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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04也是枣树
淡豹
像《野草》所处的时世，浮夸的由希望点燃的中国却蔓延着复古主义，发财梦像热气球，绚丽多姿而方向随风去， 2008 年前的诸种可能性似乎彻底退潮了。
一
要到有一些向暗处去，与寂寞和不宁相互缠绕的经验以后，才稍微理解《秋夜》开头的枣树。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人在秋天的夜半的园内，透过后窗的玻璃，望园外高处。玻璃与院墙是两层幽而不闭的阻挡，在“奇怪而高”的夜的天空下，人先看见的是枣树。天可以高而阴沉，冷淡且凶恶，而枣树凌厉地凸出来。看来看去也始终是那两株，人却凝视不止，眼睛由这一株转向那一株，仿佛要看出什么来，不理睬恶的、意图引人不安的天空。
执拗令寂寥者免于虚无。对抗始于寻找并亲近朋友、研详后不睬敌人，始于辨析重点。
从前读《秋夜》的开头，能想到的也就是这些了。
最近遇到一位做景观设计的女生。我们讲起老北京的树木。槐树、枣树、柿子树、核桃树、海棠、香椿，这是典型的北京的树。枣子、柿子、栗子是典型的北京果实，做成不好吃的京式糕点。夏天我还能区分这几种树，到冬天，果实和叶子都掉光，就只认得槐树松树，枣柿不辨了。
她就教我看枣树在秋冬的照片。“枣树最好认了，形态很奇特的，树干崎岖不平，住宅小区经常拿来当观赏树用。”
意外地，居然是带刺的桀骜的树。照片中的枣树去了叶子，枝干就顽钝曲折，铁丝一般弯屈，很硬气又萧条，好像树的性格也随降温冷硬下去了。是令人惊惶的变形，在夏天树叶与果实盛大，很丰茂地予人享用，冬天就抖一抖，成为能担任盆景的树种。
是要对植物有基本了解，才能够对场景有略充分的想象，给抒情、象征以实在的基础。枣树在墙外是铁丝一般的形态，没什么松树的苍劲之气，没有白杨的宽阔感，也不傲慢，是尖锐的，也不醒目，也不随和，也无稚气，是有年纪的梗与刺与枝条，这种鲁迅拿来——不得不——凝视的树本身就挑战着天地，以一副怪样子反抗“奇怪而高的天空”，是一副执拗顽劣，不服管教的样子。没有树的形态、园的样貌，阅读就是空洞的，是把自己现成的感情投射到句子之中，是一种温习，谈不上想象。
那次学了枣树后，想到的就是这些。
二
《秋夜》写在 1924 年九月十五日，是北京将冷未冷的时候。前一年八月，周氏兄弟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大宅，暂居于西四的砖塔胡同 61 号。他在砖塔胡同统共住了九个月，其中有半年多都在四处看房子。单八月里就看了九处房子，“皆不当意”，和 2015 年一个普通京居客的奔波与心情没什么两样。 1924 年五月，鲁迅终于搬到了阜成门内的西三条，一直住到他离开北京。那里也是后来鲁迅博物馆所选的地方。
写《秋夜》时，鲁迅已经在西三条住了四个月。其间他校订了《呐喊》第二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由新潮社印行，他还前往西安讲学，为预备写的长篇小说《杨贵妃》收集材料。
面向后园的小屋，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连在堂屋背后的一小间，有木床、藤椅、烟灰缸。他布置了房屋，在墙上挂了素描画和藤野先生照片[ 1 ]，回八道湾取来书籍（还和周作人打了一架，有载作人以狮形铜香炉相掷，还扣下了鲁迅收藏的拓片与古砖不还[ 2 ]。写《秋夜》前一周，鲁迅请同在教育部任职的友人乔大壮为书房写出自《离骚》的“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一幅字，看太阳落山不免感到焦虑，要知道那杜鹃年年在早春鸣叫，一年又是一年。他以此自励。
而小园之外是一片沉闷。大革命将要在一九二五年终于发生，一九二四年的人们不知其将来临，压抑于军阀混战中。京城贿选，政府在吴佩孚、冯玉祥、段祺瑞之间滚来滚去，政治上看不到什么希望，青年人的热血也多半冷却了，五四像是陈年的事，主义还新着就有了酱菜的味道，有限的战斗者在失望中坚持，也以为所坚持的无非梦境，如《秋夜》第三段，“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在这样的情势里，鲁迅写了《秋夜》、《影的告别》、《死火》这样一些郁悒而有铁丝般气质的散文，几年后辑成《野草》出版（北新书局 1927 年）。它不合它的年代，是本没朋友的书。连鲁迅友之勉之的左派也反对它，认为它太抒情和偏于虚无了。文学研究者罗福林回顾，“ 1928 年春，也就是在《野草》一书出版数月后，激进左派开始批评鲁迅落后于时代，并将《野草》视为鲁迅完全缺乏革命信仰的具体佐证。这不仅表明了了鲁迅似乎想要抛弃纯文学创作，还定下了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被左翼人士（除了冯雪峰等少数支持者之外）边缘化的基调。” [ 3 ]
《野草》的抒情气质很重，或者说是重的抒情，大量的对比性的象征（譬如枣树与夜的天空）指向某个低暗之处的斗争。后来，在英文版《野草》的序言中鲁迅这样回忆：“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这些含糊的浓重的叙述，给了《野草》一种暗哑的、密集而慢的、浑浊的音色。有一些爵士乐是给人这样的感觉的。
三
《野草》可能是我最喜欢的鲁迅的书。最近我尤其常想起《野草》以及创作它的、它所对话和激荡的年代。
有这样一句话：“奥地利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说，在柏林，情况异常严峻，但并非不可救药。而在维也纳，情况正好相反，已经不可救药，但并不严峻。” [ 4 ]所指时段是 20 世纪初。维也纳浮夸而空虚，城市的街道上、灯柱上、公寓里漂浮着财富，物质极大丰富，遍地欢声，而自杀率畸高。维特根斯坦兄弟中就有三位自杀。伊格尔顿认为，“逻辑实证主义是对维也纳浮夸和空虚的一个反应。这个新的哲学朴素、简洁、训练有素，清楚易懂。”
我在今年夏天回到北京。中国像卡尔·克劳斯的维也纳，不过并没有朴素的分析形式兴起。像《野草》所处的时世，浮夸的由希望点燃的中国却蔓延着复古主义，发财梦像热气球，绚丽多姿而自身不携带动力，操作诀窍在于有技巧地随风去， 2008 年前的诸种可能性似乎彻底退潮了——如同五四——中国获得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形态：一个民族主义强国。这令人不得已的阴郁。
我带着好奇心在饭桌旁时时感到疲乏，夜里走回在胡同里租的房子，过新疆大盘鸡店、湘味家常菜、铜锅涮肉、炙子烤肉、棋牌室、食杂店、粮油店、公厕、三轮车，夏天里整条窄胡同都显得清清新新的，而现在，已经干枯的瓜藤挂在木头架子上如老人萎缩的阳具，夜里胡同大槐树的树冠高踞于房头瓦顶，一团巨大的黑色焰火凝固于也奇怪也高的天空，九月初那场辉煌阅兵留给夜空的化石。是《影的告别》，“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我只能“彷徨于无地”。
并不严峻，但已不可救药，但并不严峻，因此更不可救药。现实是幽冥之地的梳妆台。
前天我在北京东侧的芳草地商场。本身是诡异的奇怪而高的商场，消费品与艺术品并置，欢声笑语的，高雅华丽的，兵荒马乱的。人穿得都用心。是万圣节，很多小孩在商场里 trick and treat ，化妆穿戏服。朋友圈里是朋友们的小孩在朝阳公园在国际学校在小区会所过万圣节的照片。这在十年前几乎不可想象，新派的娱乐依傍着越来越深的阶级区隔，东与西几乎无关，京城由一块块飞地拼凑而成，种族隔离的工作由金钱代理，有 foreigners only 的酒吧和学校正如有城中村——简直就像旧时代的上海，而北京并不曾是殖民地口岸。九零后在中国是强国的意识形态中成长。
四
还是枣树。确是有意味的树。古人占卜并用枫木与枣木，所谓枫天枣地，内扣风雷之灵。考古学家曾在古墓中掘出枣核形状的黄金，是塞于死者耳内防备邪灵侵犯的。咒枣或曰呪枣是驱邪治愈仪式，《本草纲目》中还载了方子，所谓呪枣治疟法：“执枣一枚，呪曰：‘吾有枣一枚，一心归大道...’ 念七遍，吹枣上，与病人食之，即愈。” 在北方，枣栗二果品或枣脩是妇女敬拜舅姑时献上的礼物，都是因为枣通早，始终是虔敬的贡品。枣木同梨木都足够坚硬，所谓“枣性坚强”，宜以留存语言这种云也似易消散的事物，适合雕版印刷刻版用，故书籍印行可以称为枣行或梨枣，是将文字的灵异与枣的灵气合一传达于世间了。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枣华”指枣花茂盛时分，是初夏的意思。而暮秋是枣子成熟时。北京出产的枣子可略为京枣，《燕京岁时记》写北京农历七月枣果盈于市，约莫比鲁迅写《秋夜》的时节早二十天，秋意渐渐深沉，“七月下旬则枣实垂红，葡萄缀紫，担负者往往同卖。秋声入耳，音韵凄凉，抑郁多愁者不禁有岁时之感矣。” 正是如此。
我最喜欢的关于枣树的故事，不是《秋夜》，是《史记·封禅书》中的一篇，讲生于琅耶，游于海外的仙人安期生。这位长寿老人爱吃大枣，人家叫他千岁翁，始皇东游时还与他一叙，而他终于告别，游于蓬莱山畔。《封禅书》载，李少君告汉武帝，“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
无法不合则隐的，则要以小园作墓园，以自身为活死人，与园外铁丝一般的枣树的枝条一同等待秋的到来，等待春的到来，等待挣脱四季逻辑的新的事物的到来。这种不萧条的等待，或许也是一种创造罢。
2015 年 11 月 2 日，北京，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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