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种鸿沟 更容易跨越

突然想把很多东西换掉，沙发、电视、炒菜用的锅，或是增添一些别的东西，地毯、玩具、投影仪。日趋稳定的生活，突然开了天窗，就开始期待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掉下来。手边的书刚好应景，朋友从上海寄来的《安尼尔的鬼魂》，像标枪一样，投掷给我一些新的经验。作者翁达杰并不是我熟悉的作家，除了《英国病人》，我没有其他捷径接近他。同时，一种陌生感也蔓延在故事的开头，包括他对斯里兰卡的描述——雨水、鸡鸣、吐口水都能长出的植物，“破晓轰响如雷”。这个我没有见过的佛教国家，中国人一直很热衷去那里。背后当然首先是一种猎奇。

主人公安尼尔的目光也是陌生的，尽管这是她的还乡之旅，但她迟疑、躲闪甚至带着恐惧看待这里。既因为她过去在此地的记忆，也因为她此行的任务是揭开笼罩在这个国家头上的阴云。20世纪80年代中期，斯里兰卡爆发内乱，各方势力交战，明里暗里欠下血债无数。作为国际人权组织委托的法医学专家，安尼尔要和当地的一位考古学家塞拉斯一起工作，寻找可能的真相。基本上这就是故事的主体和全部的悬念，出于我们对于真相的一般认识，这个过程很难取得真正的进展。作家并没有在这一点上施展他的才华，贡献一个“扭转乾坤”的结局，尽管他详细地讲解了法医和考古学家的工作能力，他们可以通过土壤和骨骼的横截面来断定受害人的年龄甚至职业。

那么牵引这个故事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求索真相经常是徒劳的。直到我看到作家花费那么多的笔墨描述考古学家塞拉斯的弟弟伽米尼的来历，我才约摸找到了答案。在这个残酷的家国故事里面，伽米尼的出现，“清瘦如长矛”，像是插叙了一大段青春文学。他自童年时代开始便与家庭疏离，在漂泊和浪荡中寻求意义，历史退而成为他的成长背景。“当他第一次接到出诊任务的时候，在前往东北部医院的途中，他觉得自己终于走上了十九世纪的征程。此刻，内战正酣，他搭乘几乎和牛车一样缓慢的、气喘吁吁的公共汽车，走向几乎一模一样的景致。在他内心某个浪漫的角落，他暗自希望会有小号手在场。”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内在的豪情俘获了。即便在戏剧化的结构中，具体的个人对于具体的真相也是永不放弃的，他们日复一日地想要游过去，不会因为前人的尸体或者大海本身的愤怒而取消自己的前进，正是在无数的这样的途中，文学浮现出来。翁达杰的讲述找到了动力。

事实上这是我的后知后觉。从故事开头，安尼尔迷路似的出场，一切便是这样展开的。她总是拒绝回忆童年时游泳的记忆，在和男伴、朋友的亲密关系中保持着陌生，到达了故土却仍然受困于这里——不仅受困于斯里兰卡的内乱，而有更多向内的曲折，甚至她自己更改的名字，也是一场斗争。她原本以为换一个国家，“会有标示明确的道路指向绝大多数谜案的根源”，但情况并非如此，归国的经历确认了这一点，就像那类普遍的文学形象，她成了“一个永远被困囹圄的人”。

塞拉斯也是。他遭遇了两次失败的家庭经验，他与弟弟伽米尼的疏远关系，竟然阴差阳错地毁掉了自己的婚姻——作家暗示我们他的出现中止了弟弟和妻子之间可能更加本质的爱情。之后妻子死了，他投身考古事业，“在自己周围挖掘出鸿沟，将私人生活与外界隔绝开来。”这一点还可以追溯到他的老师那里，同样是一个过度寄情于工作的人，试图在岩层和不可及的过去中获得庇佑和不朽。

最后，是弟弟伽米尼作为医生为塞拉斯收尸，面对自己充满歉意和不满的哥哥，他像先知一样镇定，他“从来都以为自己才会是死于非命的那个”。在乱世中，他们各自藏身于急诊室和荒野中，只有片刻才能解脱出来。即便死亡也不能推翻童年就筑起的壁垒，这像是整个故事里的铁律。尽管原则上来说，他们都站在正义的那一面，但当邪恶的势力毁掉他们，道德立场的失落不过是整个悲剧当中的一部分而已。

这是这部小说最打动我的地方。个人和集体的困境是平行发生的，它们没有彼此掩盖或者抵消，没有人做了更好或更坏的选择，没有哪种鸿沟比另外一种更加容易跨越。也许这和翁达杰仍然采取古典的全知叙事视角有关系，就像他在里面引用了不知道出自哪国的一句笑话，“无所不知的人无所不愁”。他没有陷入立场（但深陷于文学性的情绪），也没有提供一种他者化的对一场惨无人道的权力斗争的空洞想象，用以加剧小说力度的能量来自于，在政府、叛军、恐怖分子混战的土地上，人们的工作、婚姻、性格本身就充满裂隙。要保护自己不受侵犯，是他们从小就懂的道理，但是需要抵御的对象，倾覆而来，从未消减。

孤岛的感受，那种失序的感觉，我总觉得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至少是其中之一。就像历史学家为人类的暴行归档，小说家也要为这种感受赋予意义。它绝不等同于个人主义，小说里的所有人物几乎都做出了对的事情，并且承担了道德风险，但不论生死，他们都没有被解救出来，恰是在个人与集体与历史交汇的地方，迸发出更大的悲剧性。“像汪洋将岛屿隔绝。”

如果要进一步借题发挥，这种无力感，似乎又可以作为隐喻，用来祭奠所有发生在第三世界的被掩埋的罪行。

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结尾那段工匠为佛像画上眼睛的描写（工匠本人的故事也是一段心碎的插曲），这和斯里兰卡这个国家本身的宗教性呼应起来，那庄严的无常，看上去确是一条真实的解脱之路。佛只看见，连触碰都难。

因此，小说中的异域风情、陌生的感觉在安慰我的同时也排除了我。我们身上的恐惧感，不会因为喜新厌旧或者物理上的位移而得到解决。安稳的东西不会逝去，或者说，对于动荡本身的适应，是安稳的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