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 市井

夜生活

如果比较古代与近代生活的区别，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对黑夜的开发。寻常市民在夜晚不再待在家里睡觉，而是开始丰富的夜生活，这是近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唐代及之前，城市实行宵禁制度，只在元宵节弛禁三日，“谓之放夜”。直至宋代，宵禁之制才被突破，城市中彻夜灯火通明，笙歌不停。我们不妨说，中国社会的繁华夜生活是从北宋开始的。

在北宋汴梁，“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宋人笔记《铁围山丛谈》记录的一个细节，可印证汴梁夜市的繁荣：“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京师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光照天，每至四更鼓罢，故永绝蚊蚋。”彻夜燃烧的烛油，熏得整条街巷连蚊子都不见一只。

南宋的临安同样夜生活丰富，“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早市从凌晨五更（三四点钟）开始，持续到深夜，“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唯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赌博），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买早市者，复起开门。无论四时皆然”。

逛街购物的人们走累了，口渴了，可以找个地方坐下来，吃点美食，喝碗饮料，除了昼夜迎客的酒楼茶坊，夜市上还有各种饮食小摊，叫卖各色美食。“大街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又有沿街头盘叫卖姜豉、膘皮子、炙椒、酸儿、羊脂韭饼、糟羊蹄、糟蟹，又有担架子卖香辣罐肺、香辣素粉羹、腊肉、细粉科头、姜虾……”；“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  不绝。缘金吾（古时负责宵禁的官员）不禁，公私营干，夜食于此故也”；“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

《宋太祖蹴鞠图》。北宋苏汉臣所画，现存图为元代临摹品。

宋朝女性并非“躲在深闺无人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她们也是可以享受都市夜生活的，《东京梦华录》说，汴梁的潘楼东街巷，“街北山子茶铺，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

宋人的夜生活当然不仅仅是逛街、购物与吃喝，而且形成了一种独特而生动的夜市文化，瓦舍勾栏里昼以继夜的文娱表演自不必说，算卦摊子亦是夜市上的热闹所在，是宋朝夜市文化的一部分。《梦粱录》说：“大街更有夜市卖卦：蒋星堂、玉莲相、花字青、霄三命、玉壶五星、草窗五星、沈南天五星、简堂石鼓、野庵五星、泰来心、鉴三命。中瓦子浮铺有西山神女卖卦、灌肺岭曹德明易课。又有盘街卖卦人，如心鉴及甘罗次、北算子者。更有叫‘时运来时，买庄田，取老婆’卖卦者。有在新街融和坊卖卦，名‘桃花三月放’者。”这些卖卦的高人为了招徕顾客，都给自己的卦摊起了噱头十足的名号，什么“五星”“三命”“时运来时，买庄田，取老婆”之类，跟今日的广告词差不多。

宋代民间市井的夜生活是如此的丰富、喧哗、热闹，甚至让皇宫中人都生出羡慕来。话说一日深夜，宋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市井间的喧哗将豪华的皇宫也衬托得冷冷清清，这应该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吧，在未来的朝代也极少听说了。

如果一千年前就有卫星地图，人们将会发现，入夜之后，全世界许多地方都陷入一片漆黑中，只有宋朝境内的城市，还是灯火明亮。诗人刘子翚在北宋灭亡后写过一首《汴京纪事》诗，回忆了汴京夜生活的如梦繁华：“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昔日的繁华，今日的苍凉，让诗人感慨万端。

饭店

有人统计过，《东京梦华录》共提到一百多家店铺，其中酒楼和各种饮食店占了半数以上。《清明上河图》描绘了一百余栋楼宇房屋，其中可以明确认出是经营餐饮业的店铺有四五十栋，也差不多接近半数。南宋笔记《武林旧事》《都城纪胜》《梦粱录》也收录了一大堆临安的饮食店与美食名单。

“每日交五更”，东京的“酒店多点灯烛沽卖（宵夜），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药者，直至天明”。朱雀门外的州桥夜市，那些卖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猪脏之类的饮食店，每天都营业到很晚，“直至三更”才打烊。

宋代饭店层次多样，既有满足城市下层群体口腹之需的大排档，“专卖家常饭食，如撺肉羹、骨头羹、蹄子清羹、鱼辣羹、鸡羹、耍鱼辣羹、猪大骨清羹、杂合羹、南北羹，兼卖蝴蝶面、煎肉、大熬虾等蝴蝶面，及有煎肉、煎肝、冻鱼、冻鲞、冻肉、煎鸭子、煎鲚鱼、醋鲞等下饭。更有专卖血脏面、齑肉菜面、笋淘面、素骨头面、麸笋素羹饭。又有卖菜羹饭店，兼卖煎豆腐、煎鱼、煎鲞、烧菜、煎茄子，此等店肆乃下等人求食粗饱，往而市之矣”。底层人也能够从这里找到物美价廉的饮食。

北宋出现了世界最早的专业消防队——军巡铺，其编制与功能，都跟现在的消防部队差不多。军巡铺拥有当时各种最先进的灭火器械，如消防云梯、水囊、唧筒。军巡铺经过专业训练，“每遇火发扑救，须臾便灭”，“不劳百姓”。

更有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豪华饭店，“其门首，以枋木及花样沓结缚如山棚，上挂半边猪羊，一带近里门面窗牖，皆朱绿五彩装饰，谓之‘欢门’。每店各有厅院，东西廊庑，称呼坐次”。这些饭店以丰盛的菜肴吸引食客，“不许一味有缺”，任顾客挑选：“客坐，则一人执 箸纸，遍问坐客。都人侈纵，百端呼索，或热或冷，或温或整，或绝冷、精浇、膘浇之类，人人索唤不同……须臾，行菜者左手杈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驮叠约二十碗，散下尽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错”。意思是说，你一进饭店，马上就有人招呼座位、写菜，你想吃什么，随便点，很快菜便上齐了。

饭店的服务也很周到，将顾客当上帝看待：“凡下酒羹汤，任意索唤，虽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过卖铛头（饭店厨师）记忆数十百品，不劳再四，传喝如流，便即制造供应，不许小有违误。酒未至，则先设看菜数碟，及举杯则又换细菜，如此屡易，愈出愈奇。”

饭店伙计若是服务不周，被客人投诉，则会受到店老板叱责，或者被扣工资、炒鱿鱼，“一有差错，坐客白之主人，必加叱骂，或罚工价，甚者逐之”。

因为汴梁餐饮业发达，“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临安也一样，“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换言之，宋代都市的小白领、小商人，跟今日的城市白领一样，都不习惯在家做饭，而是下馆子或叫外卖。——没错，宋代饮食店已经开始提供“逐时施行索唤”“咄嗟可办”的快餐、叫餐服务了。《清明上河图》就画了一个不知正往谁家送外卖的饭店伙计。

住房

《清明上河图》画了许多民居，城外农村的民房很简朴，瓦房与茅屋相间；城郊则尽是瓦房；进入汴梁城，居民住宅就比较考究了，或庭院深深，或小楼耸立，多窗明几净。这也大体上反映了宋人居住条件的城乡差别，农民住得差些，市民住得好些。

总的来说，在城市，宋朝的砖瓦建筑比例应该是超过前代的。有一位叫做成寻的日本僧人，北宋熙宁年间来到中国旅游，他看到，从钱塘江到杭州的凑口，“津屋皆瓦葺，楼门相交”，“河左右家皆瓦葺无隙，并造庄严”。 杭州城内更是高楼林立了（三至五层高的多层建筑在宋代大都市已很常见了），《梦粱录》说：“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伙，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有钱人家对住宅非常讲究，明人笔记《菽园杂记》说：“江南自钱氏以来，及宋元盛时，习尚繁华，富贵之家，于楼前种树，接各色牡丹于其杪。花时登楼赏玩，近在栏槛间，名楼子牡丹。”

但大城市人烟浩瀚，人多地少，房屋自住率不高，许多市民都得租房居住。北宋初年，甚至连宰相也是租房住的，仁宗朝宰相韩琦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 朱熹也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南宋的临安居民，也多租房，“兼官私房屋及基地，多是赁居”。

宋代城市巨大的租房需求，制造出一个十分活跃的房屋租赁市场，在大城市有套房子出赁的人，基本上就衣食无忧了，司马光说：“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宋人认为：“僦屋出钱，号曰‘痴钱’，故僦赁取直者，京师人指为‘钱井经商’。” 意思是说出租房子来钱太容易了。连政府也进军房地产市场，在都城与各州设“楼店务”，负责官屋的出租，分割租赁市场这块大蛋糕。

那么宋代的房租高不高呢？这得看城市、地段、房子大小。《梦粱录》说临安的“屋地钱俱分大中小三等钱”，不过没有提供具体的数目。另据程民生先生的《宋代物价研究》，在北宋京师，一座住宅的租金大约每月数贯到数十贯。其他城市的房租则便宜得多，如濮州，地段好的房屋每间每日租金为一二百文，而“后街小巷闲慢房屋”，每日只需三五文钱。当时一名城市底层人的日收入，大概也有一百文左右。

宋政府对房屋租赁业有一条规定：“假每人户赁房，免五日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租）。”即法律要求从租赁关系确立之后的第六日开始算租金，前五日免租金，因为租房者需要几天时间用于搬家、清洁打扫之类。我觉得这是一条比较人性化的规定，照顾了租客的利益。

宋代也有“廉租房”。有人认为“楼店务”管理的官屋就是廉租房，其实不是，因为租金并不低。不过在南宋临安，政府经常减免租住官屋之人的房租，甚至一年到头也未收一文钱，比廉租房还廉租房。又如北宋仁宗年间，蔡襄知泉州，想在万安渡修建一座大桥，方便民众往来，蔡襄先在“桥岸造屋数百楹，为民居，以其僦直入公帑”，这几百间房子就有“廉租房”性质，低价租给当地的民众居住，其租金收入则用来修桥。

相亲

我们现在说起古人的婚姻，都会联想到“包办”二字，以为新人只能听从父母摆布，双方要到洞房才第一次见面。这个想象至少对宋人而言是不准确的。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不是父母包办的意思，而是指一项婚姻的缔结，以媒人为中介，由父母出面。新人对于自己的婚事，当然具有一定自主权，绝不是全然由父母说了算。

在宋代，经媒人说亲之后、新人成亲之前，有一个相亲的程序。“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双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如新人中意，则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若不如意，则磅彩缎两匹，谓之‘压惊’，则婚事不谐矣。既已插钗，则伐柯人（媒人）通好，议定礼，往女家报定。”这个相亲的过程，相当火辣，彼此相中了，则男方给女方插上金钗；也很有礼节，若相不中，则男方要送上彩缎两匹，表示歉意。

宋人也有自由恋爱。宋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就讲述了一个“女追男”的凄美故事：东京有一个十八岁少女，叫做周胜仙，一日正好在茶坊遇见了令她怦然心跳的心上人范二郎，两人“四目相视，俱各有情”。周胜仙自思量道：“若还我嫁得一似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当面错过，再来那里去讨？”于是主动向心上人透露：“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可谓胆大无忌。宋笔记《青琐高议》中则有一个“男追女”的故事：京城人周默，对邻居一老秀才的二十一岁妻子孙氏一见钟情，展开猛烈攻势，接连写了几封情书。孙氏对周默似也有情意，但既已婚嫁，便严词拒绝了周的追求。后来周默宦游，写信告诉孙氏：愿终身不娶，等她，直至她丈夫去世，便回来迎娶她过门。三年后，周默回乡，得知孙氏丈夫已离世，便托母亲遣媒求婚。两人终结成秦晋之好。孙氏是嫁过三次的妇人，但周默以及彼时社会，都没有对她有什么歧视。宋代社会之开放，可窥一斑。

宋画《浣月图》，图中绘有一个自动出水的“水龙头”。

另外，我们可能还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即以为古时夫妻之间要正襟危坐，人前不可有亲热之举，否则就不合礼教。其实在宋代，小夫妻之间表现出亲亲热热，是比较寻常的。《清明上河图》中有个图景：“孙羊正店”大门前，有一对小夫妻正在买花，小娇妻亲昵地将她的胳膊搭到丈夫的肩膀上，跟现代情侣没啥区别。另有一首宋代民间女子写的诗词为证：“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小夫妻出门看花灯，是手牵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