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真理的 妓女

要讨论 18 世纪晚期社会对幻觉与伪装的看法，戈雅的蚀刻版 画《奇想集》想必是最佳突破口。这组版画无疑是这个时期艺术家对技巧与表象发出的最深刻的智性批判。其中第七幅标题为《他即使这样也无法看清她》（He cannot make her out even this way）［图 56］，戈雅以此画总结了这套组画中涉及的诸多理性主题。戈雅直截了当地提出视觉欺骗的问题。画中，大街上一个时髦男青年，正试图接近一个衣着入时的年轻女子，拿一面袖珍镜子凑到她脸旁。男青年在观看时贴得太近，使他丝毫没有察觉一个稍微离远便能发现的事实——这名女子是个妓女，她遵循行规，走路时脚跟朝外撇，暗示想要进行肉体交易。

图56 《他即使这样也无法看清她》，铜版画

一个男人用镜片审视其感官欲望的对象，这一主题在这一时期欧洲讽刺艺术中屡见不鲜。彼得罗·隆吉（Pietro Longhi）的《地理课》（Geography Lesson，约 1752 年）［图 57］延续了戈雅的传统。画中一名家庭教师正在教一位年轻女子看地球仪，这可以让她将世界尽收眼底，男教师把眼镜拿得很近，看着面前这位迷人的女士。这幅画是想揭露好色之徒或多情之人的智力或道德短视，注意力永远只停留在肤浅的感官对象身上。

图57 《地理课》，布面油画，约1752年

尽管运用眼镜这类手法在讽刺油画中频繁出现，但用于讽刺版画中又具有特殊含义。大量的版画，如戈雅的《奇想集》，通常都是供某位收藏者在书房这种私人空间里细细打量的。这些房间大都配 有一个放大镜，以供“好奇的”收藏者细致观看。如果用此设备粗略观看艺术品，无知的收藏者很容易为表面细微的妙处所吸引。就像戈雅画中盲目献殷勤的男子，此等水平的收藏者，越是努力观看， 越是一无所获。我们大概可以料到，这类观众显然无法领略戈雅 《奇想集》这类作品中的深意，更不可能领略作品所蕴含的更高美学价值。事实上，戈雅这套版画就是为了满足有深刻洞见者的需求， 他们试图在艺术作品中找寻超越表面意义的深刻内涵——这些人用心揣摩戈雅作品，并非因为热衷于低级肤浅的细节，而是想汲取更深刻的哲学洞见。化学家格雷戈里奥 · 冈萨雷斯（Gregorio Gonzalez）在一篇赞扬《奇想集》的文中写道：

它们是如此精妙，即便是头脑最敏锐之人，初次研读也未可能完全领会其中的道德观点。不够敏锐的人，则需要更多时间和帮助，才可能深谙其道。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这无疑是最能擦亮年轻心灵的画作，更是考验所有人的洞察力与敏捷力的试金石。

冈萨雷斯并不是第一个或唯一一个表达上述观点的人。艺术是不是应该显示出一定“难度”，是否只为有洞察力、努力探求隐含意义之人而作——这个问题在 18 世纪欧洲艺术鉴赏圈中讨论日烈。而以狄 德罗为代表的批评家，则将戈雅的奇想视为不道德的“样式”符号 和奇技淫巧。戈雅似乎接受了这种内在的讽刺—— 一组旨在抨击欺诈与圆滑的版画，却不得不用一种拐弯抹角的编码方式来传递信息。 他决定接受这种悖论，这清楚反映出其“市民人文主义”目标。戈雅以“擦亮年轻心灵”为使命，也流露出他的社会看法——即将步入新世纪，西班牙社会却仍在困扰前启蒙时代心灵的妄想与迷信中， 寻找精神慰藉——后文中还将深入探讨这一点。

要体会戈雅《他即使这样也无法看清她》中这个玩笑之精妙， 观众必须了解“好奇”一词的复杂涵义，该词常用于描述收藏家或古物学者对艺术品的态度。一个人如果对“趣味低级的”细枝末节 刨根问底，便无法拥有广博的哲学理解，无法反映出自身受过的高等教育。“好奇”一词同样包含着一种色情指涉，正如那幅版画所充分展示的，一个令人难堪厌烦的偷窥者，窥视着欲望的对象，仿佛她们就是些古董或植物标本。

戈雅的画与传统的准色情类作品有一定渊源，但却有很大区别。在其他人的作品中，包括隆吉的《地理课》，手持放大镜的男人都被描绘成老于世故的浪荡子，女性则是其邪恶好奇心驱使下的无辜的被窥视对象。罗兰森在《花花公子的美人与罗兰森的鉴赏家》（Buck’s Beauty and Rowlandson’s Connoisseur，1800 年）［图 58］、《老议员在去下 议院的路上》（Old Member on his Way to the House of Commons，1801 年） 这类作品中，采用了一种怪诞风格，以期形成一种震撼效果。比较而言，戈雅画中的花花公子天真地想要追求一位体面的女士，结果找到的却是个妓女。戈雅歪曲了笑话，把女人变为男人天真幻想的对象以及欺骗的化身。

这幅画令人联想到某种怨恨的厌女情结，这在《奇想集》中时常浮现。毫无疑问，这种怨恨某种程度上源于戈雅的个人经验 （1790 年代中期他似乎十分迷恋阿尔巴公爵夫人，但以失败告终）。 尽管如此，我们不应忘记戈雅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换一种更普遍的说法，他是长期的西方思维传统的产物，在此种思维模式下，女性从来都是表里不一。一百多年前，约翰 · 洛克（John Locke）在讨论“口才”时认为，这种欺骗性修辞可以使一个人丧失一般意义上的智力判断，他如此写道：“口才，就像女性，太过美妙，以致不断遭到抨击。在欺骗的艺术中找茬，不过是徒劳，人们被骗，却乐在其中”。

图58 《花花公子的美人与罗兰森的鉴赏家》，水彩画，1800年

戈雅对人类善于自我欺骗这一主题的兴趣，显然源于对艺术家就是幻像制造者的反复思考。戈雅一面运用又一面背离着一种强有力的巴黎艺术传统，在这一传统中，艺术家总是去展现女性不可思议的诱骗能力。的确，许多18世纪中期的作家在谈论幻觉时，都会明显从性的角度来描述艺术的欺骗性。那些甘愿对艺术家的视觉把戏信以为真的人，会被比喻为“入迷的”，“着魔的”，或是“被诱 惑的”。这幅版画的潜台词是在透露，艺术家对这种轻浮的“社交”艺术传统深恶痛绝——戈雅与同时代的法国改革派艺术家，如 达维特和盖兰（Pierre-Narcisse Guérin）都对这种艺术极为厌恶。与华 托（Jean-Antoine Watteau）、帕特尔（Jean-Baptiste Pater）和弗拉戈纳尔（Jean-Honoré Fragonard）不同，戈雅并不打算用一种调情的修辞和愉快的白日梦取悦观众，他所展现的真实图景令人看而生厌，但却发人深省。

尽管戈雅的版画格外关注女性的欺骗性以及口才的魅惑性，但也强烈表达出一种普遍的文化焦虑，即，服装已不再被视为阶级与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特里·卡斯尔（Terry Castle）就斥责过当时一 些穿着“宽大、头重脚轻式服装”的法官。自18世纪中期以来，如何将妓女与体面的女士明确区分开，已然成为欧洲都市社会中热议的话题。1740年代，在某些社交场所，如沃克斯豪尔花园（Vauxhall gardens），经营者很难再将那些混迹于有教养人群中的衣着考究的妓 女拒之门外。18 世纪中期一位牢骚满腹的英国道德评论家抱怨说，“女性在公共场所的穿着如出一辙，都遮掩于端庄的假面之下，她们每个人看起来都一样，无法通过相貌或衣着判断，究竟是个被包养的妓女，还是位受人尊敬的淑女。”

随着国际纺织品与服装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高级时装随处可得，衣着越来越成为一种伪装，不再是社会秩序的明确体现。贵族很容易被误认为富商。反之，商人妻子的仆从也难免巧妙模仿女主人的穿着。举个例子，1768 年，法国蒙彼利埃就颁布了一项规定，仆人必须在衣服上缝一颗星，如此，走在公共场所时就可以与主人区别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