在的代议民主制国家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无法脱身，这给有些“改革家”和“激进民族主义分子”以机会，通过推行国家经济计划的尝试来谋取政治资本。不少身居高位的政治家如保加利亚的达米安·维尔切夫将军、匈牙利的久洛·根伯什和波兰的亚当·考可将军都将自己的国家想象成逃脱了民主选举魔咒的“现代”政权。他们有意识地与有产阶级保持一定的距离，设法与下层和中下层民众结成联盟，组建起控制军队的一党政府，然后开始干涉经济，没收犹太企业家和贵族地主的财产，用来推行收入再分配政策。这些国家内还有更激进的右翼政党——如匈牙利的“箭十字党”和罗马尼亚的“铁卫团”。尽管这些极右政党从未能掌权，但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分裂社会，逼迫政府的政策进一步右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们做到了让代议民主在这几个国家彻底灭亡。

这一地区唯一的例外是捷克斯洛伐克，当时它是世界第七大经济实体，其议会民主制度活跃而稳定。但它被外来的反民主力量——极权主义所摧毁。极权政治最早出现在俄国和意大利，接着传向魏玛德国，德国内部无休无止的危机最终导致希特勒上台。俄国布尔什维克 576 的策略筑就了新统治的模式。1917 年 12 月，列宁说：“我们要告诉人民他们的利益高于民主制度的利益。”他很快就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俄国制宪会议甫一成立即遭解散，新闻自由被禁止。新宪法彻底告别了“死气沉沉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新建立的秘密警察“契卡”开始运转，同时又放出消灭资产阶级，通过新成立的苏维埃让工人掌握对工业产业的控制的各种豪言壮语。反对派指责布尔什维克违反了自己制定的宪法，对此，列宁在 1920 年回答说，消灭“资产阶级民主”需要“人民专政”，而人民专政“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

无论是苏维埃还是纳粹，究竟是何种新货色如此来势汹汹？简而言之，极权主义是对代议民主制的模仿。作为一个运动也好，作为一个政权也好，极权主义的组织、行动的方式方法和它所崇尚的精神都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汹涌的群众革命。1918 年的布尔什维克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和纳粹大谈特谈的“民族共同体”，都包含着极权意识，即“人民”不能够而且也不应该继续被忽视，他们的愿望和需要必须得到承认，并成为造就和改变世界历史的力量。这个目标可以通过自律、组织和毫不妥协的政治统治来实现。极权主义就是群众拥有，群众享受，由群众的领袖来统治的政权。

作为一种统治他人的方式，极权主义制造了一种混杂了各种意识形态的信仰系统，一个各种思想、各种符号和各种典故的大拼盘，统治者期望以此来对抗周围世界的影响力。将外部世界说成是一种威胁，极权意识形态有了自己的生命。它可以解答所有的问题。它的作用就像一个有坐标的网格，标示出上下前后，还有运动的方向，向左向右或者向前进。极权主义相信意识形态有强制的主导性，尽管它的内容时常会随着掌权人的心思变化，有时甚至是非常随意性的变化。但极权主义世界观中有些主题相对稳定，包括不断地重复人民群众不可阻挡地要占据历史的舞台，同时显然与这个说法相反：党才是人民的生命和灵魂，是他们的安全、繁荣和未来的保障。

极权政权不只是波兰或葡萄牙式的一党专制。即使党的领袖决定改变方向，甚至朝令夕改，党仍坚定地认为自己永远正确。对党的绝对忠诚要求成员保持高度警觉，甚至开发一套猜测风向的技巧。党的领导人要求秘密警察追查、惩罚和消灭所有的不同观点。墨索里尼骄傲地谈到束棒和束棒上象征执法权的斧头，他说：“必须遵守纪律。如果不遵守纪律，那必须强制执行。”

极权主义总是有偏执狂倾向，因此总是武装到牙齿，防卫森严。它的秘密警察，通常在国家的保护下，为了确保党的纪律和对党的忠诚，有权做任何事情。半夜逮捕、敲诈信、失踪、谋杀：所有这些都是家常便饭。此外，党和它手下的警察还负责提供无穷无尽的敌人的名单。20 世纪极权主义的悖论之一是，在极权国家内部的敌人被击败后，它却变得越来越狰狞。党需要一些“客观存在的”敌人：有血有肉的个人或集团，他们的身份是可以主观定义的，取决于他们在世界秩序中的客观位置。政权有很多对头，尽管这些人坚持自己清白无辜。敌人的分类有很大的弹性，数量和品种在不同的时间有很大的差别——他们包括告密特务、帝国主义的奸细、托派、犹太人、铁托主义分子、吉普赛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代理人——不过，对敌人的强行定义和制裁说明，极权政权必须持续不断地追杀敌人。法治被彻底抛弃。在监控和清洗之下，所有忠于党的人和团体必须没完没了地被研磨、过筛。

极权主义政权就是恐怖主义，最典型的莫过于作为权力实验室的机构——集中营。这里充分展示了极权政府的真正个性。集中营不是改造营或劳改营，这里是极权专政用受害者的身体和灵魂进行疯狂实验的地方，这里的受害者失去一切权利，甚至没有自杀解脱的权利。但政府一方则没有任何禁忌，它可以为所欲为。在这里，整个世界颠倒了，无法想象的事情成为现实，现实却变得难以想象。如果他们还有什么目标的话，这个目标永远是将囚犯碾为齑粉，让他们失去一切人的性状，以此向所有的朋友和敌人证明，这个政权是不可战胜的。

极权主义的这种心态，不论染有黑色、褐色还是红色，让它成为欧洲代议民主思想和实践的最凶恶的敌人。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政府以让普通大众登上历史舞台为名，许诺他们将一路向前，直达自由和团结的人间天堂，他们很快就颠覆了代议民主的结构和基础。极权主义破坏公民社会，不宽容差异，崇尚暴力，鼓励玩世不恭，行动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它认为市场经济和交换没有意义，因此予以排斥，因为有高于一切的党国决定一切，渺小的个人和小集团必须服从党国。人身保护和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不记名投票权，所有这些自由都被指为“资产阶级的”谎言，是旧时代耻辱的纪念，是只配被投进不可战胜的烈焰中的废料。极权主义极具进攻性，无论对国内还是国外的敌人，它都迫不及待地给予痛击。这就意味着战争，如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1940 年 6 月 4 日在下院所做的那段著名演讲，战争迫使它的敌人，“在海滩……在登陆点……在田野和街道……在山岭”做最后的抵抗。丘吉尔的语气听起来已经是孤注一掷，而他发表演讲的议会大厦不久就被毁于纳粹的轰炸。

世界大战、专制君主、军事独裁，特别是极权政府带来的威胁，让丘吉尔开始反思议会民主的价值。首相本人并不是天生的民主党人。事实上，他从政之初，以针对“未开化部落”的粗暴语言而出名，他抵制公民普选权，喜欢说当老鹰沉默的时候鹦鹉就开始叫唤，他后来还说过，反对民主的最好论据就是和普通选民聊上 5 分钟。他在与希特勒的直接冲突中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在下院的会议厅上，丘吉尔发誓说，如果他的对手——纳粹决定入侵地狱的话，他将与魔鬼结盟。

1945 年 5 月 8 日欧洲胜利日，他在伦敦告诉一群听众说：“我要说，在未来很多年内，不仅在这个岛国，而且是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那里人民心里还有自由的鸟儿在鸣唱，回望今天我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将会说‘不要绝望，不要屈服于暴力和暴君，一往无前，不惜牺牲——绝不被征服’。”

就上院未来的权力，丘吉尔在下院做过一篇有关民主的辩论发言，尽管这篇演说被无数人引用，但人们却经常没有厘清这些文字的背景。当时，丘吉尔是国王陛下正式反对党的领袖，他身体欠佳，未能参加就艾德礼政府限制上院权力的立法所进行的辩论。趁着丘吉尔缺席的机会，下院领袖、枢密院议长赫伯特·莫里森向下院声称，“即使在 1910 年，在那位令人尊敬的先生最自由派的日子里，他看着也不是个像样的民主党人”。次日下午，丘吉尔站到了发言席上，尽管看上去仍然苍白疲惫，他还是用一贯雄辩的口才，向社会民主党政府甩出一串攻击。他说：“作为一个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我讨厌那种受人怜悯或受人呵斥的感觉，不论这个人是希特勒还是艾德礼。在这个国家，我们正在越来越靠近专制，虽然我们的专制，换言之——我必须对下院非常坦白地说——既没有它的罪恶也没有它的效率。”

丘吉尔预言说，如果不加阻止，专制将建立福利国家。丘吉尔的话立刻引起一阵叫喊声，他的讲话被打断了，很久他才能继续发言。丘吉尔指责工党政府的反民主行为，他说：“所有这些主意不过就是要一小撮人把持国家机器，拥有让别人服从他们的政党利益和个人利益或信条的权利，这同侥幸逃生的西方民主的观念格格不入。”在一片质问声和“听听！听听！”的叫好声中，丘吉尔解释说，政府大谈特谈的所谓“民意授权”，实际上不过是“小党见识”。它错误地假定民主等同于多数决定原则，“用许诺得到一个任期的公权，然后就拉着人民为所欲为”。准确地说，现政府渴望一个单院议会制的政府，完全“不考虑人民的愿望，不给人民任何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

丘吉尔的论断背后是“人民”乃政治权力的最终源泉的理想图景。他说，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大众以“公共舆论”表达意见，议员在代议机构中代表民意，根据民意监督政府，并迫使他们审慎考量和放弃愚蠢的立法。民主制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是，还不止于此，他立刻加上了一句：它还是“现任政府和政府雇佣的官员，与其他很多人和其他很多有组织的团体，共同平衡权利和划分权威的制度”。因此，丘吉尔得出结论，他喊叫着说：“这个充满罪恶和灾难的世界已经尝试过很多种政治制度了，而且还将继续尝试下去。没有人非要说，民主制是完美的或全能的。”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确实有人说过，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如果不算所有那些已经被人们一再尝试过的制度的话；但是，在我们的国家，人们普遍感觉到，人民应该是统治者，永远是统治者，政府官员们的行动应该受通过法定途径所表达的民意的塑造、指引和制约，他们是人民的仆人，而不是他们的主人。”

丘吉尔的话立刻成为举世名言，在人们看来，他的话不仅是赞赏民主顽强不屈的精神，而且是颂扬民主理想和制度的重生——不过，这个新生的民主至今还没有一个合适它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