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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4重走 梁思成之路
张泉
关于梁思成与林徽因，你可能听过太多故事，然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故事或许完全不同。这里没有苦恋暧昧，只有病榻、贫穷和不屈的灵魂。这个地方叫做李庄。
神庙空寂
江声浩荡。
运沙船的轰鸣声深夜方息，清晨复起，穿过满溢的江雾，排空而来。
东岳庙屋脊塌了一半，精美的石雕七零八落，仿佛众神刚刚进行过一场恶战。三十七岁的守庙人趴在自制的水烟筒边，重重吸了两口，蓦地在假寐中望见少年时的光景。那时江底遍布溶洞，夏天到来，男孩们一丝不挂跳进长江游泳，他水性好，胆子也大，敢一头扎进溶洞里，屏一口气，像条
泥鳅那样浮潜半晌，再从溶洞另一头蹿出来。在令人窒息的黑暗里，仿佛一切知觉都不再真实，然而，拂过身躯的暗流，回忆起来还是那么曼妙真切，他禁不住叹了一声 ：“爽得很！”四川话念起来，却是“爽得恨！”。不知是恨那快感稍纵即逝，还是恨那时光流去不待人。他很多年没再下水游过泳，而运沙船这样勤奋地运转，江底怕也早没了溶洞。
东岳庙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现存的建筑在清道光七年（ 1827 年）重建。屋脊坍塌后，暂时停止开放。每天都有乡邻来坐坐聊天，紫砂壶中，藏茶更换得勤，味道永远粗粝悠长。
从成都请的修复专家们还有一周就要入驻东岳庙。每次修复都大费周章。许多传统技艺已经失传，就连砌砖这种最基本的步骤都不同了，从前要用糯米浆加石灰，如今人们却习惯用水泥。砖石的质地和规格更是难以复原，要保证修旧如旧，并不容易。
神像其实早已不知去向，窗棂将阳光借进空寂的建筑，镂下斑驳的花纹。出神仪式也停了接近一个世纪。旧时每逢东岳大帝生日，李庄人就会给众神做身新装，高高抬起，环游全镇，沿街人家都备下香案贡品，跪拜祈福。待到神像回庙，山门前的戏台就会摆开阵势，喧天的锣鼓惹得周边乡民
纷至沓来，那时的竹枝词写道 ：“同伴相呼到会场，二夫许我看高妆。隔河渡水真难拢，催促船家打桨忙。” 1940 年冬天，东岳庙的神像被抬出，再也没有抬回来。
那一年，在抗日战争的隆隆炮火中，同济大学第六次迁徙，最终落地李庄。乡民们请走神像，放进桌椅黑板，东岳庙做了同济大学工学院的校舍。作为回报，工学院架起电线，李庄人用上电灯，比南溪县城还要早十多年。
同济大学迁校，最初看中的是南溪县，却遭到婉拒。县城里的乡绅们担心，人口激增会导致物价上涨，甚至危及民风。举棋不定之际，一纸十六字电文却从偏僻的李庄发出，“同济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电文起草者，是李庄的乡绅领袖罗南陔。他和张官周、张访琴、杨君惠、李清泉、江绪恢等乡绅、袍哥的抉择，让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李庄成为抗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也让饱经摧残的华夏文化，得以延续一线生机。
与同济大学一起来到李庄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以及中国营造学社。他们如同蒲公英一般四散进李庄的土地，同济大学占据了镇中心的各种古建筑，史语所去了板栗坳，中国营造学社则搬到上坝。几个月间，李庄人口就从三千六百人激增到一万五千人。从前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李庄的名字，后来，从世界各地寄出的信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四个字，就可以顺利抵达。
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也随着人潮离开昆明，来到李庄。他们不肯做“中国的白俄”，便只能在奔波动荡中迎向未知的命运。
最奢侈的味道
总有一只狗要抢先叫起来，像个蓄谋已久的指挥家。吠声乍起，四邻的狗就会纷纷应合，远远近近，高高低低，曲折绵长。穿过农田可以看到梁思成、林徽因当年寓居的房子，他们在哪里，中国营造学社就在哪里。
李庄上坝的这处梁、林故居已经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门外的竹林深处，能找到刚刚成熟的柚子，只是味道有些蹊跷，不甜不酸也不苦，与寡淡的时代不谋而合。
院子里那棵大桂圆树已经不知所踪。据说当年梁思成一住下来，就往桂圆树上拴一根竹竿，每天不辞辛苦地带着年轻人反复爬竹竿。到野外测绘古建筑时，攀爬是基本功，一天也不容荒废。
梁思成与刘敦桢是中国营造学社的两大支柱，分别担任法式组主任和文献组主任。小小的院落里，梁家与刘家的住所占据两侧，中间是长长的办公室，几张旧桌椅摆放得挺整齐，每走一步，木地板也会随着吱呀作响，仿佛时光沉闷的回声。
进院的三个小房间里，当年住着中国营造学社的三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卢绳、王世襄和罗哲文。空间都很小，只能容下一张床、一个小桌。罗哲文的屋子正中还竖着一根立柱，每次上下床估计都得把身躯蜷缩起来。
院落的布局是根据罗哲文的记忆复原的。当年罗哲文是中国营造学社招聘的练习生，梁思成曾手把手地教他使用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仪器，多年后，罗哲文成为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如今，当初这些年轻人都已不在人世。
川南多雨，房间里永远潮湿、阴暗，老鼠和蛇时常造访，臭虫更是成群结队从床上爬过。病中的林徽因受到特殊优待，有一个帆布床，其他人都只能睡光板和竹席。
倘若生计还是难以维持，梁思成就得去宜宾，把衣服当掉，换些食物回来。被当掉的还有他钟爱的派克笔和手表，那时他就会开玩笑说，把这只表红烧了，把那件衣服清炖了吧。
考古学家董作宾，当年也随史语所寓居李庄。他的儿子董敏保存着一本简陋的小本子。那时，父辈们偶尔会信手画上几笔，给小孩子们玩。梁思成画的一幅小画，是一个精致的小碗，盛着番茄蛋汤。梁思成在旁边写道：希望在胜利后，能喝这样一碗。
这就是梁思成最想念的味道。
在林徽因眼中，儿子梁从诫曾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几年之间，他却长成了“一个晒得黝黑的乡村小伙子，脚上穿着草鞋。在和粗俗的本地同学打交道时口操地道的四川话”，不知林徽因有没有想起《呼啸山庄》里的哈里顿，命运如此阴差阳错。
旧报纸上登的都是旧闻，所幸，想读书可以去史语所借。这也是中国营造学社从昆明迁往李庄的原因之一。简陋的家里竟还有一台留声机，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唱片，慰藉着困窘的时光。从史语所借来几张莎剧唱片，就能让林徽因兴奋得像个孩子，她会模仿劳伦斯·奥利弗（ Laurence Olivier ）的语调，喃喃地讲着哈姆雷特那经典的念白：“ To be, or not to be : that is the question .”梁思成与林徽因心中，其实早有答案。生存还是死亡，根本不是问题。
何处是李庄？
流亡之中，故人并没有失去联系。
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费慰梅（ Wilma Canon Fairbank ）夫妇时常收到李庄的来信，信封上贴满邮票，里面的信有厚厚的好几封，署着不同的日期。邮资昂贵，书信都是一种奢侈。信纸大多极薄极脆，且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有的可能包过菜或肉，留着细微的印痕。纸张的每个角落都满满地填着字。在李庄，纸同样来之不易。
怎样向别处的朋友们解释李庄这座偏僻的小镇，梁思成颇费思量。
李庄地处长江上游，上承宜宾，下接泸州，流向重庆。清人翁霪霖在《夜宿李庄》中写道：“入境依然泊夜航，人烟最数李家庄。地沿僰道寻孤驿，江合戎州记一塘。别渚蒿芦秋淡荡，隔堤牛马水苍茫。双渔藉手劳相问，深愧扶筇父老行。”当年行客们沿江直下，夜泊李庄时，每每也会在百感交集中望向江岸边连绵起伏的炊烟。倘若登岸造访，则会与无数神灵狭路相逢，东岳大帝、龙王、玄武祖师、关公、佛祖、观音以及耶稣，在各自的门扉里等候前来许愿的人们。梁思成他们并不是李庄的第一批流亡者，明清两代，“湖广填四川”，李庄就迎来过各地移民，四方杂处，形成“九宫十八庙”的古镇格局。王爷庙的后山门，石坊上有一副对联，“江客来从幽径入，羽流归向小门敲”，描述的正是典型的李庄风土，大江奔涌，山径深幽，风波迭现，万物静默。
尽管费正清是中国通，费氏夫妇又曾与梁思成、林徽因结伴走过山西的穷乡僻壤，然而，梁思成还是无法向他准确地描述李庄，最终，他只能模糊地写道，李庄在“长江上游一条不太吸引人的支流旁”。
1942 年，听说费正清再度来中国，准备到李庄一聚，梁思成兴奋地把李庄的位置标注得更详细了些，“从重庆坐一艘破轮船到李庄，上水要走三天，回程下水要走两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缩短船行时间或改善运输手段。然而我还是要给你一张标出我们营造学社位置的地图，以备你万一在李庄登岸而又没人在码头接你时之用。船是不按班期运行的。每一次到达在这里都是突发事件。但你仍然可以用电报通知我们你搭乘的船名和日期。电报是从宜宾或南溪用信函寄来，两地离此都是六十里（约二十英里），它可能在你来到之前或之后到达”。
梁思成之所以对重庆往返李庄的水路了解得如此清楚，是因为他也时常这样往返。中国营造学社早年依靠“庚款”维系，“二战”开始，“庚款”难以为继，梁思成只能设法四处寻求支持，去陪都重庆，就是为了向行政院和教育部申请经费，最终，学社主要成员的薪资分别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发放，讨来的研究经费却只是杯水车薪。
这一年的 11 月，费正清来到李庄，他生了重病，一直卧床，傍晚五点半就要点起菜油灯和蜡烛，天黑得早。李庄的艰苦远远超出费正清的想象，他感叹：“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或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路，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到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这是中国文化人的宿命，近代以来更被频仍的国难烘托得愈发悲怆。
几年后，费慰梅也从空中俯瞰过李庄。她和梁思成搭乘一架美军的 C - 47 运输机，从重庆起飞，四十分钟后，在长江的转弯处，她看到一片城墙。梁思成告诉她，那就是上水行舟第一天最后到达的地方。就是在这片深山中的小镇，梁思成与林徽因伴着昏暗的菜油灯，度过了各自的四十岁——对学术研究与艺术创造而言，那本是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
沙漠中的金鱼
梁思成的体重降到四十七公斤，他的背比从前更驼了。回望北平的时光，时常有恍若隔世之感，他在信中写道：“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和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
研究经费极其微薄，中国营造学社却还是考察了李庄周边的古迹。莫宗江、卢绳测绘了李庄旋螺殿和宜宾旧州坝白塔，莫宗江、罗哲文和王世襄测绘了李庄宋墓，刘致平则调查了李庄的民居和成都的清真寺。此外，作为中国营造学社的代表，陈明达参与了中央博物院在彭山的崖墓发掘，莫宗江则参与了对成都王健墓的发掘。抗战胜利看起来遥遥无期，工作可以消解每一天的焦虑与期望。
1943 年初夏，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来到李庄，在梁家受到“煎鸭子的款待”。当时童第周在同济大学任教，李约瑟对这位蜚声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同样心生好奇，执意要看看他的实验室。不料，他只看见一台旧显微镜，以及几尾金鱼。那台德国造的显微镜是从旧货店买来的，花了童第周夫妇两年的工资。童第周没有额外的实验设施，像农民一样靠天吃饭，天晴时到阳光下做实验，下雪时则借助雪地的反光。李约瑟不禁感叹，童第周解剖金鱼做研究，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条困在沙漠中的金鱼。
中国营造学社同样被“困在沙漠中”。李约瑟离开几个月后，刘敦桢也向学社的同仁们辞行。迫于生计，他接受了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教职，前往重庆。陈明达则前往西南公路局工作。中国营造学社只剩下四人。林徽因写信向费慰梅哀叹：“现在刘先生一走，大家很可能作鸟兽散。”
中国营造学社却没有作鸟兽散。 1944 年，梁思成甚至恢复了停办八年的汇刊。同样在这间昏暗的房子里，他们将论文编排好，在药纸上誊抄，绘图，再用石印印在土纸上，自己折页、装订。梁思成在复刊词中描述了同仁们所做的努力，“在抗战期间，我们在物质方面日见困苦，仅在捉襟见肘的情形下，于西南后方作了一点实地调查”，两期汇刊中有多篇文章正是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的考察成果，有莫宗江的《宜宾旧州白塔宋墓》、刘致平的《成都清真寺》、卢绳的《旋螺殿》，以及王世襄的《四川南溪李庄宋墓》，而战前梁思成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的发现，以及费慰梅对山东武梁祠的考察，也都在这两期汇刊中有所交代。
在最后一期汇刊上，梁思成写道：“每一个派别的建筑，如同每一种的语言文字一样，必有它的特殊‘文法’、‘辞汇’……此种‘文法’，在一派建筑里，即如在一种语言里，都是传统的演变的，有它的历史的。”梁思成一生孜孜于破译这些“文法”。《中国建筑史》的写作，正是他的尝试。
由中国人自己来写一部中国建筑史，一直是梁思成的夙愿。他曾为此奔波多年，进行过大量详尽的寻访、考察和测绘，也曾一次次与不同时代的古建筑狭路相逢。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只是没有料到，起笔时已然国难当头。
当刘敦桢专注于书写中国营造学社在西南考察古建筑的系列调查报告时，梁思成则开始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莫宗江负责绘制插图，卢绳负责收集元、明、清的文献资料，病中的林徽因除了收集辽、宋的文献资料并执笔，还校阅补充了《中国建筑史》的全部文稿。为了减轻脊椎的压力，梁思成用一个花瓶抵住下颌。他们每天工作到深夜，在昏暗的菜油灯下，与命运较量。写作让他们短暂地忘记了现实的苦厄，一次次重返那些传说中的黄金时代。许多年后，人们说，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时代，同样是中国的黄金时代。
时钟重启
1999 年，作家岱峻几经辗转，终于在李庄上坝找到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满地觅食的鸡群镇定自若地从脚边溜过，两间房子做了鸡舍，还有一间堆满杂物，墙上有一块标牌，字迹模糊——“中国营造学社旧址。”
抗战胜利后，梁思成率领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前往清华大学，创办营建系。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从此终结，一段新的旅程却由此开启。
寓居李庄的文化人也在那时陆续离开。每一艘消失在江流尽头的轮船，都会载走一段记忆。李庄重新沉寂下来，成为一座文化的空城。
李庄遗忘了历史，也被外面的世界遗忘了。在永胜村，当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在地，村干部听说岱峻的来意，惊讶地回应 ：“中央研究院？中央的人哪会到我们这里来？”庄人以为岱峻是收旧门窗的。小镇的自豪感，只在那些古老而精致的木雕里还有些许残留。
当年离开李庄以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同仁们凑钱刻了一块石碑，他们在“留别李庄栗峰碑铭”中写道 ：“江山毓灵，人文舒粹。旧家高门，芳风光地。沧海惊涛，九州煎灼，怀我好音，爰来爰托。朝堂振滞，灯火钩沉。安居求志，五年至今。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京，峨峨学府。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岱峻没能找到那块碑铭。据说，1966 年，一个姓田的社员将石碑背走，抹平旧日的字句，去凿刻毛泽东语录。石碑从此下落不明。
遗忘犹如刻刀，残酷而彻底。仅仅是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竟像碑刻那样模糊不清。在田垄上，一间间老房子里，岱峻开始了一场艰难的寻访，许多沉默的老人终于打破了内心的禁忌，开始回忆。
不久，岱峻的文章《李庄记事》、《世界将重新叩访李庄》接连在《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刊登，2004 年，他的《发现李庄》出版，尘封的往事重见天日，仿佛错位的齿轮重新啮合，记忆的时钟重新运转起来。
像费正清一样，我们抵达李庄也是 11 月。时隔七十二年。
天依然黑得早，黄昏迷人而短暂。长江上碎影浮动，宛如萤火。江边有一片巨大的操场，分割出田径场、篮球场、足球场、跳高和跳远的场地。泥泞的土地上坑坑洼洼全是脚印，几十个孩子在反复练习一百米，十人一组，五个女生在前，五个男生在后，每隔十秒钟，体育老师的四川话就会响起“预备——”，不必再说那个“跑”字，孩子们都心领神会。那声绵长的“预备”听起来竟是“雨悲”，像长江边的黄昏一样满含诗意。
四川是中国人口第三大省，有八千多万人。高考压力大，体育是孩子们改变命运的另一条出路。长江边的这片操场，从前是国民革命军练兵的校场，后来又变作刑场。挥汗如雨的孩子们并不知道，60 多年前，李庄乡绅领袖罗南陔就是在这里，被处以了极刑。
罗南陔的罪名是土豪劣绅，他还有一个政治污点是曾经担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当年李庄有半条街的房子都属于罗家，可他其实是个乐善好施的人，时常接济乡民。如果不是他当机立断，决定接纳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李庄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据说，抗战胜利后，当他送别这些科研、教育机构离开李庄时，已经耗尽家财。
江岸送别
站在奎星阁上，还能依稀想象当年江岸送别的情景。
奎星阁，曾是那一代文化人对李庄最后的记忆。船上东归的人们若是回首凝望，直到看不到江边的飞檐，才意味着真正离开李庄。
奎星阁始建于清光绪年间，梁思成曾将它誉为从上海到宜宾沿长江两千多公里江岸上建造得最好的亭阁。1968 年，奎星阁作为濒危建筑被拆除，三十年后重建的时候，木构改成了砖混结构。当年拆除老建筑，砖石会另作他用。于是，在李庄一些民居的墙上，会看到砖头上印着手印，或者标注
着“天主堂”的字样。
张家祠还保存着旧时的格局，它营建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 年），抗战时中央博物院的国宝文物曾在这里存放过五年多，如今改作抗日纪念馆。张家曾是李庄的大家族，所谓“张家的顶子，李家的银子，黄家的碇子”，张家做官，李家经商，黄家习武。当年五十扇窗上刻着一百只仙鹤，每扇窗雕工的造价就高达纹银十四两，据说，“百鹤窗”曾与旋螺殿、奎星阁、禹王庙的九龙碑一起，被梁思成誉为“李庄四绝”。
旋螺殿已经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禹王庙的九龙碑则在“文革”时被砸碎了一角，如今虽然修复，却还能看出痕迹。
李庄人对幸福的注解，都刻在张家祠墙角的石雕上——一壶酒，一块肉，包裹着“福”字。
白肉和白酒，是李庄人所能想象的幸福生活。它们和白糕一起，构成李庄旅游业的“三白”。沿街店铺里售卖的商品大同小异，除了“三白”，还有各种口味的花生。11 月已是旅游淡季，又不是周末，只有零星的游客。沿街的店铺却还是清晨就打开门。在这里很少能看到产自义乌的各种花哨的
小商品，不像丽江、凤凰或者江南的水乡古镇那样狂躁喧嚣。
李庄的旅游业呈现着一种难得的拙朴，仿佛与本地人的生活并未割裂。历史嵌入现实，想象又与记忆共相滋生。茶馆里人满为患，老人们停了助动车，解开背上的大箩筐，围坐在一起。他们在玩“川牌”，长条形的纸牌，红黑相间的点数，中央是三国人物绣像，据说是一千八百年前蜀汉
丞相诸葛亮的发明。玻璃杯里的茶泡得久了，叶片全都舒展开来，茶水绿中泛黄。
隔壁一间老房子里，电视机里播放着兰蔻的广告，电视机上面则悬挂着一面有些褪色的书法匾额，正是罗南陔当日手书的十六字电文——“同济迁川，李庄欢迎 ；一切需要，地方供应。”窗前，一只蝴蝶贴着玻璃徒劳地起舞，却又仿佛被丝丝缕缕的时间缚住，无从逃脱，终究还是疲倦地静默下来，向着窗外游移的天光，收起了翅膀。
天黑下来，愈发地冷了。老人们早已散去，助动车和成排的箩筐像被山风刮走了，拥挤的街道顿时空空荡荡。茶馆率先关了门，一旁的餐厅也准备打烊，服务员裹紧衣裳，靠在椅背上端着手机看《来自星星的你》。小镇中心的广场响起凤凰传奇的歌声，犹如奔雷闪电，闪烁的绿光将起舞的身影印在地上，纵横交错。
广场舞散场以后，长街另一侧，两家 KTV 又开始传出歌声。年轻人借着酒意，模仿 Beyond 的粤语，歌声里尽是对理想的追问。
沿街店铺开始陆续关门，只有一家彩票投注站还开着。在这鲜活的日常生活里，历史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的？我站在石板路上，望着灯火一盏接一盏熄灭。雾色苍莽，唯余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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